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光宇：驳余云辉《关于共产党执政的阶级基础探讨》的一些论断
余云辉先生该文见于 2024-01-21 红歌会网：《余云辉：关于共产党执政的阶级基础探讨》
阶级斗争理论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早在马克思主义产生前就有了，不过是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理论和阶级分析的方法。
对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余云辉先生，借阶级分析的方法在该文展开的一些论断，不能苟同，驳斥如下。该文其它大体上赞同和不值驳斥的部分，在我的驳文中不引述。
“我们必须从生产资料所有制这一经济基础的根本点出发，利用政治学范畴的阶级分析法，正确认识建国以来中国不同阶级的形成、演变以及当下中国社会的阶级构成。”
什么是生产资料？ 照《现代汉语词典（修定本）》1128页，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总合。是人们从事物质资料生产时所必要的物质条件。
“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就得了。因为，无须“总合”，也能是“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而且，分散于各主权独立国家和分散于各个主权独立国家的各个个人和生产组织的“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是无思想意识的东西，没有那个能动性能“总合”起来。这里的“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总合”，只能是论断者在自己的头脑中将“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总合”起来的观念。
“人们从事物质资料生产时所必要的物质条件”多得很。一切能决定人的生存的自然生态的任何条件，都是“人们从事物质资料生产时所必要的物质条件”。所以，“人们从事物质资料生产时所必要的物质条件”不妥。
生产资料只能是从事社会生产的人能拥有所有权的稀缺效用事物，即人们说的从事社会生产的财富或财产。
什么是生产资料所有制？ 照《现代汉语词典（修定本）》1213页，生产资料归谁占有的制度，......。
什么叫“占有”？
奴隶使用奴隶的牛马是不是叫占有？不占有，怎么使用？
生产资料的“占有”，有两种：[1]是指对生产资料本身的“占有”;[2]是指对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占有”或拥有。 人对生产资料本身的“占有”，一般来说是人能动地对物的物理作用关系。奴隶使用奴隶主的牛马是奴隶对奴隶主拥有所有权的牛马的物理作用关系。对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占有”，与其它财富的所有权的“占有”一样，是统冶者依其制定的规矩，就生产资料的占有、使用、享用和处置的“占有”，经统治规制的人与人之间（包括人与人的组织之间和人的组织之间）的权力、权利和义务关系，即就事物的占有、使用、享用和处置的“占有”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
“生产资料归谁占有”的说法不能区分，而是混淆了以上两种“占有”的不同。不妥。
生产资料所有制只能是一种制度。
什么是制度？照《现代汉语词典（修定本）》1622页，1、要求大家共同遵守的的办事规程或行动准则；2、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体系。
不是“要求大家共同遵守”，而是依统治者制定的规矩，以暴力和暴力为威慑，并配以意识形态文化的敎化，经统治规制成人们的行为和人们之间发生社会关系的规范。
应是“办事规程或行动准则”的规范。“办事规程或行动准则”的规范，无非、而且更确切的，就是人的行为和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规范。
什么是政治？
在国家社会，政治是对社会的统治和围绕对社会的统治展开的，包括国家在内的人、派别、集团、社团和阶级等的活动和他们之间的斗争。即政治是这样的一种活动。
什么是经济？照《现代汉语词典（修定本）》664页，经济学上指社会物质生产和再生产的活动。“再生产的活动”也是“社会物质生产”活动。没有不是物质的社会生产活动。“物质”一词是多余。此处说的经济，就是社会生产活动。即经济也是一种社会活动。
任何事物的活动的“体系”能是什么？只能是活动的事物本身。不管是什么条件下形成的，政治、经济都是一种社会活动。“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政治、经济的体系”，只能是政治、经济本身。除此以外没有政治、经济的什么体系。
文化，狭义的，如我发表在红歌会网和乌有之乡的一些文章所说，只能是我们头脑中的精神的“外化”， 是指这一类头脑外的现象事物：表示和传达思想意识及其情感，包括表达、影响和教化人的各种主义、宗教、伦理道德、哲学等意识形态，自然科学、技术、政治、经济等知识，对人实施思想意识的影响和教化的语言、文字、书籍、报刊、演讲、图画、音乐、歌唱、舞蹈、戏剧、电影、电视、教育、舆论、宣传活动等。总之，人的思想意织主导其行为形成或制成的，能被他人感知、领悟和认识其思想意识，从而旨在向他人表示和传达思想意识，以实现影响和教化他人的现像事物。
广义的文化，还包括人或人的组织、人的社会活动及其形成、制造、修建的，能据此感知和认识人、人的组织、人的社会的现像事物。如人生产制造的各种器物、建筑物及其残留物等，甚至人、人的组织、人的社会行为、活动的习惯、风俗等，都被称为文化。
不管狭义还是广义的文化，文化的体系能是什么？莫明其妙。
不过，社会制度，必须和只能是对人的行为和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规范。因此，社会制度只能是统治者依其制定的规矩，以暴力和暴力为威慑，并配以意识形态文化的敎化，经统治规制成人们的行为和人们之间发生的社会关系的规范。
因此，制度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体系”的论断不能成立。
一切社会制度，只能是统治者依规矩经统治规制的结果。不存在没有统治规制的社会制度。
生产资料所有权，与其它财富的所有权一样，是就生产资料的占有、使用、享用和处置依规矩经统治规制成的人与人之间（包括人与人的组织之间和人的组织之间）的权力或权利与义务的关系。即 生产资料所有权是这样的一种社会关系。
生产资料所有制，是就生产资料的占有、使用、享用和处置依规矩统治，规制的人与人之间（包括人与人的组织之间和人的组织之间）的权力或权利与义务关系的规范或制度。
不存在离开经统治规制成的社会财富的所有者的所有权的规范或制度的所有制。
