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列的原国家学说应予修正”吗？
我在《陈独秀研究动态》第23期上读到吴江《今天怎样看待马克思主义》的长文（以后以《今》文代），其中有一小节的标题是：「马、列的原国家学说应予修正」；因深感迷惑，故拟此文求教于对此题目感兴趣的朋友们。
许多人过去受的是斯大林主义学校的教育。不应否认，他们都曾怀有满腔热情，心甘情愿为人类未来美好的社会主义事业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他们一心一意希望在斯大林的带领下向前奔，前途将是无限美好的。但，现实生活是如此无情，斯大林没有带他们进入「社会主义天堂」，却把他们推入万丈深渊；面对这一痛苦的现实，品赏过斯大林这颗苦果的人，在失望之后，由于无法解释这痛苦的现实，只好把斯大林所做的一切坏事一古脑儿地都推到马、恩、列的身上。他们脑子里有个深根蒂固的思想，认为斯大林是马、恩、列的继承人，称为「马、恩、列、斯」，斯大林主义就是当今的马克思主义，斯大林所干的一切，就是马、恩、列要干的，斯大林所做成的祸害应由马、恩、列来承担，原罪就马克思主义。因此，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提出质疑和挑战，他们的目标就集中在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剩余价值学说上。上世纪的90年代初法国共产党的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名叫艾伦斯坦的就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是「马克思主义死了」。现在，我国也有共产党人提出要「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了。这真是东西呼应，好不热闹。
《今天怎样看待马克思主义》就是一篇要「修正」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代表作。这篇长文采取与友人谈话的形式谈了不少问题，涉及面很广，总的说来就是上面提到的两个根本问题。它一方面以「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旗帜，以「反思」的高姿态来「检验」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本身就存在「空想」成份，另方面则极力回避斯大林提出的理论和推行的方针政策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无产阶级革命这一无可否认的事实。
对于《今》文提出的论点，要一一对照马、恩、列的著作阐述的观点来比较分析分清是非是很必要的，但这是件繁重的工作，需要有时间来做，在这里只能简单地来谈。
首先要谈的是「反思」的态度问题。马克思阐述的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有如下一条：「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人们的意识」，「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如果是一个严肃、真诚、献身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人，就应当本着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进行反思，既不能人云亦云，也不能以主观代替客观，必须根据客观的社会经济关系和由此形成的阶级关系的实际情况来判断。究竟甚么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主将的无产阶级专政？斯大林的国家政权是无产阶级专政吗？斯大林的国家政权究竟代表和维护那一个阶级或社会集团的利益？甚么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主将的科学社会主义？斯大林的社会实践是科学主义的实践吗？斯大林的社会实践的失败给无产阶级甚么教训？怎样才能实现马、恩、列所主将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如果人们有勇气面对上述的问题并「实事求是」地给予符合客观事实的回答，这才能表明他们的反思是符合他们原来想要创建社会主义社会的心愿的。可惜的是：他们的思维方法却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的思维方法相反，因此他们的反思不能说是真诚的。
现在，就来谈谈，《今》文提出的「马、列的原国家学说应予修正」的问题。这在一般人看来可是惊世骇俗了。请注意这个「原」字。这无疑是指马克思主义主张的「原」来的国家学说，而不是不管甚么时候「修正」过的学说。而马克思主义的「原」国家学说的内容是甚么呢？《今》文并没有明白指出来。我们且先来谈谈这个问题。因为如果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原」国家学说，当然就不会懂得《今》文要「修正」的是甚么和怎样「修正」了。
要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原」国家学说，得要读马、恩、列的许多著作如：《共产党宣言》、《1848-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哥达纲领批判》、《法兰西内战》、《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科的发展》、《家庭、私有财产及国家的起源》、及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论国家》及列宁在十月革命期间在党的、苏维埃的会议上和各种群众集会上阐述苏维埃政权性质的演说等。不读这些著作当然不会了解马克主义的「原」国家学说。现时的人，大都没有时间或没有耐心去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述国家问题的著作，因此有必要在此根据马恩列的著作简单地介绍马克思主义「原」国家学说的基本观点如下：
（1）「从土地公有的氏族社会解体以来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共产党宣言》）
