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者忆延安：毛泽东最爱唱这首歌，放英文原版电影能请周恩来做翻译……

　　“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这是现代诗人何其芳亲历的延安。

　　入冬之后，延安城透着瑟瑟寒意。沿着革命路线，我们一路“打卡”许多旧址，发现有不少外地客人，和我们一样，特地来看看、来瞻仰。当地人说，要不是因为疫情和冬天，来的人还要多，场面还要热闹。

　　如今的景象，对于老一辈人来说，仿佛穿越时空，与80多年前奇迹般叠合在一起。上世纪30年代末，延安城有着熟悉的热闹。

　　那时的延安，只是一座边塞小城，环境恶劣、物资匮乏，却像一块巨大磁石，吸引着全国青年竞相奔来。据统计，1938年至1939年间，来到延安的学者、艺术家和知识青年大约有6万人。

　　他们为什么要去延安?

　　800华里旅途：革命生涯第一课

　　从西安去延安，买一张动车票，大约两个半小时就能抵达。而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大多数从西安奔赴延安的青年，仅仅依靠一双腿，历经长途跋涉，才最终望见热切期盼的宝塔山。

　　明知前路艰险重重，多数知识分子，甚至有些从前还是过着“小姐”“少爷”的生活，却毅然离开故土，作别家人，奔赴偏僻落后的延安。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秘书长吴介民回忆：出身地主家庭的他“从小过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少爷’生活。到了读中学的时候，受到进步思想的启蒙，渐渐关心时事。眼看国民党达官显贵贪污腐败，欺压百姓，强取豪夺，而广大民众食不果腹，衣不遮体，挣扎在死亡线上。”这让他陷入了深深的忧虑，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出路究竟在哪里?这时，吴介民读到了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心中豁然开朗，得出了结论，“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抗日救国的中坚力量”。

　　《山东画报》原副主编、作家白刃当年和队友们从西安城出发时，身穿新军装，浑身都是兴奋。然而，第一天的行军就给了他们一个“下马威”， “一开始不适应西北的气候。汗水从额头流到脚上，棉衣裤里的里子全湿掉了，贴在身上，又厚又沉，像带着枷锁，恨不得扒掉棉军装”。

　　一路上，还得时刻提防来自国民党的“诱惑”和阻挠。有亲历者回忆，在西安的前一站，就有几名穿军装的人登上车厢，拉青年学生去国民党西北战地服务团。“他们走到我们跟前，看着我们身穿一身河南土制紫花布的学生装，就用西北战地服务团每月发津贴、发军装，还有上前线等抗日青年向往的东西引诱我们去。”

　　白刃和队友们也遭遇了检查。那时国共摩擦刚刚开始，国民党人员还不敢太过放肆，看他态度坚决只得作罢。1939年初，随着国共关系逐步恶化，蒋介石亲自提案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开始施行，国民党顽固派设置重重关卡，检查站动辄抓人，阻拦进步青年出入陕甘宁边区，并对他们进行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

　　这些奔赴延安的知识青年，尽管政治思想认识上程度不一，有的已经是党员，有的还懵懵懂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他们不但爱国，更是倾向于革命。对比国民党的腐朽反动，消极应战，延安这片热土成为他们梦寐以求的革命圣地。

　　身体经受考验，热情与斗志却依然昂扬。“开始大家三三两两地掉队，一踏进兵站就躺倒在地铺上，再也不想动弹。到了第三天，虽然要翻几座高山，但我们已逐渐适应长途行军，又开始有说有笑，歌声不断。”福建省科协原副主席、原党组副书记张道时和他的队友们回忆。

　　路上的一幕令他们感慨万千。“我们多次遇上国民党抓的壮丁队，都是几十人或成百人一队。用绳索捆绑着连结成一串，押送到部队里当兵。一个个衣衫褴褛，脸黄肌瘦，面容憔悴。”一边是南去的壮丁队，一边正昂首阔步向北走的队伍，这样的对比让他们不由感叹：“多么截然不同的两条道路啊。”

