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运动巫傩化，不能怪启蒙运动，再谈魏明伦要揪赵本山到法院去

　　【启蒙运动巫傩化，不能怪启蒙，要到中国（乃至东亚）文化深层中找原因，启蒙的正当性不能否认――再谈魏明伦要揪赵本山到法院去】

　　我要为女人翻案！！！

　　这句话荡气回肠，曾经回响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大街小巷。没经历过那个特殊时代的人，他能理解“翻案”一词的字面意义，但他绝对理解不了字面之外的神圣、宏大，或者说他明白“翻案”一词与“神圣”、“宏大”这类意义有关，他考试一定也能过关，但他绝对产生不了情绪上的共鸣。是的，一定要亲身体验才能有感性。

　　这类词汇一般都出自伟大人物之口，又施加于伟大人物，比如毛泽东为曹操翻案，为秦始皇翻案，乾隆帝为多尔衮翻案……等等，可八十年代响彻大地的“我要为女人翻案！！！”却出自一位极普通人物之口――哪怕他是位伟大的作家，伟大的编剧，那也分工而已，蝼蚁一般。

　　猴子穿西装具有喜剧效果，八十年代响彻大街小巷的“我要为女人翻案！！！”具有巨大的喜剧效果。他出自一位老男人，或者叫做老编剧之口，喜剧效果自然是成倍的翻翻；是的，他出自编剧（或著名编剧）魏明伦之口。据说他曾主持过“春晚”，成都人夸他“巴蜀鬼才”，说他“著名”也算明致实归吧。他编了一部剧《潘金莲》，说要借《潘金莲》为蒙受不白之冤的中国广大妇女伸冤。

　　于是乎这句话响彻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大街小巷，带有喜剧和谐虐；但人们并不把魏明伦看作猴子，因为他是编剧，喜剧或谐虐是他的本分工作，越是轰动，工作业绩和成效就越大。人们需要娱乐，大众需要“嚼舌根”，自然而然就会有《潘金莲》；其中的趣味和真理，芸芸众生们正是通过“嚼舌根”去领悟，但他决不可能上升到“神圣”或“宏大”。

　　可是呢，2009年的一件事改变了人们惯常看法，也改变了我的思想观念――特别是奠定了我“中西文化比较”的思想基础。

　　2009年“春晚”，赵本山师徒表演了小品《不差钱》，表演获得巨大成功，第二天就收获娱评盛赞。当然也有差评，任何春晚节目也都如此；但其中一条竟是如此激烈，差评人竟要拽赵本山到法院去评理――当然不可能真的去法院，如此的话既使法院多如米店也管不过。他就是著名的魏明伦，差评理由是“宣扬了拜金主义”。

　　理由牵强附会，既使差评有理，竟然到拽人去法院，显然不合常理，一定有既难以启齿又难以克制，甚至难以自察的心理因素，造成他失去常人理智。这件事后好几个月我陷入沉思，寻找各种理由去解释魏明伦的反常之举――显然两天后魏明伦自己清醒过来，自知反常，揪赵本山去法院当然不了了之，我却从未停止过思考，直接间接的文章恐怕百篇之多。

　　一个能以《潘金莲》、“我要为女人翻案！！！”搞笑的老男人，我以为，心底至少有些风趣，遇事多少有看透，老滑稽行为应该是举止冷静，不至于因为一部剧、一句话激将到“拽人去法院”吧？如此反常，我只能一个正当解释：魏明伦或许真是个“认真之徒”，他写《潘金莲》要为女人翻案动机也是真实的，不是单纯为了戏剧；虽然我至今没法确定《不差钱》小品中哪个段落、哪句台词、哪种风格、哪种倾向激将了他――我最怀疑的是其中一句“我的中文名叫小沈阳，英文名叫‘肖声样’”使他不痛快。

　　我曾联合一批人做过测试，“我的中文名叫小沈阳，英文名叫‘肖声样’”确实刺痛了一大批人，非常精细、精准刻画曝露了他们的心灵深处――人可以伪装，就可避免疼痛；人之切痛，就是心灵完全曝露在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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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一度“五四”纪念日又到，照例要写一些，先浏览一下各位的纪念文章。

　　“五四”与“新文化运动”是连在一起的，是没法切割的，“新文化运动”提出的“民主”和“科学”，也是“五四”高扬的旗帜，没了“民主”和“科学”，“五四”也就失去了灵魂。我们许多朋友经常有意无意将“五四”与“新文化运动”做切割褒贬，并且是如此的彻底和悬殊，肯定“五四”意义时，“新文化运动”似乎一无是处，是个多余历史。

　　如果“五四”在救亡，那么“新文化运动”旨在“启蒙”。既然启蒙，就需要一部分先觉者启蒙后觉者；这是当然，然而全部问题也在这儿，列宁主义政党（包括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尚且需要“先锋队”，但也至今仍在检验中。

　　中国从未有过“先觉启蒙后觉”文化，启蒙运动在中国是第一次，没有文化经验，每一个诞生此列者，没有一个是不可指责的，别说陈独秀、胡适之流，既使鲁迅在华人中称得上圣人之巅，想要找到指责的理由，恐怕也不费事。

　　然而怎样的指责才算恰当？这才是我今天这篇短文的目的。

　　中国自孔子“轴心时代”时进入“非神化”，但却滑入另一类“神治”也即“巫傩”，他是完全人格化的“神”，中国两千年来的“无神化”时代其实是“巫傩化”时代。今天这里无法理论展开，就在前面做个小小铺垫吧，刻画一下“巫傩”长着怎样一付嘴脸。

　　他要成为人们心中的“神”，受人们膜拜的“偶像”，他一会儿要解放妇女、“为女人翻案！！！”，一会儿却又容不下超越他的人，哪怕仅仅“艺术切磋”――也许他心中没有这样的主观自觉，这完全由他所在的“文化场”所决定。可想而知。启蒙运动会有多多少少魏明伦这类巫傩参与其中，他们的参与动机――甚至没有任何主观自觉――纯粹巫傩化的，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任何未被他审视和接纳的人超越他，都是一种“天不容”的罪过，他们自觉不自觉看轻他人，自己是“神”――其实也就会写一些诸如《潘金莲》的文字，引起轰动、造成他人仰视而已；可以想象那位会写《潘金莲》的人被成都人夸为“巴蜀鬼才”时的那付得意相！

　　那场载入史册的启蒙运动中，肯定也有不少魏明伦这样的巫傩参与其中，我今天这篇短文的目的，就是要将这类巫傩与其他精英区分开来。就我们今天看，启蒙实践中，没有一个人是不可指责的，但要将其中的巫傩区别开来；他们本无志于启蒙人民，他们只是要做他人的“神”，需要他人的仰视。

　　如果还有下一次，还有下一场“启蒙运动”，那么“区分巫傩与精英”应该成为这场启蒙运动的内容。

　　【文/道一人，红歌会网专栏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