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建民：为什么打工人会陷入不加班就饿死的怪圈？
今日刷到一个视频，一个博主说，现在的老板不是资本家，而是封建地主，他不是追求的效益，而是看不得工人闲着；还有一个博主讲到，现在是加班人吃不消，不加班（八小时工作制）就要饿死！用句俗话说，叫做乡下人挑粪——前后都是屎。
这种看似矛盾又残酷的现实，像一张无形的网，将无数打工人困在“加班透支”与“不加班难生存”的两难选择里。
要解开这个怪圈的症结，不能只停留在对老板或个体的批判，更要从经济结构、行业生态、社会保障与劳动权益保障等多个维度，撕开背后层层缠绕的现实逻辑。
为什么打工人会陷入不加班就饿死的怪圈？
一、八小时工资收入，抵消不了基本生存成本
“不加班就饿死”的核心痛点，首先卡在了“收入与支出的剪刀差”上。当下很多行业的基础薪资，早已跟不上物价、房租、教育、医疗等生活成本的上涨速度，八小时工作制下的“基本工资”，更像是“保底生活费”，而非“能体面生活的收入”。
以一线城市为例，某招聘平台2024年数据显示，服务业、制造业、基础文职等岗位的月基本工资普遍在4000-6000元区间。但这些城市的单间房租中位数已达3000-4500元，再加上每月2000元左右的餐饮费、500元的交通费与杂项开支，八小时工资刚够覆盖“生存必需”，一旦遇到家人看病、孩子上学、突发意外等情况，立刻会陷入资金缺口。有些刚就业的年轻人上班，还需要家里倒贴钱。
而加班工资、绩效奖金、提成，就成了填补缺口的“救命钱”。某互联网公司的运营专员小李算了一笔账：“我基本工资5000元，每月房租3800元，扣完社保后，八小时工作只能拿到4500元，吃饭都得精打细算。但每月加班40小时能多拿2000元绩效，加上1500元加班费，总收入能到8000元，这才能给老家的父母寄点钱，自己也敢偶尔买件新衣服。” 这种“基本工资保生存，加班收入谋体面”的模式，本质上是企业将用工成本转嫁给了劳动者的时间——用“低底薪+高绩效/加班费”的薪资设计，倒逼打工人主动选择加班。一旦拒绝加班，收入直接腰斩，生存压力瞬间压顶。
二、“不加班=不努力”的小农思维，形成行业畸形评价体系
除了收入问题，行业内卷形成的“加班文化绑架”，让打工人陷入了“被动竞争”的漩涡。在互联网、电商、新媒体、制造业等劳动密集型或高强度行业，“加班”早已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甚至被异化为“努力”“忠诚”的衡量标准。
某电商公司的客服主管王姐说：“我们部门规定下午6点下班，但同事们基本都待到8点以后。不是活儿干不完，而是领导会在晚上7点左右来办公室‘巡视’，看到谁早走，第二天就会在会上暗示‘有些人对工作不够投入’（典型的地主思维）。时间长了，就算没事，大家也得在工位上耗着，生怕被贴上‘不积极’的标签，影响升职加薪，甚至被优化。” 这种“无效加班”的本质，是行业竞争从“效率比拼”退化为“时间消耗比拼”。当部分企业通过延长工时降低单位时间成本，其他企业为了“不落后”，也会跟风效仿，形成“你加我也加”的恶性循环。最终，整个行业的“正常工作时间”被不断拉长，八小时工作制成了“传说”，不加班的人反而成了“异类”——不仅收入减少，还可能面临职场排挤、岗位淘汰的风险。
更残酷的是，在就业市场供大于求的部分领域，“能加班”甚至成了招聘的隐性要求。某制造业工厂的招聘启事上明确写着“能接受两班倒，每月加班不少于60小时者优先”，求职者即便不情愿，也只能接受——毕竟，“有班加、能赚钱”总比“没工作、饿肚子”强。
三、社会保障不到位，缺乏“不加班”的安全垫
打工人不敢拒绝加班，还有一个深层原因：社会保障体系尚未能为“不加班的生存”提供足够的“安全垫”。当教育、医疗、住房等“刚性支出”缺乏足够的公共保障覆盖，打工人只能通过“多加班、多赚钱”来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
比如住房，虽然有公积金制度，但在高房价城市，大部分打工人的公积金缴存额远不足以覆盖房贷月供。某二线城市的程序员小张说：“我每月公积金缴存1200元，想买一套150万的房子，首付要45万，月供近6000元。如果只靠八小时工作的工资，除去房租和生活开支，攒首付要10年以上；但加班能多拿3000元，才能把首付时间缩短到5年左右。” 医疗和养老保障也存在类似问题。虽然基本医保覆盖了大部分人群，但面对大病、慢性病的高额治疗费用，仍有不少自费项目需要个人承担；养老金的替代率（退休后养老金与退休前工资的比例）也相对较低，打工人不得不通过“年轻时多加班赚钱、多存私房钱”来弥补未来养老的缺口。
此外，失业保障的力度也有待提升。目前我国失业保险金的标准普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且领取期限有限（最长24个月）。一旦失业，仅靠失业保险金很难维持基本生活，这也让打工人不敢轻易拒绝加班——生怕失去工作后，连“饿不死”的底线都保不住。
四、劳动者权益保障不足，八小时工作制难以落地
