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冈山观心：如何看待汉服舆情大战（之一）
井冈山观心：如何看待汉服舆情大战(之一)
近期，支持与反对汉服的双方大战，一度引爆舆情，最终完全超出了单纯的服装问题，已经演变为民族关系、民族认同、民族文化、历史观的根本性分歧。归根结底是关于民族问题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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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自由”的一部分——穿衣“自由”来说，只要广大人民群众喜欢——就像西装、比基尼也可以大行其道一样，大可不必对其口诛笔伐。
但是如果将所谓的汉服当做汉族文化、传统文化，那就是太牵强了。
民族文化有什么特点呢?
导师列宁在《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深刻地指出：
【我们要告诉一切民族的社会党人：......每一种民族文化中，都有两种民族文化。一种是普利什凯维奇、古契柯夫和司徒卢威之流的大俄罗斯文化，但是还有一种是以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普列汉诺夫的名字为代表的大俄罗斯文化。乌克兰同德国、法国、英国和犹太人等等一样，也有这样两种文化。】
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翻译过来就是，每个民族都有两种文化，一种是反动统治阶级的文化，一种是劳动人民的文化。
作为“汉服”，是不是代表汉族文化，笔者不好回答，但有一点，至少他不是最广大劳苦大众的文化。在汉代、在唐朝，在任何一个朝代，中原农耕的汉族以及其他民族的劳苦大众，所谓的“汉服”——长衫从来与他们无缘。长衫是“精英”阶层的服装文化，从来不是最广大劳动人民的服装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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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11月14日第2版《上海广大人民积极参加抵制奇装异服的讨论 发扬无产阶级优良传统反对资产阶级思想作风》：
【上海市服装用品工业公司和静安区衣着用品公司的两个工作人员，用服装式样变化的具体事实，指出变化朝着两种不同方向。人民装、中山装代替长袍、马褂是朝着方便人们生活和劳动、适应大多数人爱好的方向变化的。而奇装异服则恰恰相反，它是受美国生活方式的影响，把服装越变越怪，丧失了原有的穿着舒适、美观大方的优点。因此，把奇装异服称为“新事物”，是没有道理的。通过大家摆事实、讲道理，终于把“奇装异服是新事物”这种论调驳倒了。】
“汉服”并不是奇装异服，但人民日报的这篇报道说出了一个道理：服装的变迁是“方便人们生活和劳动、适应大多数人爱好的方向变化的”，而绝不是简单的“复古”。
实际上，“汉服”不过是某些群体牟利的工具而已——他们还煞有介事的将其打造成汉族文化、民族文化，搞什么汉服标准。本质上，他们的标准就一个——资本追求利润。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说：
【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它是用激起人们的最卑劣的冲动和情欲，并且以损害人们的其他一切秉赋为代价而使之变本加厉的办法来完成这些事情的。鄙俗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起推动作用的灵魂;财富，财富，第三还是财富，——不是社会的财富，而是这个微不足道的单个的个人的财富，这就是文明时代唯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如果说在文明时代的怀抱中科学曾经日益发展，艺术高度繁荣的时期一再出现，那也不过是因为在积累财富方面的现代的一切积聚财富的成就不这样就不可能获得罢了。】
导师恩格斯说得非常直白，“汉服”作为一种文化、一种艺术——“艺术高度繁荣的时期一再出现，那也不过是因为在积累财富方面的现代的一切积聚财富的成就不这样就不可能获得罢了”。
新中国前三十年“人民装、中山装代替长袍、马褂”，现在长袍有回来了，只能说明一个问题——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化”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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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中国与新中国前三十年，对于“长衫”是什么样的态度呢?或者说对于穿长衫的“精英”——地主、资本家是什么样的态度呢?
