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信仰唯物主义？我们可以从新中国初期的妓女改造说起

　　序：

　　哲学上有一个基本问题，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指的是思维与存在，精神与物质谁为本原的问题，也就是思维与存在、精神与物质谁是第一性，谁产生谁的问题。

　　恩格斯说：

　　“哲学家依照他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而分成了两大阵营，凡是断定精神是本原的，组成唯心主义阵营。凡是认为物质是本原的，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

　　这是哲学中关于唯物论与唯心论之争，通常被称作“本体论”问题。

　　这个问题争论由来已久，谁也说服不了谁，这是因为自从人类诞生了阶级以来，任何思想和理论都必然带有一定的阶级属性，大家阶级立场不同，争论也就永远不会有结果。

　　我们国家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唯物主义哲学是这条道路的哲学基础，可是为什么走社会主义道路要信仰唯物主义？这个问题如果只是从理论上去讲，会非常抽象，很难讲清楚，所以我们可以尝试着从历史实践的角度去探索这个问题的答案。

　　一、

　　1949年3月23日，中共中央启程从西柏坡进入北京城，在刚进北京的时候，随处都可以看见国民党时期遗留下来的旧社会痕迹。

　　这其中就包括了北京城著名的八大胡同里的娼妓问题，毛泽东当时指示罗瑞卿：

　　“新中国绝不允许娼妓遍地，黑道横行，我们要把房子打扫干净。”——《穆玉敏，北京全面禁娼》

　　随后，经北平市人民政府批准，市公安局制定的《对妓院进行管制的若干规定》下发执行，一场关于北京城内妓女改造的工作由此拉开序幕。

　　可是这在当时面临着极大的困难，那些北京城内的原住居民根本就不相信共产党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

　　事实上，国民党时期也早就尝试过解决这个问题，早在1934年蒋介石发起的新生活运动中，国民党就曾经致力于要解决中国社会的娼妓问题。

　　新生活运动以“礼义廉耻”为理论基础，以“三化”为实践手段，所谓“三化”，指的是“生活艺术化，生活生产化，生活军事化”，而蒋介石尤其重视生活军事化。

　　他在发起这次新生活运动的文件中写道：

　　“我现在所提倡的新生活运动是什么？简单的讲，就是使全国国民的生活能够彻底军事化。”——《新生活之要义》

　　为了实现全民生活军事化的目标，国民党相关人员制定了非常详细的运动计划，这个计划详细到什么程度？

　　详细到不仅规定了要“勤俭节约”、“开班识字”、“禁烟消毒”、“禁止嫖娼”等等，还提出了“按时洗脸刷牙”、“开展灭蝇运动”、“清除垃圾污水”等涉及生活方方面面的号召。

　　其中，关于妇女的新生活运动开展情况，还由宋美龄成立了一个“新生活妇女指导委员会”，并由她亲自担任指导长。

　　这个运动的开展过程中，就包括了要扫除“淫靡之风”的重点运动。

　　尽管新生活运动最终流于形式，但是它自蒋介石1934年提出开始，实际上一直持续开展到1949年败退台湾才算彻底终止。

　　这个新生活运动并没有达到它的目的，也没能消除任何的“淫靡之风”，因为它面临着几个当时看起来几乎完全不可能解决的大问题。

　　这些问题主要有三个：

　　第一，改造妓女的思想。

　　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颁布几个整治条例，甚至派出军警把她们都抓起来，这些都容易做到，可是思想是长在脑子里的东西，你总不能把所有人都一辈子关在监狱吧，她们出来以后还继续从事这个行业，你怎么办？一直抓，一直放吗？

　　第二，安排妓女的工作。

　　这也是一个大难题，不解决她们的工作问题，实际上她们就没有收入来源，并且有部分妓女因为长期处于这类环境之中，很多人变得害怕劳动，抱着混一天算一天的想法，即使有一些想要“从良”，但是因为害怕离开这行就没饭吃，因此，在共产党刚刚开始整治这种现象的时候，还曾遇到妓女和老鸨联合起来抵制改造的事情发生。

　　在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北平解放前后》里就记载有这样的场景：

　　老板和领家对待妓女多已采用怀柔收买之手段,虐待已大为减少；老板和老鸨们则用一切方法笼络妓女，共同应付政府。——《北平解放前后》

　　第三，防止新的失足妇女产生。

　　这相较于前两个问题，则难度瞬间又增加了好几倍，因为你如果这边刚刚改造完一批，另外一边却又产生了新的一批，那这个问题就永远看不到解决的希望。

　　这就是为什么国民党在发起新生活运动的那么多年里，始终不能解决娼妓问题的核心原因，同时，也是为什么很多人一开始不相信共产党能把这个问题解决好的根本原因。

　　二、

　　1949年11月21日当晚，在经过了长时间的调查和准备之后，北京市作出了关于《封闭妓院的决议》，决议明确规定：

　　“兹特根据全市人民之意志，决定立即封闭一切妓院，没收妓院财产，集中所有妓院老板、领家、鸨儿等加以审讯和处理，并集中妓女加以训练，改造其思想 ，医治其性病，有家者送其回家，有结婚对象者助其结婚，无家可归、无偶可配者组织学艺，从事生产。”

