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之辛：新中国建国初期抗击瘟疫纪实

　　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册）中读到毛泽东写于1951年9月9日的《中央关于加强卫生防疫和医疗工作的指示》。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地委及县委:

　　贺诚同志这个报告很好，你们收到后，可在党内刊物上发表，引起各级领导同志注意。中央认为各级党委对于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的缺乏注意是党的工作中的一项重大缺点，必须加以改正。今后必须把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看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极力发展这项工作。对卫生工作人员必须加以领导和帮助。对卫生工作必须及时加以检查。在经费方面，除中央预算所列者外，应尽其可能在地方上筹出经费。必须教育于部，使他们懂得，就现状来说，每年全国人民因为缺乏卫生知识和卫生工作引起疾病和死亡所受人力畜力和经济上的损失，可能超过每年全国人民所受水旱风虫各项灾荒所受的损失，因此至少要将卫生和救灾作同等看待，而决不应该轻视卫生工作。]

　　当时，毛泽东正操劳于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的指导，又面对百废待兴、尽快恢复国民经济的艰巨任务。繁重工作千头万绪，但毛泽东对卫生部的这个报告格外重视，接到报告仅三天就发出了这个口气很重的指示，强调卫生防疫工作是“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必须“极力发展”。这个指示从中央局一直发到县委，其急切的心情溢于言表。

　　这个毛泽东认为应该引起全党重视的报告，讲了什么呢？它汇报了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宣布成立后二十一个月来全国的防疫工作：

　　[自中央政府成立以来，全国防疫工作基本上是遵循了政务院的方针，和卫生工作的“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三个原则，针对危害人民最大的二十种传染病作为防治目标，由于我们力量小，又选择其中威胁国防与经济建设最大的天花、鼠疫、霍乱作重点防治。就地区说，我们的重点是：农村的灾区，城市的劳动人民往地，历史上的疫区，少数民族地区，国防前线，政治中心，交通要道及经济命脉。经过二十一个月的防疫工作，有几种烈性传染病，已达到显著的减少，并保证了在疫区及二百余万治河民工中没有发生大的流行病。

　　为了预防常年流行于全国各地的天花，已在一亿七千余万人口中种了牛痘。凡是认真执行种痘的地区，如东北、内蒙平原、河北、江西、陕西、福建、天津、武汉等地，今年天花发病数至少均较去年减少了一半以上。在旅大、营口、秦皇岛、烟台、厦门、广州、北京等城市，两年来未发生天花病人。

　　在八个鼠疫流行中心地区，均设了防疫所，发动了群众大量捕鼠，灭蚤(去年及前年只东北、内蒙共捕鼠五千余万只)；早期发现病人，大量的预防注射，去年首先在内蒙、东北、察蒙控制了鼠疫的流行。内蒙去年全年发病数只二十二人，约合一九四七年发病率的千分之一。今年一至六月全国发病人数较去年同期发病人数，又减少百分之七十八，这是由于南方的福建、广东、云南三个鼠疫地区，发病人数大大减少了，而浙江及江西的疫区，今年亦未发生鼠疫，察蒙已两年未发生鼠疫。今年全国对鼠疫病人的治愈率也比去年提高了百分之十七。

　　霍乱自1820年传入中国，便曾年年发生，最后一次大流行是1946年。帝国主义的学者认为霍乱流行是有周期性的，三、五年必大流行一次。由于我们加强了交通检疫以防该病从国外侵入；加强检验以早期发现病人；厉行饮水消毒，改进环境卫生，以杜绝传染途径；早期预防注射，以增强免疫力，三年来未曾发生一个真性霍乱病人。这说明霍乱可以根绝，并否定了帝国主义学者们的学说。

　　在预防霍乱的同时，也减少了伤寒与痢疾的发病人数。

　　上面是几种烈性传染病的防治情况。

　　对小儿各种传染病，也进行了一些预防工作。如麻疹，由于群众缺乏护理知识，去年发病率很高，今年加强了宣传及防治工作，病死率由去年的8.5%，降到百分之5.5%。

　　为预防斑疹伤寒、回归热，重点的在疫区、治河工地、抗美援朝的交通要道，举行了群众性的灭虱运动，遏止了这两种疾病的流行。旅大1947年发生流行性脑炎三千人，经过群众性捞孑孓灭蚊运动，便遏止了这个病在该地区的流行。

　　我们也开始了慢性传染病的防治工作，如对散布在黄河两岸，陇海沿线的黑热病，估计至少有五十万病人，已设立了八个专业防治所，两年已治愈十余万病人外，今年并开始了改善环境卫生，辅以喷射国产六六六，以减少白蛉子的繁殖，在苏北等地收到了减少病人的效果，为了防治日本血吸虫病，在长江流域成立了十八个防治站、所，正实验扑杀传染疾病的钉螺，并为除虫卵，实行三缸贮粪法，更在一些山区实验改水田为旱地等方法。为了预防结核病，在八十二个城市的儿童中，己接种卡介苗针计八十五万人。对性病的治疗，在北京、绥远、西安等三个已解放娼妓的城市中，为已解放的妓女进行了性病防治。又自去年起内蒙卫生部推行了逐旗的全人口的性病防治工作。在陈巴尔虎旗马上收到了生育率上升的效果。为执行政协第二次全体会议的决议，派遣了中央防疫总队第七大队去甘肃、青海的藏、蒙族中，治疗十二万人，受到各族人民的拥护。北大医学院两年来暑假，均由教授学生组织了抗梅队，深入绥蒙、内蒙草原，协助开展性病防治工作。