曾几何时，长衫是“精英”们特有的文化，包括毛主席在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前，他也是这么认为的。
东方直心老师的《毛泽东大传》描述了毛主席穿长衫的情景：
【9月27日，毛远新到中南海游泳池看望伯父，汇报说明天将随同陈锡联为团长的中央代表团去乌鲁木齐，祝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20周年。毛泽东说：
“你是革命烈士后人的代表，应该去新疆，也应该去看看你爸爸。你爸爸对我们家对革命都是有贡献的。年轻的时候，我是穿长衫的，肩不能挑，手不能提。我到长沙去读书，是你爸爸送我去的，他穿的是短褂，帮我挑着行李，外人看来，就像是我花钱雇的一个挑夫。是你爸爸在家乡任劳任怨，辛勤劳作，照料父母，还为我提供了学费和生活费用。”
毛泽东还对毛远新说：
“你爸爸定期到长沙，为我送米送钱。有一次，他送钱来晚了几天，我很不高兴，就责怪了他，他也不吭声。临回韶山前，他才告诉我今年收成不好，为了把谷子卖个好价钱，他跑了好几百里路喔。他走后，我惭愧了好多天。没有你爸爸，我哪里能到长沙来读书啊。为父母养老送终，办理丧事，择地造坟，都是你爸爸一手操办的。
后来在长征路上，你爸爸带人把我们党中央的全部家当，金银财宝全挑在肩上，一路筹粮筹款，为中央红军提供穿衣吃饭。”】
这时，毛主席还未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还受着旧文化的熏陶，有着“读书人”、“精英”的旧思想。
在毛主席认为自己已经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时，他与安源矿煤矿工人的交往让他知道了如何更好地与工农相结合。
《毛泽东大传》：
【1921年10月间，毛泽东第二次来到安源煤矿进行考察，了解工人们的生产、生活情况及其革命要求，准备在安源开辟一个新的战场。
......毛泽东在走访中发现，每当他走进屋子与工人们交谈时，矿工们总是要全体站起来，实在是太客气了。这种敬重与隔膜，极不利于开展工作，他感到很苦恼。他想，我不就是一个农民的儿子吗?难道我已经成了一个和工人们格格不入的人了吗?】
与工人无法打成一片，毛主席苦苦思索原因，最后终于发现问题所在。在33年后的1954年9月27日，毛主席宴请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当选的国防委员会委员——国民党起义将领郑洞国时，告诉了我们答案。
《毛泽东大传》：
【郑洞国问：“你的马列主义为什么学得这样好?”
......毛泽东爽朗地笑了，他回答说：
“我当年接受马列主义之后，总认为自己已经是个革命者了。哪知道一去煤矿，和工人打交道，工人不买账。因为我还是那么一副‘学生脸’、‘先生样’，也不知道怎样做工人的工作。那时，我成天在铁道上转来转去，心想，这样下去怎么行呢?想了很长时间，才有些明白，自己的思想立场还没有真正转变过来嘛!”
他又加重了语气说：
“我也不是生而知之的圣人，而是在向社会学习向群众学习的过程中，逐步走上革命道路的。一个人的思想总是发展的，立场是可以转变的。只要立场转变了，自觉地放下架子，拜人民为师，这就灵了，学马列主义也就容易学好。”】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也讲述了他思想、阶级感情的转变：
【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
正是这样的转变，毛主席再去安源矿时就脱去了长衫，与工人们打成一片。
《毛泽东大传》：
【1921年冬，毛泽东带着李立三、毛泽民、张理全来到了安源煤矿。这是毛泽东第3次到安源考察。他有上一次工人群众对他敬而远之的教训，来时就脱掉长袍换上了破旧的上衣，头戴草帽，脚穿草鞋，看起来土气多了。
他们住在一家客店里，一连几周以参观者的身份深入矿井、工棚、餐厅、宿舍，了解矿工们的疾苦，晚上还邀请一些工人到小伙铺里座谈，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号召他们团结起来，进行斗争。
几十年后，一位老工人对毛泽东在安源考察时的情景仍然记忆犹新，他写道：
“掌子面通风、排水严重不良，一头热得出不了气，烫得脚起泡，我们叫它‘火焰山’，一头淋水似雨，积水成河，我们叫它‘水牢’。工人使用粗笨的原始工具，有的侧躺在地上挖煤，有的拖着沉重的煤筐爬来爬去。口渴了，喝一口煤黑水，热得受不住了，就到臭水沟里泡一泡。毛泽东同志到了掌子面，看见工人一个个赤身裸体，全身沾满了煤灰，只有头上围条布手巾，关心地问我们为什么不穿衣服?我们悲愤地告诉他：洋人、资本家只顾自己发财，根本不顾工人的死活。工人没有任何劳动保护用品，都是自备一块‘3尺布’，在井下包着头当矿帽，出井时围在腰上当遮羞布。工人赤身裸体，还常常无辜挨打，动不动就被洋人、资本家、工头打得皮开肉绽。毛泽东同志听了我们的诉说，英俊坚毅的脸上，充满了对我们工人无限的同情和对资本家的愤慨。他说：你们为他们做工还要挨打，他们真不讲道理。你们真苦啊!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工人阶级要团结起来。