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类“赌博”两类承担――也谈唯生产力论“见物不见人”
我红坛写东西还是比较文雅的，写日本写了许多，也就《日本的精神仍是“颗粒”状的――甲午战争130年祭》之类，到顶了，以前在搜狐论坛时吃相难看，动辄“吃了两颗‘蛋’”诸如此类，当然是蘑菇“蛋”――讽日本某些“死不悔改”的民族性――那就锥心多了。
日本友人当然知道只是个“话托儿”，对日本朋友没啥恶意的，其实写的东亚现象，包括汉族、朝鲜半岛、日本列岛――汉族亦主要指东部汉族，胡焕庸线以东人民，拿日本说说，政治上保险一点罢了。
也就这个原因，与日本友人聚每一谈及就气不打一处来，我也时常担心别给我嘴巴里塞一把鸟粪――不会的，开开玩笑。日本人别看他脸上恬淡无趣，其实内心火急得很――前一百年就是急火攻心的一百年，一个弹丸之躯竟一连干趴下罗曼诺夫和满清两个大块头，没几十年差点把美国也干翻了――没“二战”那个大势背景，美国或许真被那一弄给弄解体了。
这种历史没法写，没法解释的，正常的历史是没法写的，不合理的，不合逻辑的；但还是要写，事实上这类“正常历史没法写”、“不合理”、“不合逻辑”弥漫于整个东亚，存在于胡焕庸线以东整个东亚地区，是这整个片区非常显著的民族性体现，这片区域经常出现“奇迹”――当然以西方人视角，其含义是西方几百年发展成果，这片区域经常只用几十年甚至十几年就到达（比如“汉江奇迹”、“昭和奇迹”、“亚洲四小龙奇迹”），以前总说这是儒家文化区，近几年似乎不太这么说了――但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民族性”？这片区域的人民为啥感觉不到“奇迹”而视之“理所当然”？东西方“认知差异”难道真有这么大？
就这么不断的写，不断找理由解释，不断的猜，不断的摸，就象盲人摸象――今天一条腿，明天一根鼻子，见一点写一点，零零碎碎，但是那个“大象”整体面貌总出不来。水平有限！
“脱亚入欧”为明治维新三杰提出――这个提法有点别扭，难以让人接受，但是他们的著作我没读过，汉语环境是读不到的，华语论坛都是批判性引用――但我发现批判大都基于中国人“抗日战争”情结和语境，我倒是希望基于“人类学”或诸如此类，比较哲学味，还稍许的“价值中立”的工具味；本尼迪克特的《菊花与刀》我读过，他虽然罩着“人类学”，本尼迪克特他本人就是当时著名的人类学家，但我没读出多少“价值中立”或哲学味，甚至有点隐讳的、淡淡的羞辱味――可以理解的嘛，当时美军要控制日本岛，那就必须销去他的傲气，相反，《菊花与刀》所指某些日本人的品格到是蛮象我们华人的――至少胡焕庸线以东大部分汉族的品性。跌倒了习惯性“向前趋”还是“向后仰”，我们汉族人与日本人也许有习惯差异，但不足以演绎中日两种性格差别吧？那未免有点抹黑《人类学》了吧？――可是那时除了《菊花与刀》之外许多“研究”都是这么来的，当时读过许多这样的“研究”！当时有个直觉：他表面象是“研究”日本，很可能“指桑骂槐”在说中国人呢――至少是指东部汉族人？
有时我胡思乱猜，可能与这片区域人民的“好赌”个性有关――并且要么不赌，要赌就赌大的？
我记得“文革”刚结束没几天整个社会赌博成风。经历那个时代的人都知道，当时那个社会对赌博的零容忍，我们今天大部分人是没法理解的――那时别说打麻将，甚至连玩扑克都视作“赌博嫌疑”，那时连扑克牌都是“禁售物”、“非卖品”――我们对门一个邻居我叫他“爷叔”，他是印刷机械厂厂长，他每次出差回来总爱来我家串门，他会送一付扑克牌――那时可是最尊贵的礼物，我到了牙齿脱落年龄总回忆这一幕，“爷叔”不知在哪儿――可是两个时代转换才不过几天，民风民俗之变竟如此悬殊，犹如两个异种民族。我经常拿这件事阐述我的某些观点。
