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托派史话
序 曲
这是刀光剑影的年代。这是腥风血雨的年代。神州大地，到处尸堆如山，血流成河，恐怖的气氛笼罩着每一个人，男人，女人，大人，小孩，青年人和老年人，使人感到窒息和绝望。
「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唱，齐欢唱。」——这歌声随着北伐军的节节胜利，到处宣扬。人们沉醉在胜利的欢乐中，开庆祝会，开欢迎会。谁料想到，就在人们兴高采烈，敲锣打鼓迎接胜利的时候，当日被捧为革命领袖的蒋介石却在暗地里磨刀霍霍，筹划着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士。
1927年4月初，蒋介石召集何应钦、吴稚晖、陈果夫、陈立夫、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古应芬、李石曾、张静江等人，先在白崇禧设在上海龙华的「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后在旧上海道尹公署的楼上，秘密召开所谓「清党」会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逮捕和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就在四月十二日这一天，蒋介石一伙就在他们所控制的地区，包括大江南北各省、广东、广西等地，完全笼罩在反革命的白色恐怖中。
在广西，负责执行所谓「清党」的，是「临时清党委员会」。据黄绍竑的回忆，这个委员会的成员有：黄旭初、朱朝森、黄华表、黄剑鸣、伍廷扬、吕竞存、兰呈祺。各地区的「清党」负责人，南宁区：黄华表，梧州区：龚杰元，柳州区：伍廷扬，桂林区：黄同仇。在“4·12”那一天，在南宁被捕的共产党人有邓哲、梁西园和一些国民党左派份子如梁六渡等35人。4月18日又逮捕29人，直到那年的8月31日为止，陆续遭到逮捕的共产党和革命人士，为数很多。各地被捕的人先后都押送到南宁集中听候处理。
9月1日，是国民党广西当局在南宁开始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的血腥日子。那一天被杀害的有邓哲、梁西园、梁六渡等15人。
10月9日，又杀害邓匡、周飞宇等十四人。这些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在临刑时都非常英勇，视死如归。他们高呼「中国革命万岁」，「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并相约「第二次再干」。有些人在行刑前法官问及姓名年龄，竟大声呵斥法官道：「老子万万岁！」真是气壮山河。
1930年底，张云逸、邓小平领导的红七军退出广西后，广西国民党军阀特别重视「围剿」活动在东兰凤山一带由韦拔群领导的农民武装；派出庞大的部队对山区进行封锁，封山、封洞、见村烧屋，见林烧山，见人即杀。在蒋桂战争结束后，桂系新军阀退守广西，当即在1932年秋在南宁召开军政会议，决定由廖磊带部进入东兰凤山地区，把方圆三、四百里的山石场重重包围，步步进逼，逐山搜索，强迫山石场居民集中在指定地点，把山石场房屋全部烧毁。桂系军阀还悬奖艮洋一万元捉拿韦拔群，艮洋八千元捉拿陈洪涛。是年的10月18日，韦拔群即在向茶洞被叛徒韦昂杀害。桂系新军阀还割下韦拔群的头，先在中和乡，后又拿到东兰县城去「示众」。后来又把韦拔群的头装在玻璃缸内拿到南宁正在召开的全省运动会场上「示众」。
就在这样一片白色恐怖气氛的笼罩下，二十年代初前后出生的一代青少年，亲身目睹共产党人威武不屈、不畏强暴的英雄气概，并为他们的崇高的革命精神深深感动。这些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当中，有的就是自己所敬仰、所熟悉的亲人或师长；他们的悲壮牺牲，不能不引起内心的阵阵悲痛。同时，这一代青少年也亲身目睹了桂系新军阀的凶恶残暴，他们口口声声「建设广西，复兴中国」，实际上做的却是杀人不眨眼的土匪行为。一面是英勇不屈，流血牺牲；一面是暴虐成性，杀人如麻。一面是流离失所，啼饥号寒；一面是杯盏交错，歌舞升平。这些现实生活中的强烈对照，加之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九·一八”，“一·二八”事件的相继发生，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险，这一切不能不在纯洁的青少年心灵中激起阵阵浪花：中国到底要往何处去？社会的出路何在？个人的出路又何在？……一连串的疑问萦绕在这一代的青少年脑海中，时隐时现，反反复覆，回荡不息！
（一）三十年代初在广西活动的托派份子
1925-27年大革命时期，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在中国推行的政策是大力支持孙中山及其后的蒋介石国民党完成国民革命的政策。大革命以蒋介石国民党屠杀工农群众和共产党人而宣告失败。这说明了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当时推行的政策是错误的。