他打了个比方说：路上有块石子，大老板看到随便把脚踢一下就踢开了。但要是把许多小石子掺上沙子石灰组成团，就会坚如磐石，大老板想搬，也搬不动了。工人们组织起来，结成团体，就能把压在我们头上的帝国主义、地主、资本家掀掉，打倒剥削者，建立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世界。这天下午，天气非常燥热，毛泽东同志又来到锅炉房。这儿没有凳子，一个工人搬了一个木头墩子，正要用汗巾去擦上面的炉灰，毛泽东同志一把拉住说：‘不用擦，你们坐得，我也坐得。’说着就坐下来与司炉工交谈。当一个工人去撬火加煤时，毛泽东同志也起身走到炉前，接过撬火铁棍，亲自帮助操作。工人说：‘毛先生，温度太高，你歇着吧。’毛泽东同志笑了笑说：‘你们成天在这里干活，我试一回还不行吗?’毛泽东同志劳动了一阵后，又关心地询问了大家的工作、生活情况。”
毛泽东就是这样和工人们打成了一片。他每天一大早就带着李立三、毛泽民、张理全到工人中去。他对那些黑黝黝的面孔和疲惫无神的眼睛说得最多的话就是：
“你们的双手创造了历史。”】
从这里可以看到，长衫不是劳苦大众的文化，是“精英”的文化。
电视剧《大宅门》有这样的一个情景，李香秀要将自己的财产(包括百草厅的股份)全部转给养子李天意，但遭到了李天意的坚决拒绝。李天意拒绝的理由是：当资本家丢人。
以当自食其力的穿短褂劳动人民为荣，以当不劳而食的穿长衫的地主、资本家为耻，并不是电视剧的凭空虚构，而是有着深刻的背景的。那就是有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带领劳苦大众推翻了压在他们头上的三座大山，劳苦大众开天辟地第一次翻身当家做主。历史的车轮浩浩汤汤，曾经不可一世的穿“长衫”的“精英”们荣光不再，旧文化、旧思想被新文化、新思想所席卷。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几千年来压迫劳苦大众的“人上人”被迫进行思想改造，失去了往日耀武扬威颐指气使的地位，他们第一次被曾经的泥腿子、“下等人”——工农大众来领导。一时间，工农阶级成为昔日的“人上人”羡慕不已的对象，资产阶级、地主、知识分子纷纷脱去长衫，恨不得自己立刻通过改造，争先恐后想要成为工农阶级的一员——不成为工农阶级的一员，他们就不能成为国家的主人。
1955年10月29日下午，毛主席召集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他说：
【现在我们实行这么一种制度，这么一种计划，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强些。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包括地主阶级。地主过了几年之后，就有了选举权，他就不叫地主了，叫农民了。资产阶级，总有一天，大约3个五年计划之内，就不叫资产阶级了，他们成为工人了。农民这个阶级还是有的，但他们也变了，不是个体私有制的农民，而变成合作社的集体所有制的农民了。这种共同富裕，大家有把握，不是什么今天不晓得明天的事。那种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情况，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应该逐步结束。那时，全国只有一种工人、一种农民和一种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工人、农民的知识分子。
……对资本家的安排主要是两个，一个是工作岗位，一个是政治地位，要通统地安排好。政治地位方面，给选举权的问题，无所谓安排了，因为我们早已宣布，对民族资产阶级是不剥夺它的政治权利的，跟对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采取不同的政策。对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利，要剥夺一个时期。比如地主一般是要5年，有些还要延长，看他表现好，才能改变成份，才给他选票。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合作的政策，他们的政治权利是已经有的，将来阶级成份变了，不是资本家了，变成工人就更好了。因为工人阶级比资产阶级更吃香嘛。过去有钱的人很吃香，现在似乎讲一讲工人阶级才舒服的样子。你们想当工人阶级有没有希望呢，是一定有希望的，我可以开一张支票给你们。这是一个光明的政治地位，光明的前途。把个体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私有制废除了，社会上就剩下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整个民族只有到那个时候才更有前途，更有发展希望。】
