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求恩：揭秘1938延安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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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战火纷飞的1938年，国际主义战士诺尔曼·白求恩医生深入中国西北，写了这篇关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文章。作为当时有志青年的精神圣地，这所大学没有华丽的建筑，连睡觉的窑洞也要自己挖；这所大学没有传统的课堂，所有的学习以实践为导向。农民、工人、作家，甚至国民党的将领，他们怀抱着炽烈的爱国热忱，在这里接受最艰苦的学习和训练。师生们改造自我，艰苦朴素，共同劳动，也改造知识，改造社会关系。在革新的社会关系中，人们的精神和主体性都得到极大的解放。抗大将教育政治化、革命化，使教育为当时的革命目标服务，为民族解放事业服务，为人民服务。
     我们到底为了什么而学习？教育应该以什么为目标？学习到底如何与实践相联系？在“卷”与“躺平”对抗、“长衫”批评与就业困难并行、“山河大学”出现、教育分流的今天，抗大的经验与启示弥足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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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关于世界上最独特的大学的故事。这所大学规模庞大，有注册学生3500人。离铁路线有225英里，在她的“校园”里（一个古庙的院子里），我们几乎能听到世界上的每一种语言。这里的学生有的来自百万富翁的豪宅，有的来自幽居高墙之内的著名学府，有的来自广东的贫民窟，有的来自北方风沙肆虐的沙漠，还有的来自山东的战壕。这些中华儿女有的是国民党的将军，有的是农民、产业工人、作家和女电影演员，有年仅20多岁的随军战斗10年的“老红军”，还有军官、女学生和童子军——他们来自中国的各个阶层，各个不同的职业和行业。

　　他们的教室设在一座有500年历史的寺庙里，设在空地上，设在山上凉爽的窑洞里。他们在这里学习、工作、休息、吃饭、唱歌。他们在这里学习6个半月后毕业，然后回到他们原来的城市、村庄和战斗过的战壕，回到他们的店铺里。他们会向周围的工友和战友们宣传所学习的课程，以及在学校中获得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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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曾到过世界各地的许多大学，有的年轻，有的历史悠久。我了解加拿大的大学，从西海岸的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到东部的达尔豪西大学。但我从未见过一个这样的大学。那些学校都是同一种模式，只是成立的时间有所不同。

　　我去过美国著名的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学院、约翰·霍普金斯学院、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和斯坦福大学。它们都大同小异——有着同样的仿古哥特式建筑或罗马式建筑，一样薪金不足的教师讲授着同样的课程。远离生活，脱离现实，不关世事。当他们脚下的土地在战火中颤抖的时候，他们的目光仍然盯着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