大浪淘沙。曾投身于大革命洪流中的共产党人，面对革命失败的严酷事实，有人消极，有人叛变，也有人在沉痛地思考。恰在这个时候，在中国派往苏联留学的党员学生中，受到联共（布）党内斗争的影响，许多人都赞成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的主张，并参加了联共（布）党内的托洛茨基反对派的组织。这些人当中，有少数人回国后便组织起来，分别建立了三个托派反对派小组，会同国内以陈独秀为首的一批也赞同托洛茨基观点的老干部结成的反对派小组，于1931年五·一劳动节召开了四个反对派小组的统一大会，宣告成立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的全国统一的托派组织，以上海为活动中心，出版刊物和托洛茨基的著作，宣传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的主张。但在蒋介石白色恐怖的统治下，这个托派小组很快便被蒋介石政府发现，并在1931及1932年连续两次遭到破坏。国民党政府把以陈独秀为首的全部领导成员送进了国民党的监狱。
在早期的中国托派组织中，施云、秦强、贺希、张特都曾是最早的成员。他们在托派组织遭到蒋介石国民党的破坏之后，相继逃到广西来避风头。张特就是张威遐，他回到广西就脱离托派组织，与王公度，谢苍生等人一起为新桂系效力，成为李、白、黄的得力干将。
1932年春季学期开始时，施云、秦强、贺希等人来到南宁省立一中执教，后来，前二人也曾在桂林师专、桂林高中任教。秦强在1948年因为贫病交加，无力医治，病死在桂林。他死后，学生们曾抬棺上街游行，抗议国民党政府的教育政策和腐败统治。施云则一直到桂林解放前，才离开桂林高中教职，回到自己的家乡去。贺希在省一中呆的时间不长，1932年秋学期开始前便离开了。这三个人当时虽然都脱离了托派组织，在教学期间，虽然没有公开宣传过托洛茨基主义，但他们对学生却起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启蒙作用。他们经常介绍和指导学生阅读十月革命文学，马克思、恩格斯、普列哈诺夫和列宁的著作，以及大革命时期共产党人为黄埔军校编写的政治教材。这些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当时学校的图书馆也有收藏，学生们很容易借来阅读。在施云、秦强、贺希等人的影响下，那些在白色恐怖的年代里，思想上政治上正处于彷徨无出路状态的青年学生，很快受到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并确立了人生奋斗的目标：为实现社会主义献身。
（二）广西第一个托洛茨基主义者
1932年秋季学期开始时，贺希已经离开省一中。受他影响较深的林华援偕同其他三位同学在学期开始后不久，便毅然放弃学业离校出走，到广州去找他们的老师投身革命。当时全校同学都为他们的出走轰动一时，猜测纷纭，大多数人都说是「找共产党去了」。
林华援是南宁郊区双定乡人，生于1915年9月，1931年考入南宁省一中，成绩一般居同学中的前列，深得教师喜爱。他与其他三位同学离校到广州后，没有找到他们的老师，也没有找到共产党。四个青年也就只好各找门路，各奔前程了。林华援不得已转回南宁，适逢南宁染织厂招收学徒，他考取了，由该厂送去上海永安第三纺织厂学修纺机。当时正好贺希就在纺织厂所在地沪西区一带活动。老师和学生在偶然的机会里相遇了。于是，在贺希的带引下，林华援参加了上海托派的组织活动，并认识了陈其昌。林华援就这样成了广西第一个本土的托洛茨基主义者。
1934年下半年，林华援学成回南宁纺织厂履行学徒合同。1936年初，他应贺希的邀约，离开南宁染织厂到上海去参与托派活动。那年春节前数天，他到了上海，见到了贺希。贺希告诉他，过了春节，便可以找门路到鸿章纱厂去工作。
春节过后第三天，贺希一早出门，一直没有回来。翌日傍晚，陈其昌来了。林华援把昨天贺希出门一直未回的情况告诉他，并请求他帮忙。陈其昌答应了，相约再见面的时间和地点便走了。事后得知，贺希那天出门后，便被国民党特务跟踪捕去，以后曾与先期被捕的尹宽、邹鲁一起解去南京关押，直到抗日战争爆发才被释放出狱。贺希于1983年3月7日病死于江西萍乡郊区公社联星大队。
林华援依约定时间和地点去与陈其昌相会。陈对他说，组织有些工作需人去做，只是生活比较艰苦，如果愿意，马上就可以去做。林表示愿意。过了两天，陈其昌来到林的住处，把他连同全部家俬一起搬到法租界古抜路一个弄堂骑楼上面的房间去。
原来这儿已经住有华镇彬母子俩。华原是托派的极端简陋手工操作的印刷机关的创始人之一。原先有个排字工人小粟，是上海沪东区的一个托派份子。因为失业，为了吃饭，买了些铅字，摆个摊子印名片、小广告之类赚钱过生活。尹宽发现这个情况后向组织建议筹点钱，让小粟和华镇彬负责用这种方法印刷托派的书报和文件。开始时最先印出了托洛茨基的小册子《法国往何处去？》，以后便出版托派的《斗争》报。
林华援参加这个印刷机关工作时，这个印刷机关是由当时《斗争》报的主编陈其昌负责。林华援是从《斗争》报第二期开始参加工作的。但没过多久，华镇彬和他的母亲要离开印刷机关，为了保密，印刷机关只好迁移。林华援由此负起了检字、排版、印刷出版的全部工作。到1936年下半年，林即邀约他的要好朋友毛鸿鉴和丁肇荃到上海去与他一同工作。这样，又有两个广西籍人成了托派份子。
林华援参加托派印刷机关工作时，生活条件很艰苦，托派组织供给的包括房租，印刷费，工作人员生活费，开始时每月只有40元，其中房租12元，三个人的生活费18元，每期《斗争》印刷费约10元。1939年以后，物价高涨，费用增加，每月总开支也不超过80元。