毛主席的这句话，就是新文化：“你们想当工人阶级有没有希望呢，是一定有希望的，我可以开一张支票给你们。这是一个光明的政治地位，光明的前途。把个体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私有制废除了，社会上就剩下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整个民族只有到那个时候才更有前途，更有发展希望。”
钱学森同志对此就深有感触，他经过了思想改造，坚定地跟着毛主席。在毛主席去世多年后，他接受采访时说了他的三个激动时刻。
【第一次是在1955年，我被允许回国了，我要向我的恩师告别，他很有感慨地对我说：(你)现在学术上已经超过了我。我一听他这句话我激动极了。
第二次心情激动，是在建国十年的时候，被接受为中国共产党的党员，我心情是非常激动的。
第三次心情激动，是读了《史来贺传》的序，雷锋、焦裕禄、王进喜、史来贺跟钱学森作为四十年来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我简直心情激动极了，我说我钱学森呐，现在我是劳动人民的一份子了，而且我跟劳动人民最先进的分子连在一起了，那我激动得不得了。】
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会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这个上层建筑就包括了文化。上层建筑是保护经济基础的。
也就是说，什么样的文化就会保护什么样的经济基础。
短褂文化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保护的是人民当家作主公有制的经济基础;长衫文化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保护的是“精英”当家做主的私有制的经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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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人说，提倡汉服，是文化复兴，是复兴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也是民族复兴。
关于复兴中国、民族复兴，孙中山说过，蒋介石说过，就是大汉奸汪精卫也说过。
1941年3月30日，汪伪政权举行还都1周年庆典。小丑、大汉奸卖国贼汪精卫发表讲话，大言不惭的宣称中日友好、反共、禁止征战、实现永久和平。游行时，小丑3米高的巨像耀武扬威地宣示着：不知羞耻。
不过短短3年半之后，汪贼便一命呜呼。再不到一年，他的主子日本法西斯也战败投降。
中国人民是不可战胜的。
国民党高级将领卫立煌在延安讲话时也提到了民族复兴，但他的秘书赵荣声却对他的关于“民族复兴”讲话提出了批评。赵荣声在《回忆卫立煌先生》(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记述了当时的情景：
【当我已经站起来准备走的时候，卫立煌又问:“我那天到八路军去拜年，讲的话他们有什么看法?”
我说:“很好，他们认为你抗日的决心很大，‘集千百个小胜利为大胜利’，就是长期抗战思想。反对中途妥协，希望在抗战中消除旧习惯，建设新中国，这些意见都不错。不过我个人有点不同的意见。”
卫立煌诧异地问:“你有什么不同的意见?”我说:“我刚才讲过，我是民族解放先锋队的队员，我主张‘民族解放’。民族解放就是挣脱帝国主义的压迫，让我国人民自由地争取我们的前途，其中包括顺着社会发展向前进一步的意思。记得你讲了一句‘复兴民族’，似乎是根据‘民族复兴’这个口号来的。民族复兴’口号好的一面是愿中国变成一个不是殖民地的强国，坏的一面是回复到过去的老样子，甚至于有复兴到汉唐王朝的味道，根本不带反封建的内容。说人家八路军是复兴民族的精锐部队，人家嘴里不说，实际是不会同意的。卫立煌说:“你讲的这些很好，我就要这样的秘书。懂得这些事情，对于一句话的分寸都注意到了。】
赵荣生道出了真谛——民族复兴口号......根本不带反封建的内容。
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专门指出了新民主主义时期，什么是新文化：
【至于新文化，则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东西，是替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
......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
......现阶段上中国新的国民文化的内容，既不是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主义，又不是单纯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而是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化思想为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