“我们必须从生产资料所有制这一经济基础的根本点出发”，就是“生产资料所有制”是“这一经济基础的根本点”，就是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社会生产活动“基础”的“根本点”。
任何事物的活动，包括社会生产活动在内的任何社会活动，它们的“根本点”能是什么？
包括社会生产活动在内的任何社会活动，哪怕被说成是社会生产活动“基 础”，都没有什么“根本点”。“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统治者依其制定的规矩经统治规制的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社会关系的规范。如此形成的一种社会关系的规范，怎么能是“这一经济基础”、即这一社会生产活动“基础”的“根本点”。
“经济基础”或社会生产活“基础”能是什么？经济既然是社会生产活动，它的“基础”只能是社会。因为，社会生产只不过是社会的一种活动。没有社会，就不可能有包括社会生产活动在内的社会的一切活动。社会生产或社会生产活动只能是社会的结果。
但必须有统治，才能有社会。而政治是对社会的统治和围绕对社会的统治展开的活动和斗争。在国家社会，则是如前所述。
社会生产，必须而且只能是有序的人的社会活动和人的社会关系才能形成。有序的人的社会活动和人的社会关系必须有规范或制度才能形成。社会生产中人的活动和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规范或制度，不仅得有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在内的财产或财富的所有权的规范或制度，还得至少有在人的生命、身体和行为的占有、使用、享用和处置上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规范或制度、相互拥有自主权的人之间就包括所有权的财富或财产的交换在内的契约关系的规范或制度。没有以上至少三种制度，或以上至少三种制度缺少了一种，社会生产从而社会生产活动就无法形成。
而人的活动和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规范或制度，只能由统治依规矩进行规制才能形成。没有统治者依规矩进行规制，就没有人的活动和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规范或制度。
因此，不是“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社会生产活动‘基础’的‘根本点’”，而是没有政治统治，不仅没有社会生产活动，而且没有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在内的一切社会制度。
因此，把经济说成是政治的基础，而把政治说成是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是本末倒置。
所以，“生产资料所有制这一经济基础的根本点”的论断不能成立，从而“我们必须从生产资料
有制这一经济基础的根本点出发”的论断不能成立。
于是，“我们必须从生产资料所有制这一经济基础的根本点出发，利用政治学范畴的阶级分析法
，正确认识建国以来中国不同阶级的形成、演变以及当下中国社会的阶级构成”也不能成立。
因为一个国家社会就是国家所有制在国家经济中占了完全基本的地位，也可能是阶级压迫和剥削社会。
必须指出，国有或集体所有，不等于公有。公有，应是指社团中的全体成员能实现没有剥削的共有。
奴隶制、农奴制、代表官僚地主阶级的隶民制的国家，还有中国解放前国民党统治的军阀性的官僚地主和官僚资产阶级的国家，所有这些国家的国有，就不是国家社会中的所有人的共有，从而不是公有，而是占国家社会人口极少数的压迫和剥削国民的统治阶级的成员，依各其在国家掌握权力的大小来决定各其权力和利益的国有。
集体经济亦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如果没有以毛泽东为领导核心的中共党中央领导全党不断展开的反腐败、特权，反官僚主义、脱化变质，和反“和平演变”的整党治党的政治斗争，不仅中共势必会脱化变质成特权阶级的党，而且农村集体经济中的当权者也会脱化变质成为骑在社员头上的土皇帝，压迫和剥削农民，集体所有也就决不是集体成员大家共同所有的公有，而是集体所有制经济的当权者以共有形式的霸道占有，这样的集体所有当然不是公有。中国改开后天津市静海县大邱庄党支部书记禹作敏恶霸专治剥削下的集体所有的组织，就是一个集体所制有而非集体公有制的典型。
纵使以国家所有制为基本的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并保持国家所有制为基本的计划经济，不展开坚决有效的反腐败、特权，反官僚主义、脱化变质，反“和平演变”的整党治党的政治斗争，共产党势必蜕化变质成压迫和剥削国民的特权阶级的党。“我们必须从生产资料所有制这一经济基础的根本点出发，利用政治学范畴的阶级分析法”，无法认识这样社会的阶级构成。
综上所述，“我们必须从生产资料所有制这一经济基础的根本点出发，利用政治学范畴的阶级分析法，正确认识建国以来中国不同阶级的形成、演变以及当下中国社会的阶级构成”不能成立。
因此，“随着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建立，以工人和农民为主体的无产阶级及其他劳动者阶级都实现了华丽转身，成为共同拥有社会生产资料的有产阶级，即转变为‘共产阶级’”的论断，同样不能成立。
社会纵使实现生产资料全部都是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并不必然能消灭剥削，从而并不必然能消灭阶级。
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是否公有制取决于国家政治统治的性质。国家政治统治的性质是人民主权的，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才可能是公有制。对此，请见我发表于乌有之乡的《不应混淆资本主义私有制与社会主义公有制 ——国有、集体所有未毕是公有；是政治统治决定，而不是所有制决定》，不再赘述。
纵使国家政治统治的统治者是代表人民主权的，纵使国家社会全部是国家所有制经济，如果统治者不能抓住自身的反腐败、官僚主义，反“和平演变”的斗争，掌握国家统治权的人，势必利用权力牟取私利，蜕变成剥削人民的官僚特权阶级，即统治者仍然会变成压迫和剥削人民的官僚特权阶级。
阶级，主要是根据是否剥削、被剥削，和剥削、被剥削的手段或方式来加以区分。
其财产来源是靠剥削，其剥削手段和方式，是划分剥削阶级的主要标准。
如奴隶主阶级与奴隶阶级，农奴主阶级与农奴阶级，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
何以是剥削？