自从林华援去上海参加托派印刷机关工作之后，他便把托派的书刊源源不绝地输送到广西给他熟知的同学和朋友阅读，这样一来，托洛茨基主义便慢慢地在广西传播开来，特别是在1936－38年间，在青年学生中，影响所及，几乎成了一股潮流。
林华援在1939－40年间，曾有一段时间到香港负责印刷托派华南区组织机关报的出版工作，被香港英国政府密探发现，匆促转移后又回到上海托派中央的印刷机关工作，直到1941年8月《斗争》报停刊后才转回南宁，在南宁源兴隆炮竹店当店员，1947年作为源兴隆开设的一家布店的采购员常驻广州。不久即转去香港入《华商报》做排字工。
1949年间，由郑超麟、王凡西领导的托派少数派召开建党大会，成立中国国际主义工人党，林华援被选为中央委员。
1952年12月22日冬至夜，全国实行大逮捕，把托派一网打尽。林华援在广州被捕，判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后改判十年有期徒刑。刑期届满时，政府工作人员要求林华援“交心”，林表示：自己没有改造好，最好不释放，因为自己仍坚持信仰托洛茨基主义，仍认为当年苏联党争，对的是托洛茨基，错的是斯大林。根据林华援这样的“交心”，被认为是敌视和丑化斯大林，加判有期徒刑十年。1972年刑满，但仍需在上海青浦县青东劳改农场「留场就业」。1979年7月，才与郑超麟等人一起得到落实政策，恢复公民权。1980年8月被送回南宁定居。1983年4月11日，因肺心病，医治无效逝世，终年69岁。
这就是广西第一个托洛茨基主义者一生的历程。
（三）叩门读书会
1933年秋季学期开始后，当时在南宁省一中读书的徐汝璋、毛鸿鉴、苏燕海、周孔瑞等六人，在施云、陈强等老师的影响下，自发组成一个秘密读书会，自称为「叩门读书会」，取叩门入室，尚未登上知识殿堂；而这个知识殿堂究竟是什么还不可知之意。参加者各就个人兴趣的所在，选读自己喜欢的书籍，有读俄国十月革命时期的文学作品，也有读社会科学的书籍，甚至还有选择《共产党宣言》的。读书会规定每星期六晚饭后在徐汝璋家里集会，各人介绍自己的学习心得，并进行讨论，互相鼓励，互相促进。
这个读书会存在时间不长，只持续到1934年夏。由于害怕被发现为秘密组织，便自行解散了。
但这种秘密读书小组形式，很适合当时正处在彷徨中思想上无出路的青年学生寻求知识追求真理的需要。因为组织这种秘密读书小组的都是人数不多，平时比较接近，比较友好，彼此都很了解的同学，每个人都能自由而坦诚相待表露自己的心情，交流自己的思想和感情，而不感到有任何约束和压抑，不害怕受到任何歧视、排斥和打击。所以，自从有了「叩门读书会」开了这个头之后，一直到1938年，省一中每学期各班级中都有这种自动组织起来的秘密读书小组存在。它们甚至没有名称章程，只是三两个要好的同学在适合的时间，适合的地点聚集在一起讨论研究共同感兴趣的问题罢了。这种秘密的读书小组大多以阅读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理论为中心，所读的书，开始都是当时共产党员编写的科学社会主义而公开出版发行的通俗读物，然后进而阅读马克思、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列宁等的经典著作，如《共产党宣言》，《费尔巴哈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反杜林论》，《家庭，私有财产及国家的起源》，《国家与革命》，《论历史一元论的发展》等等。这些秘密读书小组讨论的问题，范围很广，涉及人生观、世界观、历史观；有关人生、社会、哲学、经济、政治、历史等方面的问题，都是热烈探讨研究的对象。
但自从林华援到上海参加托派组织机关报的出版工作之后，这些秘密读书小组便开始有托派的书刊在暗中传阅，除《斗争》、《火花》等刊物外，也有托洛茨基的著作《中国革命问题》等。这样一来，托洛茨基主义便在很多青年学生中传播开来，影响所及几乎成了一股潮流。正是通过这些秘密读书小组的活动，使得倾向于托洛茨基主义的青年学生也愈来愈多。在1936－38年间，据说有这种倾向的青年学生约有二百多人。其实，除了已经去上海参加了托派组织的林华援、毛鸿鉴和丁肇荃三人之外，少数一部份人在政治思想上可以算得上是个托洛茨基主义份子，但还游离于托派组织之外。另一部份人则仅仅是不满意斯大林排斥异己，杀害其他布尔什维克的领袖，而同情被迫害的托洛茨基而已。最后，占大多数的一部份人甚至仅仅是在学校中同上述的两部份生活上比较接近的所谓「同情者」罢了。这三部份人加起来才可能是人们估计的「二百多人」这个总数。
（四）抗日时期南宁的学生运动
抗战兴起，南宁的学生抗日运动发展很快，这与当时南宁各中学校中有托洛茨基主义倾向，或同情托派的学生的抗日活动是分不开的。特别是在省一中南宁高中，南宁女中，比较积极的活动份子有苏燕海、李伊人、何春华、侯芝才、廖淦成、方正、麦俊奇、黄赞明、黄德楷、李启成、陆俊、何伯擎、黎燧生、李培贵、侯国润、农培蕃、梁荣升、叶家泽、陈传谊、黎华瑞、叶明生、邝安荣、宁广居、曾辉哲、李智、谢希文、蒙方正、孔宪模、杨士足、姜鸣渭、滕元斌、林龙章、卢汉忠、韦昆章、梁水姬、曾佩卿、唐少凤等等。这些人曾在一个时期领导了各学校的一些班级、学生自治会和南宁市抗敌后援会的各种抗日宣传活动。他们筹办出版学生抗敌后援会的会刊《抗敌》，前后共出版了8期。在《抗敌》上撰稿的有苏燕海、黎华瑞、梁荣升、李伊人、杨士足、谢希文、孔宪模等人。他们还经常召开各种有关抗日的时事座谈会和专题讨论，组织各学校的同学来参加。陈传谊、李启成、黎燧生、廖淦成等人都参加或主持过这种会议。他们还组织热爱话剧的同学如卢发科、吴乐亨、梁平川、舒家俊、卢汉宗、韦焜章、陆国灿、黄木生、黄德楷、雷顺忠、何伯擎、梁水姬等人演出了街头剧和话剧，如《放下你的鞭子》，及大型舞台剧《民族万岁》、《台儿庄之战》等。一时间，使南宁的学生抗日戏剧运动蓬勃开展开来。
