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新滨：财政从来非细事，关乎国体和道路

　　最近在学习法国大革命的历史。虽然是刚刚开始接触，但财政危机和革命的关系是非常明显的。其实，不仅仅法国大革命，任何一场革命、人民起义乃至政权更迭大都首先表现为严重的财政危机（当然包括金融在内）。如果不能解决或者抱薪救火，那么接下来就是改朝换代或者人民大革命。

　　法国大革命可能很多人不熟悉，但中国的情况大家应该都是知道的。无论是短命的秦和隋朝，还是统治时间比较长的两汉、唐宋元明清在灭亡前都有严重的财政危机。至于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派那就更不用说了。从中国历史来看，一个统治时间比较长的王朝，实际上至少会有两次明显的财政危机。一次是在王朝中期，这种危机往往和边疆危机交织在一起，互相加剧。如果处理得好，那么这个朝代就还能再维持一段时间。第二次是出现在王朝末期。这个时候，财政危机是先导和标志，接下来就是边疆危机、农民起义，并交互作用。这个时候，就算有一两个想有所作为的君主和能臣干将也是“回天无力”，最终在内忧外患中走向灭亡。为什么呢？

　　因为财政不仅仅是国家行政的一个部门那么简单。如果说战争是政治斗争的延续和最高形式，那么财政可以看作政治斗争的经常表现和标尺。自从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不仅“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而且所有政治斗争也必然是阶级斗争的直接或者间接的表现。

　　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国家，自从产生以后就需要财政来维持。财政的负担（无论中间经过多少曲折或者说花样）最终由谁来承受呢？这只能是由当时的阶级力量对比决定的。我们很熟悉的所谓的“历史周期率”也可以从这个方面来说明。一个王朝刚刚建立，土地等生产资料原有的高度垄断被暂时打破了，自耕农的比例大幅提升，他们在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地位也有所提高。尤其是，与这些自耕农联系比较密切、在政治方面一定程度反应自耕农诉求的小地主（非门阀士族或者非官僚地主）在国家政治和经济生活中有相当的话语权，并能够影响政策的制定和实行。这个时候王朝的最高统治集团，因为有这种小地主以及他们联系的自耕农作为统治基础，在基层是有一定的组织力和号召力的。同时，鉴于前朝灭亡的教训，新的统治集团在享乐和挥霍方面还是比较克制的。所以虽然经过战乱、人口大量减少、生产力被严重破坏，但因为收入有保证并不断增加，而支出比较克制，因而不存在收支严重不符的财政危机。

　　当王朝承平日久，不仅人口会不断增加，更严重的是土地兼并不断发展。尤其是门阀士族或者官僚地主通过手中的权力等非经济手段（或者是高利贷这种超强经济手段）聚敛土地等生产资料和社会财富。一方面，大量自耕农乃至没有权势的中小地主破产，被迫投入门阀或者官僚地主名下成为他们的“部曲”或者佃农。另一方面，这些掌握了大量土地等生产资料的门阀或者官僚地主却利用自身的政治地位千方百计转嫁财政负担，从而加剧了自耕农、没有权势中小地主的破产。与此同时，统治集团经过几代人之后，骄奢淫逸，“如今生齿日繁，事务日盛，主仆上下，安富尊荣者尽多，运筹谋画者无一；其日用排场费用，又不能将就省俭，如今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这个时候，往往还会出现边疆危机从而加剧财政危机。如果这个王朝的统治集团还没有腐朽透顶，还能够主动做出调整，如唐代的“两税法”、明代的“张居正变法”等，这个王朝就还能续命一段时期。

　　一般来说，上述那些统治时间较长的王朝都能够度过这个危机。只有两宋算是一个奇葩。不仅不是大一统的王朝（北宋也不是），而且自开国以来财政压力从来没有中断过，农民起义也贯穿始终。只是靠着所谓的商品经济繁荣，通过大量的商税（以及官营经济）变相从人民身上掠夺财富。正因为宋朝从一开始就以官僚地主集团作为自己的统治基础，所以在基层乃至整个社会的组织动员能力极其孱弱。这是宋朝军事、外交软弱、投降的根本原因所在。而放纵商品经济尤其是官僚集团和商人的勾结，最终导致商品交换意识和行为对原有社会结构的腐蚀和瓦解。既没有新的社会力量来建设新社会，原有的社会结构又被这种斤斤计较、只顾眼前的商品交换所瓦解，整个社会就变成了一盘散沙。在外敌面前，宋朝的君臣成了任人宰割的“两脚羊”。即使有一两个血性男儿，如同早期的狄青和后来的岳飞，其下场也只能是悲剧性的。这个教训不仅两宋一再重复，明清后期又反复出现，不可谓不惨痛！“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难道真的是“人类唯一能从历史中吸取的教训就是,人类从来都不会从历史中吸取教训”？看来对于剥削阶级而言的确是这样。不消灭资本主义这个最后的剥削社会，资本主义就会灭亡人类。

　　到了王朝末期，土地等生产资料的兼并更加严重，门阀或者官僚地主转嫁财政等社会负担更加有恃无恐，不仅自耕农就连没有权势的中小地主都没有机会真正参与政策的制定。而政策的落实、执行更是荒腔走板，无论什么样的政策都会成为门阀士族、豪族、官僚地主聚敛的借口和手段。统治集团的奢侈浪费、边疆危机、农民起义、统治集团内部纯粹争权夺利的恶性派系争斗......这些都以财政危机为先导和标志，在互相作用中不断强化，从而埋葬这个王朝，开启新一轮的历史过程。