　　在这个决议下发的同时，2000多名干部和警察，分成27个行动小组，分赴全市各地封闭妓院，当晚即封闭北京市内妓院224家，收容妓女1303名，集中老板和领家424名，由于事先严密封锁消息，在决议下发的当晚即展开行动，因此一般地未发生老板、妓女隐匿逃避等情形。

　　对这些妓女的改造工作是一个大难题，而之所以难，也就是难在我们上述所说的三点之上。

　　所以，对症下药，一切的改造工作也就从上述三点开展起来。

　　共产党的改造工作绝不会流于形式，当时除了开办文化教育班，帮助妓女明理识字之外，在思想上，还有一个专门的法宝，叫控诉大会，这个控诉大会上，解放军会把曾经为非作歹、恶迹昭著的妓院老板抓起来进行公审，公审完了以后对于那些犯有不同程度罪行的，会公开宣判相应的惩罚，而对于罪行极其恶劣的人，会经公审之后直接枪毙。

　　经过了这样的公审和群众大会之后，很多妓女在思想上对于妓院老板的恐惧和依赖感也就消除了。

　　而在另一方面，为了帮助这些妓女真正获得新生，就必须帮助他们治好性病，在当时的一份《北京市处理妓女工作总结》中这样记录着医治的整个过程：

　　“在刚入院的一次普查中，结果是触目惊心的：仅梅毒患者385人，占全体1303人的29.54%；兼梅毒、淋病患者377人，占28.93% ；兼梅毒、淋病、第四性病患者182人，占13.96％；兼梅毒、第四性病患者161人，占 12.35％；仅淋病患者 119人，占9.13% ；兼第四性病、淋病及其它病者35人，占2.67 %。有病者占总人数的96.6% ，无病者44人，仅占3.4%。面对这种严重情况，北京市在机构、经费和人力上给予了足够的保障，药品也是从国外购买盘尼西林等贵重药品。整个医治工作对学员也是个思想教育的过程，她们把政府、工作人员和医务人员看成了恩人。学员们常常对医生和工作人员感激地说 ：“以前我们害病烂死都没人管，今天人民政府花了这么多钱把我们治好 ，我们要不进步可太对不起毛主席和人民政府了!”

　　以上还只是在思想教育问题上所下的功夫，另外在安排工作上，也下足了功夫。

　　在思想改造和医治性病取得阶段性胜利之后，对她们接下来的收容、改造、安置、回访等工作，政府都做到了“积极而又谨慎的态度”，这些人愿意回家的，都帮助其回到老家，而在老家方面，因为经过了土地革命，农民家庭都有了自己的土地，所以也就不用担心他们会再次失业的问题了。

　　而对于很多不愿意再回老家，选择要留下来的人，政府也都给予了适当的安排，这些人里有的进了医院参加医务工作，有的还进入了剧团参加文艺工作，还有部分人，国家专门为她们购买了纺织机等机器，开办起了纺织厂，训练她们成为了纺织工人。

　　这样一来，也就解决了妓女工作的问题。

　　而对于第三个问题，也就是防止有新的失足妇女产生的问题，当初在国民党那里是最难解决的大难题，但是到了共产党这里，却几乎不再能成为一个问题。

　　这里面的根源就在于土地革命。

　　全国在经过了完全地土地革命以后，每家每户都拥有了自己的土地，这种失业之后沦为商品被买卖，沦为妓女行业的可能性也就几乎没有了。

　　当时，在北京首先开展起来的扫除娼妓的运动取得极大的成功，彻底摧毁旧中国下长时期形成的娼妓制度，这些经验随后被复制和运用到其他城市，它们也都按照“北京模式”开展起了禁娼运动。

　　三、

　　从新中国初期，尤其是北京模式的禁娼运动中，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它之所以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根源，其实并不在于前两点，而是在于第三点。

　　因为思想的改造、工作的安排，归根结底是需要建立在打破原有的旧社会的经济基础之上，才可以得到巩固的。

　　什么是经济基础？

　　我们从定义上看，它指的是：社会发展一定阶段上的社会经济制度，即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