在南宁学生抗日运动开展当中，经过有托洛茨基主义倾向或同情托派的学生的积极活动，使得托派关于抗日的主张得以在学生中暗中或半公开地传播，同中共的抗日主张形成矛盾和对抗的局面。
（五）学生军中托派份子的活动
广西国民党当局曾三次组织过学生军。第一次是在1936年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三巨头与广东的陈济棠联合反蒋时的「两广事变」，即所谓的「六一运动」。第二次是在1937年“七·七”和“八·一三”抗日战争爆发后，广西国民党部队要北调，因而组织学生军随军北上开赴抗日前线做宣传工作。第三次则是在武汉沦陷后，广西直接面临日本帝国主义蹂躏的威胁，广西国民党当局又一次组织第三次学生军做抗日宣传工作。这一次比前二次规模大得多，影响也较大。这三次学生军都有托派倾向的学生参加，现分别略述如下。
(1) 第一次学生军
这次学生军是以桂林师专学生为主，各地其他学校的学生也有少部份人参加。参加这次学生军的有托派思想倾向的学生，桂林师专有毛鸿鉴、麦俊奇、方正、黄赞明等人。毛鸿鉴在学生军集中到南宁集中训练时，即与丁肇荃二人应林华援的邀约离开学生军前去上海参加托派组织的出版工作。南宁方面参加学生军的有李培贵、廖淦成等人。从梧州来的学生有以黎琦清（后改名为黎洁霜）为首的，包括魏颖如在内的一些女学生。这次学生军的活动，名义上是宣传抗日，实际上是以防范蒋介石的蓝衣社特务活动为主。由于蒋桂矛盾很快得到“和平”解决，这次学生军也就很快结束。解散后的学生有由广西当局安排工作的，也有自愿回学校继续求学的。
在上述参加学生军，有托派思想倾向的学生中，值得一提的是黎琦清其人。在这里要简略叙述她的悲壮事迹。
黎琦清，后改名为黎洁霜。苍梧人，1936年时在梧州女中读书。参加第一次学生军后，与魏颖如等同学一起来到南宁参加集中训练。与麦俊奇、方正、黄赞明、毛鸿鉴等人来往很密切，为人沉静好学，平时抄阅托洛茨基的著作，深入探讨，有托派思想倾向。学生军解散后，她回梧州高中读书，与何佰擎较接近，互相砌磋学问，研究马克思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1939年，她只身前往香港，参加香港的托派组织，结识了王振华，并互相爱慕，共订终身之好。1940年冬，黎琦清偕同王振华由香港返回梧州，即住在黎的家中。但她的家庭不同意这门婚事。后来，王振华到了重庆主持当时托派重庆组织的工作。跟着黎琦清也在1941年8月去到重庆与王相会，并考取了江津白沙国立女子师范学院。1942年春，国民党政府对重庆托派组织开始大搜捕，王振华在华岩高农校被捕，并搜到黎琦清的相片，和她与王的来往信件，当即到女子师范学院将黎逮捕，与王一起关押在重庆。一年后，王与黎作为重犯要犯被押送到贵州息烽集中营监禁。1946年，该集中营撤销，他们又被押回重庆，囚禁在磁器口中美合作所的白公馆监狱。就在这一年黎与王在监狱中成婚。1947－1949年，他们夫妻俩在狱中先后生了两个孩子。1949年冬，重庆临解放前，国民党对被关押的政治犯实行野蛮的大屠杀，王振华黎琦清一家四口与其他的共产党人和革命民主人士一起惨遭杀害。
据白公馆监狱侥幸脱险的志士们的回忆，王、黎在关押期间，意志非常坚强，虽然受到残酷的刑讯，受尽百般折磨，但从不屈服。「在监狱里，敌人曾以“感化”手段引诱王振华“合作反共”，遭王严词拒绝，他们又以同样手段妄图收买黎洁霜。黎投以鄙夷的眼光，不予理睬。」在生了第二个孩子后，「特务头徐远举要她写悔过书取保出狱，她坚决拒绝了。」（见1983年8月31日《重庆日报》：《火中的凤凰》）。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编的《党没有忘记他们》一书中《一对宁死不屈的患难夫妻》一文也记有同一件事说：「1949年初，黎洁霜又生了第二个孩子……残暴的刽子手杨进兴没有儿子，见刚生下不久的王幼华乖巧，便威胁王振华，妄想把王幼华抱给他作儿子。王振华知道这个可耻的目的，转身就走。黎洁霜知道后骂道：「绝不给那王八蛋作儿子。夫妻俩在敌人面前，威武不屈，爱憎分明，表现了他们清白高洁的气质」。
该文对王、黎一家四口最后受害时的表现还作了如下的叙述：
「刽子手们从白公馆楼下牢房最先押出王振华、黎洁霜和两个孩子。夫妇俩在敌人的长期折磨下，身体虽然十分虚弱，还是昂首挺胸，竭力抱好孩子，毫无惧色地迈着坚定步伐，高呼口号，向刑场走去，在铁窗内的难友们，含着泪花为他们送别……。」
「临刑时，两岁多的王小华看见押着他们一家的刽子手们一个个凶神恶煞的样子，吓得大哭起来，不住地叫喊：「妈妈，我怕！妈妈，我怕！」黎洁霜看着紧紧伏在他们夫妇俩身上的两个孩子，听着儿子凄惨的哭声，母亲的心都碎了。……她转过身去对押着她的刽子手杨进兴说：「你们多打我几枪，把孩子放了」。杨进兴凶狠狰狞地一笑，大声吼叫：「把孩子一起打，斩草除根！」