“包括‘生产要素’在内的任何财富，放在家里决不可能由财富生出财富，只会自然损耗。更加明白无误的事实是，从来没有不依靠社会的财主把他的‘生产要素’投入自然界不经过人的劳动能生产出财富来；任何被推崇为所谓精英的财主连同他的包括‘生产要素’在内的财富一道，带离社会，不仅不能创造财富，而且一定会贫穷潦倒走向死亡。包括‘生产要素’在内的财富基本上只能经过劳动大众社会生产而来。这表明，包括‘生产要素’在内的财富基本上只能是劳动大众社会地劳动创造的，无生命和思想意识的死的包括‘生产要素’，绝对创造不出财富。【见我在红歌会网和乌有之乡的《驳蔡继明<民营经济发展壮大关键要突破理论障碍>》】”
“知识和智慧是人之区别于其它动物的最根本的特质。现代的科学已经证明，离开了社会，人就不能生长发育成有知识和智慧的人，就什么知识和智慧都不可能有。只要是在社会的生活中生长发育的头脑健康的人，都是有知识的人，只不过有知识的水平、程度和方面的不同而已。在社会中生长发育成有知识和智慧的人，再有知识和智慧，再有本事，离开了社会，也等于零。尽管知识与个人从小的主观努力分不开，但也与个人所处的或所占有的社会条件分不开。而且，知识和智慧是人头脑里的观念形态的东西，它不会跑到头脑外来创造任何的财富。只有有知识和智慧的思想意识主导的人的劳动，依托社会，生活于社会中，才能创造财富。
既然财富是社会的人社会的劳动创造的，那么，社会的财富的分配就应社会统一的按劳分配。
不能否认作为企业家的资本家的劳动，当然主要是他的脑力劳动再加上他为经营管理工作的其他行为活动的劳动。不能不考虑他的这些劳动的强度比社会创造财富的人平均的劳动强度更大。但，是社会地创造财富的人的平均的两倍，最多三倍就了不起了。也不能不考虑他的劳动时间比社会地创造财富的人的平均劳动时间更长。但，是社会的创造财富的人的平均的两倍，至多三倍到顶了。这已是偏向于资本家的估算了。三三得九。就是说，不管一个资本家投资经营的公司有多么巨大，顶多，他的收入是平均工薪收入者的九倍到顶了。就算考虑到社会对这些所谓精英要加以激励，再抛开些算，充其量不能超过十五倍。这是指所有经营公司的资本家的那些不可一世的顶尖公司的顶尖精英的顶尖收入。超过这个数，理所当然就是对其他人社会创造的财富的剥削。这是指超大型公司或企业。至于一般的大[指一万人以上的、中[几千人的]、小[一千人、几百人的]型企业的资本家，超过十倍，七、八倍，五、六倍，甚至三、四倍，就应算是剥削。【见我发表于红歌会网和乌有之乡的《驳易中天的<枪杆子出政权，却永远出不了人权>》】”
“作为政治统治的政府行政体系中的当权者，乡镇级的，包括工资在内的非工作需要的供其私人生活的所有收入和享受，超过社会工薪收入者平均收入和享受两、三倍的，县处级的，超过三、四倍，地市厅级的超四、五倍，省部级的超过五、六倍，正副国级的超六、七倍，最多九倍的就应算是剥削。大体在这个限度以内的，就是其的合理的劳动收入和享受。这是指包括工资在内的非工作需要的供其私人生活的所有收入和享受，而不是仅仅指他们在政府职位上按规定获取的工薪收入和享受。超过了以上的一倍以上，就构成了其收入和享受主要是由剥削得来的实事，就是主要收入靠剥削得来的剥削者。
如果国家行政体系的各级当权者的职务工薪收入和享受超过了以上的一倍以上，国家行政体系的当权者或国家政治统治的当权者就是集体利用国家权力来牟取私利实现剥削的政治统治的特权阶层或阶级。
尽管大体在这个限度内，但国家的法纪却容许当权者或其直系亲属在社会上牟取私利，获得的收入和享受大大超过社会普通工薪收入家庭的收入和享受，因为一般是靠权力寻租得来的，也是特权阶层或阶级。如果国家的法纪不容许官员及其直系家属经商，由此得来的超常收入和享受就是非法的，必须绳之以法，加以惩治。如果国家丧失了整治不法官员及其家属牟取超常收入和享受的能力，那么这个国家的政治统治就脱化变质了，或者正在脱化变质的过程中。【同上】”
以上国家行政体系各级当权者的级别，是指尽可能精简机构和职位的情况下，在国家行政体系各级机关领导职位上的级别，而不是没有在国家行政体系的各级机关领导职位上，而被弄成享受国家行政体系各级机关领导职位的级别。腐败弄得来厅局级以上干部都是官多如毛，处级及以下干部就更是如此。本来能养一个官，弄来要养多个官，是腐败造成的对人民大众变象的剥削。
乡镇、县、地级市、省和全国劳动模范的收入和其它待遇，应与同级政府和国家领导人的大体相当。否则就是按劳分配的不公。
在一个国家社会内，除了特殊情况外，大的行业、部门的平均收入差别超过两倍以上，一般而言就是按劳分配上的不公平；具体企业、单位的平均收入和其它待遇，高于和低于社会平均收入和待遇的三倍以上或三分之一以下，就是不能忽视的剥削或受到了剥削。
是否共产，决定性的是收入分配和它待遇其上，除特殊情况外，是否是实行共同的按劳分配。如前述，天津市静海县大邱庄党支部书记禹作敏恶霸专治剥削下的集体所有制的组织，就是一个集体所有而非集体公有或非集体共产的典型。
在占人口80%的农村，由于各人民公社的生产资料不是共有，甚至同一个人民公社的各个大队，乃至各大队的各个生产小队的生产资料也不是共有，更没有实行共同的按劳分配。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的农民，由于没有实现生产资料共同的共产和共同的按劳分配，不是“共产阶级”。
城市中的各个集体企业，包括“生产组”这种“小集体”在内，它们之间的财产不是共有的，更没有实行公同的按劳分配。国企，国有企业与城市的这些集体企业更不是共产的。甚至中央与地方省、地、县各级的国企在生产资料、收入分配和它待遇其上，从而按劳分配上，一般也不能实行财产根据情况的一平二调，也没有实行共同的共产和共同的按劳分配。
国家行政体系不是社会经济或社会生产中从事经济或生产的组织，包括当官的公务员的收入，与世界上所有其它国家一样，是靠对社会经济或社会生产中的各种主体征集的财政收入的其中一部分形成，不取决于是否有共有生产资料。就是国家统治的经济全是国家所有制的，如前所述，如果其工薪收入和享受超过了以上说的一倍以上，国家行政体系的当权者或国家政治统治的当权者就是集体利用国家权力来牟取私利进行剥削的政治统治的特权阶级。
因此，中国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和改开前，不管是在农村和城市，都不存在“共产阶级”，远没有实现国家社会的全民生产资料共有制。即不仅没有实现国家社会的城市居民与占80%的农村居民的共产，也没有实现农村集体人民公社之间，各公社的各大队之间，各大队的各小队之间的共产，而且没有实现国家社会全部城市的不仅国有企业与集体企业，各个集体企业之间的共产，甚至由于各级各地方国有经济一般不能统一的一平二调、从业人员的分配和其它待遇不是共同的按劳分配，实际上也没有实现国家社会中央国有经济、各级地方国有经济——包括各地方国有经济之间——的共产。
因此，“随着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建立，以工人和农民为主体的无产阶级及其他劳动者阶级都实现了华丽转身，成为共同拥有社会生产资料的有产阶级，即转变为‘共产阶级’”的论断，同样不能成立。
实现了政治统治上的代表人民主权，消灭了地主和资产阶级，革除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尽管是5000年文明历史以来空前的革命性大飞跃，但不同行政层级的国有制企业之间，不同集体所有制生产组织之间，更不要说国有和集体组织之间，特别是城乡居民之间,经济差别仍相当大，甚至相当严重，谈不上国家社会的全民在生产资料上的共有制和共同的按劳分配。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看来是至少需要一百几十年以上的时间才能实现的革命性过渡。
