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苏修炮制的1644史观
中国近代史从什么时候开始,这关系到近代中国社会性质以及由此决定的近代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等根本性的问题。齐赫文斯基之流却明目张胆地否定1840年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把它提前到1644年清王朝的建立,硬与英国近代史拉齐。他们把一部以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革命斗争为主要内容的中国近代史,篡改为清朝“侵略扩张”和中国人民反抗满族“征服”的历史。
文 | 苏修版《中国近代史》翻译小组

近年来,苏修叛徒集团为了加紧推行侵略扩张政策,疯狂反华反共反革命,炮制了许多歪曲、篡改、伪造中国历史的文章和专著。由齐赫文斯基主编的这本所谓《中国近代史》(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72年出版),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种。
齐赫文斯基在1949—1950年曾任苏联驻华使馆参赞。1953年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此人起劲地编造大量歪曲中国历史和俄中关系的文章和书籍,猖狂反华。现为苏联外交部司长、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苏中友协中央理事会副主席。参加本书编写的,除齐赫文斯基外,还有所谓“博士”、“副博士”十余人。

本书炮制者以极其卑劣无耻的手法,全面、系统地伪造近代中国历史及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的清朝历史,竭力为帝国主义列强、特别是沙皇俄国的侵华罪行辩护,为中外反动派涂脂抹粉,恶毒诽谤攻击中国人民的伟大革命斗争和中国共产党的马列主义正确路线。他们恬不知耻,把这样一株反华大毒草说成是“促进苏、中两国人民更能彼此了解和相互友好”的“巨著”向广大读者推销,妄图欺世骗人。它一出笼,《真理报》等苏修喉舌相继发表评介文章,大加吹捧,说什么这本书是“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精神令人信服而明确地写成的”,是十五年研究工作的“科学总结”,等等。此外,这些“书评”更加明确和概括地表露了苏修对中国近代史的反动观点。
中国近代史从什么时候开始,这关系到近代中国社会性质以及由此决定的近代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等根本性的问题。“自从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主席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科学论断,早已为中国人民革命实践所证明。齐赫文斯基之流却明目张胆地否定1840年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把它提前到1644年清王朝的建立,硬与英国近代史拉齐。为了篡改近代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他们提出了一个完全违反历史客观实际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谬论,胡说“在整个近代史时期,甚至延续到更晚的时期,封建关系一直在中国保持着统治地位”。
按照本书的“分期法”,中国近代史划分为四个阶段。作者认为最重要的第三阶段(1896—1905年)和第四阶段(1906—1919年)实际上是按1905年俄国革命来划分的。作者把中国民主运动、中国同盟会和辛亥革命看作是这一次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影响的产物。这样,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和发展进程都从属于欧洲史,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中国近代社会各主要阶段的特点完全被抹杀了。这是渗透殖民主义思想的“欧洲中心论”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赤裸裸的表现。
苏修叛徒集团的御用文人篡改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和特点,进而歪曲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否认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最主要的敌人。他们把一部以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革命斗争为主要内容的中国近代史,篡改为清朝“侵略扩张”和中国人民反抗满族“征服”的历史。他们不仅极力挑拨中国同朝鲜、越南和缅甸等邻国之间的关系,诽谤中国在十七至十八世纪是什么“亚洲最大侵略者”,而且极力挑拨中国国内各民族之间的关系,胡说我国文献用中国人民在最近一百年里反对殖民压迫的斗争“湮没了”清朝的“民族压迫”。因此,他们声称要把“反对满洲统治者”作为本书各编的“主要着眼点”。他们还别有用心地把种族以外的中国少数民族(包括满族)称为“非中国民族”,把西藏、新疆等地区同中国相提并论,妄图否认中国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是中国领土,以便新沙皇实现侵占我国边疆地区的野心。为了替老沙皇侵华罪行辩护,他们竭力美化投靠沙俄的分裂主义者,把蒙古王公和封建主在老沙皇策动下卖国投饿说成是什么“进步现象”。
对于近代中国人民历次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齐赫文斯基之流无一不进行恶毒污蔑攻击。他们搬出帝国主义强盗逻辑,把由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引起的鸦片战争硬说是“由于清廷决定禁止鸦片贸易和吸食鸦片而发生的”。他们千方百计抹杀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反帝倾向和革命性质,胡说太平天国“没有直接反对外来列强侵略”;并摆出一副社会帝国主义学阀的姿态,叫嚷什么太平天国农民战争不能称为“革命”,否则就是“过高估计农民的革命可能性”。对于曾给老沙皇和其他帝国主义侵略者以沉重打击的义和团的英勇战士,新沙皇更是恨之入骨,在书中大肆诽谤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漫透着神秘主义及迷信色彩”,“极端的保守主义和蒙昧主义”,“对外国文化的盲目仇视,甚至对一般进步事物的否定”。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清朝的辛亥革命,在书中被描绘成“具有大汉族沙文主义色彩”的“反满”运动。