「一起就一起，你跟这群狗讲什么？」王振华高声喝住妻子。刽子手们夺过他们手中的孩子，就在他们跟前把孩子杀了。黎洁霜愤怒地扑向孩子，身中数弹，倒在血泊中。」王振华黎洁霜一家四口就这样惨死在国民党刽子手的屠刀下。王振华时年38岁，黎洁霜29岁，王小华才两岁多，王幼华仅有八个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清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死难烈士的工作中，王、黎二人终因是托派份子，不被列为革命烈士，含冤长眠在歌乐山下，「不为人们所知」（《火中的凤凰》）。直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过多方人士的奔走呼号，才得「实事求是」地补评为革命烈士。真是：「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注）
黎琦清是惨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广西第一个托派份子。
（注）参看赵芳举：「《永恒的怀念》——王振华烈士生平忆略」。（未刊稿）
(2) 第二次学生军
广西当局组织的第二次学生军，也是以桂林师专的学生为主，也有少数中学的学生参加。这次学生军是随广西军队开赴抗日前线的第五战区做抗日宣传的，不在省内工作。参加这次学生军的有托派倾向的学生有黄赞明、麦俊奇、方正等。
(3) 第三次学生军
国民党广西当局在1938年11月着手组织第三次学生军，共三个团。当时从上海回到广西的毛鸿鉴发动南宁及各地的有托派思想倾向的同学或同情者积极参加到学生军中去进行抗日工作。他本人也带头参加。除毛鸿鉴外，参加的人还有黎燧生、侯芝才、廖淦成、梁荣升、梁庭咏、梁亮、李启成、杨士足、邝安荣、姜鸣渭、韦焜章、江国豪等人。这些人在学生军中都积极参加了各种抗日宣传活动，毛鸿鉴、梁庭咏、梁亮、姜鸣渭和韦焜章等编排抗日戏剧参加第三团在马岭的演出活动。这些有托派思想倾向的人和同情者本以为在学生军中可以为抗日战争尽一份力量了。但他们万万没料想到，恰好就在那个时候，正是王明、康生一伙无耻诬蔑陈独秀和中国托派为「托匪汉奸」的时候。这股「反托」的风气也吹到了学生军中。那些盲目跟着指挥棒转的「反托」英雄们，在学生军中，上至团政治部，下至中队的负责人、排长、班长，都大有人在。他们「根据中共中央关于要开展反对汉奸，托派斗争的指示精神，……决定发动反托斗争」。他们认为「进行反托斗争，将有可能得到学生军上中层领导的默许，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的支持」。
他们还「通过在学生军政治部门中任要职的地下党员，以扰乱军心为由，向桂系头面人物，报告托派份子的活动情况」。（见1988年11月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广西党史资料丛书·《党在广西学生军》第10页）。他们采取特务的方法，如跟踪，钉捎，监视，告密；甚至非法拘捕，刑讯逼供的手段；有的人竟然无耻到暗中在他要打击的对象衣服的背面偷偷写上「托匪」二字，进行人身的污辱。总之，只要是他们怀疑是托派的人，一律予以排斥和打击。
这场「反托」风暴席卷了整个学生军团，从迫走了毛鸿鉴，到1939年春节过后不久在第三团逮捕李启成，继而不久又逮捕杨士足，江国豪、韦昆章等13人，达到了顶点。
先是在这些人被捕之前，据说在从桂林到柳州的行军路上，有三个女同学画的街头壁画上，吓然写有「共产党蹂躏下的惨状」几个字。这个故事的编造者就是当时的团政治部主任本人。根据这位政治部主任的一面之辞，没有任何物证，人证，和其他的旁证，竟然对那三个女同学一次又一次非法审讯和施用电刑。但始终没有得到人们所需要的供认。
在逮捕杨士足等13人之后，人们把他们送去宾阳县监狱拘押，也一次又一次分别对他们非法审讯和施用电刑；强迫他们招认背后指挥者。在百般折磨之后，施刑者和审讯者仍然得不到他们所需要的口供。没有任何罪证，这13位抗日的同学竟平白无辜被关押了半年之久，受尽了牢狱之苦。
这就是那些「反托」英雄们一再夸耀不已的，在学生军中炮制的「反托斗争」的业绩！
在人们蓄意泡制的「反托」狂潮下，不要说真正的托派份子，有托派思想倾向的人和同情者，不可能在学生军中呆下去为抗日战争出力，被迫纷纷退出了学生军。即便是那些与托派组织、托派思想毫不相干，但不是随风倒而有独立思考的人，也惶惶然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会遭到排斥打击的劫难，因而怨声不绝，这才真正是抗日战争中的大不幸呢。
（六）《孤灯》、《燎原》、《红旗》
自从毛鸿鉴从上海回到广西后，广西的青年学生中有托派思想倾向的人才开始有建立政党组织的愿望和要求。但对于如何建立政党组织，如何开展政党工作，认识还是非常模糊的。有的人以为，在革命高潮到来之时，只要登高一呼，便会招来千军万马，向反动统治者进行冲击。有的人以为可以学列宁办《火星报》的样，办起一个杂志，以此为中心建立起革命的领导核心来领导群众斗争。也有人想到工人中去，在工人中扎根，作为建立政党的基础。思想上意识上的不一致，必定导致行动上的不一致；1939年以后，广西有托派思想倾向的人，自然也只有各行其是了。
1939年毛鸿鉴离开学生军后到了衡阳，便与赵钧、白先明、莫献廷、黄德楷等人企图在湘桂铁路工人中开展组织工作。但这些知识分子出身的人，自己既做不成工人，也无法接近工人，更为生活所迫，而不得不各图出路：有的人回到桂林，如黄德楷，有的考入铁路的各种训练班，如赵钧、莫献廷。这些人就这样各散东西，连原来由这几个人组成的小组也就不存在了。