（2）「国家不是从来就有的」。「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之内；这种从社会的冲突中产生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国家」。「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阶级的工具」。（《家庭、私有财产及国家的起原》）
（3）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就是「炸毁旧的国家政权」，代之以由广大革命群众自主自觉建立并受群众监督的「新的真正民主的国家政权」，例如巴黎公社，就是这样的民主政权，即「工人阶级的政府」亦即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1848-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法兰西内战》《国家与革命》等）
（4）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才能实现「从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革命转变」。（《法兰西内战》、《国家与革命》）
（5）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是「过渡」性质的政权，它随着社会向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社会逐步过渡而「自行消亡」。（《哥达纲领批判》、《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等）
（6）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事业是世界性的事业，不是一个国家能够单独完成的。必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进行斗争，才能完成这一历史性的伟业。（《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以上所举六点就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基本观点。这些基本观点在上面列举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中都有详尽的深刻的和精辟的根据客观事实作出的科学的论证。要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他们的著作是不可不读的。
《今》文提出「修正」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那一条基本观点呢？它并没有明白指出来，在它提到「马、列的原国家学说应予修正」的一节文章中，短短的四段文字只是东拉西扯东一鎯头西一棒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的片言只语进行无端的指责，既不针对马克思主义「原」国家学说的基本观点提出它要「修正」的根据，也没有说明它「修正」了的主张是甚么；谈不上有系统的论证，自然也就缺乏它「修正」应有的逻辑性。这就表明《今》文在这个问题上思想是十分混乱的，它的所谓「反思」是不认真的和不严肃的。
例如《今》文指责说：「列宁写的《国家与革命》一书和他亲手创建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左』的倾向为社会主义留下了严重的后患」。但《今》文并没有举出任何事例来说明《国家与革命》一书中那些观点是「『左』的倾向」，是不对的；也没有举出列宁所制定的那些政策法令制度是错误的，以及这些错误的政策法令制度做成了甚么样的「严重的后患」，只是凭空给列宁戴上一顶「左」倾的帽子。这就不是甚么「实事求是」，而是「莫须有」的陷害。
其次，《今》文指责马克思，说他的「国家学说空想社会主义遗留较深，认为国家『最多不过是无产阶级争取阶级统的胜利后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马克思语），其存在的时间极短，主要生产数据社会所有制实现之时，就是国家消亡之日」。《今》文对它所引的这段话并没有作出任何解析，就武断地认为这就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空想社会主义遗留较深」的证据，这不是太可笑了吗？其实，这句话是恩格斯说的，不是马克思说的。恩格思这句话是针对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中那些对「国家迷信」的人说的。恩格斯说：这些人「认为全社会的公共事业和公共利益，只能用旧的方法来处理和保护，即通过国家及其收入极多的官吏来处理和保护」，而普通的老百姓是不能或不应该管理和处理社会的公共事业和公共利益的。这就是那些「对国家事物迷信」的人的一种十分错误和有害的偏见。恩格斯接着指出：「实际上，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这一点即使在民主共和制下也丝毫不比君主制下差。国家最多不过是无产阶级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胜利后所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胜利的无产阶级也将如公社（指巴黎公社──引者）一样，不得不立即除去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直到在新的一代的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能够把国家制度这一整堆垃圾抛弃为止」。（《马恩全集》22卷229页）
恩格斯说这话是有根据的，并不是「空想」。
