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问题的政治理性：先解放后统一
摘要：解决台湾问题必须遵循社会主义理念和人民主体性原则，拒绝狭隘民族主义，才能兼顾国际大局与国家利益。解决台湾问题应分两步走，先解放，后统一。唯如此，我们方能占据道义制高点，变被动为主动。
近年来，台湾问题变得越发敏感和紧张。台湾的国际势力代理人不断挑动民间情绪，绑架台湾人民，很明显，其目的是按照西方统治集团的既定计划点燃战火。另一方面，国族主义（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成为中国大陆的主流话语，两岸的两种非理性思潮相互催化，呈不断强化之势。事实上，国族主义在几乎所有领域边缘化和消解社会主义理念及其主导地位。长期以来，我们对这类思潮的负面影响缺乏警惕，未能从理论上揭示其价值上的虚无主义和政治上孤立主义的本质，也未对国际间历史教训进行深入总结。这导致我们在思想上自我禁锢，甚至被一些虚假的政治正确观念绑架。因此，只有在基本问题上深入思考，才能走出困局。
中国的核心价值或利益是什么？中国崛起对世界的意义是什么？这是我们思考重大问题的基础和出发点。政治哲学对此的认识是清晰的，但人们常常有意无意地忽视基础原则。中国的核心价值由宪法第一条规定，即维护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和价值观。相应地，对于世界而言，中国崛起的意义是中国事实上已经成为世界社会主义（准确说，应该是新型社会主义）运动的领导者，因此中国肩负着人类政治和历史的重大责任。台湾问题乃至南海争端都应遵从这样的核心导向，而不能本末倒置。否则，不仅因小失大，还极可能导致我们迷失方向，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一些真诚的思考者已经意识到台湾问题的背后是中美冲突，美国掌握着对抗的主动权。于是就造成了“明知是陷阱却无法躲避”的困境。【1】作者没有如那些虚妄的民族主义和左翼教条主义那样无视危机，这是难能可贵的，但依然没能从既有思维定势摆脱出来。现如今，地缘政治理论深入人心，人们已放弃意识形态角度的本质化分析，这既是受到自由主义的影响，也与我们对思想理论的反思和重建工作非常薄弱有关。笔者做了一些研究，对社会主义一系列新形态与传统社会主义的关系给出了新的解释【2】。笔者认为，中美冲突的本质是国际垄断集团操控的自由主义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代表的新型左翼意识形态的对抗。在这样的背景下，解决台湾问题需参照传统的理念和口号去完成，即“解放台湾”。“统一”是次要的和最终的结果，不应构成政治前提。一旦我们回归本质性思考，我们就拿回了斗争的主动权。
与“解放”蕴含的伟大的人类使命相比，“统一”的逻辑基础是国家和民族的传统宿求。在道义层级上，后者要弱得多。正因为如此，我们一直强调武力统一是最后的手段，由此也导致中国大陆只能被动地应对敌对势力的挑衅。这充分反映了合理的观念的重要性，它决定了合理的策略。乌克兰战争提供了一个现实案例，俄罗斯精英集团将一场反击新纳粹与自由主义合谋的正义战争变成民族主义旗帜下的国土之争。一些俄罗斯有识之士称之为“（与美国的）协议的战争”，因为，西方统治者最希望看到的就是其他民族相互残杀，借此消灭那些勇敢、忠诚的人民。民族主义则是他们操弄世界最称手的思想工具。西方最害怕的事情俄罗斯都不可思议地一一避开了。其一，切断乌克兰与波兰等北约国家的边境联系和物资输送，乌克兰纳粹政权将随之迅速崩溃。其二，用核武装伊朗等与西方统治集团进行极限博弈。这是以人民的生命和利益为重，以恶制恶。还有最重要的，带领俄罗斯大幅向左转，回归（新）社会主义。这样一来，即使俄罗斯放弃乌东和克里米亚，也是美国统治集团全球战略的重大乃至不可挽回的挫败。
“统一”的理念今天深入人心，但我们需要回顾一下相关理论的历史。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中，首次以“台湾回到祖国怀抱，实现统一大业”代替了“解放台湾”的提法。“一国两制”构想也是四十多年前提出的。这里有一个不能忽视的背景。不得不承认，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对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认识远不如今天来的清晰，几十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也在不断发展。今天，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共同价值观，标志着这一思想趋于成熟。这里有几个特点需要指出。首先，特殊文化下的社会主义学说必然有它的普遍主义的基础。这意味着新时代人民解放的理念（从摆脱资产阶级统治变成摆脱国际垄断资本的控制）能够受到广泛的支持，它也应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责无旁贷的任务与政策基础。