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有制国家兴亡，就是匹夫无责――林爱玥行文中的举例不恰当
华人大概都知道“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但还有一句“国家兴亡 匹夫无罪”恐怕知道的人就不多了――他是梁启超说的。
中国文化和中国字典中，“国家”和“天下”的意思相差悬殊，不能混淆的，一旦混淆麻烦就大了；今天也不必太麻烦，概言之“国家”具有私有性，“天下”具有公有性。
这里务必注意两个语言陷阱：
1：这是古代情况，现在的国家具有公有性，他的起名上就强调了这一点，称“人民共和国”――既使某些方面仍有浓厚的“私有性”，但整体上的公有性不能否定的；
“天下”的公有性来自于我们的文化。“国家”是作为一个实体存在的――有人民和土地，并建立其上的国家机器，而“天下”是个文化概念，不具有实体性――他不是以人民和土地并建立其上的国家机器来界定的，而是以基于文化，孔子就说过“入夷则夷，入夏则夏”，意思就是“遵从华夏文化就是华夏国家的人”――前一个“夷”和“夏”是指文化，后一个“夷”和“夏”是指国家。
2：公有和私有是相对的，不能机械主义和形式主义去辨识，应该遵循实质大于形式的思辨。古代国家大都具有私有性，汉、唐、宋明也都如此，但在与匈奴、突厥等战争时期又凸显公有性――虽然没过渡到我们今天的“全民性”；在一个时期显现私有性，但另个时期又凸显公有性――比如新王朝建立之初多多少少体现了人民意志，因此就具有了公有性；反之，杀兄弟、逼老子，他就是家族内部夺权，他纯粹就是一家一私的事，另外象历史上经常发生的“八王之乱”，就形式上也具有“私有性”，但他复辟封建制度，违背了中国历史的统一趋势，因此具有了“统一”与“分裂”两股势力斗争的性质，人民的参与就具有了公有性。
总之公有和私有是相对的，不能看形式，要看实质。我们今天以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看历史，尤其强调这个；“一战”期间列宁号召各国工人阶级团结起来，摧毁各自国家的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新的，无产阶级自己的政权，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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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历史走到了今天，我们没必要再纠结古代语境，再去刻意强调“天下”与“国家”之别，容易引起误解的，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大都走向民主制――至少形式上是这样，虽然新瓶旧酒、口惠实不致依然很多，那也有个渐进过程；但我们分析历史、总结经验时还是需要加以区别的。
近日马骏老师讲“国家兴亡，匹夫无责”时引起了不小争论。
马骏是国防大学教授，他的许多讲座我都听过，特别他讲的“孙子兵法”入滋入味，让人百听不厌，马骏的讲课激情洋溢，饱含感情又语言朴实无华，禁不住让人一次又一次回味重听――听他一堂课，胜我自己捧书读十遍，并且他的课也受到同学、同事和领导的首肯，几十年如一日活跃在中国军事教育讲台。
恰巧这堂课我也听过，那是在“快手”上，他已退休了，以这种形式延续。我听后认为符合两个“务必注意”，但不知为何有人对他这堂课提出批评，并还这么重？我们论坛就有这样一篇，他是林爱玥的《驳“大教授”：国家兴亡，匹夫无责？》
我仔细阅读了两遍，认为林爱玥的批评方法有欠妥贴，他列举了三个实例――“越南战争”、“伊拉克战争”、“科索沃战争”，他用这三个实例来批驳“国家兴亡 匹夫无责”，但他无视了“务必注意”，这三次战争人民责无旁贷，因为他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正义战争，具有民族正当正义性。
既使兄弟、妯娌、叔侄这类家族内部抢班夺权之乱，人民也没法全程“匹夫无责”，一则普通老百姓必然是炮灰，二则全程“匹夫无责”最终的受害者必定是普通百姓，人民必定要主动介入维护自己；因此对待“国家兴亡 匹夫无责”要辨证看，列宁就提出很好建议并付诸实践，建立过苏维埃政权――非但不能全程“匹夫无责”，还要智慧的加以利用，待私有制政权双方都打得精疲力竭时，各国无产阶级乘机捣毁各自国家的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自己的政权。
以这样的三个实例去批评是欠妥的，把马骏没有的思想强加于他，以这三个实例表达的思想和意志去批驳马骏老师，这是典型的自竖靶子自己打。
是的，我听过马老师多堂课，从没感觉到马老师会有这种思想；再则，他若如此，那他所在院校和领导会无动于衷吗？
事实上马老师的课从来就是支持正义之战的，他讲“二战”史，他讲古代中外战争都是秉承这个理念的，他讲“一部近代史，半部湖湘史”不仅术业的专攻和理性，还包含了浓郁的感情。近代中国国将不国，民族陷入殖民危机，国难出英雄，仅湖湘大地就走出了曾国藩、左宗棠、毛泽东这样的一批又一批，“淞沪抗战”湖南9个师捐躯，历史将永远铭记。“湘军”在近代史上也沾染过人民的血，但我们的历史会很好摆正这段历史，并且岳麓书院传承的儒家之忠，湖湘大地山民之刚烈，两者融合构成的“湖湘文化”传承至今，每有家国危机总能看到湖南人的身影，马老师一一道来，如数家珍；又比如这次“俄乌冲突”――那可是最新鲜搜得到可以证明的，他的点评观点鲜明，他认为战争的原因在“北约无休止的东扩，触碰到了俄罗斯的忍让底线”，他多次点评，从没说过一句“俄罗斯是侵略”诸如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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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我观一些批评，并不在“国家兴亡 匹夫无责”――或者这仅仅一个由头。马老师还讲过其他一些，更容易引起一些人不适的，比如“军事强未必国家强”，比如“一说起战争就‘冲啊！、‘杀啊！’；要过过脑子，要慎战，孙子说‘先为不可胜，而待敌之可胜’”
是的，这些话断章取义很容易引起争论的。他激情且专业，他的职业就是讲台嘛。他说的“军事强未必国家强”有无数的历史实例，亦有哲学的辨证――“军事强”是硬实力，而“国家强”则是综合的，包括硬实力和软实力，民心向背是最大的“软实力”，正义性是最大的软实力，战争不讲“民心向背”和“正义性”，再强大的军事机器也难逃最后败北的结局。
战争要讲“民心向背”和“正义性”，这就是马骏老师讲“军事强未必国家强”的意思。
批评完全可以，但要前后句搭起来，不能断章取义，举例要明确针对，不能偏颇；人家没有这层意思，你用举例的方法强加于人，这是不妥的。
再扩张一些话术方面：文化和文明的传播与殖民的关系，从来就很难叙说的一个重点，无论历史、政治方面还是文化、人类史方面，从来就是很难叙事的一个重点――我们国家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在“啃”这块骨头，事实上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就已开始，我订阅的《百科知识》就辟有专栏。
今天许多人畏难，就绕路从哲学上讲；滑头！这类两难应该被攻克的，人民的民智正是在这一次次攻克中提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