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辨计划本源，开拓中国航向
引言：破除认知误区——理论原型与历史变体的辨析
在计划经济的历史叙事中，一个长期存在的认知偏差是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计划经济与斯大林时期形成的苏联模式简单等同，甚至以苏联模式的兴衰判定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有效性。这种误读的本质，是混淆了“理论应然”与“历史实然”的边界，更未能厘清斯大林并非“错误理解”马克思经济学，而是基于苏俄特殊国情的“选择性改造与实践转向” 这一核心定位。事实上，两者虽共享“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生产”这一思想同源，却在理论前提、实践逻辑、核心机制与价值归宿上存在根本性分野——马克思的计划经济是生产力高度发达后“自由人联合体”的自觉调节形态，而斯大林模式是落后国家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边缘地位下，为应对生存危机而形成的行政指令性体制。
在社会主义阵营普遍照搬苏联模式的历史语境中，教员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极为透彻，深谙马克思计划经济的理论由来与核心要义，并未盲目跟从既定模式。他敏锐洞察到苏联体制的内在缺陷，成为社会主义阵营中最早明确提出“以苏为戒”、主动摒弃苏联计划模式的开拓者，通过一系列大胆实践探索，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奠定了重要基础。这种分野与探索不仅决定了不同经济体制的运行效能，更揭示了社会主义经济实践必须与国情、生产力水平相适配的历史规律。
一、理论前提：中心国家的理想形态 vs 边缘国家的现实选择
马克思的计划经济设想并非主观建构，而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科学预判与“世界历史”视野之上，其存在两个不可逾越的前提条件。其一，生产力基础的高度发达。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指出，计划经济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建立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到极限、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制矛盾不可调和后的自然替代形态。此时社会物质财富已实现极大丰富，足以支撑“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为“按需分配”）的分配原则，为消除人的异化提供物质基础。其二，历史方位的准确定位。这一设想以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中心国家为实践场域，旨在解决资本主义内在矛盾，而非在封建残余浓厚、工业化尚未起步的边缘国家强行推行。在马克思的构想中，计划经济是“自由人联合体”的经济形态，国家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将逐步消亡，经济调节的主体是生产者自治组织，而非官僚机构。
斯大林并非无视马克思的理论前提，而是主动放弃了这一前提以适配苏俄的现实。他面对的是十月革命后强敌环伺的苏俄——一个工业产值仅占国民经济14%、农业人口占比超80%的落后农业国，处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边缘地带，面临中心国家的封锁、包围与战争威胁。在这种生死攸关的背景下，斯大林放弃了列宁新经济政策中市场与计划结合的探索，转而以铁腕手段推行全盘集体化与超高速工业化，将“战时经济”常态化为日常体制。这种模式的核心目标并非实现劳动者的解放与社会福利最大化，而是集中一切资源建立重工业体系，巩固苏维埃政权。斯大林模式本质上是“边缘国家的社会主义”，是边缘国家为应对中心国家剥削压迫、寻求生存发展而进行的制度创新，其与马克思设想的“中心国家的社会主义”存在起点性差异：前者是“生产力发展的自然结果”，后者是“为发展生产力而采取的强制手段”。
而教员正是基于对马克思计划经济理论前提的深刻把握，清醒认识到中国与苏联在国情上的本质区别——同样作为经济落后的国家，中国有着更为深厚的封建残余、更为庞大的农业人口基数和更为复杂的社会结构。他坚决反对脱离本国实际照搬苏联经验，强调“中国的问题必须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由中国人自己来解答”，这种认知正是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精髓的透彻理解之上。
二、核心机制：劳动者自治的民主计划 vs 中央集权的指令性管理
马克思设想的计划经济以“劳动所有者为主体”，核心机制是民主性与自觉性的统一。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强调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是“除了自己的劳动，谁都不能提供其它任何东西”，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核心并非形式上的产权公有，而是劳动者对生产过程的全面掌控与利益共享。这种计划经济的运行逻辑是：通过社会成员的民主协商，根据社会整体需求与个体偏好有计划地分配劳动时间，调节生产与消费的比例，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劳动时间在此承担双重职能——既是“调节各种劳动职能同各种需要的适当比例”的社会尺度，也是“计量生产者个人在共同产品中所占份额的尺度”，确保分配的公平性与激励的有效性。在这一机制下，企业是“独立的经济实体”，劳动者的利益与企业效益、社会发展直接挂钩，形成“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内生发展动力。