......当作国民文化的方针来说，居于指导地位的是共产主义的思想，并且我们应当努力在工人阶级中宣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并适当地有步骤地用社会主义教育农民及其它群众。】
从毛主席的论述中可以看到赵荣生对国民党提出的民族复兴的理解是正确的——根本不带反封建的内容。
当然，到了社会主义阶段，毛主席将新文化又加上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反资、反修、继续革命的内容。一句话，新中国前三十年的新文化的主流是共产主义文化。
毛主席在提倡新文化的同时，并不是不要民族形式。相反，他认为要有民族形式，但要在民族形式之上加上新文化的内容。
根据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
【(1940年)9月11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发言中，......关于民族形式问题，指出我们的立场应该是发展新的东西，反对旧的东西，反对复古思想，但须运用民族的形式。】
【(1953年)2月19日......约李雪峰、李先念、刘子厚、赵毅敏、王任重谈话。......在谈到民族形式问题时说：你们在东湖盖的两座房子，像个乌龟壳，有什么好看?落后的东西都要逐步废除。木船是民族形式，要不要用轮船代替?为什么人民不喜欢旧茅厕，要用抽水马桶?飞机、汽车、坦克哪一样是民族形式?这是说，要提倡进步，反对保守，反对落后。】
【(1956年)8月24日......同中国音乐家协会负责人谈话。毛泽东说：艺术的基本原理有其共同性，但表现形式要多样化，要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作曲、唱歌、舞蹈都应该是这样。说中国民族的东西没有规律，这是否定中国的东西，是不对的。中国的语言、音乐、绘画都有它自己的规律。音乐可以采取外国的合理原则，也可以用外国乐器，但是总要有民族特色，要有自己的特殊风格，独树一帜。艺术上“全盘西化”被接受的可能性很小，还是以中国艺术为基础，吸收一些外国的东西进行自己的创造为好。艺术有个民族形式问题，艺术离不了人民的习惯、感情以至语言，离不了民族的历史发展。艺术的民族保守性比较强一些，甚至可以保持几千年。我们当然提倡民族音乐。作为中国人，不提倡中国的民族音乐是不行的。但是军乐队总不能用唢呐、胡琴。外国乐器可以拿来用，但是作曲不能照抄外国。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在政治方面是如此，在艺术方面也是如此。要向外国学习科学的原理。学了这些原理，用来研究中国的东西，把学的东西中国化。中国的和外国的要有机地结合，而不是套用外国的东西。要用外国有用的东西来改进和发扬中国的东西，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文化上对外国的东西一概排斥，或者全盘吸收，都是错误的。应该越搞越中国化，而不是越搞越洋化。要反对教条主义，也要反对保守主义，这两个东西对中国都是不利的。学外国不等于一切照搬。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中国的和外国的，两边都要学好。应该在中国的基础上面吸收外国的东西，把它变成中国的。鲁迅的小说，既不同于外国的，也不同于中国古代的，它是中国现代的。你们是学西洋的东西，要重视你们，依靠你们。不要学西洋的东西的人办事，是不对的。要承认他们学的东西是进步的。但要说服他们重视民族的东西，不要全盘西化。】
毛主席关于民族形式，提到了最重要的一点“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在政治方面是如此，在艺术方面也是如此”。
人民日报1966年3月8日第5版《田汉的戏剧主张为谁服务?》：
【田汉同志指责说多演现代戏少演传统戏会使戏剧艺术失去民族特点，从而脱离人民的好尚，这个指责根本不能成立。社会主义的戏剧当然应该具有民族特色。但戏剧艺术的民族化必须服从于它的革命化。民族形式是用来表现革命的内容的。不提革命化单提民族化，就会象田汉同志那样以保存“民族特点”为借口，走上复古主义的道路。戏剧艺术应当表现革命斗争，宣传革命思想，促进革命发展，而这些又应当通过中国人民所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来实现：这就是今天人民的好尚。】
为了保护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公有制的经济基础，所有的文化，在民族形式下都要有社会主义的内容。没有社会主义内容的而空有民族形式的文化，是“复古”。用毛主席的话说，我们要“反对复古思想”。
穿汉服，我们不反对，毕竟那是穿衣自由。
但鼓吹汉服代表了民族文化，鼓吹汉服代表了民族复兴，那就是问题了。
宣传汉服代表大汉族文化，确实采用了民族形式。但是，它的“社会主义的内容”是什么呢?它又到底有没有“社会主义的内容”呢?仅仅是要复兴“汉唐荣光”?
