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文艺路线的分歧——建国后“文艺黑线”的历史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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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上期：1930’年代鲁迅先生与周扬关于文艺路线的争论。无产阶级文艺 之一

　　西安事变后，延安成为知识分子心目中的革命圣地，他们从国统区进入延安，从黑暗走向光明。他们到了延安后，全身心地投入到抗日革命洪流中，将手中的笔化作投向敌人的利器，他们热情歌颂革命，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残暴，批判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

　　这些知识分子绝大多数都有一个特点，长期生活在“亭子间”里，很少接触工农群众。

　　此外，知识分子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根深蒂固，在用马列主义武装自己前，会有很多问题。

　　1942年4月下旬，毛主席邀请鲁艺文学系和戏剧系的几位党员教师何其芳、严文井、周立波、曹葆华、姚时晓到杨家岭座谈，毛主席说了这样的一段话：

　　【知识分子到延安以前，按照小资产阶级的幻想把延安想得一切都很好。延安主要是好的，但也有缺点。这样的人到了延安，看见了缺点，看见了不符合他们幻想的地方，就对延安不满，就发牢骚。小资产阶级喜欢讲人性，讲人类爱，讲同情。比如打仗，我们正在追击敌人，这时我们旁边的同志受伤了，倒在地上了，到底是应该停下来，照顾受伤的同志，还是应该继续追击敌人呢？我们认为还是应该先追击敌人，把敌人消灭，完成战斗任务以后，再回来照顾受伤的同志。这样，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说我们没有人性，没有人类爱，没有情面。】

　　毛主席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明确指出了这种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特点：

　　【思想上的主观主义，政治上的“左”、右倾，组织上的宗派主义】

　　正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特点，很快，延安的文艺界形成了“两个阵营、三大系统、四个山头”

　　“两个阵营”：鲁迅艺术文学院（简称“鲁艺”）和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简称“文抗”）。

　　“三大系统”：中共中央文委系统、陕甘宁边区文化系统和部队文艺系统。

　　“四大山头”：“鲁艺”、文抗、青年艺术剧院、陕甘宁边区文协。

　　在延安，有影响、有成就的文艺家大都集中在“鲁艺”与文抗两大阵营。

　　鲁艺阵营，领头人物是周扬，当年在上海是“国防文学”口号的提出者；

　　文抗阵营，主要人物有丁玲、萧军等人。萧军是鲁迅先生的学生，参加了上海文艺界两个口号的斗争，坚定地站在鲁迅先生的立场。

　　此外，鲁艺与文抗在文艺路线上也有着尖锐的对立。

　　鲁艺主张文艺应当“歌颂光明”。

　　文抗主张文艺应该“暴露黑暗”、不应当一味歌功颂德。

　　根据200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刘忠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研究》：

　　【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前，延安当时几个大的文艺团体各自聚集了一批作家、艺术家，如“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文协”）的周扬、艾思奇、柯仲平、成仿吾，“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文抗”）的丁玲、萧军、舒群、艾青，“鲁迅艺术学院”（“鲁艺”）的周扬、何其芳、陈荒煤、周立波，虽然在抗战救亡、反对国民党黑暗统治上他们有着共同的政治要求，为延安和边区的文艺运动做出了贡献，但历史的积怨和对现状的不同态度也在他们中间形成了一个个圈子，相互指责，互不服气。如“文协”与“文抗”，1941年底，双方就曾围绕“歌颂与暴露”问题，在“鲁艺”的《草叶》和“文抗”的《谷雨》上打起笔墨官司。】