那时有一种说法，说中国人“天性”好赌，甚至上升到某种“生物性”，恰如汉民族的四大生物标记――单眼皮、铲型门齿、儿童臀部青色胎记、双瓣脚趾，那时还有另一个说法，说中国人“天性”好生孩子。这两大“天性”一个上升到了“生物性”，另一个也是那么的不靠谱――那时不过七亿多人口，但被认为国家落后的根由之一，需要节制生育，于是有了“独生子女”政策――“中国人‘天性’好生孩子”只是配合的舆论形态和意识形态。中国人今天十四亿人口已经翻倍。但仍恐惧人口不够，各地千方百计砸钱鼓励生育。你看，中国人的策略制订多么不靠谱，人口政策应该千年之计，可十多年不到就来了个颠覆性转换。多么不靠谱！
为解释两大“天性”，当时有理论家认为，汉族人是农耕民族，农耕民族比游牧民族和商业民族较多闲暇时间，于是养成了这两大“天性”――只不过“好赌”似乎有某些生物性原因。
然而我的“天性”技术型，喜欢证据和证据链，缺了这两样好象鞋子里有小石子；我不断收集书籍，特爱收集外国人类学家的著作，都不曾看到“中国人‘好赌’”具有生物性的解释。
哪个民族不好赌？依此观察“民族性”似乎说服力不够。事实上好赌是生物学“天性”。
我翻出《会计学》笔记，那里记着“赌博是对不确定现象的一种判断”――广义来说我们熟悉的“投资”符合该定义，因此投资也算一种赌博，是特殊形态的赌博。为何说他“生物学‘天性’”？你看猎豹追逐羚羊，总有相当概率是白追了的，到不了口的，甚至还倒贴，因为白白浪费付出能量。
这是生物界普遍现象，哪能说“汉族人好赌具有‘生物性’呢？”，那必定文化上的原因；然而以我观察，不但东部汉族，事实上是胡焕庸线以东整个东亚民族的共性，他是受文化熏陶的民族性――甚至用“儒家文化圈”去命名仍嫌不够用的，他是一种非常凸显的片区民族性。
于是我将这片区域人民的共性放在一起思考，他显著不同于南方民族（比如“慵懒”，缺乏“持久的意志力”）品性，也显著有别于西方民族那种理性算计的品性――但他绝非“生物性”原因，而是基于相同或相似的文化基础。用“吃了两颗‘蛋’”举例，日本朋友显然不高兴，这里又人口政策十几年就来了个乾坤颠倒来说我们国人的不靠谱，我们同胞肯定也不乐意――这两例确能说明两国人民的共同性格。
反正没正儿八经读过三杰们的原著，只是批判性引用，并在此基础上展开对日本民族性的“研究”――也许包括本尼迪克特的《菊花与刀》吧？但我当时觉得他怎么的都象是写中国人的性格呢？那时虽然少年老成，毕竟还小孩嘛，理解力有限。
我也隐约读到过三杰在设计“脱亚入欧”时担心过什么，担心过一旦设计偏差会有“吃倆‘蛋’”灾难，事实上设计方案时也强调了“精神”作用，“脱亚入欧”不能过于“物质”和“技术”；然而事实上大和民族传统上重“精神”作用，事实上整个片区重“精神”作用。
然而这种“精神”是我们所理解与“物质”和“技术”相对的那种吗？我在写《日本的精神仍是“颗粒”状的――甲午战争130年祭》时否定了这种看法。
究竟怎样的“民族性”？
反正迥然有别于南方和西方民族，而具有片区共同的民族性；究竟是什么？你叫我哪天来？反正不是礼拜一，也不是礼拜二、礼拜三。也不是礼拜四、礼拜五，甚至连礼拜六、礼拜天也不是；反正不是红色，不是绿色，不是蓝色，不是黄色，也不是白色或黑色，甚至连“无色”也不是――反正有别于南方和西方民族，具有片区共同性。
我不断的写，不断的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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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发了《关于“慎战”的不同理解除了政治家和军人，还有“文青”们》（简称“关文”），忽然想起“赌博”俩字，联想起东亚民族的某种共性，其实无法“赌博”俩字来简单化的，不得已而已，文绉绉的应该是“对于不确定的判断”，然而这是生物活动的必然形态，也不足以界分不同人群或文化的。
也许确实存在两类赌博，一类是通常意义下的“赌博”，另一类可以命之曰“对于不确定的判断”，比较理性化的理解――东亚民族必居其一，或处其中；但无论如何，必有相应的承担――日本人历史上吃了两颗“蛋”，差点灭国灭族，华人经常在“人口政策”此类巨大事务上颠三倒四，等等诸如此类是否“必有相应的承担”?