1941年秋，集中在桂林的一些有托派思想倾向的人，如李启成、骆椿柏、黎华瑞、萧文松、宁广居、黄赞明、廖淦成、陆如满、曾佩卿、唐少凤、邓超莲、韦兴智等人，经常在李启成家中聚集，没有任何形式地互相讨论各种问题，交换自己的看法。大家都同意办个秘密刊物，来发表自己对各种问题的意见。这样便有了油印的秘密刊物《孤灯》（后改名为《燎原》）的出版。由于这种秘密油印刊物不能公开出版，只能在自己这个小圈子里传阅，除了做到自己人交流思想之外，在群众中根本不起作用。
同一时期，集中在南宁的苏燕海为中心的一伙人，如何伯擎、梁褔康、陆俊、叶家泽、邝安荣、梁庭咏等人，也办起了名为《红旗》的秘密油印刊物，只出过两期，也如同桂林的《孤灯》一样，除了自己这个小圈子的人之外，群众中根本不知它的存在。
显然，这些以办秘密刊物为中心集合起一班人组成政党的企图是落空了。特别是在抗日战争当中，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在日本侵略者发动太平洋战争之后，战争的烈火烧遍广西之时，这些分别集中在南宁、桂林两地的有托派思想倾向的知识分子也只好到处星散了。
（七）参加南宁郊区民众抗日武装斗争中的托派份子
抗日战争中，南宁在1939年和1944年曾两次沦陷。第一次沦陷时，国民党邑宁县政府组织成立邑宁县战工队，方正任副队长，麦俊奇担任分队长的职务。在昆仑关大战时，国民党政府又成立邑宁县民众抗日游击队，李伊人、卢汉宗担任中队的政治指导员职务。游击队实际只担负昆仑关大战西线南宁西郊地区的安定，和支持前线正规军的战斗。
南宁第二次沦陷时，南宁西郊各乡为了确保地方的安宁，先后组织了抗日自卫队；如由李伊人负责，卢汉宗出任政治指导员的「那龙民众抗日自卫队」，由宁广居协同其他人领导的「金陵民众抗日自卫队」等。1945年2月间，各乡的民众抗日自卫队又联合组成了「坛洛区民众抗日自卫队」，推举李伊人等为正副队长，宁广居、卢汉宗为政治指导员。
这些民众抗日自卫队实际上都是由当时任国民党邑宁县县长锺震霄领导和控制的。这些自卫队除维持地方治安，宣传抗日之外，还配合退守广西的国民党六四军投入多次抗日军事行动。在1945年4月17日的夜袭金陵宁村的日本兵巢穴的战斗中，宁村村长宁廷松不幸饮弹牺牲。锺震霄县长在5月7日主持召开了宁廷松烈士的追悼会。六十四军一五六师四六七团团长特为宁廷松勒石树碑，以为永久纪念。碑文全文如下：
「1944年12月12日，敌军骑兵二百余窜到宁村，奸淫掳掠，无所不为。乡亲在敌蹄蹂躏下，呻吟凡四个月。该乡爱国人士宁广居、宁满道、宁瑞积、宁耀东等奋起组织金陵民众抗日游击队，于1945年4月17夜配合我团三百余人袭击宁村敌巢，宁廷松村长身先士卒，英勇无比，不幸阵前饮弹牺牲，气壮山河，令敌丧胆，次日即狼狈溃逃，克服宁村，万民欢庆。我团鉴于宁廷松村长为国捐躯，特予勒石树碑，以慰忠魂，永垂不朽！
国军六十四军一五六师四六七团团长陈亚人 团政指黄文楷同立」
立此纪念碑的背面，还刻有宁广居宁耀东撰写的《日寇陷村记》一文。全国解放后，宁廷松烈士的纪念碑曾被埋没。
由于这些抗日游击队是国民党领导和控制的，所以在完成了规定的战时任务之后，便为政府改组解散。那些参加游击队的有托派思想倾向的人在游击队解散后，只好卷起包袱走路了。
（注）这里所说的「托派份子」只是指当时有托派思想倾向的人。
（八）果德县中和南宁商报
1945年春，广西一些有托派思想倾向的人曾企图利用侯甸出任果德县长正在搜罗部属的机会，让陈传谊去充当他的民政科科长。并通过侯甸使何春华任果德县国中的校长，从而使一些有托派思想倾向的人集中到该校去充当教务主任、训导主任和各班级的老师等职务。并以此为基地，来传播托洛茨基主义。当时到该校去任职的人有：黄德楷、苏燕海、陆俊、梁庭咏、杨士足、黎燧生、徐汝璋等人。但这些人在教学中并不能传播托洛茨基主义，相反，各人却有自己的小算盘，特别是何春华，他只一心想如何按照政府的教育方针把教学办好，对政治活动已无兴趣。其他的人也深深感到在小小的山城里根本不可能有什么作为。因此，在1945年下半年学期结束之后，一度曾集中到果德县国中的人，又各自寻求新的出路，四处星散了。
首先是黄德楷，在1945年下学期尚未结束之前，便应当时任广西省政府秘书黄中廑的邀约回到南宁筹办「南宁商报」。该报是由当时南宁商会会长赖寿铭出资出版，以黄中廑为政治后台。社长是赖寿铭的外侄杨某充任。黄德楷则出任总编辑。
他拉了一些有托派思想倾向的人充当编辑部的班子。甚至把原在果德县国中任职的人也拉了过去，这使何春华十分恼火。到「南宁商报」去任职的人有：苏燕海任资料室主任，兼主要撰稿人。梁庭咏任副刊编辑。黎燧生任资料干事。姜君羊任记者。这些人在报社里也不可能利用报纸来散播托派思想，更不可能把报纸变成托派的报纸，这是不言而喻的。只是有一个时期，因黄德楷的关系，「南宁商报」曾经充当了上海托派组织的公开刊物《求真》和《青年与妇女》的代销处。
1946年夏，由于黄德楷与社长杨某的矛盾激化，黄德楷领导的编辑部全体成员集体辞职，由此离开了商报。
（九）到大城市去
抗日战争结束后，在广西有托派思想倾向的人中，许多人鉴于多年来在省内知识青年学生中开展托洛茨基主义的传播没有多大进展，因此都有到省外大城市去寻求发展的打算，认为只有到大城市去，到工厂中去，到工人中去，才能真正在工人阶级中开展组织的工作。在这种思想推动下，从1946年下半年起，有不少人先后都离开了广西，分别到上海、香港、广州等地去。如徐汝璋、苏燕海、陈传谊、梁庭咏、许任新、邓强等人去了香港；去上海的则有李启成、何伯擎、李培贵、梁必亮、杨士足等人。姜君羊、廖真如、黄毅等则去了广州。这些人都分别参加了香港、上海和广州等地的托派组织。从此时起，这些人才正式成为中国托派的一份子。特别是去香港的人，他们都能到工厂去做了工人，或深入到工人中去，成了当地工人运动的积极份子。