　　这两派虽然尖锐对立，但有点是完全一致的——那就是脱离群众。

　　根据延安大学文学院院长梁向阳的《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几个细节》：

　　【以“成为实现中共文艺政策的堡垒与核心”的“鲁艺”为例，就存在着种种不足。1940年后，“鲁艺”有将近两年左右的正规化与专门化的“关门提高”（关门提高是毛主席的原话——井冈山观心注）。具体表现在：美术系向西洋学习技术，画构图复杂、大场面的画；戏剧系热衷于演大戏和外国戏，演出《日出》《铁甲列车》《带枪的人》等大戏；文学系欣赏古典和外国文学作品，言必契诃夫，谈必果戈理。“鲁艺”师生在桥儿沟礼堂里排戏，师生自己观摩演技，老百姓在外面拍窗子，讽刺说：“戏剧系的装疯卖傻，音乐系的哭爹喊娘，美术系的不知画啥，文学系写得一满害（解）不下（陕北方言，“什么也不懂”的意思）！”】

　　张军锋编、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4年10月出版的《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台前幕后》（下册）引用了曾在“鲁艺”文学系任教的著名作家严文井的回忆文章《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后》：

　　【学校四周住的都是农民，但我们却不同农民往来。除了有时候向他们买西红柿和甜瓜，才同他们当中的一两个人说说话。”“我们每个人都自以为是艺术家。农民当然不在我们眼下的，我们彼此高谈阔论，上下古今，天南海北，海阔天空。农民算什么呢？他们没有文化，啥也不懂，而且连‘百分’也不会玩儿，身上只有虱子。于是我们有的人坐在窑洞里，就写自己五年以前，或十年以前的爱情。】

　　【实际上，在此之前，文艺界的思想斗争就已见端倪，尽管有的作家以“革命者”自居，但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从亭子间来到解放区并不等于与解放区人民结合。在一次纪念鲁迅的大型集会上，就有人口出狂言，竟然说“我的一支笔指挥两个党”！当时就引起了激烈批评。】

　　根据东方直心老师《毛泽东大传》：

　　【毛泽东经常到延河滩上去散步，遇到人就和人家聊天，问寒问暖，拉家常。

　　有一回，毛泽东在河滩上散步时，遇到了一个从城里回来的文人（作家——井冈山观心注），只见那人手中持一根拐杖，不住地在手中打转玩，他跟毛泽东打招呼时，拐杖还在手中不停地转来转去的挥动着。说来也巧，正在此时，有老乡的驮盐的毛驴队从这里经过，那人的拐杖还是不停地转动着。乡下人一向对读书人对有钱人谦恭，老乡们见此人如此傲慢，不得不往一边靠，被挤到了一边也还是忍气吞声地赶着毛驴队过去了。毛泽东非常气愤，对身边的人说：

　　“真是目中无人。他看不起劳动人民，只是因为他认识几个方块字，就不把老百姓放在眼里，坐在人民的头上显威风，只比老百姓多这么点知识，就骄傲自大，目空一切，摆臭架子。”】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的师哲的《在历史巨人身边》，记载了这一段。

　　上海两个口号的争论，只是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在延安时期，既有知识分子与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还有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尤其是工农干部之间的矛盾。比如文抗派所谓的揭露黑暗的代表作丁玲《三八节有感》、王实味《野百合花》，就引起了工农干部的严重不满。

　　贺龙曾气愤地说：“我们在前方打仗，后方却有人在骂我们的总司令。”

　　时任第120师战斗剧社社长、深入前线与农村的欧阳山尊写的回忆文章《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

　　【我一到延安就有同志告诉找，在北门外文化沟口，出了一种墙报叫《轻骑队》，内容丰富，应该去见识见识。在这位同志的鼓动下，我走了 10 多里路特意去看。可是看了以后，感觉很不是味道，因为墙报的内容都是一些消极的东西，所用的笔法又都是含沙射影，冷嘲热讽。有文章甚至像过去上海小报上登的“黑幕新闻”，把延安描写得似乎到处都是“黑暗”。我曾经把这种感觉同几个同志谈及，他们告诉我，已经有人向中央反映《轻骑队》的问题，并且建议封掉这张报，不许它再出。但是毛主席说，不能下命令封，而是应该让群众来识别，来评论，让群众来做决定。现在我认识到毛主席是要用它来提高群众和干部的识别能力，但当时我没有能够体会这种意思。】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记载：