因此，为了基本上消灭剥削，不仅要消灭地主和资产阶级，革除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将集体所有制发展改革成国家所有制，还必须根本消除非特殊情况的各种过大的经济差别，将分属于各级各地方不统一、分配也不共同的国家所有制，发展改革成全民共同的国家所有制，特别是全民共同的按劳分配，才可能实现国家社会全民的生产资料共有制和国家社会全民的按劳分配，才可能实现国家社会的共产主义。
作者的此论断，是没有事实根据的浮夸不实之词。
如果不能遏制腐败，掌握国家统治权的人，势必利用权力牟取私利，从而统治者仍然会蜕化变质成压迫和剥削人民的官僚特权阶级。即便“以工人和农民为主体的无产阶级及其他劳动者阶级都实现了华丽转身，成为共同拥有社会生产资料的有产阶级，即转变为‘共产阶级’”，势必会被邪恶再转身，重新成为被压迫被剥削的阶级。
阶级的事实依据是社会有剥削与被剥削的根本性分野。当国家的统治者是代表人民主权，私有制已被基本革除，集体所有制发展改革成无行政等级差别的统一的国家所有制，社会生产资料实现国家社会的全民共同公有，社会分配基本实现全民共同的按劳分配，实现了国家社会全体上的共产，社会在根本上没有了剥削与被剥削的分野，哪里还有什么“共产阶级”。作者后面说的，“人人都属于‘共产阶级’，那也就意味着实现了消灭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既然消灭了阶级，“共产阶级”的说法，无异于是自我打脸。
“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各个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这一切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强大和一元化领导；而党的强大和党的一元化领导，离不开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所形成的社会主义的一元化社会，即劳动人民翻身做主人的‘共产阶级社会’。”
世界上任何制度或形态或模式的国家社会的政治统治都只能是一元统治，不能是多元统治，否则就必然分裂，天下大乱。但世界上任何制度或形态或模式的国家社会围绕对社会的统治展开的活动和斗争都是多元的。
如上所述，根本就没有“共产阶级”。
不要说新民主主义革命成的有阶级存在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了，社会主义革命所形成的社会主义也不是一元化的社会。由于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区别和差别相当大，还有城乡、工农差别相当严重。明白无误的是没有实现全体国民的生产资料的共产制，更没有实现全体国民共同的按劳分配，那里来的“建国以来形成的一元化社会，即单一的‘共产阶级’社会”，从而根本就不存在“共产阶级社会”。关键是，前三十年被消灭的反动阶级的人还在，心不死，特别是体制内外还存在主张在中国搞美西方自由民主主义宪政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严重势力。1957年右派的猖狂进攻和还没有重新培植起资产阶级的1989年“6.4”事件表明，弄得不好，势必亡党亡国。
此论断，是无视基本事实，别出心裁的谬论。
就算国家所有制实现了生产资料的全民共同的所有制的共产，实现了共同所有制共产的全民实现了共
同的按劳分配，社会就基本没有了剥削与被剥削的分野，又哪里还有什么“共产阶级”，扯得上什么“共
产阶级社会”。
“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基础是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而不是私人所有制”。
“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基础”即社会生产活动基础，决不是“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这种制度。当然，如同作者也说的，更不能是“私人所有制”。
“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基础”即共产党执政的社会生产活动基础，就是共产党执政依其制定的规矩经统治规范的社会生产活动。
“华为的成功，不仅是生产力角度可观察到的科技发展的成功，而且是生产关系角度可观察到的制度演化的成功。只有制度的成功演化，才有科技的凤凰涅槃。”
美国各行业世界技术顶尖的企业比中国的更多得多，都可以套用此逻缉，来如此这般地吹捧。
如下将指出，“生产力角度”，不过是社会生产的产物的角度。社会生产的产物有什么角度？
“生产关系角度”的生产关系，就是社会生产关系。社会生产关系，是政治统治规制的规范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一种。社会生产关系有什么角度？
制度，是政治统治规制的人的活动和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规范。没有思想意识主导其行为的能动性的制度本身哪里来的什么演化。
此段论述又是一个谬论。
“典型的私人企业，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并存共生的经济共同体”，那么不仅中国，而且美国、西方和世界所有国家的“典型的私人企业”，“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并存共生的经济共同体”了。
不管是不是“典型的私人企业”，包括市场经济在内的私有制的商品经济，必然结果只能是资产阶级压迫、剥削无产阶级的矛盾斗争体。
从形式上看，资本家购买了，与奴隶或农奴根本不同的，与资本家同样拥有相互对自己的生命、身体和行为的所有权、从而与资本家相互都拥有自主权的无产者自愿出卖了，自己行为所有权中的劳动所有权一定范围、时间和条件下的使用权，资本家在他经营的生产过程中，就由此获得了统治当局依法赋予和维护的他对无产者一定范围、时间和条件下支配的权力。与此同时，统治当局用统治依法施加给无产者者负有服从资本家在一定范围、时间和条件下权力支配的义务。资本家由此就能实行对无产者的剥削。如果无产者不服从统治当局依法规制赋予资本家对无产者的权力支配，统治当局赋予资本家依法对无产者进行经济处罚的权力，直至解除与无产者订立的合同；如遭到反抗，资本家诉诸法律，统治当局就依法对无产者者加以强制的惩处，直至进行暴力镇压，使无产者就范。
无产者之所以要出卖自已劳动所有权的使用权，被资本家权力支配，是在一切稀缺的效用事物或财产，都经统治规制成财产所有权两极分化的社会，无产者除此以外无法通过其它办法获得生活资料，只好自愿同意向资本家出卖劳动所有权一定范围、时间和条件下的使用权。
