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对汉语文学的破坏是全方位的（第一部分）
莫言对汉语文学的破坏是全方位的（第一部分）
颂明
一
“莫言”已经成了一个文学符号。在这个符号面前分成了立场严重对立的两大阵营，一个阵营用无以复加的溢美之词把莫言捧成了一座文学丰碑，另一个阵营却把他贬斥为“垃圾文学”代表。显然，这两种极端对立的观点都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那能不能脱离这种“政治的观点”而从纯文学的角度来谈谈“莫言”在文学上的地位和价值呢？
我想是可以的。文学毕竟属于“艺术”的范畴，除开它的利益属性，也就是政治的属性以外，确实还存在着一种纯粹的“文学”的属性。
我这样说，对立双方的极端者都会骂我。有“左派”的网友专门发了文章要和我“商榷”，还有干脆骂我是“坏蛋”的。他们的观点是“文学只是政治的附属品”，根本就没有脱离政治的文学。这是一个认识误区。大概在1976年（或者是1975年），我还在学校时展开了一场“有没有脱离阶级性的文学作品”的辩论。这场辩论是因为当时有一篇小说《一颗长在屋里的竹笋》引起的。我们那一届学生只有我一个人持“不同观点”。我的观点是：进步文学作品有“人民性”和“阶级性”两个概念。人民性是上位概念，而阶级性是下位概念，阶级性是从属人民性的。人民性是代表所有人的根本利益的，阶级性毕竟只代表一部分人的利益。
文学作品除了“政治属性”之外，确实还存在着“纯文学”的审美判断。所谓“纯文学”的作品就是符合全人类所共通的审美情趣。对一个国家来说，人民性首先体现在“民族性”上，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我举了一个例子。说到唐诗就离不开两个人“沈宋”（武后时期的宫廷诗人沈佺期、宋之问的合称）。他们对中国诗歌的贡献就是他们所创作的五，七言近体诗标志着五七言律体已趋于定型。而且两人的诗歌都不乏精品。如沈佺期的《独不见》，宋之问的《江亭晚望》，就是兼具人民性和文学性的佳作。而两人的政治立场和人品都不敢恭维，尤其是宋之问，其人鲜廉寡耻，用现在的话说属于“人渣极品”，在某种程度上还连累了沈佺期。但我们决不能因此否定他们在文学上的贡献。
第一章为序言，现在划重点：
评论文学作品的除了有“阶级性和政治性”的标准以外，还确实存在着“人民性”和“纯艺术”性的标准。对一个国家来说，人民性主要体现在“民族性”上。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所谓“纯艺术”就是指符合人类共同审美情趣的作品。
二
任何批评，总是依据一定的标准。离开了具体的标准就谈不上批评了。本文的题目《莫言对汉语文学的破坏是全方位的》是依据什么标准得出的结论呢？
我就是依据文学的“人民性”及“纯艺术”的标准进行批评而得出的结论。尽管政治与文学艺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政治毕竟要通过艺术的方法进行表达。否则只要喊口号就得了。
文学艺术的本质就是塑造形象。评价文学作品文野优劣主要看其形象塑造得成功与失败。
那何谓成功，又何为失败呢？
这里只有一个标准，就是典型化地塑造人物还是概念化地塑造人物。典型化才具有真正的文学性。而概念化只是对作者观念的诠释。
什么是人物塑造的典型化？
举个简单的例子。“二舅”这个形象最近很火。假如你是根据现实中真实“二舅”为原型，然后把各个不同的“二舅”的细节综合起来用在你笔下的“二舅”身上，使之更加丰满鲜活。这就是典型化的方法。
假如你根本没有真实的原型，只是为着表达自己的“理念”凭空设想出了一个人物。然后把生活中个别的、非主流的极端现象根据“作者理念”的需要集中到这个“设想人物”身上。这就是概念化地塑造人物。概念化的人物一定是具有完全相同的语言和行为特点，只是换了不同的名字而已。
现在，就来分析莫言小说人物的塑造的方法（早期小说除外）他的后期小说，特别是获奖小说，人物塑造无一例外都是“概念化”的。比如：
人物设定
干部：必定是一身匪气，满身流气，骨子里土气的人物。都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色调定位：黑色。
群众：必定是猥琐、愚昧、行为怪异的。色调地位：瓦灰色。
而土匪、地主、国军、日本人，却都“闪烁着人性善良的光辉。色调定位：必有闪光点。
语言特点
人物语言也是一样，无论男女老幼，个个出口成脏。不骂人不说话，不带“色”不说话。
对这种“概念化”创作方法。莫言还有一套完整的创作理论：把好人当坏人写，把坏人当好人写，把自己当罪人写。其实这个“罪人”是“寡人”的代名词。莫言是“莫言文学王国”的“寡人”。寡人的原意是“寡德之人”,也可以理解为“罪人”。当然这只是皇帝的自谦。 莫言认为他对他的“文学王国”之中人物有着生杀予夺之权。好像女娲造人一样，想捏成啥样就捏成啥样，随心所欲。完全违背了典型化必须“忠于原型人物本质特征”的原则。
我们的“彩虹曲吹喇叭”文学理论家还为莫言的这种概念化方法发明了一种理论：虚构之美。
第二章的题目是莫言文学《丑化中国人形象，扭曲中国人心灵》。尊敬的读者，您说呢？！这就是本章所要划的重点。
（本文较长，分开发。今天发第一部分两章。待续。）
【文/颂明，本文为作者投稿红歌会网的原创稿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