推广汉服的人要知道的一个残酷的现实：穿越到汉朝，包括大力推崇汉服文化的人，90%是根本穿不起汉服——他们绝大多数都是汉唐盛世的劳苦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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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世界范围看，由民族文化带来的民族问题，一般都会演变成两个或多个民族之间的对立，最后受到损害的，是无产阶级。
列宁在《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中说：
【我们要告诉一切民族的社会党人：每一个现代民族中，都有两个民族。】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任何一个民族中都有两个阶级，一个是剥削阶级，一个是被剥削阶级。
为了说得更清楚，列宁在《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中一针见血地指出：
【在股份公司里，不同民族的资本家坐在一起，不分彼此。在工厂里，不同民族的工人在一起工作。当发生任何真正严肃而深刻的政治问题时，人们是按阶级而不是按民族来进行组合的。】
各民族的无产阶级，如果不能意识到问题的实质，还在强调自己民族的主体性、强调自己民族的特殊性，而忘记阶级性，或者说被民族性掩盖而看不到阶级性才是民族的实质，那就是傻瓜。
我们以清朝的太平天国起义为例。
太平天国起义，以汉族为绝对主体、同时有壮、瑶、苗等多个少数民族的劳苦大众共同参加反抗腐朽的清王朝。
起义后，并没有形成汉、壮、瑶、苗等民族与满族泾渭分明的对抗，而是包括满族、汉族、蒙族等反动的统治阶级联合起来绞杀汉、壮、瑶、苗等民族的劳苦大众。汉族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带领的湘军、淮军在镇压起义中起到了绝对的主要作用，他们与满族、蒙古族的反动统治阶级狼狈为奸、同流合污联手镇压人民起义，使得汉满蒙等反动的统治阶级的统治得以苟延残喘几十年。这绝对不是以民族划分，而是以阶级划分阵营的。
特别是曾国藩，因为对太平天国起义将士的屠杀，获得了“曾剃头”的“美誉”。
更好笑的是广为“传颂”的曾国藩给家人的书信，因为家人与邻居争地，曾国藩在信中告诫家人：让他三尺又何妨。
这是最大的笑话。对农民起义，曾剃头“让他三尺”了吗?
中华民国时期，也是这样，汉族的反动统治阶级代表蒋介石与回族的反动统治阶级代表马步青、马步芳、马鸿逵等联合起来，沆瀣一气，镇压汉族与回族等各民族人民革命。而汉族劳苦大众与回族、蒙族、满族等民族的劳苦大众在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推翻了压在包括汉族、回族等民族在内的50多个民族头上的三座大山。这绝对不是以民族划分，而是以阶级划分阵营的。
在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记述了红军在长征期间通过彝族区时的情况：
