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新民 | 1949—1972年：中国红色文艺海外行片断
高度重视宣传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延安时期，毛主席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热情邀请和接待前来参访的中外人士，实事求是地介绍情况，让他们把所见所闻带到国统区，甚至国外；还通过办广播、办报刊传播党的声音。这一时期对外宣传的一个特点是知识分子和广大群众相结合，催生了一批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高度评价根据地广为流行的“秧歌”。他认为这种把合唱和农村流行已久的舞蹈相结合的新形式，寓教于乐，能够让群众充分抒发获得解放的感受，宣传了中国革命，不但能鼓舞根据地的军民斗志，而且能使到访的中外观众理解中国革命的正义性。1942年，毛主席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大量红色文学作品涌现。与此交相辉映的是，以“秧歌”为雏形、载歌载舞为主要特点的文艺工作团队不断出现，成为传播红色文艺的生力军。本文记叙的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至1972年间，中国红色文艺走出国门影响世界的3个片断。
由布达佩斯启登国际舞台
1949年，匈牙利布达佩斯，第2届世界青年联欢节纪念邮票：不同种族的青年
历史进入1949年，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的曙光近在眼前。适逢世界民主青年联盟（简称“世界青联”）准备于当年8月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举办第二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他们向中共中央发来邀请，希望中国派代表团参加。中共中央决定抓住这个绝好的宣传机遇，筹组中国民主青年代表团，以便向世界介绍和宣传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第四野战军十三兵团政治委员萧华曾被选为国际青联委员，所以被任命为团长，率中国民主青年代表团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
中共中央领导人非常重视此次出行。毛主席对萧华说：“眼下，外面的世界对中国革命知之甚少，国民党的宣传机器说了我们不少坏话，把我们描绘成青面獠牙的妖魔。你们出去，就是要让世界看看，中国共产党人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因此，你此番东欧之旅，担子不轻。”周恩来也说：“在中国人民对国民党反动派斗争取得最后胜利的前夕，你们出国访问，意义重大。这是迄今为止，我们派出的第一个大型友好使团。”
1949年7月，来自各解放区文工团的领导和骨干约70人，迅速组成中国青年文工团，准备随萧华率领的中国民主青年代表团前往布达佩斯参加活动。
因时间紧迫，经过不到20天的排练和审查，他们确定了一组反映中国人民斗争生活、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节目，其中包括秧歌剧《牛永贵负伤》《十二把镰刀》，独舞《牧马舞》（表演者贾作光），双人舞《希望》（表演者斯琴塔日哈、乌云），民乐合奏《放驴》（表演者王铁锤、王小寿），集体舞蹈《大秧歌》《胜利腰鼓》以及李波、王昆、郭兰英的独唱和合唱等，全部节目均以中国民族乐器伴奏。
代表团组建后，毛主席和周恩来同志接见了代表团的几名负责人。毛主席说，全国解放已为期不远，你们出去要宣传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要加强和各国青年的友谊，要向他们学习。周恩来同志说：“这是在我国革命胜利的形势下出去的，一定会受到欢迎。”其间，有关领导陆定一、周扬、冯文彬等为代表团作了专题报告。团中央书记冯文彬将这次出国任务归纳为：宣传自己；学习别人；建立联系；交流经验。
经过长途跋涉到达布达佩斯，中国代表团受到匈牙利青年的热烈欢迎。