　　如果说唐朝末年的“永贞革新”是统治集团中的进步分子最后的努力，那么“甘露之变”就典型的表现了当时的统治集团（所谓“士族”）已经完全丧失了“自我革新”能力，而只能在纯粹争权夺利的恶性派系争斗中等待着被扫进历史地垃圾堆——在黄巢代表的农民大起义中被彻底消灭。在士族之后的官僚地主集团实际上更为腐朽，我们看到，明代晚期并没有“永贞革新”这样的最后努力，恰恰是买办势力疯狂的渗透、控制官僚集团。近年来，人们对“东林党”的认识就更加清醒了，揭露了这个集团为了一己之私不惜亡国亡天下的无耻、无知和无能。

　　通过上述对历史的简单陈述，我们可以发现，财政不仅直接反映着一个国家内部的阶级力量对比，也是生产资料占有情况的间接反映，更和国家组织动员能力紧密相关，从而关系到国家的兴衰成败和荣辱（对此韩毓海同志做了大量、精彩的论述）。

　　所以说，财政从来非细事，关乎国体和道路。一个国家，哪个阶级掌握权力，联合哪个阶级或者社会集团，对哪个阶级或者社会集团实行专政，走什么道路，它就会采取什么样的财政政策。“一切政策都是阶级的政策。”既然“战争是政治斗争的延续和最高形式，财政可以看作政治斗争的经常表现和标尺。”所以，从财政上就可以看出一个国家或者时代的阶级状况以及国家的组织力等诸多方面。船山先生指出：（政）权乃天下之大宝，财乃天下之大用，正是总结了以宋明两代为代表的历史教训，用他那个时代的逻辑和语言表达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道理。

　　写到这里能写的也就写的差不多了，但还是要强调几句：自从资产阶级出现以后，他们掌握国家政权的主要和根本形式就是通过提供或者断绝税收等财政来源作为主要手段。无论是了解一下资产阶级的历史，还是看看现实中美国等国家的“政府关门危机”就可以了解的一清二楚。只要生产资料归资本家阶级私人占有，他们就有了对税收的发言权乃至最终决定权——他们不仅可以贿赂具体的工作人员，更可以作为一个阶级对国家施加影响——如果一时不能掌握政权或者不能大权独揽，也可以用“投资他处”作为要挟和条件。在国际资本流动越来越方便的今天，在“招商引资”成为很多政府的头等大事的形势下，资产阶级的这种伎俩就更容易肆无忌惮了。

　　西方资产阶级因为历史的原因（宋宜昌、韩毓海等同志都有很好的论述）是通过战争国债等形式真正发家并逐步控制国家立法、行政、司法，乃至文化等一切国家和社会权力的。而对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而言，他们自身的资产阶级先天软弱无能（正如韩毓海同志指出的那样，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们被排除在战争国债之外），具有买办或者附庸的性质。所以这些国家搞国债只能成为国际垄断资本控制该国内政乃至一切社会领域的便利通道。这一点在蒋介石反动派统治时期已经表现的很突出了，中国人民有着深刻而痛苦的回忆。如果有人忘记了，或者不愿再承认，许家印这样的人肯定是有话要说的。

　　对于像俄罗斯这样曾经的帝国主义国家（哪怕是落后的带有浓厚封建军事色彩的国家，毕竟是“在桌上”吃别人的帝国主义国家，而不是在“菜单”上被吃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经历过社会主义而又复辟了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从历史和整体上来说，是无法忍受国内的寡头和国际垄断资本勾结长期出卖国家利益的。所以，在经历过叶利钦时代的屈辱之后，哪怕俄罗斯的国力已经不能和苏联相提并论，但普京还是要打击寡头，争夺势力范围——至少不允许西方继续侵犯其利益。虽然，普京等人内心深处是渴望加入“西方大家庭”的，但前提是作为坐在“桌旁”的吃客，而不是被摆在桌上的“菜单”。这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本性决定的。

　　而像乌克兰、波罗的海三国、波兰这样的原本就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在经历过社会主义而又复辟之后，他们的国家没有了原来意义上的“民族资产阶级”（这一点必须强调说明），只有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及其附庸。感兴趣的同志，不妨以此来分析一下俄乌局势（参见2022年2月23日《关于当前俄乌局势的认识》）。这是必须引起所有人警惕和切实防范的，毕竟“鹅城”的悲剧决不能在“康城”重蹈！

　　实际上正如我们上面分析过的那样，如果国家只靠税收，在土地等生产资料兼并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这样的政府一定会垮台。这个道理中国古代的法家就非常明白，大凡有点作为的君主都要或多或少的采纳这种方略。相反的，代表腐朽统治势力的儒家倒是和现在的自由主义很类似——主张政府“不要与民争利”而是做什么“守夜人”。须知，人家说的“民”不是升斗小民，更不是“草民”而是豪族士族、官僚地主。这种主张无非是服务于他们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罢了。不仅《盐铁论》，其实历朝历代都有这种斗争的反映，王安石变法就是另外一个例子。

　　斯大林曾经正确地指出过，社会主义财政是不能靠税收的。当然，靠“崽卖爷田”或者“寅吃卯粮”更不行，无论怎样折腾，都会堕入资产阶级（国际垄断资本集团）的彀中而无法避免乌克兰那样的悲剧。只有靠发展壮大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必然要坚持按劳分配；利用、限制和引导而不是迷信商品交换）、靠真心实意的依靠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才是国富民强的光明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