　　【贺龙、王震同志都批评了《三八节有感》，批评得很尖锐。贺龙说：丁玲，你是我的老乡啊，你怎么写出这样的文章？跳舞有什么妨碍？值得这样挖苦？话说得比较重。当时我感到问题提得太重了，便跟毛主席说：“关于文艺上的问题，是不是另外找机会讨论？”第二天，毛主席批评我：“你昨天讲的话很不对，贺龙、王震他们是政治家，他们一眼就看出问题，你就看不出来。”贺龙同志对文艺问题还发表过一些别的意见，最早的就是对《三八节有感》的批评。】

　　毛主席对延安文艺界“揭露黑暗”也提出了批评。艾青在《漫忆延安》中记述了1942年初毛主席与他的谈话，毛主席说：

　　【现在延安文艺界有很多问题，很多文章大家看了有意见。有的文章像是从日本飞机上撒下来的；有的文章应该登在国民党的《良心话》上】

　　在当时，文艺路线分歧已经非常严重，在这样的背景下，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了。毛主席在座谈会上的讲话消除了文艺界的分歧，为文艺路线指明了方向，在文艺界统一了思想。

▲ 图片来源：网络

　　在这篇讲话中，针对文艺界的分歧，毛主席阐述了如下观点：

　　1、立场问题。要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

　　这个立场问题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在实践中是很难的。为什么难呢？因为要过法律关、思想关、文化关、风俗关、习惯关。说得更直白一些，就是站队——在特定条件下是违反法律、违反思想文化风俗习惯的站队。

　　举例来说，资产阶级革命推翻地主阶级统治，推翻封建独裁统治，如果依照法律，推翻地主阶级统治的资产阶级与老百姓是违法的。但是站在最广大的劳动人民立场，这个所谓的违法是正义的，因为是劳苦大众脱离了独裁压迫，进步到了资产阶级民主。

　　如果有人拿违法说事，说农民与资产阶级违法，那就是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了。

　　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就指出了这一点：

　　【一切从前为绅士们看不起的人，一切被绅士们打在泥沟里，在社会上没有了立足地位，没有了发言权的人，现在居然伸起头来了。不但伸起头，而且掌权了。他们在乡农民协会（农民协会的最下级）称王，乡农民协会在他们手里弄成很凶的东西了。他们举起他们那粗黑的手，加在绅士们头上了。他们用绳子捆绑了劣绅，给他戴上高帽子，牵着游乡（湘潭、湘乡叫游团，醴陵叫游垅）。他们那粗重无情的斥责声，每天都有些送进绅士们的耳朵里去。他们发号施令，指挥一切。他们站在一切人之上——从前站在一切人之下，所以叫做反常。】

　　这一段，从维护法律、文化习惯的角度看，农民是违法无疑，所以国民党右派说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

　　但是毛主席站在被压迫了几千年的农民的立场看，这不是“痞子运动”，而是革命先锋——革命正是要砸碎套在农民头上几千年的枷锁。

　　站在劳苦大众的立场，很多所谓的“违法”根本不是错误、不是“痞子运动”、不是“过份”、不是“糟得很”，它恰恰是革命，是“好得很”。

　　还有一个毛主席在文革初期教育毛远新的例子特别值得我们学习，根据毛远新同志的回忆：

　　【（1966年）10月，潘复生（时任黑龙江省委书记——井冈山观心注）派我组织省委调查组，调查伊春地区木材生产下降的原因，我从三派红卫兵组织中各选了相应的调查组去伊春作调查。11月回哈尔滨，向潘复生作了一份报告，他要我写一份书面调查报告，正式上报省委。我刚写出草稿，中办来电话说要我北京。

　　回京后，主席详细询问了哈军工的情况，问我参加支持哪一派，我说哪派都不支持参加。主席又问到伊春的情况，我简要汇报后，把有十多页纸的调查报告草稿中涉及主席的情况。主席当时看得很认真，还问了我报告草稿中涉及的几个具体人的情况。当他递还给我时，只说了两个字：“烧掉！”