「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这是自有国家权力机构以来不容抹煞的历史事实。历史上所有的剥削阶级都毫无例外地利用它所掌握的国家机器来加强对劳动人民的统治和剥削，这对广大劳动人民来说，剥削阶级的国家机器当然是「一个祸害」。对于这一点，老百姓都有亲身的体会，只要想想剥削阶级所豢养的大批官吏队伍，以及他们的走卒：宪兵、警察、特务之类的打手如何欺压老百姓，如何作威作福便可以理解的。所谓「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就是老百姓对剥削阶级政权这个祸害的一种生动的概括。但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不同。无政府主义主张立即废除一切国家权力组织；而马克思主义则主将无产阶级在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之后，仍需要建立自己阶级的国家权力组织，即无产阶级专政，才能打破资产阶级及其他反动派的任何反抗，确保自己的阶级统治地位，进行彻底的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社会变革，实现共产主义的最终目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从一开始便必须废除旧的国家政权「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即组织得非常严密的庞大的享有优厚薪金和种种特权的官僚队伍和军队、警察、宪兵之类的用以镇压人民的武装组织。马克思亲身经历巴黎公社的斗争，研究了巴黎公社的全部经验，认为巴黎公社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典范，它在废除旧国家政权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做得非常有成效。它废除旧国家政权庞大的官僚队伍，它的全部公职人员都由人民自由选举自己所信任的人员来充当，这些公职人员同人民一样只享有同等的社会、经济的权利，没有任何特权，而且，人民可以随时撤换他们。巴黎公社还废除了旧的国家政权用以镇压人民的「特殊武装」，而代之以人民的武装组织－自卫军。仅仅这两项措施就使巴黎公社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成为人类历史上最民主最廉洁最有效率的国家政权。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一贯要求所有的革命者都应当学习巴黎公社的经验，才会懂得甚么是无产阶级专政。
至于《今》文说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存在的时间极短」的话，这完全是《今》文想当然的虚构。任谁来查阅全部《马恩全集》都不会找到马恩二人说过这样毫无根据的话来。《今》文用自己想当然的主观虚构的话加于马克思的头上，这是绝对不允许的诬陷和栽赃。为了说明真相，我们且举如下的例子：
马克在《法兰西内战》的初稿中有如下一段话：「工人阶级知道，他们必须经历阶级斗争的几个不同阶段。他们知道以自由的联合的劳动条件去代替劳动受奴役的经济条件，需要相当一段时间才能逐步完成（这是经济改造）；这里不仅需要改变分配方法，而且需要一种新的生产组织，或者勿宁说是使目前（现代工业所造成的）有组织的劳动中存在着的各种社会生产形式摆脱掉（解除掉）奴役的锁链和它们的阶级性质，而且需要在全国范围内和国际范围内进行协调的合作。他们知道，这个复兴事业将不断遭到既得利益和阶级自私的反抗，因而被迟缓，被阻挠。他们知道，目前「资本和土地所有权的自然规律的自发作用」只有经过新条件的慢长的过程才能被「自由的联合的社会经济规律的自发作用」所代替，正如过去「奴隶制经济规律的自发作用」，和「农奴制经济规律的自发作用」之被代替一样。但是，工人阶级也知道，通过公社（指巴黎公社－引者）的政治组织形式可以立即向前大步前进。他们知道，为了他们自己和为了人类解放，开始这一运动的时刻已经到来了。（《马恩全集》17卷594页）
看吧，细细地认真地思考吧。马克思考虑问题何等细致，何等全面，何等深刻。他没有像那些所谓「急于求成」的人那么幼稚天真，以为工人阶级今天取得政权，实现了阶级统治，明天就能实现社会主义。马克思不仅想到了「需要相当时间」，「经过漫长发展过程」，才能使社会主义的自由联合的经济组织取代旧的资本主义及其他私有制度的经济组织，正如同历史有过的封建主义的经济组织取代奴隶制的经济组织，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取代封建主义的经济组织，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一样。所不同的只是社会主义的自由联合体的经济组织要取代资本主义及其他私有制的经济组织，这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条件下，才能「立即向前大步前进」并进而得以完成。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还指出了无产阶级取得阶级的政治统治地位之后开始把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的运动这个「复兴事业」的过程中，「将会不断地遭到既得利益和阶级自私」的「反抗」，因而「被延缓」，「被阻挠」。这个「反抗」「延缓」，「阻挠」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复兴事业」的「既得利益」者和「阶级自私」者是谁呢？马克思这些话是在1871年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时说的，距离十月革命成功近半个世纪，却能够科学地预见到第一个工人阶级的苏维埃共和国竟然在建立不久便出现「既得利益」者、「阶级自私」者出来「反抗」、「延缓」和「阻挠」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复兴事业」，请虚心地诚实地进行反思吧，马克思所说的「既得利益」者「阶级自私」者不就是指的以斯大林为首的苏维埃官僚特权阶层吗！
