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志夫：商鞅与亚里士多德“驭民之术”比较

　　【商鞅与亚里士多德】

　　近日笔者在学习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时有一个惊人的发现，这位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的很多观点居然与中国战国时期的商鞅的“驭民之术”高度相同或相似。

　　经笔者查对，他们两位大家均生于2000多年前的同一年代，商鞅（约公元前390～前338年），战国时期政治家、改革家、思想家、军事家，法家代表人物；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前322年），古希腊著名哲学家、科学家和教育家之一，被誉为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商鞅提出“驭民之术”的时间是公元前356年，‌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成书于公元前325年，前者比后者早31年。就当时的条件，他们不太可能彼此沟通，因此基本可以排除后者抄袭前者的可能性，应当归于“英雄所见略同”。

　　【《政治学》希腊文和拉丁文】

　　商鞅的“驭民之术”包括愚民、弱民、贫民、疲民、辱民五个方面，也被称为“驭民五术”。亚里士多德虽然没有系统总结出“驭民”的具体条文，但是可以找到彼此对应的思想观点，既有相同相似之处，也有区别差异之分。

　　一、愚民之术‌

　　商鞅禁止百姓读书和学习，尤其是儒家经典，以防止他们产生过多的疑问和反抗意识。他主张通过控制信息和教育，使百姓在信息不对称中思维局限，对外部世界认知片面，缺乏独立思想和判断能力，只能盲目服从，易于精神控制，便于把全民思想统一到统治者的意志上来。

　　亚里士多德说：“我们已经论述什么样的性质的人才是可能为立法者驾驭的，剩下来就是教育的工作，我们进行学习，有些是靠习惯，有些则赖于教导。”他认为，每一个政体都是由统治者和臣民组成的，那就须考虑到两者关系应该是交换性质的或永久固定的，对于公民的教育必然依据这个问题来制定。立法者有义务规范人民的行为，培养其高尚的情操。他说：“毫无疑问，没人会反对立法者将其注意力置于少年人之教育问题上，毕竟对于教育的忽视终会转至政体的存亡，而公民应当接受塑造以适应其当下生活之政治环境。既然整个城邦都向着共同的目标，那么整个城邦的公民接受同样的教育就无可厚非了。并且，教育问题应是所有人的职责，如此，斯巴达人将教育作为全邦的共同责任的行为是应该受到褒奖的，他们对于下一代的教育可谓是煞费苦心。”

　　二、‌弱民之术

　　商鞅禁止百姓拥有铁器和铜器，秦始皇则将全国的武器收缴并销毁，铸成12个巨大的铜人。商鞅主张通过限制民众的武器和资源，使民众无法形成有效的反抗力量。他说：“国强民弱，治国之道，务在弱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