所谓“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并存共生的经济共同体”，明明是统治当局以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暴力和暴力为后盾、为威慑，并配以意识形态文化的敎化，经统治，规制的权力、权利与义务的社会关系的结果。没有统治当局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暴力和以暴力为后盾、为威慑的统治，“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并存共生的经济共同体”势必土崩瓦解。
所以，“典型的私人企业，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并存共生的经济共同体”是欺世之言。
“华为开始吸收企业内部员工投资入股，任正非的持股比例逐步下降到1%以下（0.48%），并呈现继续下降的趋势；同时，员工持股比例超过99%以上，并呈现继续上升趋势。此时，从所有制角度看，华为已经从私有制企业转变为集体所有制企业，华为内部的无产阶级已经转变为‘共产阶级’，同时，任正非也完成了阶级身份的转化，即从资产阶级转变为‘共产阶级’的一员。”
任正非持股比例就算0.48%，也是按2022年底以华为公司全球员工总数19.4万人计算的人均平均持股数的931倍。
照红歌会网2024-01-27 王立华：《我国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变化状况及建议》一文，“任正非仅占股0.88%”的说法，则是以2022年底华为公司全球员工平均人均持股数的1707倍。
公开资料显示，华为目前总股本约为513亿股。以“任正非的持股比例逐步下降到1%以下（0.48%）”
的0.48%算，任正非持股2.4624亿股，2022年每股分红1.61元，任正非仅持股分红就达3.96亿元。
以王立华：《我国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变化状况及建议》一文“任正非仅占股0.88%”的说法，任正非持股是4.5114亿股，任正非仅持股分红就达7.27亿元。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2年我国14.12亿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20590元。以此算，居民工资性总收入约29.1万亿，以该国家统计局年末全国就业人员73351万人算，就业人员人均工资性收不到4万元。2022年任正非持股比例按0.48%算，任正非仅持股分红的收入是我国就业人员人均工资性收的约1万倍，按0.88%算，任正非仅持股分红的收入是我国就业人员人均工资性收入的1万8千余倍。
集体所有制，是集体成员共同拥有生产资料所有权，生产资料为该集体全体成员共同拥有一个所有权的集体共有制。企业的生产资料所有权，不是由企业全体从业人员共同所有，而是由企业从业人员投资入股，股份所有权泾渭分明地为各个个人私有，明明是以股份制来合资经营的私有制企业。
纵使任正非持股为零，企业的生产资料所有权，不是由企业全体从业人员共同所有，而是由企业从业人员投资入股、以股份制来合资经营的企业，也只能是私有制企业的一种。
“华为内部的无产阶级已经转变为‘共产阶级’，同时，任正非也完成了阶级身份的转化，即从资产阶级转变为‘共产阶级’的一员”，是无视基本事实的瞎说。
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官方顶尖的“世界社会主义”专家，居然连什么是集体所有制都没有搞明白，把企业财产以股份制由内部员工私有化，而且存在企业财产为个人私有如此两极分化的企业成员，美其名曰地统称为“共产阶级”，不管是真糊涂还是别有用心的装糊涂，都是令人大开眼界的咄咄怪事。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历史规律没有变化，从生产力发展和科技进步的角度研究生产关系的发展与进步，仍然是一种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好方法。”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历史规律没有变化”的论断不能成立。
一切事物产生的力，都不能决定该事物的内在关系——何况没明其妙地只是决定该事物内在关系的其中一种，从而能决定该事物，这才是普遍的事实和规律。只不过是社会生产产生的生产力，怎么能决定这个社会的内在关系、甚至只是决定这个社会内在关系之一种的生产关系，怎么能决定产生这个生产力的社会。
因此，“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历史规律”是没有事实根据的主观杜撰。
何况，根本就没有社会生产产生的生产力这种东西。
“我们在劳动者的具体劳动中能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捡测得到，从而找得出，劳动者肢体，或其使用的牛、马，或其使用的机器，发出的力，但，人们说的人的劳动生产力，是大是小，不是依劳动生产者的力气或其使用的牛、马或其使用的机器发出的力的大小来衡量，而是以人劳动生产的财富质量的高底和数量的多少为准。此人相对其他人劳动生产的财富质量更高、数量更多，人们说他的劳动生产力更大，而不是他在劳动生产中的力气或其使用的牛、马或其使用的机器发出的力有多大。劳动者的具体劳动生产力，其实是指劳动者的具体劳动生产的财富，或360百科生产力论以下说的劳动生产的产物。【见我在红歌会网和乌有之乡的《评360百科的生产力论》】”
社会生产产生的生产力亦然。不是社会生产能产生的什么生产力，而是根据社会生产的产物的多寡、科技水平的高低、质量的好坏，社会使用和利用社会生产的产物趋利避害所起作用的大小，等，综和平估而认为的社会的生产力。这些无思想意识主导其行为的社会生产的产物，不经社会的人的使用，只能是废物，什么作用都不起，它们能决定什么。
如上所述，生产力就是社会生产的产物。
这里说的科技，是“从生产力发展和科技进步的角度研究生产关系的发展与进步”的那种科技，应是人头脑外的东西。因此，只能是人的思想意识用来指导劳动生产的科技知识主导其行为制造的，用来生产财富的装备、设施等的工具。否则在人的头脑外就不存在什么科技。
生产关系——应是社会生产关系，只能是社会关系的一种。国家社会包括生产关系在内的社会关系，只能是统治者，以暴力和暴力为后盾、为威慑，并配以意识形态文化的敎化，依其制定的规矩，经统治规制的规范或制度，形成的人与人之间权力、权利与义务的关系。
社会生产的产物，用来生产财富的装备、设施等的工具，生产关系，通统是无思想意识主导其行为的东西，产物，装备、设施等的工具，生产关系，各其本身，通统都没有那个人才有的能动性，扯得上什么发展、进步。
因此，根本就没有“从生产力发展和科技进步的角度”，根本就没有“生产关系的发展与进步”。
“生产力发展和科技进步”，只能是社会使生产力发展和科技进步。人类社会“生产关系的发展与进步”，在根本上或决定性上，是社会政治的矛盾和斗争、特别是其中的阶级矛盾和斗争，造成的社会变革或革命的结果。
何况，是从什么的角度研究什么，只是分析问题，谈得上什么“解决问题的好方法”。
