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新民：司徒雷登——台独运动的一个重要推手

　　美国是一个扩张成性的国家。正如美国布鲁金斯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罗伯特·卡根所著的《危险的国家》一书中指出的:“美国历来就是一个危险的国家，扩张成性。”

　　美国“相中”我国台湾由来已久。早在1844年7月，美国就逼迫中国满清政府签订了中美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望厦条约》，取得厦门等“通商口岸”并垂涎台湾，认为台湾可作为美国商船理想的中转和补给站。但是由于当时美国正忙于在美洲大陆扩张和巩固地盘，无暇过多地顾及。1865年4月，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国内资本主义急速发展，对外扩张的势头日益增大。19世纪60年代，美国驻厦门总领事李仙得和美国驻香港总领事伊萨卡·艾仑建议美国政府尽快染指台湾。按伊萨卡·艾仑的说法是“我们的政府要取得这个大岛”。

　　1899年9月，随着美国的后来者居上的势头，美国正式提出对华“门户开放”政策，进一步参与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角逐。但由于此时台湾已于1895年4月为日本所割占。美日因而在太平洋的利益冲突更加直接。

　　1942年初，在五角大楼远东战略小组任职的柯乔治为美国军方准备了一份备忘录，指出台湾对美国经济上和战略上有着“潜在的”重要意义，提醒美国政府不能“轻易将台湾交给中国人控制”。但是，美国当局从当时战略最大利益考虑，还是做出了同意将台湾归还中国的决定。1943年11月，美英中三国首脑共同发表了著名的《开罗宣言》，确定战后将日本所占领的中国土地，包括东北、台湾及澎湖列岛归还中国。1945年7月26日，美英中三国发布《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其中第八项重申：“《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这一国际协议，再次确认台湾属中国领土，应该归还中国。作为主导这个两个文件的美国，当时有三重目的：

　　一、促使蒋介继续拖住日军以利于尽快击败日本；

　　二、有助于扶植中国变得强大，以便能在战后削弱日本在亚太地区的实力；

　　三、最重要的是有助于培植一个亲美的中国，以利于战后进行以华制苏，巩固和加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力量。

　　然而，蒋介石实在是太不争气。二战结束后中国形势的发展，打破了美国政府的如意算盘。中国共产党凭借在抗日战争中打出的中流砥柱地位，赢得了越来越多的中国老百姓的支持。而蒋介石的腐败无能和积极反共的政策，失去了越来越多的人心。于是，美国政府开始策划分裂台湾以阻挡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

　　1947年2月，台湾爆发了“二二八事件”。在此期间，由于局势动荡，有些别有用心的人趁机鼓吹“台湾独立”，也有一部分人去美国使馆要求“政治避难”。3月3日，美国驻台北总领事馆分析了台湾当时的局势，建议“立即以美国自身的名义或以联合国的名义”对台湾局势予以“干预”，以防止“政府武装的大屠杀”。3月6日，该建议得到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赞同。司徒雷登随即用密电直接向国务卿发送了该文件，史称“司徒雷登密件”。

　　根据美驻台北领事馆所掌握的情况，台湾人的反抗只是对现政府不满，其目的并不是要分裂出中国，他们仍愿意保持其“中国公民的地位”。当然，建议者一定十分明白，一旦美国或是联合国介入，美国政府就面临一个怎么向国民党政府和国际上交代的问题。为了对付国民党政府，美国那些“中国通”的建议是：美国可向中国政府保证，台湾只是被“托管”，以后是会归还给一个“负责的”中国政府的。在策划此项建议时，美国谋士们还曾为如何应付国际舆论而绞尽脑汁。因为台湾已经归还中国，而要将一个主权国家的一部分领土再“托管”出去，这无论从国际法还是从道义上看，都是不适当的。为此，“司徒雷登密件”设计了一个阴险的谬论，就是将台湾的“地位”硬说成是“在法律上日本目前仍对台湾拥有主权”。按照“司徒雷登密件”的逻辑，根据这样的定位，那么美国“直接的干预”就是“正当的”。

　　就美国官方的态度而言，白宫和国务院当时并不打算干预台湾发生的事件。但是，“司徒雷登密件”最后有关台湾“地位”问题的推理部分，却为后来美国政策的调整埋下了伏笔：这就是，美国今后—旦打算介入，那么，它便可以打着所谓台湾“地位未定”的幌子。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6月27日，美国第七舰队侵入了台湾海峡，美国第十三航空队进驻了台湾。美国总统杜鲁门特别声明：

　　“福摩萨（由葡萄牙语音译而来，是殖民地时期对台湾蔑视性称呼——淮左徐郎注）未来地位的决定，必须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复、对日和约的签订或经由联合国的考虑。”“美国政府的这一说法是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完全背道而驰的。这样美国政府在经过半年的酝酿之后，终于利用朝鲜战争的时机，以制造‘台湾地位未定论’重新陷入了对中国内政的干涉。6月28日，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发表声明，严正驳斥杜鲁门的上述说法，郑重宣布，‘不管美国帝国主义者采取任何阻挠行动，台湾属于中国的事实，永远不能改变’，中国必能‘收复台湾和一切属于中国的领土’”。（陶文钊主编：《中美关系史中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8页）

　　此前，司徒雷登还千方百计地在人事布局上下功夫。他打了台湾行政长官陈仪的“小报告”，迫使蒋介石将主台的陈仪撤职，以原驻美大使魏道明代之。这样，更有利于美国和台湾之间的“沟通”。

　　值得一提的是，在那段时间，台湾出现了一名颇有影响的台独分子廖文毅，他后来曾为了取代“中华民国”，建立所谓的“台湾独立共和国”奋斗多年。

　　廖文毅，祖籍福建漳州。1910年出生于台湾云林县的大地主家庭,30年代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后赴美留学，获得俄亥俄大学博士学位。1935年回国，1940年开始在台湾经营企业。台湾光复后,廖文毅投身国民党政界。在竞选“国民大会代表”落选后,他开始专心于台独活动。

　　1947年6月，廖氏兄弟等5人在上海筹组“台湾再解放联盟”。7月，廖文毅会见美国派到中国来的特使魏德迈，提交《处理台湾问题意见书》，要求台湾派代表参加对日和约会议，同时要求将台湾暂置于联合国的托管之下，以2至3年为限，举行公民投票，决定台湾属于中国，脱离中国，或完全独立。10月，廖文毅和台湾嘉义人黄纪男等，在上海举行外国记者招待会，黄纪男以英文演说，宣扬台独主张。11月初，廖文奎（廖文毅之兄）和黄纪男一起到南京，面见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请求司徒雷登转请美国政府，向联合国提案，由联合国在台办理“公民投票”，决定台湾前途。司徒雷登鼓励他们，说：“台湾独立是一条漫长艰苦的道路，但值得去奋斗。”

　　这些年来，我国媒体上流传大量的关于司徒雷登“假装”爱中国的故事。如果加上“司徒雷登密件”这一段，是不是会使司徒雷登的形象更加丰满一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