　　我不明白，申辩说，不仅在林业总局，我还到美溪和五营两个分局调查过，我写的全部都是真实情况，连每个数据我都反复核对过。主席说，也许你写的都是真实情况，但你站错了立场，站在当权派的立场上，把问题全部归到左派和支持左派的干部头上。看来你对文化大革命很不明白。

　　主席说：“我曾和江青打了个赌。我以为你会去支持左派，而江青认为你一定会支持保守派。她还说，如果你还没有毕业的话，很可能还是军工学院保守派的头头呢。”主席说：“正因为担心你在哈尔滨站错阵，我才把你叫回来。从你写的那个材料看，这个赌是我输了，江青赢了。”】

　　毛远新的调查报告可能都是事实，从法律法规、文化习惯等方面看，左派可能“违法”了，但是主席说他立场错了。

　　同样，对于vvg，对于文艺，也要从各自的立场去判断对错。

　　2、文艺是为什么人的？

　　无产阶级文艺当然应该是为人民的，这很简单啊。但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实际上也不简单。

　　为什么不简单呢？因为人民在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的范畴，也就是有着不同的群体。

　　以抗战时期为例，什么是人民大众呢？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

　　毛主席在文艺座谈会上说：

　　【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第三是为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它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

　　这里的重点在于，按照辩证唯物主义，文艺服务对象要轻重缓急、又有优先次优先，不能等量齐观。无产阶级文艺，第一要为工人阶级，因为他是领导阶级；第二要为农民阶级，因为他是工人阶级最可靠（坚定）、最广大的同盟军（人多）；第三要为人民军队，因为他是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第四才是为其他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等）。

　　也就是说，为其他小资产阶级服务的优先度要低于其他三类群体——工农兵；也就是说，文艺服务的最主要对象是工农兵，而不是其他小资产阶级。

　　因此，毛主席在座谈会上特意指出：

　　【我们的文艺......基本上是为工农兵】

　　【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

　　【坚持个人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立场的作家是不可能真正地为革命的工农兵群众服务的，他们的兴趣，主要是放在少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上面。而我们现在有一部分同志对于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不能正确解决的关键，正在这里。】

　　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因为不区分人民内部的不同群体，不提工农兵优先，只是泛泛的提为人民大众服务，很容易走上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服务的错误道路。如果将资本家也作为人民的一部分，文艺会必然会为“精英”服务。这也正是后来《林彪委托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所说的“文艺黑线”之一。

　　这条黑线，毛主席在给杨绍萱、齐燕铭的信（即《毛泽东同志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中说得明明白白，并对杨绍萱、齐燕铭掀翻这条几千年的黑线给予了高度赞扬：

　　【看了你们的戏，你们做了很好的工作，我向你们致谢，并请代向演员同志们致谢！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祝。】

　　毛主席认为，为什么人服务，是文艺的根本问题：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

　　两条文艺路线的斗争，乃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正是围绕这个根本问题——为什么人服务展开的。

　　3、如何去服务？

　　首先要了解文艺服务的对象，也就是工农兵。如何了解呢？那就是“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与工农兵相结合。

　　毛主席在座谈会上说：

　　【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否则你的劳动就没有对象，你就只能做鲁迅在他的遗嘱里所谆谆嘱咐他的儿子万不可做的那种空头文学家，或空头艺术家。】

　　为工农兵创作，到工农兵中去。

　　毛主席的讲话解决了《林彪委托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中所说的鲁迅先生意识到但没有系统解决的问题：

　　【有些左翼文艺工作者，特别是鲁迅，也提出了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和工农自己创作文艺的口号，但是并没有系统地解决文艺同工农兵相结合这个根本问题】

　　到工农兵群众中去与工农兵群众结合后，如何创作呢？

　　毛主席也指出了方向——“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

　　【人类的社会生活虽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虽是较之后者有不可比拟的生动丰富的内容，但是人民还是不满足于前者而要求后者。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虽然两者都是美，但是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例如一方面是人们受饿、受冻、受压迫，一方面是人剥削人、人压迫人，这个事实到处存在着，人们也看得很平淡；文艺就把这种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造成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就能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如果没有这样的文艺，那末这个任务就不能完成，或者不能有力地迅速地完成。】