　　冒着风险长途跋涉而来的年轻人，一见到延安的宝塔山，便觉得一脚踏进了天堂。“宝塔山当时在我们心中，它就是光明的象征。所以看到宝塔山激动得不得了，很多同志都哭了，流下了热泪。因为千里迢迢，我们冒着生命危险来投奔党——母亲的怀抱，所以特别激动，跳啊，蹦啊。”中央歌舞团原副团长孟于回忆。

　　十多所干部学校：“磨刀石”洗涤思想

　　抗日军政大学旧址坐落在延安中心城区，建设风格颇具古韵。80多年前，这里是人们心中的“磨刀石”。

　　“抗大是一块磨刀石，把那些小资产阶级的意识——感情冲动、粗暴浮躁、没有耐心等等，磨它个精光;把自己变成一把雪亮的利刃，去革新社会，去打倒日本。”毛泽东曾在抗大第二期开学典礼上说。

　　洗涤思想、克服困难，成为抗战时期延安十几所干部学校的主要任务。学生们在校园里，除了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和国防教育，还要进行生产劳动，学习生活艰苦而紧张。

　　“当时的物质条件很差，甚至不能为前来求学的青年学生提供校舍。抗大学员曾自己动手建宿舍，两个星期内，挖了170多个窑洞。”延安革命纪念馆原副馆长霍静廉说。许多学生吃的是没有油腥的大锅饭，上课在大树荫下坐个小板凳垫着大腿做笔记。白天在烈日曝晒下上操，夜间扛着三八大盖枪放哨。“一个窑洞住一个小组，有十人，睡在一个土炕上，每人铺位距离只有一尺五寸，只能放一床被子。”抗大总校第三期女学员赵馥南回忆道。

　　但是大家从不叫苦。在抗战初期，除了知名学者和文化人，绝大部分知识分子都是以求学的名义来到边区。青年人对新知识的渴望，对寻求民族独立之道的热切，远远胜过身体遭受的困顿。

　　就读于陕北公学的帆波回想起无数的夜晚，同学们围坐在燃着微弱火星的炭盆边，热烈地谈论着自己一天的学习体会和感受，谈论形势与学习。“在延安的学习生活呈现出一派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生动景象。这与当时武汉国民党中央所在地死气沉沉的气氛形成鲜明对照。”曲阜师范学院原副院长尹平符回忆，尤其令人兴奋的是，党中央的领导同志对抗大的教学非常关心，或兼讲课，或作报告。毛主席那高瞻远瞩、知识渊博的见解，幽默诙谐、深人浅出的比喻，使人听了豁然开朗，顿开茅塞……“延安是世界上最艰苦的地方，但也是世界上最快乐的地方!”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首任厂长于蓝当时在延安，致信哥哥时这样表示。

　　延安岁月的淬炼，让众多懵懂青年成长为革命者。吴介民深有体悟：“到延安以前，我只知道中国共产党是由有知识、有本领、有正义感的人组成的……但我出身地主家庭，上学、念书没有接触过社会底层，对那些‘无知无识’手足胼胝的劳动者，从心眼里是瞧不起的。”学习社会科学理论，让许多“吴介民”认识到劳动创造世界的真理，认识到无产阶级是当今最先进的、最有组织的、最有前途的革命阶级。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担负起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历史使命。

　　延安并没有让远方来客失望，那是一片充满生气和活力的天地。人与人的关系是和谐而平等的。“我看到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等人身穿粗布制服出现在延安街头，和战士、老乡唠家常，谈笑风生。”“我被深深地感动了。”摄影家吴印咸说。有亲历者回忆，举办新年干部晚会的时候，大家可以起哄毛泽东唱歌，主席最爱唱的是《国际歌》。放映听不懂的英文原版电影时，能够请“恩来同志作翻译”。

　　人们的团结意识也空前一致，哪怕是开会也愿意等待彼此，没有时间概念。“因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一个把自己所有活着的生命都献给了革命事业的革命者，是没有属于自己的时间的，作为革命队伍的一份子，其一切行动都听指挥。”多年研究延安的学者朱鸿召感叹。