其次，在社会和经济领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极具包容性。用“两种制度”来调和统一国家的不同地区已不再有过去的作用和意义。最后，在政治领域，以人民为主体的、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新型社会主义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有机结合，也展示了对未来的开放性。而它的对立面，现代民主体制尽管仍然极具欺骗性，但无论东方还是西方的伟大古代思想都对此是否定的，理论和实践同样也表明西方制度本质上的封闭性，代表着垄断资本利益特别是其矢志不移的统治意志。
近年来，舆论一直鼓吹文化自信，但我们真正应该建立的是意识形态和政治的自信。在复杂和困难的情势下，它能够给我们找到正确的和建设性的道路。当前海峡两岸的和平前景越来越暗淡，即便是新加坡政界人士提出“邦联”设想也是空中楼阁。对于根本的原因，其实人们均心照不宣。就像乌克兰的战前政局演变一样，这些案例进一步表明国际垄断资本集团操控所谓自由民主体制的超强能力，在白道黑道并举下，它几乎无所不能，包括让一国人民以选票违背自身的利益直至将自己变成别人的耗材和炮灰。这极其恐怖的事实提醒我们必须放弃形形色色的多极并存（多元主义）的幻想，以生死存亡的心态坚持社会主义信念。正是在新的时代和更高的层面上，“解放”的理念得以再现和升华。
我们认为，以“解放”和“两国一制”的系统策略解决台湾问题是当前和未来的合理和有效途径。它包括大陆承认台湾获得正常的国际地位，前提是，台湾用人民政府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取代西方虚伪的民主政治体制以及国际资本操纵的文化教育系统；台湾与大陆签订不可单方面撤销的政治军事同盟协议。在台湾人民政府的邀请下，大陆可以驻军台湾。等等，具体可深入研究。下面对此进行比较分析。
1，和平解决的可能性。考虑到美国的操纵，“和平统一”与“和平解放”的可能性都很小。尽管“解放”策略进一步分化了台独势力，真正区分了敌友，让人民理解台湾问题的本质（这些工作是有益和必要的），但鉴于“台湾解放”比“一国两制”让美国政治上损失更为惨重，它一定会拼命阻止。对美国来说，不管“和统”还是“武统”，它在不得已情况下宁愿接受“一国两制”，以便将台湾变成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新航母和颜色革命发动机。对中国大陆而言，“统一”思路下政治安全的维护成本巨大，甚至变相引狼入室、危及自身。
2，和平路径下，“解放与两国一制”不排斥“统一与一国两制”，相当于给台湾人民多一个选项。此外，新的选择提供新的刺激，有可能改变台湾政坛，出现一支新社会主义政党和政治势力，改变目前畸形的、虚假的状况。由此，中国大陆的政策空间也一下子打开了，不仅可支持统派也支持左派。注意，很多人一提到左派，就想到经济主题。事实上，反对政治自由主义是新社会主义的核心命题。客观地说，笔者认为，在上述前提下，当前台湾愿意选择“一国两制”的可能性更大一些。主要是基于经济因素，“两国一制”意味着在政治上站在中国大陆一边，将使台湾与大陆一起遭受西方的经济制裁。“一国两制”的话，台湾经济上回旋余地更大一些。但我们要强调指出，人民的幸福实际上并不简单地依赖经济水平。比如，美国体制本质上是封闭的，人民不可能改变垄断资本的全面统治，但却能够分享一些美国全球霸权的红利，这样的物质文明、科技文明伴随的是政治堕落，这并不是人民的幸福和希望。
3，“解放与两国一制”并不违反中国相关法律，政治军事的联盟意味着这实际上就是一个紧密邦联，是拉近而不是疏远两岸距离。以“解放”为过渡，共同的价值观，加上同宗同源的文化，海峡两岸的统一最终将成为必然。另一方面，“解放”的思路体现了政治高于法律的实体正义，避免了法律不可避免的机械僵化弱点。借此，中国当局将彻底夺回台湾问题的主动权，用灵活的决断体现台海两岸人民的意志。顺便指出，现在一些人打着爱国旗号，以貌似激进姿态对待台湾问题，他们的价值虚无主义问题暴露无遗，驱动了台湾人民的疏离感，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更危险的是，这样的思维和舆论实际上将大陆绑定于敌对势力策动的战争议程，实际效果是帮助敌方对主体中国的政治颠覆。还需要分析指出，“解放”的路线真正体现了“以武促（和）统”。在“统一”路线下，“武统”的前提基本设定为对方主动搞独立，这就意味着，要么大陆被动地落入西方有准备的战争陷阱，要么根本无法促统。一旦大陆回归“解放”的逻辑，就掌握了主动权，台湾方面将真正权衡并意识到“一国两制”在经济上的好处。当然，台湾精英也可能因为感受到巨大的压力和孤立境地，转而拒绝成为国际势力战争按钮和导火索，台海回归到维持现状的轨道。在这种情况下，大陆则应根据国际战略的需要，决定是否及何时对台采取强硬行动。例如，在南海受到越来越多的挑衅，被西方全面经济制裁等等，都可以考虑为决断的时刻。也就是说，维持现状不构成台湾避免被解放的前提，大陆完全掌控着政治和军事的多种选择。