《今》文说：马克思「根据巴黎公社的经验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无产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存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究竟用甚么国家机器来代替就没有下文了。」读了《今》文这段议论，叫人真不知怎么说才好。是的，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不能运用现存的国家机器来达到实现共产主义的目的。这是因为现存的国家机器是剥削阶级为了剥削和压迫人民而精心培养和挑选出来的一大批高踞于社会之上的官僚队伍，和组织严密训练精良的武装力量组成的，是剥削阶级的驯服的压迫工具。所以，无产阶级必须「打碎」这个旧的国家机器。至于用甚么国家机来代替呢？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一书中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时便说得很明白：「巴黎公社的秘密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结果，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这就是说工人阶级要用巴黎公社那样的「政治形式」（即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来取代旧的压迫人民的国家政权，才能运用像巴黎公社那样的国家政权来实现从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到公有制的共产主义社会的转变。而自认为曾经学过马克思着作的《今》文却不知道马克思主张用甚么国家机器来取代旧的国家机器，这不是很奇怪吗？这不能不使人怀疑《今》文根本就不曾学习过马克思论述无产阶级专政的《法兰西内战》这本名著；即使是读过也是极不用心的。不然的话，《今》文怎么能够说出「（马克思）究竟用甚么国家机器来取代就没有下文了」这样毫无根据的话来呢？像一个懒惰的学生，不怪自己没有学好，只怪老师没有教好，而随波逐流地从那些心怀不轨的人的嘴里编造的慌言拿来当作论据对马克思进行无耻的攻击。这只能说明人们缺少起码的做人道德。如果人们真的是真诚反思的话，就应该虚心地老实地重新学习马克思的「原」国家学说才是。
《今》文在「马列的原国家学说应予修正」这一小节中还有如下的议论：「列宁《国家与革命》一书却只片面强调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阶级镇压的工具，并且强调工人阶级之所以需要国家，仅仅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一旦当镇压的任务完成，国家本身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所以对国家来说，列宁实际上强调的是暴力，是阶级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列宁认为『任何国家，都不是自由的，』因此一般地无区别地反对建立『自由人民国家』之说」。
说列宁「片面强调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阶级镇压的工具」，这是千百年来阶级社会的历史事实。这里并不存在甚么「强调」「不强调」的问题。恰恰相反，列宁如同马克思、恩格斯一样，根据客观的事实，全面地深刻地论证了国家的阶级本质。
说列宁「强调工人阶级之所以需要国家，仅仅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一旦当镇压的任务完成，国家本身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这里也不存在甚么「强调」的问题，这里所讲的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发展的必然规律：既然无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的统治，夺取了政权，建立了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这个政权自然也是「阶级压迫的工具」，当然对阶级敌人实行专政。即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促使「自由联合的」社会主义经济组织逐步地发展壮大，取代了剥削劳动者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其他私有制的经济组织，人人都成了「自由联合的」社会主义经济组织的劳动者，因而没有了阶级分化，阶级剥削，也就没有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作为阶级压迫工具的无产阶级专政自然丧失镇压的职能，而归于「消亡」。正如恩格斯所说，到了已经没有阶级分化的时候，就应当把作为阶级压迫工具的国家机器放到博物馆去和那些古代遗物如青铜斧之类一起，让历史学家们去研究了。
说列宁强调「暴力」。是的。列宁强调的是革命暴力。试想想看，当今的统治阶级拥有强大的武装力量，各种各式的现代化杀人武器，组织严密训练精良的警察等庞大的武装队伍。无产阶级不组织起自己的武装力量能战胜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并镇压资产阶级的反抗吗？当然是不可能的。这是历史上所有的革命经验证明了的，这正是「实事求是」，不容有丝毫的幻想或「空想」。
说列宁（当然也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反对建立「自由人民国家」的主张。这说对了。人民是一般的抽象的概念。在阶级社会里，人民是分裂为阶级的。既然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当然也就不可能有一般的人民的国家，不会有一般的人民「自由」了。任何一个维护剥削制度的统治阶级都乐意标榜自己掌的国家权力是属于全体人民的。我们中国的历代王朝都有「民贵君轻」「以民为本」的说法，但这些都是欺骗老百姓的谎话。事实表明，没有也不会有那一个王朝是代表全体人民的。美国历史上著名的林肯总统曾宣称他建立的是一个民治、民有、民享的共和国。事实上，尽管他为解放黑奴立下了历史的丰功伟绩，但他对人民却说了慌话。他建立的并非民治、民有、民享的共和国，而是一直延续至今的美国资产阶级所治所有所享的共和国，而美国的广大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却仍是受资产阶级压迫和剥削的奴隶。
为了说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反对「自由人民国家」之说不对，《今》文似乎满有把握地说：「将近一个世纪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证明『人民国家』的出现已经是铁一般的事实，难道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真正的人民国家吗？」