因此，“从生产力发展和科技进步的角度研究生产关系的发展与进步，仍然是一种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好方法”的论断，是又一个谬论。
“华为所处的半导体与通讯行业属于技术迭代快、资本密度高的高科技产业，私人资本投入与企业自身利润积累无法满足行业的技术、产品和服务的竞争需要，为此，华为必须开放股权来募集资金。募集资金有多条途径，华为选择向本企业全体员工筹集资金，而不是公开发行股票（IPO）和上市，即，华为选择了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制度与规则，而不是资本主义和资本市场的制度与规则”，是奇谈怪论。如上所述，由此而来的华为只能是地道的私有制企业。
国有和集体企业被私有化化掉的相当多数量，就是将生产资料所有权分给内部职工被私有化成资本主义私有制企业。现在，包括外资，私有制资本主义经济已成汪洋大海。照王立华在《我国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变化状况及建议》一文，根据官方数据得出的论断，早在十六年以前的2007年，国有和集体企业工业总产值占比就已经从100%，下降到32.05%，2020公有企业年营业收入占比仅有8.43%，2020年公有企业资产占比仅有13.54%。包括外资，美其名曰“民营经济”的私有制经济，岂止是“五、六、七、八、九”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发展到了如此地步，不少官方专家还在继续骗人，把企业财产以股份制由内部员工以股份制方式私有化，并把必然两极分化的企业成员，美其名曰地统称为“共产阶级”。既然是“共产阶级”了，理所当然一口咬定如此的私有企业是社会主义的集体企业。是否还要把剩下的这点国有经济和已成凤毛麟角的集体经济用此法继续化掉，使中国经济完全化成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才肯善罢甘休！
“实行社会主义企业制度、把毛泽东思想应用于决策与管理的企业，可以在市场经济竞争中战胜国内外最强大的资本主义高科技企业集群，突破他们的集体围剿。华为以一己之力成功挑战微软、苹果、思科、甲骨文、台积电、英伟达、特斯拉等境外高科技企业集群，这不仅是科技产品与服务能力的胜利，而且是企业制度与毛泽东思想的胜利。社会主义企业制度和毛泽东思想可以成为中国企业腾飞的制度优势和文化优势。”
华为“实行社会主义企业制度”，还有文章后面的“随着科学技术发展和市场竞争加剧，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上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经济共同体，发展成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共产阶级’经济共同体，已经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趋势”，是瞒心昧己的睁眼瞎说。
只有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的人，才可能“把毛泽东思想应用于决策与管理的企业”。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是以工农联盟为基本力量，用暴力革命推翻和打粹地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革除生产资料私有制，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消灭资产阶级和其它压迫和剥削阶级，真正为人民服务，最终实现没有阶级压迫和剥削的共产主义。毛泽东思想，势必遭致资本家打骨子里的殊死反对。资本家会“把毛泽东思想应用于决策与管理的企业”，不是痴心妄想，就是欺骗瓜娃子。
“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在中华民国就已作为国家经济的主要存在，为什么没有出现‘第一，民营经济是解决国计民生这个根本问题的重要力量、是解决社会就业的主要渠道。第二，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引擎、是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主要力量。第三，民营经济是社会财富的重要来源、是国家税收的重要来源。第四，民营经济是科技进步的重要推动者、是自主创新的重要贡献者。第五，民营经济是出口创汇的重要主体、是参与国际竞争的有生力量。第六，民营经济是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支撑、是扶贫开发和公益慈善事业的重要力量。’？
全世界除一、两个国家外，都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为主要或为基本，为什么在‘第一，民营经济是解决国计民生这个根本问题的重要力量、是解决社会就业的主要渠道。第二，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引擎、是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主要力量。第三，民营经济是社会财富的重要来源、是国家税收的重要来源。第四，民营经济是科技进步的重要推动者、是自主创新的重要贡献者。第五，民营经济是出口创汇的重要主体、是参与国际竞争的有生力量。第六，民营经济是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支撑、是扶贫开发和公益慈善事业的重要力量。’上或发展上，都不能与中国比肩？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姑且不论。所有发展中国家除一倆个外，都是‘民营经济’为基本或主要，其决大多数，‘凡是民营经济发展好的地区，那里的就业就比较充分，那里的市场发育就比较成熟，那里的经济就充满活力，那里人民群众的生活就比较富裕’的事实在哪里？
只有一个解释，是中国政治模式的政治统治规制的结果。
任何社会都是政治统治统起来的。任何社会的经济怎样，都取决于政治模式及其政治状态、政治统
治对社会规制的好坏。
‘没有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创建的政治模式和为这个模式打下的基础，就不可能有‘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凭着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取得了巨大发展成就’。‘改开’无非主要是私有化、市场化，加国际贸易和引进外资，还有署名作者的发展与美国的关系。所有这些，其它发展中国家都在搞。其它国家的人民也是‘勤劳和智慧’的。为什么找不出个能与中国‘改开’比肩的例子。所以，中国包括‘改开’的40年在内的70年的发展成就，决定性的是中国的政治模式。【引至我在红歌会网的《读杨洁篪署名文章有感》】’