斯大林对马克思计划经济的核心机制进行了颠覆性改造，其本质是用“国家集权”取代“劳动者自治”，而非理论认知上的偏差。他构建了一套中央集权的指令性管理体系，核心特征是“三重集中”：生产决策集中于中央计划委员会，企业沦为单纯执行计划的生产单位，没有自主经营权，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如何生产均由上级指令决定；资源分配集中于政府部门，通过行政命令而非市场机制调配人力、物力、财力，优先保障重工业与军事工业，形成“重轻农”的失衡结构；产品分配集中于国家财政，企业利润全部上缴，亏损由国家补贴，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与劳动贡献脱节，平均主义盛行。这种模式下，公有制异化为“国家所有制”，劳动者成为依附于官僚体系的雇佣者，而非生产资料的主人。学者指出，苏联模式的公有制“仅实现了生产资料的形式公有，却未实现劳动者的权利公有”，企业缺乏独立利益诉求与创新动力。更关键的是，这种指令性计划完全排斥市场机制，商品货币仅作为核算工具存在，无法反映真实的供求关系，最终导致严重的资源错配——重工业过度膨胀与民生产品长期短缺并存，农产品在储运中腐烂率高达30%，而普通民众却面临“面包短缺”的困境，形成匈牙利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内所定义的“短缺经济”。
深谙马克思计划经济“劳动者主体”核心要义的教员，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敏锐察觉到苏联模式的根本缺陷，1956年发表的《论十大关系》更是旗帜鲜明地提出“以苏为戒”，开启了独立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伟大开端。他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深刻理解，在多个层面展开了大胆尝试，构建起区别于苏联模式的经济发展框架：
1.调整产业结构，纠偏重工优先偏向：提出“农轻重”为序的工业化方针，改变苏联“重轻农”的排序逻辑，强调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工业发展要为农业服务，主张通过发展农业和轻工业积累资金再反哺重工业，实现国民经济均衡发展。这一构想既避免了苏联粮食产量长期达不到革命前最高水平的困境，也解决了东欧国家因轻重工业失衡导致的市场货物短缺、货币不稳定问题，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的灵活运用。
2.探索所有制与经营管理多元化：在公有制实现形式上，不囿于苏联单一的国有制和集体农庄模式，提出“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合作社”，鼓励发展农村自留地和家庭副业，承认个体经济的补充作用；在企业管理层面，倡导“两参一改三结合”的鞍钢宪法，强调工人参与管理、干部参加劳动，打破苏联企业官僚化、层级化管理体制，真正践行马克思“劳动者自治”的核心思想。
3.倡导中央与地方分权，激发地方活力：针对苏联“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的弊端，提出“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的论断，适度下放经济管理权限，让地方拥有一定的生产计划、物资调配和财政收支自主权，打破中央统得过死的局面，鼓励地方结合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
4.重视商品生产与价值规律作用：明确反对将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画等号，突破斯大林将商品货币关系视为“社会主义异己物”的理论局限，提出“只要存在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是极其必要、极其有用的”，强调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生产和流通领域的客观作用，为后来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结合埋下了重要伏笔。
这些探索并非脱离马克思主义的空想，而是建立在对马克思计划经济理论的透彻把握之上，通过结合中国实际进行的创造性发展，充分体现了教员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伟大开拓者的理论勇气与实践智慧。
三、价值归宿：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vs 国家强权的巩固与扩张
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终极价值是人的解放，计划经济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根本目标是消除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异化，实现“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在马克思的构想中，计划经济的核心优势在于摆脱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与利润至上原则，生产的目的是满足社会成员的真实需求，而非追求资本增殖。这种经济形态下，劳动者不再被束缚于固定的职业分工，能够“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实现体力与智力的全面发展。计划经济的本质是“以人为本”，通过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为每个社会成员提供平等的发展机会，最终构建一个“自由人联合体”，实现人的彻底解放。