8月14日下午4时，第二届世界青年联欢节隆重开幕，拉科西等匈牙利领导人出席大会。81个国家和地区的近万名青年身着五颜六色的民族服装，在雄壮的乐曲声中依次入场。当中国民主青年代表团高举毛主席、朱总司令巨幅绣像由20面红旗护卫入场时，全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15日晚，中国的小型节目首次登上现代化的大舞台，场内坐满各国青年，他们对每个节目都报以热烈的掌声。演出结束后，法国代表对中国代表说：“你们的节目，我一句话也听不懂，但是我能看懂”“我们看到了中国人民的劳动生产，看到了中国人民的斗争生活，看到了英勇的解放军和军民关系，给我们很大的教育”。一位导演激动地说：“你们的表演、舞蹈和音乐都很好，是生活与艺术的美妙结合。”
青年文工团的活动安排得十分紧凑，可谓应接不暇。不仅在市内演出，还受邀去乡下演出。闭幕前12天内文工团共演出18场，观众约43万人次，当地还想继续挽留他们再演出一周，但因归期早已安排好，只能婉言谢绝。
联欢节为表演项目设有“文艺奖”“银杯奖”“特别奖”3种奖项。李波的独唱《翻身道情》和郭兰英的独唱《妇女自由歌》分别获得文艺奖二、三等奖，集体舞蹈《胜利腰鼓》获得特别奖。9月1日，中国民主青年代表团圆满完成任务离开布达佩斯，车站内外挤满了欢送的人群，大家在拥抱、亲吻和热泪中惜别。青年文工团副团长周巍峙后来回忆说，美国代表团看了我们的大秧歌、腰鼓舞之后说，从那种精神状态，看出了中国人民胜利的豪气。
“乌兰牧骑”在法国大放异彩
乌兰牧骑多次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1956年2月，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会长楚图南在全国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说，中国文艺团体对西欧国家的访问，“其影响是巨大的也是深远的”。此后，中国文艺团体继续出国进行访问演出，使众多外国观众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了正确的认知。其中“乌兰牧骑”在法国的演出，堪称最具红色中国特色，同时也是最有影响的一次。
早在1954年7月7日，毛主席就指出：“为保护建设和工业化，没有外交阵营的发展是不可能的。”他还特地提出：“争取与法国改善关系，建立邦交。”1964年1月，中法宣布建立外交关系。国际舆论将其称之为“炸破冷战坚冰的外交核弹”。
建立外交关系是第一步，巩固外交阵地、在西方世界保持和扩大影响是更重要的任务。在法国舞台讲好中国故事，对全面突破西方封锁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乌兰牧骑”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访法国的。它诞生在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上，蒙古语原意为“红色的嫩芽”或“红色轻骑”，指红色文化工作队、红色文艺轻骑兵，以队伍阵容精干、队员一专多能、节目小型多样、装备轻便灵活等特点著称。
1965年9月，应法国学联邀请，中国学生代表团参加在法国马赛举行的第十三届大学生国际文化联欢节，并顺便访问了法国其他一些城市。代表团挑选精兵强将，组织起一支7人文艺小分队，只携带一架手风琴、一部伴奏用的录音机、几套舞蹈服装和几件简单道具。这种灵活机动性，使其能适应不同的演出条件，以便把中国红色文化的魅力传播到法国社会各个阶层。准确地说，这支文艺小分队是一支与时俱进的“乌兰牧骑”。
在联欢节开幕式的首场演出中，“乌兰牧骑”和代表团的5位代表一起演出。演出令全场观众耳目一新，充分领略到中国红色文艺的强烈魅力。4位舞蹈演员跳起“红绸舞”“女民兵舞”“丰收舞”等，迸发出强烈的红色激情；两位歌唱演员引吭高歌《红梅赞》《大海航行靠舵手》《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我赶着大车跑得欢》《火车来到了戈壁滩》等红色歌曲，展现出蓬勃向上的精神面貌；手风琴表演者演奏了《回延安》和法国的《游击队员之歌》，使人们感受到器乐展示红色历史的魅力。最后，整个代表团的全体成员，意气风发地合唱起《我们走在大路上》。歌声刚落，全场观众即爆发出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