（十）广西托派的建党活动
1946年以后，除了那些到上海、香港、广州等地的人之外，广西省内有托派思想倾向的人大多集中到南宁和桂林两地。在南宁的有：麦俊奇、梁褔康、雷润清、陆俊、卢汉宗等；在桂林的则有廖淦成、骆椿柏、黎华瑞，宁广居，赵钧、梁良、陆如满、韦兴智、黄赞明、邓超莲、曾佩卿等人。
早在太平洋战争爆发时，上海的托派中央由于对抗战性质问题的分歧而分裂为彭述之、刘家良为首的多数派，和以郑超麟、王凡西为首的少数派。而广西的人对这两派只视为是同一组织即中国共产主义同盟中意见不同的派别而己。因此，不论是南宁或桂林的人，都与两派保持着联系；既为多数派的《求真》，《青年与妇女》积极推销，也在自己的人或同情者中传阅少数派的《建立》和《新旗》。在一般说来，桂林的人，多数倾向于多数派，而南宁的人则倾向于少数派。
1947年下半年，托派多数派开始筹备建党，号召各地方的托派组织和有托派思想倾向的人积极行动起来，发展成员，扩大组织。当时在香港的苏燕海、陈传谊、徐汝璋等人草拟了一个《广西建党方针草案》，分别寄给南宁和桂林的有托派思想倾向的人，要求他们建立组织，严格组织纪律，不能如同过去一盘散沙那样，要定期开展组织生活，讨论《党纲》草案和《组织章程》草案。讨论时事形势和开展群众工作。这个《方针草案》得到桂林的人响应。
1948年8月间，托派多数派在上海召开建党大会。桂林即派出骆椿柏为代表前去参加。大会通过了《党纲》和《党章》，并定名为《中国革命共产党》。出席这次建党大会的广西籍托派份子，除骆椿柏外，还有代表香港组织的苏燕海，代表广州组织的姜君羊（广州选出的代表原为刘平梅，因姜适逢假期要去上海，故改由姜代表广州组织会的候补中央委员）。在上海的丁肇荃和何伯擎也出席了大会。丁肇荃还被选为新成立的中央委员会的候补中央委员。
建党大会过后，骆椿柏回到广西桂林，立即召集廖淦成、黎华瑞、宁广居，陆如满、韦兴智、曾佩卿、赵钧、苏胜莲、黄赞明、邓超莲、梁良等人在廖淦成家中开会，传达上海建党大会的情况。最后一致决定成立中国革命共产党桂林市支部，推举骆椿柏为书记，廖淦成为宣传委员，韦兴智为组织委员，邓超莲为妇女委员，下设三个小组，成员共16人。廖淦成负责桂北区小组，黄赞明负责桂南区小组，骆椿柏负责广西大学小组。这样，广西第一个托派地方支部便建立起来了。
托派桂林支部建立后，骆椿柏在广西大学里与徐太兴等人联络其他思想上倾向于托派的该校的青年助教和学生组成了一个外围组织——托洛茨基主义研究会。参加这个组织的除骆椿柏、宁广居之外，有徐太兴，刘骥、方锦荣、张名鹏、章典、陈渊泉、李刚、周楫宁等人。
1949年8月间，姜君羊由广州去到桂林，即与骆椿柏、宁广居等商议，始将托洛茨基主义研究会改组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桂林市支部。由姜任书记。宁广居和徐太兴分别负责宣传和组织的工作。在桂林解放后，由于党、团员的变动，党员大多已经离开桂林，只好实行党团组织合并，由姜君羊担任书记。1950年姜离开桂林后，书记一职由徐太兴担任。
在此之前，中国托派少数派也在1949年间在上海临解放前召开了建党大会，成立了中国国际主义工人党。参加这个党的广西托派分子有林华援、毛鸿鉴、黄鉴桐、李培贵、李启成等人。林华援还当选为该党的中央委员。
此外，1950年，廖真如、曾招任、黄汉杰三人曾在梧州组成了一个托派小组。
（十一）1951-1952年的大逮捕
1949年底，广西全境解放。在解放的形势下，广西的托派组织和个人都面临一次严峻的考验。事实上因为大部份人已经星散，组织生活已经瘫痪，实际上已经没有了组织活动；成员的思想也混乱到极点。毫无疑义，共产党政权是不会容许托派存在的，更何况当时正是一边倒向苏联的时期，斯大林当然不会容忍中国有托派存在。过去，人们一直认为广西是托派基地之一。广西一解放，人们便到处寻找托派的踪迹，把所有被怀疑为托派的人一一记录在案；到了全国实行「镇压反革命」之时，广西便率先在订定省的镇压反革命条例时，把托派列为镇压的对象，并分别通知被怀疑的人到公安部门去登记听候处理。面对被镇压的局面，不愿俯首就擒的人，就只有想办法出逃这一条路。但，天地虽大，却也没有托派份子容身之地。
1951年，广西便开始逮捕托派份子，至52年12月全国实行对托派进行大搜捕，在一夜之内便收到了一网打尽之功。据一些统计数字表明，广西共「逮捕了托派党员61人，团员16人，托派份子32人，托派外围份子149人。」（见存盘的广西党员史资料：陈新建著《广西的托派组织及其活动简况》一文，未刊稿）
显然，这个数目字是不真实的。实际上，有组织关系的党团员合共也不超过30人。至于所谓「托派份子」，「托派外围份子」，更不知所指为何了。实际上被司法机关判刑的只有8人，即姜君羊、骆椿柏、廖淦成、雷润清、黄德楷、何春华、李启成和徐太兴。刑期最长的15年，最少的5年。这些人被送去湖北劳改，刑期届满后都得到释放；只有姜君羊于刑满后被强制「留厂就业，继续改造」，至1983年始被遣送回原籍定居。至于由此「托案」被牵连的人，多达2～3百人。可算是轰动一时了。这些人全都经过教育后释放了。