　　这段话的中心思想是“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什么叫“改造自己的环境”？——就是翻身当家做主。

　　所以说，我们看一切文艺作品，衡量它到底是为谁服务的根本标准就是这部作品是否使我们“惊醒起来，感奋起来”、“走向团结和斗争”、“改造自己的环境”。惊醒，指的是觉悟，确切说是无产阶级觉悟；斗争，指的是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根本是阶级斗争；改造自己的环境，就是翻身当家做主。

　　一部作品如果没有达到这个标准，那就不是为工农兵、不是为劳动人民服务的文艺。

　　正如毛主席在座谈会所说的那样：

　　【一切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只有联系群众，表现群众，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他们的工作才有意义。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如果把自己看作群众的主人，看作高踞于“下等人”头上的贵族，那末，不管他们有多大的才能，也是群众所不需要的，他们的工作是没有前途的。】

　　一个文艺工作者、“精英”——剥削阶级，“如果把自己看作群众的主人，看作高踞于“下等人”头上的贵族”，可能会一时得逞，但终究会被钉到历史的耻辱柱上。

　　4、文艺与政治的关系

　　这是一个争议非常大的话题。延安的很多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认为文艺与政治是并行的。

　　毛主席批评了这种观点，他在座谈会上指出，文艺服从于政治：

　　【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

　　【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反转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

　　【我们所说的文艺服从于政治，这政治是指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不是所谓少数政治家的政治。政治，不论革命的和反革命的，都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不是少数个人的行为。革命的思想斗争和艺术斗争，必须服从于政治的斗争，因为只有经过政治，阶级和群众的需要才能集中地表现出来。】

　　政治是什么？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阶级斗争。

　　毛主席所说的：“政治，不论革命的和反革命的，都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意思就是说，文艺要服从于阶级斗争。对于无产阶级来说，文艺要服从于无产阶级对剥削阶级的阶级斗争，就是前面所说的“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

　　文艺不服从于政治，也形成了《林彪委托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所说的“文艺黑线”之一。

　　多年后，毛主席所说的文艺服从于政治这个光辉论断被某些人彻底推翻。

　　5、文艺到底是赞扬还是揭露？

　　这个问题在延安，是非常尖锐的。

　　毛主席给出了答案，要区分对象。

　　对于敌人，革命文艺工作者的任务是在暴露他们的残暴和欺骗，并指出他们必然要失败的趋势；比如对帝国主义的揭露，对修正主义的揭露。也就是说，对于敌人，要揭露。

　　对于统一战线中各种不同的同盟者，他们的革命，赞扬；如果有人软弱、动摇，尤其是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抱有幻想，指出他们的问题、戳破他们的幻想；如果有人要反对革命，那我们就要坚决批判。

　　对于人民群众及其先锋队，对人民的劳动和斗争，必须赞扬。但人民也有缺点，当然不能一味地赞扬，对于人民的缺点一定要指出来，但指出来绝对不是阴阳、冷嘲热讽地打击，而是真诚地帮助、教育，从而“使他们能够大踏步地前进”。在作品中要将这个改造的过程表现出来。对此，毛主席在座谈会上说：

　　【无产阶级中还有许多人保留着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都有落后的思想，这些就是他们在斗争中的负担。我们应该长期地耐心地教育他们，帮助他们摆脱背上的包袱，同自己的缺点错误作斗争，使他们能够大踏步地前进。他们在斗争中已经改造或正在改造自己，我们的文艺应该描写他们的这个改造过程。只要不是坚持错误的人，我们就不应该只看到片面就去错误地讥笑他们，甚至敌视他们。我们所写的东西，应该是使他们团结，使他们进步，使他们同心同德，向前奋斗，去掉落后的东西，发扬革命的东西，而决不是相反。】

　　这个原则，不仅仅在延安时期适用，也不仅仅适用于文艺，同样适用于整个阶级社会，同样适合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6、文艺批评的标准是什么？