‘世界上私人所有的企业在世界经济占了绝大比重，世界上有几个国家的私人企业家能像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民营企业家’能那么快的暴富、那么快的发展和那么快的‘创造的社会财富’?包括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主义企业在内的一切人或组织‘创造的社会财富’，其实都只能是政治统治规制的统一有序的社会的结果，离开了政治统治规制的统一有序的社会，任何人或组织都不能创造社会财富。因此，在当今的世界各国绩效尤其突出的包括上缴的税金在内的中国‘民营企业创造的社会财富’，只能是中国无产阶级性的共产党创建的政治体制的政治统治规制的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离开了中国这样的政治统治规制的中国社会，就不可能有今天人们说的‘民营企业创造的社会财富’。所以，‘民营企业创造的社会财富’是伪命题。何况只能是如此创造的社会财富，除了没有能偷税得手的税金和雇佣工人的工资等外，包括暴发起来的企业的财产，都被‘民营企业家’私人拿去了。 【引自我发表于红歌会网的《有感于“民营企业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家的在本质上是有区别的”》】’【见我发表于红歌会网和乌有之乡的《驳《这位副国级领导这样解读》】”
华为的成就，与任正非这个人适应于他搞起来的私有制企业追逐利润的思想、作风、方法和努力故然有很大的关系。但是，如果把华为企业成长的基本盘，不要说放到阿富汉、伊拉克、叙利亚，就是放到印度、土尔其、印尼、俄罗斯，“华为以一己之力成功挑战微软、苹果、思科、甲骨文、台积电、英伟达、特斯拉等境外高科技企业集群”，只能是做梦。
“‘企业家’赚取利润的大小和更具重要意义的赚取利润的发展速度的快慢，决定性的是一个国家的政治统治及其对包括经济在内的社会的规制，而不是‘取决于企业家能力的高低’。政治制度或模式优越，政治统治规制的包括经济关系和制度在内的社会各基本方面的关系和制度才能使社会中的‘企业家’在赚取的‘利润的大小’和赚取利润的发展速度的快慢上总体更具优势， 而且，这样的社会也必然会在总体上产生够用的‘赚取利润’比政治模式没有优越性的国家的‘企业家’更具有优势的‘企业家’。政治制度或模式没有优越性，不管人们认为的‘企业家能力’有多大，‘企业家’在赚取的‘利润的大小’和赚取利润的发展速度的快慢上总体就只能是相对的劣等。【见我在乌有之乡的《 驳张维迎的<市场经济与共同富裕>》】”
“‘微软公司为人类创造的价值’，是根本就不存在的‘无’。因为，人类科学技术发展到了今天，用一切最先进的技术，都无法感知，或者无法看得见、摸得着在人的头脑外有任何的价值的存在。微软公司只能是社会的存在，微软公司为人类创造的财富只能是社会的结果。离开了社会，不要说创造财富了，微软公司只能化为乌有。微软公司创立者比尔·盖茨不管私人有多少财富，头脑有多少智慧，离开社会，只能贫穷潦倒走向死亡。但微软公司的最大股东却拥有超过一般人上万倍都止的财富。【见我在乌有之乡的《 驳张维迎的<市场经济与共同富裕>》】”
所以，得出“华为以一己之力成功挑战微软、苹果、思科、甲骨文、台积电、英伟达、特斯拉等境外高科技企业集群”，还有后面的“通过建立以职工持股会为主要股东的‘共产阶’经济共同体，华为形成了企业内部强大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华为的激励机制不是来自于外部政府组织部门的行政提拔，华为的约束机制也不是依靠类似于国资委的外部考核。内在自我激励、内在自我约束与企业拥有充分自主权和冒险权辩证地、有机地结合起来，自主、自发、自愿地参与国内和国际市场竞争，敢于投入，敢于冒险，敢于从胜利走向胜利，这是华为成功的另一个秘密。华为模式应该成为地方国企和央企改革的样板和方向”的论断，要么是无知，要么是别有用心。
包括“社会主义企业制度”在内的社会制度，如前所述，是依统治者制定的规矩，以暴力和暴力为威慑，并配以意识形态文化的敎化，经统治规制成人们的行为和人们之间发生社会关系的规范。社会主义企业制度的“优势”，取决于政治模式及其政治状态决定的政治统治的规制。规矩制定的再好，政治模式及其政治状态不行，政治统治不可能规制出具有“制度优势”的制度。
毛泽东思想不是制度，也不是文化，而是只能存在于信仰毛泽东思想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头脑中的思想意识。除非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私人财产所有权关系决裂，或者将这样私人财产及赚取的利润无私的投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革命事业，即脱胎换骨成无产阶级先进分子，资本家，不可能信仰毛泽东思想。“中国企业”，现在98%以上已是资本家的企业。“毛泽东思想可以成为”这些资本家的“中国企业”的“腾飞的”“文化优势”，是痴人说梦！
中国70多年来取得世界突出的经济发展成就，都是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创建的中国政治模式的政治统治规制的结果。改开后中国取得的经济发展成就，是由于，党内外反动势力将这个政治模式改掉的企图终未得呈、并能维持，在临近被从根本上腐败掉的最严重时刻，又有幸被十八大中共新的中央核心领导班子抓住了反腐败、整党治党这个决定一切的七寸，而得以挽救，从而能使这个政治模式及形成的政治统治能发生作用并又能起死回生的逐步重新强健起来使然。没有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创建的中国政治模式的政治统治，就没有现在取得的一切成就。
离开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创建的中国政治模式的政治统治，不顾“中国企业”98%以上是资本家企业，侈谈什么“社会主义企业制度和毛泽东思想可以成为中国企业腾飞的制度优势和文化优势”，只能是自欺欺人。
“按照本文的探讨分析，共产党的阶级基础应该是‘共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其经济基础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共产阶级’不仅是无产阶级的未来，而且是资产阶级的未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不是被简单消灭，而是被转化和改造为‘共产阶级’；这种阶级转化的过渡，是一个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逐步推进的、渐进式的历史过程；”