社会帝国主义的蛆虫们在发泄对革命人民的深刻仇恨的同时,对革命的叛徒、对阻碍历史前进的反动派则宠爱备至,大唱赞歌。例如,他们公开为太平天国的叛徒李秀成翻案,给他戴上一顶“杰出的农民军统帅和领袖”的桂冠,甚至说他“懂得了资本主义列强政策的侵略实质”。
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共产党人〉发刊词》)。齐赫文斯基之流放肆地攻击中国人民正确总结民族民主革命的历史经验教训、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是什么“轻视民主制度”,是相信“只有暴力这种斗争形式,只有军队的力量才能使国家摆脱深刻的危机”,因此,他们在书中大肆宣扬君主立宪派的“积极作用”,极力鼓吹“和平过渡”的议会道路,反对暴力革命,并自吹自擂这是“弥补了”过去对君主立宪派研究的“缺陷”。
沙皇俄国是侵略中国最早的国家之一,是掠夺中国领土最多、极端仇视中国人民革命运动的凶恶敌人。列宁明确指出:在外国侵略者瓜分中国的过程中,“俄国政府恐怕是最先伸出魔掌的”,“沙皇政府在中国的政策是一种犯罪的政策”(《中国的战争》)。这部所谓《中国近代史》,对中俄关系的叙述,极尽颠倒是非、歪曲篡改之能事。它的炮制者颂扬美化沙俄殖民主义者早在十七世纪中叶就开始的对我国黑龙江流域的侵略活动,又胡说什么是中国“企图用武力把它的控制权扩张到俄国人居住并已开发的领土上”,甚至把老沙皇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强占大片中国领土,说成是“收复失地”。这些老沙皇衣钵的继承者,把沙俄对中国推行的侵略政策美化为“睦邻”政策,把侵略成性的老沙皇捧为“睦邻”的典范。他们居然声称:“俄国政府与西方列强不同,它对中国奉行另一种政策,力求建立睦邻关系”。书中一再引证阿列克塞·米哈伊洛维奇给清朝的国书中关于俄国沙皇愿与中国“永世友好、亲善”“结成至为亲密的邻邦”等骗人的鬼话作为论据。正是这个老沙皇,为了扩张领土,曾派遣他的爪牙哈巴罗夫等人率领武装匪徒多次侵入我国黑龙江流域,攻城略地,烧杀掳掠,无恶不作。马克思在谈到沙俄通过不平等的《瑷珲条约》侵占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的大片中国领土时指出:“从沙皇阿列克塞·米哈伊洛维奇到尼古拉,一直都企图占有这个地域”(《中国和英国的条约》)。齐赫文斯基之流在《编者的话》中标榜“参加集体写作本书的成员在研究近代中国史的过程中,遵循了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指示”。事实上,这些披着马列主义外衣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揭露和批判沙俄侵华罪行的大量论述一句也不敢引用,却把老沙皇的破烂货从历史垃圾堆中找出来作为自己的思想武器。这是不足为奇的,因为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任何俄国人,只要他是沙文主义者,迟早总会拜倒在沙皇政府的面前”(《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
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组织大批爪牙、用十多年的时间炮制这株大毒草绝不是偶然的。他们对内复辟资本主义,实行法西斯专政,对外到处侵略扩张,同美帝争夺世界霸权,妄图实现老沙皇未能实现的建立“世界帝国”的迷梦。中国人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一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同全世界人民一道,对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展开不屈不挠的斗争。因此,苏修叛徒集团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恨之入骨,千方百计地企图颠覆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在中国复辟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他们疯狂攻击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狂热吹捧反革命复辟狂孔老二,不遗余力地鼓吹尊儒反法,公开为叛徒王明、刘XX、林彪等机会主义路线头子翻案,把机会主义路线美化为“国际主义”路线,污蔑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坚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坚决反对社会帝国主义是什么站到“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立场,叫嚷“需要对中国实际状况和中国过去的发展重新加以分析”。齐赫文斯基之流秉承其主子的意旨,通过伪造中国近代史,歪曲中国革命经验,妄图否定毛主席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一系列科学论断,否定毛主席为中国革命制定的马列主义正确路线。他们挖空心思地捏造近代中国阶级斗争的“特点”是什么“反满的民族主义”及“大汉族主义、沙文主义和排外思想”,胡说到了现代时期,这种“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造成“轻视国际革命运动经验的情绪”,“不加区别地骂倒一切外国事物”。苏修叛徒集团把他们自己打扮成“国际主义者”,吹嘘本书是以“国际主义的精神”写的,叫嚣什么“国际主义原则最终会在中国获得胜利”。这就是说,他们的根本目的是要使修正主义在中国立台,变中国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他们炮制这部所谓《中国近代史》就是为这一反动政治路线服务的。通过这部反面教材,人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反华反共反革命的真面目。
现将本书全文翻译出版,供批判用。苏修报刊吹捧本书的几篇文章一并译出,作为中译本附录,以便批判。书中地图均按原图译制,其中问题很多,例如,把我国台湾省画在中国境外,把中苏边界画在黑龙江江南岸,这露骨地表露了社会帝国主义觊觎我国领土的野心。本书不仅在观点上极端反动,而且在史实上也是错误百出,有些地方已加译注说明。由于苏修的所谓“汉学权威”“史学博士”连中国史的常识都没有,书中错误多得不胜枚举,难以一一加注。原书引用我国文献史料都没有交代出处,则尽量查出来源,予以注明,以便查考。原书引用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均为俄文版,为阅读方便,现直接改引中文版。原书最后附有插图三十多幅,与正文内容没有多大关系,故予删去。
1974年6月
本文是1974年9月出版的供批判的《中国近代史》(中译本)的出版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