斯大林模式的价值归宿与马克思的构想发生根本性偏移，但这种偏移是基于国家生存战略的主动选择，而非理论误读。斯大林将国家利益置于绝对优先地位，人的价值与需求被严重忽视，其运行逻辑是“重国家、轻个人”。重工业与军事工业的发展速度成为衡量经济成就的唯一标准，民生领域的投入被压缩到最低限度。在斯大林时期，苏联农民为工业化付出了沉重代价——通过义务交售制强制征收农产品，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而给的代价极低，严重损害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城市劳动者则面临严格的户籍管控与职业限制，工资水平低下，消费品供应短缺。这种模式下，计划经济沦为国家强权的工具，其最终归宿是巩固与扩张国家霸权，而非实现人的自由发展。更深刻的问题在于，斯大林模式的“一国社会主义论”放弃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世界历史”视野，将单一民族国家作为理论框架，形成单线式历史观，忽视了中心国家对边缘国家的外部压力与限制，导致体制缺乏内在自我修正能力。由于既不反映劳动者的利益诉求，也不响应市场的真实需求，只能依靠不断强化的行政指令维持运行，最终随着体制僵化与矛盾累积走向崩溃。
教员始终坚守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的价值归宿，其探索始终围绕“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基本方针。他坚决反对苏联模式中损害劳动者利益的做法，强调要正确处理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充分保障农民和工人的合法权益，这正是对马克思“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的生动实践。这种价值坚守使得中国的探索从根本上区别于苏联模式，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注入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基因。
四、历史澄清：文革经济实践对教员主张的严重偏离
必须明确的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出现的诸多经济极左政策，并非教员的主张，而是对其经济思想的严重偏离与扭曲。教员始终强调“抓革命，促生产”，要求政治运动不能冲击正常生产秩序，始终坚持农轻重协调发展、利用价值规律、调动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的核心思路，且在经济体制上保持了1962年后相对稳定的框架，并未推行极端化措施。他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深刻理解所提出的一系列正确主张，在文革期间遭到了严重破坏。
但在文革的特殊历史环境中，将教员“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等理论探索教条化、极端化，把农民自留地、家庭副业、集市贸易当作“资本主义尾巴”批判，破坏企业管理制度、否定按劳分配与物质激励，推行脱离实际的高指标与无政府主义，这些行为均与教员的经济主张直接冲突。同时，地方执行中的层层加码与权力失控，进一步放大了政策偏差。
值得注意的是，教员多次察觉并出手纠偏，支持周恩来、邓小平整顿经济秩序、恢复规章制度。正是这些纠偏努力与广大干部群众的坚持生产，才使国家经济基础未遭根本性破坏，“三五”“四五”计划得以基本完成。文革期间的经济乱象，本质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理论误读、与执行扭曲共同作用的结果，绝非教员经济政策的本意，更不能以此否定他立足中国国情、摒弃苏联模式、开拓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伟大探索。
结语：历史错位与理论回归的时代启示
马克思设想的计划经济与斯大林苏联模式的本质区别，是“理论原型”与“历史变体”的差异，而非“正确理解”与“错误解读”的对立——前者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劳动者当家作主基础上的理想形态，后者是落后国家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行政集权体制；前者以人的解放为终极目标，后者以国家强权为核心诉求；前者是民主自治的自觉调节，后者是自上而下的强制管理。
斯大林的实践转向，是在苏俄面临生存危机的特殊背景下做出的现实选择，其历史功绩在于快速推动了苏联工业化，为抵御法西斯侵略奠定了物质基础；但其历史局限也同样显著——这种脱离马克思计划经济核心要义的体制，因忽视民生、压抑活力、缺乏自我修正能力，最终走向僵化与崩溃。将苏联模式的失败等同于马克思计划经济理论的破产，是对历史的误读与对理论的曲解，忽视了斯大林模式作为“边缘国家社会主义”的历史特殊性。
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教员因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透彻研究和对马克思计划经济由来的深刻洞悉，成为社会主义阵营中最早摒弃苏联计划模式的先驱。他以《论十大关系》为标志的一系列探索，立足中国国情、坚持马克思主义本质要求，既突破了苏联模式的桎梏，又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奠定了重要的理论与实践基础。其“以苏为戒”的清醒认知、独立自主的探索精神、以人为本的价值坚守，为后来的改革开放提供了宝贵的思想启示。
实践雄辩地证明：马克思设想的计划经济的核心价值——公有制基础上的公平正义、劳动者解放、社会协调发展——并未过时，真正需要摒弃的是斯大林模式那种脱离实际、压抑活力、忽视人性的行政指令性体制。唯有像教员那样，既透彻把握理论精髓又立足本国实际大胆探索，才能让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在新时代焕发生机与活力，不断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道路。
【文/青荷，作者原创投稿，授权红歌会网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