　　毛主席提出了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

　　对于政治标准，就是鼓励进步，反对倒退。

　　在政治标准中，针对延安文艺界的分歧——究竟是看动机（主观愿望），还是看效果（社会实践）呢？也就是到底是“论心不论迹”？还是“论迹不论心”呢？

　　毛主席从哲学高度指出“论心不论迹”与“论迹不论心”都是错误的，正确的做法是二者统一：

　　【唯心论者是强调动机否认效果的，机械唯物论者是强调效果否认动机的，我们和这两者相反，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为大众的动机和被大众欢迎的效果，是分不开的，必须使二者统一起来。】

　　针对延安文艺界的宗派主义（不仅仅是延安文艺界，而是所有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毛主席又特意强调“文艺批评是不要宗派主义的”。宗派主义是落后的小资产阶级思想。

　　对于政治标准与文艺标准的关系，延安文艺界的分歧特别大。有的人认为文艺就是文艺，肯定是文艺标准是第一位的，不能让政治干扰文艺。这也正是后来《林彪委托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所说的建国17年来的“文艺黑线”之一。

　　政治不干涉文艺，完全是梦呓，完全是骗人的。反动的剥削阶级嘴上说着不干涉文艺，实际上那是欺骗被剥削阶级的，目的是麻痹、欺骗被剥削阶级。

　　毛主席在座谈会中一阵见血地指出，这是两条文艺路线的斗争：

　　【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作品，不管其艺术成就怎样高，总是排斥的。无产阶级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有些政治上根本反动的东西，也可能有某种艺术性。内容愈反动的作品而又愈带艺术性，就愈能毒害人民，就愈应该排斥。处于没落时期的一切剥削阶级的文艺的共同特点，就是其反动的政治内容和其艺术的形式之间所存在的矛盾。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因此，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我们应该进行文艺问题上的两条战线斗争。】

　　正是因为没有树立文艺服从于政治、政治标准第一文艺标准第二的世界观，延安文艺界很多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犯了很多糊涂的错误。比如：

　　宣扬人性论、“从来的文艺作品都是写光明和黑暗并重，一半对一半”、“从来文艺的任务就在于暴露”、“我是不歌功颂德的；歌颂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伟大，刻画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不是立场问题；立场是对的，心是好的，意思是懂得的，只是表现不好，结果反而起了坏作用”、“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就是重复辩证唯物论的创作方法的错误，就要妨害创作情绪”。

　　根据高杰著《延安文艺座谈会纪实》：

　　【如谈“立场”问题，毛泽东说要“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共产党员还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萧军则说：“我们——现代的中国人——是需要站在‘为求得民族底解放’、‘……求得人类底解放’的‘立场来创作’”。如谈“态度”问题，萧军说：要持“科学者的态度”、“现实主义的方法”，针对毛泽东的“歌颂与暴露”说，萧军则要“‘从卑污中寻出美的来——发扬它；从美的中寻出卑污来——消灭它’”。如谈“学习”问题，毛泽东强调要“学习马列主义和学习社会”，萧军则说“从人那里学习，从事物那里学习，从书本那里学习”。】

　　【关于萧军发言时的形象，蔡若虹也回忆说：毛泽东讲完话后，“大家发言的很多，我记得最清楚的是萧军的形象，他很狂，目中无人，站着讲，旁边一个人给他倒水……”......何其芳也说：萧军说“红莲、白藕、绿叶，儒、释、道，是一家。政治、军事、文艺也是一家，但谁也不领导谁。”】

　　【于敏说：“萧军发言谈到要来一场马拉松赛，是骡子是马出来遛遛，过程中可见本事。”罗工柳说：“萧军在座谈会上发过两次言。第一次会议上他说：我是天下老子第六，天下老子前五位是马、恩、列、斯、毛，我是第六。”关于萧军发言中的自我标榜内容，何其芳有一个更全面的忆述：“在大会的第一天有人（指萧军。引者注）做了这样一个发言，发言者以他惯有的傲慢态度，吹他自己。他说：‘这样一个会，我看了情况就可以写十万字。’然后他又说，他相信罗曼·罗兰提倡的新英雄主义，他不但要做中国的第一作家，而且要做世界的第一作家。他又说，鲁迅一直是革命的，并没有什么转变。他还说：他从来是不写歌功颂德的文章的。”