关于“战争”的理解，确实存在民俗意义上的“豪赌”与理性意义上的“对于不确定的判断”之别――无论政治家还是军事家，也无论“文青”还是咋的，在具体事务上必定存在的，只是不同人有不同评判而已，人类浩瀚的文明史确实可以得到证明的，昨天那篇“关文”太短小了，容不下了，今天联想一下，聊作弥补吧！
发毕，忽地论坛上看到一篇《什么是唯生产力论？一句话：“见物不见人”》（简称“什文”），再度联想。
小屁孩十几岁时就撰文批判“唯生产力论”过――那时全民大批判的，记得我的小作文总是“东风吹，战鼓擂”开头，那时批“摸石论”和“花猫论”及其作者，今天读来别有一番风味。
我没理解错的话，“什文”所提“人”应该是指代“精神作用”，“见物不见人”意指“只讲物质不讲精神”，孩提时代批“唯生产力论”时记得同时也批“物质刺激”，也批“奖金挂帅”，那时批“唯生产力论”时有许多相伴口号的；事实上那位作者本人也非常强调“精神作用”的，始终强调“物质与精神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时常挂嘴边，当作座右铭的。
可见相当部分人（包括那位作者本人）既使提倡“唯生产力论”，但也未必“见物不见人”，而是“既见物又见人”――甚至“有过之无不及”呢；或以为他们的那个“人”，那种“精神”是私有制提倡下的“个人主义”，不是抽象普遍意义上的“人”或“精神”，更不是共产主义意义上的“人”或“精神”，共产主义讲“集体主义”，与他们不可同日而语的。
是的，既使“唯生产力论”猖獗时代也还是强调“既见物又见人”的，也不见得“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之别――虽然那时小屁孩，不甚理解，事实上这也正是我写《日本的精神仍是“颗粒”状的――甲午战争130年祭》的初衷，努力回忆，努力澄清，当然又不得不借日本人“人头”再用一用了：至少“二战”时代甚至上推到三杰以来所见日本人他们是非常强调“集体主义”精神的，与欧美极端的“个人主义”大相异趣，因此我宁可用“颗粒状”而不是“个人主义”这个词。
我的许多左翼朋友对“唯生产力论”是非常反感的，在理论一般上这个没啥问题――比如我偏爱郝贵生的内容，学者型理论性较强，说服力较强，但在具体针对上我们却经常找不到“共鸣”。我也经常反思为啥会的。
我理解问题在思维方法或哲学层面。“唯生产力论”、“唯意志论（比如‘尼采主义’、‘叔本华主义’）”、“种族决定论”、“地理决定论”、“制度决定论”、“文化决定论”等等这些全都西方话术，要放在西方文化大语境（比如何谓“决定论”？，何谓“必然性”？）下才能确切理解――不然的话你读到的只是一个个方块汉字，不是他原本要表达的意义，中国人可能另层理解。
——【比如“决定论”＋“必然性”哲学背景或语境下，西方人考虑问题时本能的就会针对到某个“点”或“点位”，肝坏了就针对肝下药，牙齿脱落了就针对牙齿治疗，但是中国人很大的不同，针对的是一组“功能”或“现象”――A处疼或B处疼，只要是“疼”，是同一个“象”，可能会下同一付药】——
我的朋友可能把“唯生产力论”、“唯意志论”等等看作某种存在，类似实体性的事物并且他俩对立，这个就是西方语境；但在中国文化环境可能不是这样的，“唯生产力论”与“唯意志论”他俩看似对立实质共存，一个看似非常讲究“唯生产力论”的人，他在另一个“象”上却又表现出那么极端的“唯意志”；一个倡导“唯物主义”的人他行为表现上却又极端的“唯心主义”；或者相反，一个整天把“上帝”、“神”挂嘴边的人却又极端的物质功名。
我与朋友们找不到“共鸣”，很可能是在不同语境或哲学背景下理解“唯生产力论”了？
那么，不是这个又不是那个，究竟什么呢？忽地想起了财主与阿凡提的对话：财主拿裤子到染坊染色，要染的既不是红色，也不是绿色，也不是蓝色，也不是黄色，也不是白色或黑色，甚至连“无色”也不是；阿凡提只能说到了“那一天”你来取吧，“那一天”既不是礼拜一，也不是礼拜二、不是礼拜三，也不是礼拜四、礼拜五，甚至连礼拜六、礼拜天也不是。
两次联想，于是有了标题所要表达的主题思想。只能论坛上读到一篇联想一回，见到一点写一点，写作风格上“不是这个，不是那个”，甚至发明了“颗粒状”这类怪词语。
东亚民族智商高端，位居全球榜首，东亚民族极具强悍的个性意志，从不屑与懦弱为伍而与强者看齐，东亚民族极具自信又切盼他者夸许，特别是西方白人“点赞”；东亚民族极其强调“生产力”作用，但亦同时强调精神作用――这种“精神”既无法以“个人主义”去辨，也没法以“集体主义”去辨，东亚人一方面极端的“叔本华主义”和“尼采主义”，但在另一“象”上却又极端的躺平甚至颓废……
究竟是什么呢？
我只能说这在我们东亚人具有共通性，具体是些什么就很难描述了，只能继续，不是礼拜一，也不是礼拜二、不是礼拜三，也不是礼拜四、礼拜五，甚至礼拜六、礼拜天也不是。
【文/道一人，本文为作者向红歌会网原创投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