　　而所谓的生产关系，指的是这样三个方面：

　　生产资料所有制；

　　生产中人与人的相互关系，比如是雇佣关系还是平等关系；

　　产品的分配。

　　当时在新中国成立的初期，虽然还没有完成社会主义三大改造，没有建立起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但是刚刚完成的土地革命，却完全的打破了旧社会地主对土地资源的垄断局面，使得人人有地种，人人有饭吃，而且很多地方已经组织起了合作社、生产队等集体组织。

　　因此，在这种情况之下，旧社会那种因为丧失土地，处于完全失业状态，又因为各种琳琅满目的高利贷而出现的卖儿卖女现象的经济基础也就被暂时性的摧毁了，而后来彻底的三大改造的完成，更是完全地摧毁了旧社会经济基础的生存空间。

　　保证了这一点，实际上也就遏制住了娼妓问题产生的根本源头，源头遏制住了，思想的改造和工作的安排就会变得容易很多。否则你这边刚刚改造完成，那边又有行业的大军不断涌入进来，就会造成原先改造好了的，也会再度容易被腐蚀和拉下水。

　　四、

　　所以我们回到文章最开始的那个关于唯物论和唯心论的争论里去看，就会发现这两种不同的哲学观点运用到实际社会问题中会产生怎样的差异？

　　从唯心论的角度出发，一切事物发生和发展的源头在于精神和意识层面，所以在娼妓改造的过程中，就会产生这样一种认识：妓女之所以沦为妓女，完全是她们不懂得礼义廉耻，是她们的精神和思想层面出现了问题，所以只需要号召她们学习礼仪文化，懂得礼义廉耻，似乎问题就可以解决了。于是我们就看到了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

　　这种运动也会尝试着改善社会风气，倡导精神文明，可是却绝不会去尝试打破原有的经济基础，因为所有的问题在他们看来，都是这些人自己的思想出了问题，是她们自己不求上进、混吃等死、自甘堕落，至于这些人为什么会如此，不好意思，答不上来，因为唯心论者只能把问题的源头追溯到精神和意识层面，至于这种精神和意识是怎么来的，则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

　　而反过来，如果从唯物论的观点出发，一切事物的发生和发展的源头在于物质层面，所以娼妓的诞生一定有其物质环境基础，或因教育缺失、或因贫穷失业、或因残酷剥削、或因军阀混战等等，总之一种思想或意识的诞生，其背后必然反映某种社会存在。

　　这里所说的物质，指的是哲学概念上的社会存在。

　　所以，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妓女改造过程中，除了思想层面的改造，更重要的是集中在她们的工作安排，以及整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层面，有了后两者的保证，思想的改造才能得到巩固。

　　其实，这种唯物论的观点绝不仅仅只是被运用到了妓女改造的工作中，早在井冈山建军之初，毛泽东建军思想里就无处不体现着这种唯物主义的观点，比如：

　　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烦琐的礼节，经济公开。士兵管理伙食，仍能从每日五分的油盐柴菜钱中节余一点作零用，名曰“伙食尾子”，每人每日约得六七十文。这些办法，士兵很满意。尤其是新来的俘虏兵，他们感觉国民党军队和我们军队是两个世界。他们虽然感觉红军的物质生活不如白军，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红军像一个火炉，俘虏兵过来马上就熔化了。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的武器——《井冈山的斗争》

　　这就是改变了士兵所处的物质环境，因此，使得其思想和精神立刻就改变了。

　　而后来解放战争时期，起义投诚过来的国民党军也是如此，其中著名的就有曾经的国民党六十军，这还是一支由云南地方军阀改编成的国民党军，在起义投诚解放军之后，被改编成解放军第五十军，就是这支军队，在他们被改编成解放军的两年之后，在朝鲜战场上取得了全歼联合国军坦克营、坚守白云山、守住汉江五十天等一系列骄人战绩，一次次创造出朝鲜战场上的奇迹。

　　所以，为什么要信仰唯物主义？

　　这个问题从理论上讲是很难讲清楚的，因为不管是哪一派，它们都有着自己系统地解释这个世界的逻辑。

　　而复杂的情况是，就连列宁也说过：“聪明的唯心论比愚蠢的唯物论更接近于聪明的唯物论。”

　　然而有这样一点我们是可以完全肯定的了，不管唯心主义的哲学有着多么完美的解释这个世界的逻辑，但是它终究只是属于并服务于少数剥削阶级和精英阶级的逻辑，因此它始终不可避免的带有剥削和压迫的属性。

　　而唯物主义，也只有彻底的唯物主义，它才是摆脱了一切剥削和压迫的属性，服务于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无产阶级的哲学理论。

　　它比唯心主义更科学也更合理的地方，或许并不在于其逻辑有多完美，而在于我们有这样一个共同的认识：如果这个世界只是属于少数人的世界，那么这个世界永远都不会有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