笔者曾有幸结识了一位共产党人，并且成了朋友。有一次这位朋友曾对笔者说：不是说托派已经成了一具政治殭尸了吗？真没想到今日仍冒出了许多托派来？是的，斯大林在三十年代把苏联的托洛茨基份子确实是砍尽杀绝了，连托洛茨基本人也被斯大林派去的格柏乌特务份子砍死在墨西哥。但奇怪的是老的一代托派份子死了，而新的托派份子又出现了，从三十年代以来，就是这样绵绵不绝。
历来的统治者和压迫者总是千方百计要堵绝被统治受压迫者的反抗和起义，什么样的手段都使尽了。但是被统治被压迫的人民总是一次又一次地前赴后继地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那些统治者和压迫者总是弄不明白，常常哀叹世风日下。其实，这无他，这只不过是人类生存必需要有的对正义的渴望，对真理的追求；有统治有压迫，就必定有反抗和斗争，如此而已。
（十二）人物志
本人物志不可能把广西所有托派和有托派倾向的人物全部列出。除本文第三节提到的林华援之外，这里仅将一些主要人物简志如下：
（1）毛鸿鉴 广西荔浦人，1916年生，桂林师专毕业。「叩门读书会」成员之一。1936年去上海参加托派组织，偕同林华援、丁肇荃负责托派《斗争》报的出版工作。1938年回南宁发动倾向托派的青年学生参加第三届学生军。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托派分裂为多、少数派，他属少数派。1949年去香港。1956年，自愿回到南宁后任南宁四中教师。「文化大革命」时被秘密关押批斗，受尽虐待。四人帮垮台后，曾一度回原校复职，不久又再度失踪，下落不明。
（2）苏燕海 广西扶绥长沙乡人，1917年生，「叩门读书会」成员之一，中山大学毕业。40年代初曾在南宁中学任教，1946年秋在香港参加托派组织，是托派华南临委，广东省委领导人之一。1956年冬自愿回到南宁，任武鸣中学教师。1978年在武鸣病故。
（3）徐汝璋 南宁人，1917年生，「叩门读书会」成员之一。中学毕业后即去当工人。1946年在香港参加托派，入太古船坞当车工。是托派筲箕湾区委领导人之一。1947年秋香港机工大罢工时是积极参加者。1956年冬自愿回南宁，入南宁机械厂当车工。1994年病故。
（4）丁肇荃 广西武鸣人，1918年生，中学时即倾向托派。1936年与毛鸿鉴去上海参加托派组织，参与《斗争》报的出版工作。1948年8月托派多数派建党大会上被选为候补中委。上海解放后曾一度被捕，释放后去香港。在港病故。
（5）李培贵 南宁五塘人，1919年生，中学时即倾向于托派。1939年曾被国民党桂林当局逮捕，抗日战争结束后去上海参加托派组织，属少数派。1952年大逮捕时被判10年，后改为无期。1979年与郑超麟等人一起恢复公民权。1993年在上海病逝。
（6）陈传谊 南宁人，1920年生，中学时即倾向托派。1939年在桂林被国民党政府逮捕。1946年去香港参加托派组织，是托派华南临委，广东省委领导人之一，1956年自愿回到广州，在某工厂任职，中风瘫痪不起。
（7）骆椿柏 广西田东人，1920年生，广西大学毕业，中学时即倾向托派。1948年8月曾代表桂林托派组织出席多数派的建党大会。会后回桂林筹组托派桂林市支部，任支部书记。1951年被捕，被判7年徒刑。刑满释放回南宁。「文化大革命」时，被强迫回乡劳动改造。1990年在南宁病故。
（8）李启成 广西桂平人，1919年生，中学时即倾向托派。1937年曾因广西王公度案被捕入狱。抗日战争后去上海参加托派组织。属少数派。1952年大逮捕时被判刑5年。1996年病故。
（9）麦俊奇 南宁杨美镇人，1918年生，桂林师专毕业，中学时即倾向托派，但未参加托派组织。曾当过中学教师、校长等职务。1950年去香港。1956年秋自愿回到南宁后出任中学教师。1983年在南宁病逝。
（10）黄德楷 南宁马村人，1917年生，曾就读广西大学先修班。中学时即倾向托派，但未参加过托派组织。当过中学教师，1946年曾任南宁商报总编，民锋报社长，解放前曾任南宁教育局局长，被国民党逮捕监禁过。1951年被捕，57年释放回南宁。文化大革命时受迫害。九十年代初为南宁文史馆馆员。1995年病故。
（11）黄赞明 南宁人，1916年生，桂林师专毕业，中学时即倾向托派，曾当过国民党县长。1948年托派桂林支部成员之一，1949年去香港，后移民加拿大，在加病故。
（12）雷润清 南宁人，1918年生，广西师范学院毕业，中学时即倾向托派，但未参加过托派组织，1952年被捕入狱，判10年劳改。90年代初曾任南宁文史馆馆员，1997年病故。
（13）廖淦成 平果人，1918年生，广西军医学校毕业，中学时即倾向托派。1948年托派桂林支部成员之一。1952年被捕，判五年劳改。1995年在柳州病故。
（14）李伊人 南宁那龙人，1917年生，广西大学毕业，中学时即倾向托派，但未参加过托派组织。曾任邕宁县国中校长，后拒绝与有托派关系或有托派倾向的人来往。解放后曾偷越国境，在深圳被捕，送英德劳改农场改造。在农场病逝。
（15）何春华 广西永淳人，1916年生，浙江大学毕业，中学时即倾向托派，但未参加过托派组织，1945－1946年曾任果德具国中校长。1952年被捕判5年，释放后回永淳，病故。
（16）徐太兴 江西泰安人，广西大学毕业后留校任化学系助教。1947年参加广西大学秘密社团「托洛茨基主义研究会」。1949年与姜君羊、刘骥、陈渊泉、方锦荣、张名鹏等人组成托派桂林市青年团支部。解放后，托派桂林市党团合并，曾任支部书记。1952年被捕，判5年劳改，释放后，留厂就业，1998年在武昌青山病故。
1999年4月8日完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