开幕式后，法国方面马上热情邀请“乌兰牧骑”去马赛附近的几个小城市和巴黎、里昂等大城市巡回演出。“乌兰牧骑”不讲条件不畏艰难不顾旅途疲劳，不论在剧院、广场、街头，还是在操场、教室、饭堂，都精神饱满地投入演出。有时录音设备出现故障，他们就靠手风琴完成演出。每场演出结束后，大家一齐动手收拾道具，整理场地，尽量不给接待方添麻烦。22场演出使9000多名法国学生、工人和市民欣赏到来自新中国的歌舞节目，领略到中国演员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法国观众普遍认为中国节目是联欢节上最精彩的节目。一些与会国家的演员还主动向“乌兰牧骑”舞蹈演员学中国舞蹈，其中最热门的是“红绸舞”。
法国十几家全国性报纸和地方性报纸对中国代表团的活动作了图文并茂的报道，称中国人是这次联欢节上的明星和主角，演出是高质量的，生动反映了中国人民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即使个别报纸攻击中国人的演出是用“微笑”手段进行政治宣传，但还是不得不承认演员队伍“短小精干”“演出精彩”“征服了马赛”。
“乌兰牧骑”不愧是中国红色文艺的“工作队”。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与场合，先后与200多名法国青年和学生座谈，积极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情况。不少法国青年说，此前觉得中国是个神秘的落后国度，但观看演出并听取介绍后认识到，中国已经从东亚病夫一跃而起，和法国一样成为拥有原子弹的大国。有的青年还特地说，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走对了。
当周恩来和陈毅得知“乌兰牧骑”在法国演出大获成功后，十分高兴。1965年12月22日晚，他们在接见内蒙古乌兰牧骑红色文化工作队时，又特地请这支从法国演出归来的“乌兰牧骑”一起参加，并指示有关部门报道他们在法国的活动。后来，《人民日报》专门刊文《中国乌兰牧骑在法国》。
“芭蕾外交”成就中国外交史上一段佳话
芭蕾舞版《白毛女》
1945年，由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集体创作，贺敬之、丁毅执笔的歌剧《白毛女》上演。这是在新秧歌运动基础上创作出来的首部新歌剧，成为民族歌剧的里程碑。后来又催生出多种不同艺术形式的《白毛女》，包括电影、京剧和地方戏剧等。特别是在毛主席“洋为中用”方针指引下，汲取大量民族元素创作的芭蕾舞剧《白毛女》，至今仍被国内外公认为中国芭蕾舞巅峰之作。该芭蕾舞剧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次建交潮中发挥了特别的作用。
1972年7月10日，上海舞蹈学校《白毛女》剧组（对外称“中国上海舞剧团”）应日方邀请，在中日友好协会秘书长孙平化的率领下到达日本。这次民间性质的出访成为中日关系的“破冰之旅”。2000多人在东京羽田机场冒雨迎接，他们当中有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和朝日新闻社负责人，有藤山爱一郎、宇都宫德马等自民党国会议员，有在野党的主要人物，还有日中友好协会和演艺界等各界人士。
7月14日晚，舞剧团在东京举行首场演出。1200多名观众欣赏了芭蕾舞剧《白毛女》和钢琴协奏曲《黄河》。最让人意外的是日本国务大臣三木武夫和通商产业相中曾根康弘的到来。演出非常成功，观众掌声此起彼伏。谢幕后，舞台上打出“中日两国人民友好万岁”的横幅。三木武夫和中曾根康弘看后夸奖道：“真不错，一定很受欢迎。”7月20日，“促进恢复日中邦交议员联盟”会长藤山爱一郎特意安排超高规格的酒会，欢迎访问团团长孙平化和中日贸易驻日首席代表肖向前。外相大平正芳，三木武夫和中曾根康弘等政府官员，执政的自民党委员以及在野党领袖、日本财界的头面人物均盛装出席。酒会上，中日双方都委婉表达了对恢复中日邦交的渴望。7月22日和8月11日，大平正芳两次会见孙平化和肖向前，双方就“恢复两国邦交”问题深入会谈。大平外相转达了田中角荣首相期待访华的愿望。8月15日，田中角荣亲自会见孙平化并正式表明近期将访华。
