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者忆延安：毛泽东最爱唱这首歌，放英文原版电影能请周恩来做翻译……

　　“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这是现代诗人何其芳亲历的延安。

　　入冬之后，延安城透着瑟瑟寒意。沿着革命路线，我们一路“打卡”许多旧址，发现有不少外地客人，和我们一样，特地来看看、来瞻仰。当地人说，要不是因为疫情和冬天，来的人还要多，场面还要热闹。

　　如今的景象，对于老一辈人来说，仿佛穿越时空，与80多年前奇迹般叠合在一起。上世纪30年代末，延安城有着熟悉的热闹。

　　那时的延安，只是一座边塞小城，环境恶劣、物资匮乏，却像一块巨大磁石，吸引着全国青年竞相奔来。据统计，1938年至1939年间，来到延安的学者、艺术家和知识青年大约有6万人。

　　他们为什么要去延安?

　　800华里旅途：革命生涯第一课

　　从西安去延安，买一张动车票，大约两个半小时就能抵达。而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大多数从西安奔赴延安的青年，仅仅依靠一双腿，历经长途跋涉，才最终望见热切期盼的宝塔山。

　　明知前路艰险重重，多数知识分子，甚至有些从前还是过着“小姐”“少爷”的生活，却毅然离开故土，作别家人，奔赴偏僻落后的延安。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秘书长吴介民回忆：出身地主家庭的他“从小过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少爷’生活。到了读中学的时候，受到进步思想的启蒙，渐渐关心时事。眼看国民党达官显贵贪污腐败，欺压百姓，强取豪夺，而广大民众食不果腹，衣不遮体，挣扎在死亡线上。”这让他陷入了深深的忧虑，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出路究竟在哪里?这时，吴介民读到了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心中豁然开朗，得出了结论，“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抗日救国的中坚力量”。

　　《山东画报》原副主编、作家白刃当年和队友们从西安城出发时，身穿新军装，浑身都是兴奋。然而，第一天的行军就给了他们一个“下马威”， “一开始不适应西北的气候。汗水从额头流到脚上，棉衣裤里的里子全湿掉了，贴在身上，又厚又沉，像带着枷锁，恨不得扒掉棉军装”。

　　一路上，还得时刻提防来自国民党的“诱惑”和阻挠。有亲历者回忆，在西安的前一站，就有几名穿军装的人登上车厢，拉青年学生去国民党西北战地服务团。“他们走到我们跟前，看着我们身穿一身河南土制紫花布的学生装，就用西北战地服务团每月发津贴、发军装，还有上前线等抗日青年向往的东西引诱我们去。”

　　白刃和队友们也遭遇了检查。那时国共摩擦刚刚开始，国民党人员还不敢太过放肆，看他态度坚决只得作罢。1939年初，随着国共关系逐步恶化，蒋介石亲自提案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开始施行，国民党顽固派设置重重关卡，检查站动辄抓人，阻拦进步青年出入陕甘宁边区，并对他们进行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