　　“与往年不一般”：十年交融与重塑

　　烽火岁月，延安与延安的年轻人们，彼此交融、彼此重塑。

　　“如今的南泥湾，与往年不一般，再不是旧模样，是陕北的好江南。”1943年，鲁艺的秧歌队来到南泥湾，秧歌舞《挑花篮》插曲《南泥湾》传唱至今。

　　1941年，开荒地11200亩，收获细粮1200石，收获蔬菜164.8万斤，还打了1000多孔窑洞，盖了600多间房子……南泥湾在干部们、战士们和知识分子的努力下，完成了从荒山变成良田的奇迹。而这只是大生产运动的一个代表，越来越多的地方，和南泥湾一样，“与往年不一般”。

　　中国共产党人才队伍面貌也不断刷新。毛泽东曾强调，“没有革命知识分子革命不能胜利”“工农没有革命知识分子帮忙，不会提高自己。工作没有知识分子，不能治国、治党、治军。政府中，党部中，民众运动中，也要吸收革命知识分子。”

　　从延安这所革命学校毕业后，有的留在了边区工作，比如中央研究院、自然科学研究院等研究机构，文协、剧协等文艺团体，以及一些高等学校、报社和部分党政机关，补充了中国共产党的干部队伍。还有很多人走上了抗日的前线。有数据显示，从陕北公学毕业的干部，除约有10%留在边区各部门工作外，80%以上都奔赴敌后，从事抗日工作，有的直接领导游击战，有的做了县长，剩下约有10%前往大后方。

　　由周扬、丁玲、艾思奇、何其芳、艾青、冼星海等组成的“文化军队”，积极译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艺理论著作，特别是在整风运动后，广大文艺工作者背着背包下乡、下厂、下部队，学习人民的语言，创造出代表那个时代的新文艺，成为抗战胜利的精神振奋剂，奠定了新中国建立以后的文艺发展基石。

　　延安，对于这些青年人来说，已经不只是一座小城，而是不可替代的精神标识。他们在这里实现了自我重塑，经历了战争的硝烟后，又满怀热忱地投入新中国的建设之中。

　　【采访札记】

　　忘不掉这里的笑容

　　束涵 戚颖璞

　　结束延安之旅，在我们心头萦绕不去的，是那里的笑容。

　　初到延安，我们匆匆赶赴延安革命纪念馆，等待与我们的讲述者见面。跟随者她的脚步，我们在馆内开始了长达3个多小时的“沉浸式学习”。一幅幅珍贵的历史照片，穿过玻璃橱窗，还原了延安生活的真貌。

　　那时的青年人，以石头为凳，膝盖为桌，生活物资极度缺乏，很多东西都需要自力更生，比如自制核桃算盘，以及精致得叫人惊叹的小提琴等等。如此艰难的生活，却丝毫不显沉闷。

　　作家丁玲当年“投奔”延安时曾说，“我原以为这里的人一定很褴褛，却不料有这样漂亮。我更奇怪，为什么这里全是青年人呢!老年也好，中年也好，总之，他们全是充满快乐的青春之力的青年。”

　　这座居于西北一隅的小城内，每天歌咏声不断，热闹非凡。一张张笑脸，尽是属于青年人的生机。

　　在凤凰山革命旧址，我们又偶然得见另一种不一样的笑容。在山脚下不远处的广场上，阿姨们凑在一起扭起了秧歌。有的手上握着缠着红绸带的鼓棒、腰上系着腰鼓，有的拿着颜色鲜艳的扇子。她们跟随节拍，整齐的步伐，有韵律的鼓点，驱散了许多寒意。

　　欢快、热闹，是秧歌的天然基因。在我们的镜头下，阿姨们毫不怯场，纷纷拿出“看家本领”，笑得灿烂，甚至热情地唤我们一同加入。

　　两种笑容跨越世纪，似乎又有着某种必然的关联。正是那些泛黄照片上的笑容，背后孕育着蓬勃力量，为中国革命胜利、民族独立之争，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也为和平与小康打下了桩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