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志夫：商鞅与亚里士多德“驭民之术”比较
【商鞅与亚里士多德】
近日笔者在学习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时有一个惊人的发现，这位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的很多观点居然与中国战国时期的商鞅的“驭民之术”高度相同或相似。
经笔者查对，他们两位大家均生于2000多年前的同一年代，商鞅（约公元前390～前338年），战国时期政治家、改革家、思想家、军事家，法家代表人物；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前322年），古希腊著名哲学家、科学家和教育家之一，被誉为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商鞅提出“驭民之术”的时间是公元前356年，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成书于公元前325年，前者比后者早31年。就当时的条件，他们不太可能彼此沟通，因此基本可以排除后者抄袭前者的可能性，应当归于“英雄所见略同”。
【《政治学》希腊文和拉丁文】
商鞅的“驭民之术”包括愚民、弱民、贫民、疲民、辱民五个方面，也被称为“驭民五术”。亚里士多德虽然没有系统总结出“驭民”的具体条文，但是可以找到彼此对应的思想观点，既有相同相似之处，也有区别差异之分。
一、愚民之术
商鞅禁止百姓读书和学习，尤其是儒家经典，以防止他们产生过多的疑问和反抗意识。他主张通过控制信息和教育，使百姓在信息不对称中思维局限，对外部世界认知片面，缺乏独立思想和判断能力，只能盲目服从，易于精神控制，便于把全民思想统一到统治者的意志上来。
亚里士多德说：“我们已经论述什么样的性质的人才是可能为立法者驾驭的，剩下来就是教育的工作，我们进行学习，有些是靠习惯，有些则赖于教导。”他认为，每一个政体都是由统治者和臣民组成的，那就须考虑到两者关系应该是交换性质的或永久固定的，对于公民的教育必然依据这个问题来制定。立法者有义务规范人民的行为，培养其高尚的情操。他说：“毫无疑问，没人会反对立法者将其注意力置于少年人之教育问题上，毕竟对于教育的忽视终会转至政体的存亡，而公民应当接受塑造以适应其当下生活之政治环境。既然整个城邦都向着共同的目标，那么整个城邦的公民接受同样的教育就无可厚非了。并且，教育问题应是所有人的职责，如此，斯巴达人将教育作为全邦的共同责任的行为是应该受到褒奖的，他们对于下一代的教育可谓是煞费苦心。”
二、弱民之术
商鞅禁止百姓拥有铁器和铜器，秦始皇则将全国的武器收缴并销毁，铸成12个巨大的铜人。商鞅主张通过限制民众的武器和资源，使民众无法形成有效的反抗力量。他说：“国强民弱，治国之道，务在弱民。”
【《商君书》弱民第二十】
亚里士多德说：“僭主（古希腊城邦统治者的一种类型，也被译作暴君）无法信任平民，因而不允许平民拥有武装”，“僭主希望臣民没有行动能力，因而没有人去做不可能的事。如果他们自己都没有能力的话，他们是不会企图推翻暴政的。”
三、贫民之术
商鞅变法使得秦国的赋税占农民收获的三分之二，极大地压榨了百姓的经济资源。他主张通过严苛的赋税制度，如“十税五”，剥夺百姓的剩余钱财，使民众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失去反抗的资本；人穷志短，减少他们的反抗意愿。
亚里士多德说：“僭主还会采取增税的办法让臣民致贫，狄俄尼索斯的增税政策实施5年后，臣民的财产几乎全都落入了国库。”
四、疲民之术
商鞅要求百姓在劳动时不能东张西望、交头接耳，以确保他们全身心投入劳作；他主张高税收政策，使得民众为了生存不得不努力工作，无暇顾及其他，让百姓疲于奔命，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思考或参与反抗活动。
亚里士多德说：“僭主迫使其臣民穷困，好让他们为了生计终日辛劳，从而无暇顾及政治图谋。法老修葺金字塔，西普塞洛斯家族不惜巨资建造神庙，佩西斯特拉托修建奥林匹克亚宙斯神庙，波吕克利特在萨摩斯岛增建宏伟宫殿……所有此类营造工事、大兴土木的目的都是控制民众，让他们贫穷而不得闲暇。”
五、辱民之术
商鞅教唆百姓相互检举揭发，羞辱和打击他们的自尊心，使他们彻底失去自尊和自信，终日生活于恐惧氛围中，在心理上处于被控制状态。还通过流放和惩罚那些对政策提出异议的人，使百姓不敢对政策提出质疑，不敢反抗。
亚里士多德说：“僭主的习性之一，就是永不喜欢任何有尊严并且精神独立的人，他想独占荣耀，而一切有尊严而且精神独立的人都会触犯此种威严，有损于僭主的特权，因此专制者通常对颠覆他们权威的人恨之入骨。”他说：“对于臣民的羞辱，是因为僭主认定一个心胸狭窄之人定不会和别人谋划暗害他人。”他认为应该在公民中制造猜忌，只有人们互相信任，达成共识之后，僭主制才可能会被推翻，这就是为什么僭主总是和贤明之士过不去。因为贤达们威胁到僭主的特权，他们不想被专制所统治；也因为他们彼此忠诚，从不起内讧。他说：“僭主制的一切政策都超不出以下范畴，僭主的统治手段必以此为前提：在民众中挑拨离间；弱化其反抗的能力；使其囿于自卑和狭隘。”