不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东欧曾出现过一度被称做「人民民主」的国家，以后又改称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如波兰、捷克、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南斯拉夫、民主德国、阿尔巴尼亚等国，但，不管你叫它做甚么，终归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不是相反。从上个世纪的80年代末开始，这些所谓的「人民民主」国或「社会主义」国家，包括苏联这个老大哥在内，都一一相继消失了。这确实是不以人的意志或「意识」为转移的。至于《今》文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不是「真的人民国家」的问题，问得好。但不知是问马克思、恩格斯，还是问列宁呢？马、恩、列都不可能复生亲自来回答这个问题。但，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这篇著名的文章中说得很清楚，他说：「人民是甚么？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向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对于人民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等项的自由权。选举权，只给人民，不给反动派，这两方面，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今》文当然非常熟悉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论》这段名言。毛泽东说得明白，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人民是指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所以「人民专政」也就是这四个阶级「联合起来」的专政的国家，并不是一般的「人民国家」。至于这四个阶级是不是真正享受和行使民主权利和专政权利，这固然是个理论问题，更重要的也是实践问题。实践当然会作出回答的，这里就无须讨论了。
《今》文在「马列的原国家学说应予修正」这一小节的最后两段话，中心之一是责备列宁「极少顾及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尤其将国家的民主法制排除于视野之外」。这种指责，肯定说是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的。列宁生前为苏维埃政权制订的规章制度政策法令，都是按照民主集制的原则首先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各相关组织如政治局，中央委员会乃至党的代表大会等讨论通过后，才提交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或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讨论通过后；才由苏维埃人民委员会贯撤执行的。列宁为了对党的各级领导机构进行监督，建议设立布尔什维克党的具有独立行使职权的监察委员会。为了对苏维埃各级人民委员会进行有效的监督，列宁建议成立工农检察院。无论这些机构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起不起作用，以及为甚么不起作用，这是另一个问题，可以另行研究讨论。而列宁的出于公心，重视无产阶级政权的民主法制的建设则是不可否认的。
《今》文提出要「修正」马克思主义「原」国家学说所依据的另一理由是它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导致了「以党治国」「党政不分」「以党代政」「个人专断」「第一书记说了算」的「政治格局」。这真是黑白不分是非颠倒的典型。
中国古时候有个指鹿为马的故事，说的是秦朝第二代皇帝胡亥时，有个专制残暴的丞相赵高，他为了试探那些人胆敢不听他的话，特意将一只鹿送去给胡亥说：这是马。胡亥不知底里，转问群臣：到底是马还是鹿。有些人慑于赵高的淫威，不敢说真话；有些人为了讨好赵高，以便保住自己的乌纱帽，还指望得到赵高的赏识和提拔，都齐声说是马。只有那些真正实事求是的人，才敢说真话：是鹿不是马。事后，赵高把说真话的人都杀死了。这个故事说明赵高凭借自己掌握的权力，有意混淆黑白，颠倒是非，目的就是以此发现和清洗敢于说真话不听从他为非作歹的人，借以加强他的统治权力。在当代的政治生活中，有没有像赵高那样混淆黑白颠倒是非的人呢？有的。那就是权倾一时的斯大林。而在混淆黑白颠倒是非的手段方面，他比赵高更为阴险恶毒。赵高的指鹿为马是明火执仗，硬是把鹿说成是马。换成斯大林，他就不会这样干，他会把一张马皮披在鹿的身上做伪装，使人不能一眼看穿真相。斯大林是个善于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来做伪装的人。比如在1924年提出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他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外套来包装的。而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没说过或论证过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相反，在他们所有著作中都断然否定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思想，而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事业是世界性的事业，因此提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战斗口号，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进行斗争，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目的。纵观20世纪的历史变化，苏联的瓦解便充分说明斯大林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的破产。事实证明，斯大林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只能导致的倒退，所以是反动的。