从法律层面看，我国《劳动法》明确规定了“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八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四十四小时”，且加班需与劳动者协商，支付不低于工资150%的加班费。但在实际执行中，这些条款往往难以落地，成了“纸面上的权益”。
一方面，劳动者维权成本高。很多打工人即便遭遇强制加班、拖欠加班费等问题，也不愿或不敢维权。因为维权需要提供劳动合同、工资条、加班记录等证据，部分企业不与员工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或不记录加班时长，导致劳动者取证困难；更重要的是，维权过程耗时耗力，一旦与企业对簿公堂，很可能面临“赢了官司、丢了工作”的后果——在就业竞争激烈的环境下，很少有人愿意冒这个险。
另一方面，监管力量存在短板。部分地区的劳动监察部门面临“人手不足、任务繁重”的问题，难以对所有企业的加班情况进行全面监管。对于互联网、新媒体等“灵活用工”较多的行业，加班时间更难界定（比如“居家办公”的隐性加班），监管难度更大。这就导致部分企业有恃无恐，公然违反八小时工作制，甚至将“自愿加班”写进劳动合同，变相强制劳动者加班。
五、老板观念陈旧，缺乏真正的企业观念
所以说“现在的老板不是资本家，而是封建地主”，主要是经营者缺乏真正的企业观念，许多老板的思维还是小农式的思维，他需要的不是效率，而是员工一直地在劳作，更多时间的劳作，完全没有员工工作积极性与工作科学性的概念。现在的民营企业多如牛毛，但真正的企业家却是少之又少。
“恶意讨薪”这个词在中国出现，足以说明在我国的企业界普遍缺乏基本的契约观念，连最基本的企业观念和企业常识都非常缺乏。工人出卖劳动力取得工资是最基本的市场规则和基本要求，而在一些经营者的眼中却形成“恶意讨薪”这种荒唐看法和说法，违法行为被当作了正常行为，而工人正常的薪资权利的维护却成了不正当的行为。
六、企业体制不健全，劳动者权利要求缺乏适合的表达通道
除了老板观念陈旧之外，另一个原因就是民营企业体制不完善，缺乏劳动者正当权利表现形式和通道。产权型企业，除了体现资产所有权的管理体制和分配体制外，还必须有调和劳资关系的体制形式——工会制度。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普遍建立有工会，以体现员工正常的利益要求，不是资本主义要讨好员工，而为了资本主义企业能够更长久地发展。在资本的生产方式中，劳资在利益上处于对立状态，而资方则处于主导地位。如果缺乏适当地员工利益表达形式与通道，任由资方肆意妄为，劳资关系就会走向破裂，企业也就会走向灭亡。对立面的统一是必须要有适当的调和形式，那就是工会组织和制度。但在我国，特别是在民营企业，普遍的情况是，要么没有工会组织，要么是工会组织名存实亡，并不能及时反映员工要求，起不到实在的劳资关系调节作用。
七、如何跳出“加班透支”与“不加班难生存”的怪圈？
如何才能破解“加班透支”与“不加班难生存”的怪圈？
打工人陷入“不加班就饿死”的怪圈，不是单一因素造成的，破解这个困局也需要多方面发力：
对个体而言，要提升自身的“不可替代性”——通过学习技能、积累经验，从“靠时间换钱”的底层岗位，转向“靠能力换钱”的中高端岗位。比如，工厂流水线工人可以学习设备维修技术，转型为技术工；基础文职可以学习数据分析、新媒体运营，提升职场竞争力。当自身价值足够高，就有底气拒绝无效加班，甚至选择更合规、待遇更好的企业。
对企业而言，要摒弃“封建地主式”的管理思维，回归“追求效益”的本质。真正优秀的企业，不是靠“压榨员工时间”盈利，而是靠技术创新、流程优化、产品升级提升效率。比如，某互联网公司通过引入自动化办公系统，将员工的重复工作减少30%，不仅缩短了工作时间，还提升了员工满意度和工作效率。同时，企业应建立合理的薪资体系，让八小时工作制下的基本工资能覆盖劳动者的基本生活成本，让加班成为“自愿选择”而非“生存必需”。
对社会和政府而言，要强化社会保障与劳动权益保障。一方面，加大对教育、医疗、住房的公共投入，降低打工人的刚性支出压力——比如增加保障性住房供应、提高医保报销比例、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让打工人不用再靠“加班赚钱”来应对这些压力；另一方面，加强劳动监察力度，畅通维权渠道（比如建立线上维权平台、简化维权流程），对违反《劳动法》的企业依法严惩，让八小时工作制从“纸面上”落到“现实中”。
“不加班就饿死”的怪圈，本质上是经济发展过程中“效率与公平”失衡的体现。破解这个怪圈，需要时间，也需要个体、企业、社会的共同努力。但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社会的进步、制度的完善，打工人终将摆脱“加班透支”与“不加班饿死”的两难，既能拥有体面的工作，也能拥有有尊严的生活。
【文/钟建民，本文为作者投稿，作者公众号：钟建民的理论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