我在德国做工会，为打工人争取权益

　　三年多前小林在德国硕士毕业，进入一家大型跨国公司做HR。和很多年轻人一样，对于单调重复的工作，她调整着价值感的期待；目睹领导层的斗争与不公作为，也只能愤慨又无奈。

　　迷茫之际，小林碰上几位老员工筹划组建劳资委员会（works council）——一个能代表公司劳动力与管理层建立对话的组织，在中文语境里，可以理解为企业内部打工人组建的工会。和我们一样，生长于对此类组织较为陌生的环境的她，兴致盎然地加入其中。竞选成功后，她从HR转变为一名“专门帮打工人向老板争取权益”的全职委员会工作者。

　　当员工遭遇不公正的处分、休完产假回公司受冷落，她不断为打工人向管理层争取着权利。作为工作不久的新人，她还经历了和CEO同坐一桌汇报工作的“神奇时刻”。去年绩效考核，委员会向管理层争取到了全员涨薪。而之后在一个事件中，委员会却遭到员工抗议，似乎成了打工人和管理层共同的对立方，她也被原同事半开玩笑地称为“叛徒”……

　　我和小林聊了聊她在德国职场的这场民主实践，打工人如何去向资本争取权益；如何在追求优绩的职场里，保护弱势；当劳资委员会也成为一种权力以后，是否也会成为一种打工人的对立方；在职场这个权力系统里，人权价值和工作效率能否找到平衡点？

　　*由于小林对工作有保密义务，文中人名均为化名，涉及身份信息的细节做了模糊处理。
 

　　一、“如果我不出声的话，谁会来说？”

　　在德国硕士毕业后，作为文科生，我起初对于工作的想象是留在高校，或是去到博物馆、画廊、公益机构，公司白领并不在我的考虑范围内。在德国找了几个月工作，我开始焦虑。

　　众所周知，在国外都是IT理工科、金融行业好找工作；而我投的文化艺术组织和公益机构的岗位，都杳无音讯，有种社会不需要文科生的绝望感。受挫后我不再挑工作，不再考虑“工作价值感”这样宏大的东西，只是想着争取看看自己到底能做什么？也期待着脱离父母的经济供应。

　　十月份，当我告诉父母收到了德资跨国公司 HR 岗位的offer，他们又惊讶又开心。

　　我所在的组别涉及处理一些跨国性事务，刚入组时我一度很兴奋。不过作为新人我只是协助给新入职的非德国籍员工办一些特定手续。刚开始工作，我发觉自己做的都是些很基础的整理性任务，比如理清一堆乱糟糟的文件，或是把数据输进特定表格，重复这些工作让我有些沮丧。

　　慢慢边做边学，我成了这块领域的专家，谁有这方面的问题都会来咨询我；我也开始接手更复杂的项目，比如创建一些自动化系统来优化办手续的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