舞剧团的活动改变了不少日本人对中国的态度。一些来帮助剧团工作的朋友同剧团成员相处后了解到中国的具体情况，羡慕中国人民平等安定的生活，并主动向亲朋好友宣传。一些人原来对中国持有怀疑和观望的态度，经相处和交流态度明显改变，纷纷称赞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送行时还特地打出大幅标语“我们永远不忘红太阳”。
8月13日，舞剧团在东京文化会馆举行专场演出，从事日中友好工作的活动家、工人、农民和青年学生共4500人观看演出。演出结束时，全场观众长时间地热烈欢呼，向中国演员挥手致意，全场高唱《国际歌》。舞剧团先后在东京、大阪、神户、名古屋、京都5个城市公演19场，观众累计达4万多人次，为中国赢得巨大声誉。电视台多次播报舞剧团的活动，其中有3家还对演出活动进行电视录像和转播。日本演艺界著名人士和团体均观摩演出并给予高度评价。据不完全统计，日本有近70家报纸和20家杂志进行友好报道，发表评论数百篇，照片近300幅。有工人观看演出后说：“感到一股和日本芭蕾舞不同的坚强力量和亲切感。”日本舞蹈评论家安景正夫说：“演出具体体现了毛泽东‘洋为中用’的思想……中国的芭蕾舞不像日本那样单纯地移植，而是积极吸取对革命有益的部分。”戏剧评论家石泽秀二说：“无论《红色娘子军》还是《白毛女》，都不仅仅是芭蕾而且是舞剧。它们不局限于芭蕾的表现形式，还吸收了中国民间舞蹈和京剧的动作，使用了民族乐器，表明它们已和西欧的芭蕾完全不同了。”
《白毛女》中喜儿扮演者茅惠芳回忆当时日本观众的反应时写道：“有的观众说，你们为工农兵大众演出这样的舞剧，我们看得懂，也爱看。有的说，过去我看过的芭蕾舞剧是没伴唱的，你们不但把它改成带伴唱的舞剧，并且把我们的心里话都唱出来了！在大阪公演时，演到‘喜儿遭到恶霸地主的迫害’时许多朋友流下眼泪。演到‘喜儿从苦难中被解救出来，一轮红日冉冉升起’时日本观众扬眉吐气，兴高采烈说‘看到红太阳升起的时候，我们的心情同你们一样，充满无比的欢乐’。我们看到台上台下融成一片的情景，更加感到中日两国人民有着增进友谊的共同愿望和情感。相反，大多数日本人对于当时苏联芭蕾舞团在日本演出的《天鹅湖》《堂·吉诃德》《森林之诗》普遍评价不高，因为这些舞剧从18世纪以来就没太大变化，缺乏生气，完全没中国芭蕾舞那种强烈的中国民间特色和积极向上的生气。”
演出之余，舞剧团还访问日本的工厂、农村，同2万多名日本工人、农民、学生和文艺界朋友举行10多场联欢活动，大家都深刻感受到中日两国人民的深情厚谊。在关西地区，舞剧团和朝侨、华侨的联欢会参加人数多达5000人。在大阪，舞剧团同日本演员友好联欢同台演出。会场洋溢着两国文艺工作者团结友好的气氛。
上海舞剧团从日本返回中国时，受到前所未有的高规格待遇。舞剧团乘坐日航包机返沪，这是二战后日本民用飞机首飞中国，日本航空公司和全日航空公司为安全、顺利地将中国客人送达，还提前试航。这次包机直航是由藤山爱一郎提议的，开始孙平化并不同意。他认为，两国尚未建交，这样做过于招摇，而且原计划经香港回国，飞机票和火车票都买好了。孙平化向周恩来汇报此事后，周恩来当机立断批复说：“不对，很有必要，这是政治！”还专门指示上海市政府为此做好准备，欢迎舞剧团回国。舞剧团离开日本时，日本人民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仪式。三木武夫特别关照政府部门和航空公司破例在机坪内举行仪式，这在日本历史上从未有过。
8月16日上午9时，代表团一行到羽田机场21号登机口，在场等候的日本人民立刻欢呼起来。以参议院议长河野谦三为首的日本高官和各界知名人士都参加了欢送仪式。很多日本民众手里拿着中国国旗以及写着“再见”的扇子来欢送他们。机场还挂着“祝一路平安”“热烈欢送”“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红太阳”等横幅。两架包机的舷梯上铺着红色地毯，一切完全是按照国宾待遇。
上海虹桥机场的欢迎代表团回国仪式同样让日方机组人员大为吃惊：机场打着“中日两国人民友谊万岁”的横幅，3000人敲锣打鼓地列队迎接，候机大楼人山人海，中小学生、工人、农民等排成长队达500米以上，喜迎代表团归来。代表团回国不久，9月25日，田中角荣一行如约抵达北京，周恩来亲自迎接。9月29日，两国政府发表《中日联合声明》，终于实现正常邦交。
《白毛女》舞剧团的访日，为揭开中日两国关系新篇章发挥了特殊作用。由《白毛女》促成的“芭蕾外交”，成为中国外交史上一段佳话，也成为中国红色文艺对外传播史上一次辉煌时刻。这对于我们在新时代如何运用文艺形式向世界各国人民讲好中国故事，仍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