4，武力解决台湾问题似乎已成大势所趋，这主要由于台湾成了美国的策略工具，以及自由主义与新型社会主义的生死对抗。再次强调，流行的大国崛起与争霸理论解释完全是罔顾事实和误导性的。在这样的路径下，武力解放台湾远远优于“武统”。其一，它具有更为高尚的道义性与政治合法（合理）性。原则上它不以占领为目标，而是把台湾人民从国际垄断资本势力的统治下解放出来。故能最大程度得到世界人民包括美国人民的理解和支持。其二，“武统”即意味着“一国一制”，此时，武力解放显示出策略与战术上的灵活性。策略上，“两国一制”有助于调动台湾民众尤其是底层人民的革命热情，给台独主义者一个政治台阶，削弱其抵抗意志，最大程度孤立和打击出卖台湾的西方代理人。此举必将极大降低台湾的解放代价和新政权的维护成本。本质上，解放台湾是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代表的新型社会主义第一次以武力在大陆以外展示和移植，并将其制度优势发挥到淋漓尽致——台湾社会上中层有充分的生存空间，底层民众有了崭新的机会。台湾甚至可能就此成为新型社会主义的新范本，而成为世界的榜样。战术层面，大陆方将完全掌握军事上的主动权，它不必理会外部势力操纵的各种挑衅行为，完全按照最有利于自身的时机进行军事行动，从而避开外部势力设置的战争陷阱，将军事风险和经济损失降到最低。
5，解放的理念与“两国一制”策略凸现了政治理性主义对正义观念的坚持，因而自然地具有超越具体事务的普遍意义。在西方推动单一秩序以及中国成为全球社会主义的唯一大国背景下，以此推动解决台湾问题，反过来对于主体中国之主体政治的稳固，意义更为重大。中国式社会主义作为官方意识形态虽不断得到发展健全，但离真正完善成熟并深入人心尚有距离。同时，它除了遭到外部势力策动的自由主义的正面抵抗，民族主义和既得利益集团的机会主义扮演着挖墙脚的角色，而左翼教条主义则起着特殊但不可忽视的消极影响。这样的状况持续下去十分危险。很明显，吹响解放台湾的号角将首先是对国内政治环境的全方位洗涤和净化，这是“统一”的观念不关心也做不到的。
从国际领域看，国族主义取代官方意识形态成为主要外宣口径，也许有合理的功利等因素的特殊考量，但我们必须注意到它的反噬作用。国族主义喧宾夺主将急剧放大这类思想观念的致命弱点，诸如孤立主义，非理性等等。另一方面，西方竭力鼓励基于国家、民族利益的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以及多极竞争幻觉，以此掩护和推动自由主义的全球化运动，轻而易举地垄断普世主义思想形式，营造政治对抗的不对称关系并赢得强势格局。内外夹攻、此消彼长之下，社会主义的思想基础和制度都将遭到动摇。真实情况是，正统意识形态具有关乎真理性的特点，操纵和推动自由主义的国际垄断资本集团亦怀抱众所周知的统治使命，这决定了西方政治不可能与对手妥协，新冷战不可避免。这里一个例子值得提起。美国现实主义政治理论家米尔斯海默非常惊讶他的理论在中国广受欢迎，但他嘲笑中国专家拒绝他的结论，即中美之间是一场真正的对抗及零和游戏。【3】实际上，从现实主义理论看，大国之间妥协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大概率的事件。但玄妙之处在于，米尔斯海默等人并不在意理论的系统性，他们实际是根据事实和政治常识得出对抗性的结论。于是我们看到书生气背后的狡黠：一方似乎故意以卖破绽的方式传递真相，一方则装傻充愣抓住对方的错误拼命逃避真相并努力向人们展示大国间良性竞争的愿景。类似的还有围绕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展开的辩论。但问题并不复杂，最简单的逻辑是，如果我们不从最坏的假设出发设计未来战略，我们将成为受害者，因此，必须放弃乐观主义的遐想或为小利而失大义。中国必须高举新社会主义的旗帜，领导和团结世界人民对自由主义做最后的斗争。那么，解放台湾就将成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复兴的标志。
参考链接：
【1】彭胜玉：与美国代理人战争是中国战争收获最大的统一方式
https://mp.weixin.qq.com/s/7s3qVhBpYWBPB6RiYT4lAg
【2】褚毅平：新时代政治论纲：社会主义传统转向的思考
http://www.wyzxwk.com/Article/sichao/2023/12/483987.html
主体思想开启社会主义回归理性之路
http://www.wyzxwk.com/Article/sichao/2024/02/487214.html
【3】米尔斯海默：为什么自己在中国大受欢迎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Ke411X7aE/?vd_source=f91f42932b4e38ba68cc45ab6b6f6e36
【文/褚毅平，本文为作者向红歌会网原创投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