商鞅和亚里士多德的“驭民之术”除了以上五个方面相同或相近的观点外，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政治学》中还为统治者提出了一系列控制民众的策略，笔者将其归纳为“控民五策”：
一是保持“一盘散沙”状态以消除“叛乱”风险
亚里士多德说：“帖萨利亚农奴经常反抗他们的主人，斯巴达的农奴同样也会反抗他们的主人，他们心怀不满，巴望着主人破产。同样的情形却没有发生在克里特人身上，其原因可能在于，即使邻国相互为敌，但却从未出现过农奴联盟，叛乱者各有自己的农奴，各方利益不同。
“废除共餐制，禁止结党营社，僭主必须警惕任何可能激发臣民勇气和信念的事务，禁止文化研究以及类似讨论的集会，采取各种方式防范民众之间的相互熟悉，因为熟悉会增进信任。
“最好的状况就是被奴役的农民属于不同的种族和信仰，若一旦他们信仰相同便更容易联合起来发动变革。”
二是让渡参政权以保持社会稳定
亚里士多德说：“对于既无财富也无特殊品性的大量自由人和公民团体，应该享有怎样的权利呢？赋予他们过多的参政权是危险的，因为他们的愚笨会使他们犯错，他们的不诚实会使他们犯罪。但若不给他们提供任何公职也是危险的，一旦城邦的大群贫民被撇在一旁，城邦就等于遍地树敌了。避免此种情况的唯一方法是允许他们参与议事和审判事务。因此，梭伦及其他立法家赋予他们两项权利：一是选举行政人员；一是审查期满的执政人员。但他们自身不得担任任何公职。”
三是制造恐惧以凝聚人心
亚里士多德认为：“一个政体可能会因为远离危难而得到保全，但是有时候也会因为迫在眉睫的危难而得到振奋和捍卫。那些关心宪法的统治者，之所以要制造恐惧，还把远在天边的危险带到人们的近前，就是为了让人民团结起来捍卫政体。
“另一种僭主统治之术就是要在民众中埋下纷争的种子，朋友与朋友的矛盾，贫民和贵族的斗争，富人与其他富室的周璇。为了使人民进一步不得空闲且服从其领导，僭主很喜欢挑起战争。”
四是加强对重点人群的监控以防“变革”
亚里士多德说：“每个个体的私人生活也与变革的发生有关，因而不管是什么政体，都应该安排一个职能部门负责监督与现行政体不协调的人。”
他说：“僭主强迫所有人同时出现在公共场合或者自己的宫廷门前，以查知他们所想所做，并使他们养成卑躬屈膝的个性。一个僭主还要设法知道臣民在说什么或做什么，锡拉库扎派遣所谓的“美女侦探”，希尔洛则经常派遣“窃听者”秘密混入一切社会活动，刺探民情。
“那些意图行刺而不在乎能否活下去的人是最危险的，也是最应该被监视的。那些要么认为自己受了伤害，要么是身边人受了伤害的人应该严加防范，因为其总是容易冲动，奋不顾身。就像赫拉克利特所说的，要与愤怒斗争是很困难的，因为一个人会为报复出卖他的灵魂。”
五是学会伪装以塑造亲民爱民形象
亚里士多德说：“有一点君王必须要注意，要紧紧抓住自己的权力，但是自己还是要表现出民主的一面，要让自己的统治更接近君主制，至少看起来要像是有气度的君王。
“第一，他必须要表现出很关心公众的收入，而且不能做那些浪费钱财的事。如果让人民看到自己上缴的血汗钱都被浪费在美人、外邦人和伶人之流的身上，他们都会变得愤怒。他应该把自己的收入和支出都做成明细表（有的僭主就是这样做的），因为这样看起来就像是人民的管家而不是僭主了。他是整个城邦的主人，也没有必要担心自己会缺钱花了。当一个僭主在外的时候，有更多的理由去担心镇守他家业的人而不是臣民，因为有一个陪着他，而另外一个留在了城里。
“第二，他征税看起来显得是为了城邦可以面对战争的不时之需，他应该把自己当成人民财产的守护者，而不是财产的拥有者。他不应该让自己看起来很苛刻，而是要让自己尊贵，当人们看到他的时候，应该是尊重而不是害怕。这一点很难做到，这也是僭主容易受到蔑视的原因。就算僭主在其他方面都没有什么德行的话，至少应该让自己看起来在军事上有点天资，让自己的臣民以为自己是一名良帅。
他说：“僭主应该美化并改善他的城邦，就好像他不是一个僭主，而是一个城邦的守护者。僭主不应该有暴虐行为，尤其是对于个人和青少年。他在那些热爱荣耀的人面前应该特别注意自己的行为。惩罚别人要像一位慈父。与年轻人的交往应该是源于情爱，而不是放纵。他应该给那些在名誉上受到伤害的人以补偿。
“僭主应该运用的政策都是很明显的，他应该向他的臣民展示他是一个管家和君王，而不是一个僭主。他不为自己谋私，而是公众的监护人。他的生活要节制，不能骄奢淫逸。他应该与显贵为伍，在平民面前充当平民领袖。这样一来，僭主的统治就高尚而令人崇拜了，因为其臣民没有受到贬抑或压制，也就不会仇恨或者害怕僭主了。同时，僭主的情操还能得到陶冶而更加有德行，这就是一大进步了，至少已经是半具良善了。”
无论是商鞅的“驭民五术”，还是亚里士多德的“控民五策”，其本质都是把人民当作管理和奴役的对象，都是站在统治阶级立场思考问题，其目的在于通过一系列手段来加强中央集权，掌控百姓的命运，保持社会稳定，维持和巩固统治者的政权。其结果是，以严重损害天下百姓的言论、行动、财富、人身等自由为代价，换取统治者的政治利益。
（原创，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