为甚么斯大林会泡制这样不符合历史发展的反动的「理论」呢？
在十月革命之前，或者说在列宁谢世之前，斯大林在列宁的领导下曾经是布尔什维克革命者中的一分子，在特定的十月革命环境和机会中获得了如列宁评价他时所说的「无限权力」。但在十月革命后，他渐渐地变了，变成了脱离无产阶级革命纪律而滥用权力的官僚主义分子。在历史上，任何一次革命在成功之后都会发生新的社会分化。十月革命也不例外，在革命队伍中，包括领导在内，一些人只图保有已经取得的成果而忘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长远历史利益，只求有个所谓「和平」的环境让他们安安稳稳地生活，因而趋向于保守。斯大林以其掌握的组织权力就成了这些贪图享受革命成果的保守分子的保护伞。另方面，社会各阶层的人民经历了延续几年长长的革命与反革命斗争的动荡之后，都渴望和平和安宁，而大量的投机分子和旧国家政权留下来的人员则乘机纷纷鑽入革命队伍中来以求得在新的国家政权中一席之地；他们投机钻营、拉帮结派、吹拍奉承，都投到了斯大林的旗下，依靠斯大林的权力，从上到下霸占了国家生活各个部门的领导权。这样，从党内到党外，以斯大林为首的苏维埃官僚集团就形成了。这个官僚集团一步步地完全剥夺了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所享有的民主权利，使自己成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统治者。这就是斯大林「一国建成社会主义」伪理论的阶级基础。所谓「以党治国」「以党代政」「党政不分」「个人专断」「第一书记说了算」也就成了斯大林官僚集团实行统治的唯一的政治模式。由此可知，斯大林官僚集团的统治所采取的政治模式同我们在文章开端所提到的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基本观点毫无共同之处，同马恩列所提倡的巴黎公社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毫无共同之处。毋宁说它是十月革命后新形成的苏维埃官僚集团为了保护自己取得的「既得利益」，背叛马克思主义的「原」国家学说，背叛十月革命的产物。正是在斯大林官僚主义的专制统治下，他执意推行的一系列国内国际的机会主义政策才得以付之实施。从而造成了苏联人民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无法估量的巨大损失，使社会的发展至少倒退了六、七十年。历史的步伐又得从新的十月革命开始。这就是斯大林官僚集团犯的不可饶恕的历史罪行。
自从斯大林官僚制度统治的罪行被公开揭露出来至今已有近半个世纪，从苏联最高法院公开为上世纪30年代斯大林官僚专制统治下冤枉的受害者平反以来也有20年，为甚么一些人不能在客观的事实面前认清它的阶级本质呢？这个问题倒是值得深入反思的。这里也有不同情况，因人而异。一些人习惯把斯大林奉为神明，把斯大林伪造的教义视为金科玉律，他们像宗教教徒一样，从来没有想过，也不敢想过教皇和他宣布的教义有甚么不对。他们从不曾认真地学习过马、恩、列的著作，因此也就分辨不出斯大林官僚主义专制统治的政治模式同马、恩、列主将的无产阶级专政有甚么区别。这些人在痛苦的现实面前，既不能分清是非黑白，也没有勇气寻根究底，只好随波逐流，得过且过。另一种情况是：一些人在斯大林主义的官僚专制的政治体制中，已经取得了一定的地位，获得了一定的政治、经济、社会的利益；他们事实上已成为官僚集团的一分子。他们既不愿放弃自己既得利益，自然也就会「官官相护」，千方百计寻找理由为官僚主义的政治体制所造成的罪孽多方辩护。《今》文提出要「修正」马、列「原」国家学说，就是为官僚专制统治作出最拙劣的辩护。比如《今》文明明知道所谓「社会主义国家」的「某领导人」「利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将国家的行政权力集中于少数人乃至个别人之手」「实行个人专政」，「个人说了算」。既然事实如此，为甚么还要把这种明明是官僚主义专制统治的政治体制当作「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写成洋洋万言的大块文章呢？这岂不是为官僚专制统治推卸责任么？就算按《今》文的逻辑来说，至少也是「文不对题」。正因为这样，《今》文不能明明白白地针对马克思主义「原」国家说的基本观点提出要「修正」的论据，而只能胡乱地东拉西扯地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进行毫无道理的诽谤和攻击。也正因为如此，它才费了那么大的劲，连篇累牍地把斯大林官僚主义那套政治体制的「以党治国」「以党代政」「党政不分」「个人专断」「个人说了萛」等等，通通粘贴「无产阶级专政」标签。从而把斯大林官僚专制统治所造成的罪恶通通推到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身上。这就证明，《今》文所谓的「实事求是」完全是虚伪的。
总的说来，在苏联瓦解这个严酷而又痛苦的事实面前，所有愿意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事业献身的人，都应当本着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的观点：「存在决定意识」，「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认真地进行思考斯大林官僚专制的政治模式的思想根源和阶级根源，以及它对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事业所起的破坏作用，才有可能从苏联的瓦解中吸取斯大林主义失败的教训，从中找到在今后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中防止既得利益者官僚集团篡夺无产阶级政党和国家权力的有效办法和措施来。这是另一个重大课题，此地就不说了。
2002年6月初稿、2005年12月定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