“社会主义社会现阶段是由‘共产阶级’主导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并存的社会。社会主义的未来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不仅表现为生产力高度发达和生活资料按需分配，而且是‘共产阶级’取代了一切其他阶级的一元化社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共产阶级’队伍的壮大而得到不断巩固。”
明明是将企业的资产以股份制实行生产资料所有权为私人所有的私产者，哪里是什么“共产阶级”。至少，其中拥有的资本收入超过社会就业人员平均收入几十以上的，肯定无疑就是属于资产阶级的资本家。不管是不是资本家，将这些以股份制实现生产资料所有权为私人所有的私产者，煞费苦心咬定为“共产阶级”，是颠倒黑白，指鹿为马。
共产党的阶级基础只能是工人阶级，决不能是作者咬定的华为那样的“共产阶级”。其经济基础也不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只能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社会生产。
工人阶级或其他人民的未来是根本消灭了压迫和剥削，消灭了阶级的共产主义。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革命的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决不能允许资产阶级有什么未来。
绝对不允许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一起“被转化和改造为”华为那样的“共产阶级”。
共产主义社会没有阶级，任何的“共产阶级”都不能有。
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任何剥削阶级都必须加以消灭。怎么消灭，视情况而定。但决不能与无产阶级的消失一样，只能用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来消灭。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不是被简单消灭，而是被转化和改造为‘共产阶级’”的论断，荒谬绝伦！
“社会主义社会现阶段”，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资本主义私有经济有必要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辅助部分，但只应是共产党代表工人阶级和人民通过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统治，把资产阶级规制来为工人阶级和人民所用。决不能弄成“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并存的社会”，更不能弄成作者的华为那样的“‘共产阶级’主导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并存的社会”。
因为不掌握政治统治权，任可阶级都无法主导社会。“主导”社会，只能是统治社会。作者的华为那样的“‘共产阶级’主导”，就是资产阶级统治。作者的“‘共产阶级’主导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并存的社会”，只能是资产阶级压迫和剥削无产阶级的社会，那里扯得上什么“并存”。
如前所述，社会生产力，只不过是社会生产发展的结果，实际上就是社会生产制造或创造的产物。社会生产的发展，又只能是社会发展的结果。这里说的科学技术，只不过是人的思想意识用来指导劳动生产的科技知识主导其行为制造的，用来生产财富的装备、设施等的工具。无思想意识主导其行为的根本就没有能动性的社会生产的产物和用来生产财富的装备、设施等的工具，不经社会的人的使用，只能是废物，扯得上什么“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只可能是社会使生产力发展和科技进步。
中国共产党必须由与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权切断联系，反对阶级剥削和压迫，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人所组成；必须坚持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社会主义革命路线，紧紧抓住反腐败、官僚主义，反特权，反资产阶级的资本渗透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侵蚀，反国内外资产阶级势力“和平演变”的整党治党的斗争；必须从根本上否定为维护压迫和剥削人民的统治阶级政治统治服务的传统意识形态文化和美西方文化，进行文化革命；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以此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革除生产资料私有制，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消灭资产阶级和其它压迫和剥削阶级，将最终实现没有阶级压迫和剥削的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战略目标；就是在社会生产相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很落后的阶段，也必须遵守和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来发展社会生产；必须依靠人民，为人民服务，与人民打成一片，而不能为剥削人民的资本家服务，为资本家站台，当资产阶级的店小二。而不能相反。只有这样，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得到不断巩固。否则，迟早会步苏共和苏联的后尘。而且对中国来说，目前阶段发生这种事，就会八分十裂，空前浩劫。
综上所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不是被简单消灭，而是被转化和改造为‘共产阶级’；这种阶级转化的过渡，是一个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逐步推进的、渐进式的历史过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共产阶级’队伍的壮大而得到不断巩固”，荒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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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张光宇，本文为作者向红歌会网原创投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