【红军决心不要重蹈石达开的覆辙。他们从金沙江(长江在这一段的名字)迅速北移到四川境内，很快就进入骁勇善战的土著居民、独立的彝族区的“白彝”和“黑彝”的境内。桀骜不驯的彝族从来没有被住在周围的汉人征服过，同化过，他们好几百年以来就一直占据着四川境内这片林深树密的荒山野岭，以长江在西藏东面南流的大弧线为界。蒋介石完全可以满怀信心地指望红军在这里长期滞留，遭到削弱，这样他就可以在大渡河北面集中兵力。彝族仇恨汉人历史已久，汉人军队经过他们境内很少有不遭到惨重损失或全部歼灭的。
但是红军有办法。他们已经安全地通过了贵州和云南的土著民族苗族和掸族的地区，赢得了他们的友谊，甚至还吸收了一些部族的人参军。现在他们派使者前去同彝族谈判。他们在一路上攻占了独立的彝族区边界上的一些市镇，发现有一些彝族首领被省里的军阀当作人质监禁着。这些首领获释回去后，自然大力称颂红军。
率领红军先锋部队的是指挥员刘伯承，他曾在四川一个军阀的军队里当过军官。刘伯承熟悉这个部落民族，熟悉他们的内争和不满。他特别熟悉他们仇恨汉人，而且他能够说几句彝族话。他奉命前去谈判友好联盟，进入了彝族的境内，同彝族的首领进行谈判。他说，彝族人反对军阀刘湘、刘文辉和国民党;红军也反对他们。彝族人要保持独立;红军的政策主张中国各少数民族都自治。彝族人仇恨汉人是因为他们受到汉人的压迫，但是汉人有“白”汉和“红”汉，正如彝族人有“白”彝和“黑”彝，老是杀彝族人，压迫彝族人的是白汉。红汉和黑彝应该团结起来反对他们的共同敌人白汉。彝族人很有兴趣地听着。他们狡黠地要武器和弹药好保卫独立，帮助红汉打白汉。结果红军都给了他们，使他们感到很意外。
于是红军不仅迅速地而且安然无事地高高兴兴过了境。好几百个彝族人参加了“红”汉，一起到大渡河去打共同的敌人。这些彝族人中有一些还一直走到了西北。刘伯承在彝族的总首领面前同他一起饮了新杀的一只鸡的血，他们两人按照部落传统方式，歃血为盟，结为兄弟。红军用这种立誓方式宣布凡是违反盟约的人都像那只鸡一样懦弱胆怯。
这样，一军团的一个先锋师在林彪率领下到达了大渡河。在行军的最后一天，他们出了彝族区的森林(在枝茂叶繁的森林中，南京方面的飞行员完全失去了他们的踪迹)，出其不意地猛扑河边的安顺场小镇，就像他们奇袭皎平渡一样突然。先锋部队由彝族战士带路，通过狭隘的山间羊肠小道，悄悄地到了镇上，从高处往河岸望去，又惊又喜地发现三艘渡船中有一艘系在大渡河的南岸!命运再一次同他们交了朋友。】
如果以汉族为主体的红军不能与被压迫的黑彝团结起来，红军就会遭到削弱，受到巨大损失。只有汉、苗、掸、彝等所有民族的被剥削压迫的劳苦大众团结起来共同打倒其他各民族的反动的剥削统治阶级，才能翻身当家做主。
这恰恰证明了列宁所说的：“当发生任何真正严肃而深刻的政治问题时，人们是按阶级而不是按民族来进行组合的”。
如果占中华民族人口最多数的汉族劳动人民大秀大汉民族优越感，那就是完完全全地错误了。中华民族所有民族的劳动人民都是阶级兄弟姐妹，应该相亲相爱，而不是被人蒙蔽而隔阂起来。
包括中华民族在内的全世界各民族的劳动人民都应该联合起来，一起消灭他们共同的敌人——骑在他们头上的各个民族的剥削压迫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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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人会说，我们汉族明明是不平等啊!招生，少数民族加分，凭什么汉族就不能加分?计划生育只对汉族，凭什么不对其他少数民族?这是平等吗?这不是压迫汉族吗?