　　第四，欧阳山还明确谈道：“我觉得座谈会是一个真正的‘双百方针’的会……如萧军在座谈会上主要讲文艺的出发点是‘爱’，‘人类爱’，他讲得非常坚定，好像真理就在他那里。”关于座谈会发言中的这一内容，其他与会者亦有所记述。如草明说：“会上，不少同志勇敢地亮出自己的观点，提出人性论啦，爱是创作的永恒的主题啦等等。”吴伯箫说：“轮到大家发言，论点都相当庞杂。正确的意见而外，有谈文艺定义的，有谈‘人性’和‘爱’的，有谈‘杂文时代’的。”于敏也说：“会上……有人大讲‘人类之爱’，说明是文艺创作的出发点。”】

　　所有这些错误观念，都是因为没有建立马列主义世界观。

　　这次讲话最核心的观点是“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政治服务”。作为马列毛主义的一部分，是衡量文艺路线性质的标尺。在建国后的一段时间被淡化，在毛主席逝世后，更是被改变。

　　正如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指出那样：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在中国，有帝国主义文化，这是反映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统治或半统治中国的东西。这一部分文化，除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办理的文化机关之外，还有一些无耻的中国人也在提倡。一切包含奴化思想的文化，都属于这一类。在中国，又有半封建文化，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经济的东西，凡属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人们，都是这类文化的代表。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它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这类反动文化是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不把这种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它们之间的斗争是生死斗争。】

　　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主席高度肯定了鲁迅的文艺路线，也可以说是为1930年代上海的文艺路线之争做出了结论：

　　【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这次文艺座谈会，改造了千千万万文艺工作者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将“革命根据地的文艺运动和全中国的文艺运动推进到一个光辉的新阶段”。

　　不仅仅是在中国，在全世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闪耀着耀眼的光芒，是马列主义关于文艺的里程碑。

　　《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台前幕后》记述了著名作家刘白羽的回忆：

　　【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我记得有一次在毛主席那里，我问他：“人犯了错误怎么办？”他说：“在哪里犯了就在哪里收回来。”我又问：“要是发表在报刊上怎么办？”“那错误影响更大了，就应该写一篇文章收回来。”毛泽东同志的话丝绸阳光，为我点亮了方向，我写了一篇学习《演讲》的笔记，公开地、正式地进行了自我批判，并且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对自己的错误必须毫不隐瞒，光明正大，这也就成为我的为人之、为人之道。

　　整风使我得到两个终生不移的思想方向：一个是理论联系实际，改造思想，承担错误；另一个就是深入生活实践，深入火热的革命第一线，这成为我的、我的企盼信念，激励着我做出人生道路上的又一个关键抉择。】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要求文艺工作者与工农兵相结合，在东北，我真正地走到工农兵中间去。每次战斗后，我都和战士们谈天说笑，特别是和他们一起进行诉苦运动，他们说到流泪处，我也流泪了，我感到我和他们血脉相通，心心相印。】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不仅仅为中国文艺路线指明了方向，在全世界也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于1943年10月19日首次在《解放日报》上公开发表后，现已经被译成多国文字，在世界上包括苏联、美国、朝鲜、日本、蒙古、印度、越南、缅甸、巴基斯坦、伊朗、印度尼西亚、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法国、意大利、罗马尼亚、英国、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瑞典、芬兰、丹麦、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挪威、冰岛、西班牙、葡萄牙等50多个国家出版发行。

　　可以说，这个讲话是无产阶级文艺路线的丰碑，解决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关于文艺路线的道路问题，作为毛泽东思想的一部分，也作为马列主义的一部分，在未来还将继续指导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文化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