实际上，计划生育并不仅仅是针对汉族，对不同的少数民族有着不同的规定，不能一概而论。关于考试加分，是改革开放后才有的，在新中国前三十年并没有加分政策，那时候的高考政策是在相同分数下优先录取少数民族，此外在各少数民族地区开设民族大学，让更多的少数民族能够进入学校学习。
有些汉族人民对民族政策的不满，是有着深层次的原因的。新中国前三十年的民族政策是团结少数民族，帮助少数民族，培养少数民族自己的干部，最重要的是依靠各少数民族的劳动人民而不是依靠少数民族的上层。
邓力群在他的《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记述了民族政策在改革开放后的一个重大改变：
【(1)胡耀邦闯了一个乱子
1980年12月，胡耀邦、万里到西藏，闯了一个乱子。当时他们了解到中央补贴给西藏的钱每年5、6亿元，80%用于在西藏的汉族干部，包括在西藏进行工业交通等各种事业建设的汉族职工。这本来是很自然的，要搞工厂、修路只能用这个钱啊，从事工厂生产和修路建设的汉族工人工资也只能用这个钱啊，但胡却错误地作出结论：中央一年给的5、6亿元钱，80%用在西藏的汉族干部。为了使中央的补助真正用于藏族人，要把80%的汉人从西藏撤出来。另外，本来阴法唐在那里工作得很好、很深入，工作中或许会有点"左"的东西。胡就抓住这点进行批判，同时，阴法唐在搞土改时从农奴中培养起来、提拔起来的藏族积极分子和干部也一起挨批，使得这些积极分子抬不起头来。(这些藏族积极分子和干部，都是藏族的劳动人民——井冈山观心注)
后来赵紫阳派伍精华去西藏，伍是彝族人，出身很好，但接受了胡、赵的影响，去了西藏后，专走上层路线，和广大的藏族干部都不沾边，影响很不好。直至胡锦涛去了之后，原藏族积极分子受压的状况才得到纠正。
(2)"纪要”与"电报”
当时在全国影响最大的是80%的汉族干部要从西藏撤出。这个消息一传到新疆、内蒙......跟着就发生了类似问题。特别是新疆，那时的书记是汪锋。1980年时，搞防苏备战，汪对战争形势估计得很严重，惊慌失措。在伊犁边界，要很多汉族干部往东撤，县级以上干部都要回内地。有些汉族干部乐得回去，而少数民族干部中有民族主义思想的则乘机鼓噪要挤走汉族干部，成为一种风潮，而江锋同志又只是依靠少数几个人，既得罪了汉族干部，又得罪了少数民族干部，在新疆闹得不可开交。到了1980年，新疆的区党委扩大会议都开不下去了。
没办法了，胡耀邦就把他们找到北京开会，搞了个纪要。其倾向是压汉族干部、抬民族干部。这个纪要一传达，双方的矛盾更加激化，会也开不下去了，他们来电报向中央请示怎么办。不知赵和胡是否商量过，赵找到我说：新疆问题，搞得这么僵，他们来了个报告，要中央给他们回电。于是，赵叫我起草了一个复电。这里比较公道地讲了一下汉族干部、解放军所起的作用，还讲到新疆党组织成立以后汉族干部所起的作用，强调民族干部和汉族干部要互相尊重、互相团结。这个电报到了那里，反应各异，民族干部比较冷淡。这样就形成所谓民族干部要“纪要”，汉族干部要“电报”。问题解决不了，后来要我负责起草一个新疆问题的决定。当时用了比较多的时间来搞这个东西，但后来因文件太长，实际上没用上。
到了这个时候，胡耀邦感觉到在民族问题上出了毛病，要收拾这个局面，于是提出“两个离不开”。在酝酿过程中，我听说(没看到文字)，原来的纪要上他讲过在新疆问题上，党中央只要三个权：国防权、外交权、内政否决权。即除了国防、外交归中央管外，新疆自治区范围里的内政都由你们决定。决定了以后，中央只有这一点权，即看到有哪些不妥当，可行使否决权，其他事情都由你们决定。我就问胡，在民族地区怎么能够做出这样的决定呢?除了三个权，其他都由民族自治区自己管，这怎么行呢?他和我说，这不是他说的，这话是万里说的。
这件事情后遗症太大了，很长时间都没有安定。后来新疆又出了一件事：我们要提铁木耳，新疆要提司马义;中央采取了一个措施，即把司马义调到民委当主任，当时乌鲁木齐有一、两千人(民族人员)上街拥护司马义。在这种情况下，王震出了个主意：汪锋不能再呆下去了，要调出，把王恩茂调回去，又调谷景生去当区党委第二书记。从此之后，新疆的局势才逐步稳定下来。】
无独有偶，“企业家是我们的衣食父母”也是依靠“上层”、依靠“精英”的翻版。将新中国前三十年已经被觉悟了的劳动人民所普遍接受的马克思主义的“工人养活资本家”的客观事实堂而皇之地变回了解放前的“资本家养活工人”、“地主养活农民”欺骗人民的唯心主义。
民族政策，乃至整个上层建筑，必须要依靠各民族最广大的劳动人民，而绝不是“上层”、“精英”。“上层”、“精英”本就跟劳动人民不是一个阶级。
到底是依靠短掛——人民群众，还是依靠长衫——“精英”，是马列毛主义与非马列毛主义的分水岭。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