　　我们为了保证防疫工作中疫苗、血清的供应，恢复与扩大了六个生物制品所，并在中南新建一所，西南新建卡介苗实验所一所;生物制品的生产量超过反动政府时代的十倍以上。]

　　这份报告清楚地告诉我们，新生的人民政府在卫生防疫工作中交出了一份非常漂亮的成绩单。这个成果实属来之不易。

　　现在的中国人，很难想象解放前的旧中国，瘟疫肆虐，民不聊生，到了多么可怕的地步。在新中国建国前的50年，全国累计发生鼠疫115. 6万人，死亡达102. 8万人，病死率高达89%；天花月月出现，年年流行，数年大流行一次，1933-1944年共有天花病人38万例，每年死亡数以万计；血吸虫病流行于12个省，病人1千多万例，受威胁人口1亿以上；全国患麻风病者约50万例。上下5000年的中华历史，过去从未有一个政府能够控制住传染病流行。

　　刚接手的人民新政权，由于财力和资源的严重匮乏，只能集中力量把对危害人民健康最大的20种传染病作为防治目标，重点放在鼠疫、天花、霍乱等烈性传染病的防治上面。

　　我们以抗击鼠疫为例，看一看当年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人民政府是如何抗击瘟疫的。

　　鼠疫是一种对人类极具威胁的烈性传染病。它发病急，传播快。死亡率高，长期以来给我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尤其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日本帝国主义侵入我国东北，在东北境内建立细菌实验所（即731部队），他们饲养上百万只老鼠，千万只跳蚤，每月生产数百至上千公斤的鼠疫菌、炭疽菌，伤寒菌和霍乱菌等细菌战剂，以中国爱国者和无辜民众为实验对象，进行惨绝人寰的细菌实验。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日本人撤去了，然而731部队驻地老鼠、跳蚤骤然增多，致使北方地区连续发生鼠疫等各种疫病流行。

　　1949年10月1日刚刚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生的人民政权就面临新中国第一次重大疫情的严峻考验：察哈尔省察北专区爆发了鼠疫流行。

　　10月3日，察哈尔省察北专区的崩崩村出现第一例肺鼠疫患者死亡。这种肺鼠疫通过飞沫借着空气传播，染病者快则1天，慢则3至5天就会死亡。随着鼠疫的流行，死亡人数不断增多，有时1天就死亡6人。84户、400多人口的崩崩村，至10月19日，共死亡36人。鼠疫发生后，居民恐慌，四散逃亡，鼠疫蔓延至张家口东南一带，波及10个村子，流行300余里。

　　10月27日，中央接到察哈尔省的报告后，毛泽东立即指示周恩来连夜召开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紧急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中央防疫委员会，由副总理董必武任主任委员，下设办公室、封锁处、防疫处、宣传处、秘书处，形成了集封锁、防疫、宣传三位一体的防疫体系。会议分析了疫情的发展趋势，明确了“扑灭察北鼠疫防止蔓延“的救灾目标。

　　中共中央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张家口，京、津各机关在思想上、组织上和医疗上做好有效准备，决定严密封锁交通，并派员赴疫区救治。很快，各地相继仿照中央防疫委员会的组织架构成立了各级抗灾防疫组织。

　　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严厉封锁下，中国只能向苏联求援。对疫情心急如火的毛泽东于10月28日亲自致电斯大林，请求派遣医疗队，支援疫苗、药品帮助防治。电文如下：

　　[菲里波夫同志（斯大林的代号）:

　　张家口以北地区发生肺鼠疫，死六十余人。已蔓延至张家口，死四人。威胁平津。请你考虑是否可以空运生菌疫苗四百万人份，血清十万人份至北京应用，所需代价，当令中国政府以物物交换办法照付。再则，前次苏联政府派来以马意斯基同志为领队的三十多人的防疫队，在东北进行防治鼠疫的工作，成绩甚大，东北人民及中国卫生工作者极为感谢，现他们正在返苏途中。如可能，请你考虑，苏联政府是否可以再派一同样的防疫队来北京转往张家口帮助我们进行防治鼠疫工作。倘蒙允诺，不胜感谢!]

　　斯大林接到毛泽东电报后，于10月29日回电给毛泽东，决定立即派遣医疗队和支援药品。10月30日，毛泽东再次致电斯大林，对苏联的帮助和支援表示感谢。

　　10月30日中央防疫委员会成立由727人组成的中央防疫总队，下辖3个大队。先后赴察哈尔北部六个县旗防治鼠疫，封锁疫区。

　　10月31日，中央防疫总队第二大队一行150人，携带苏联制造的可供23万多人注射用的鼠疫疫苗和盘尼西林等药品抵达张家口市，对察哈尔省和内蒙古地区进行菌苗注射、消毒、捕鼠灭蚤。

　　在争取外援的同时，中国政府组织北京市天坛防疫处加紧疫苗生产。11月5日，天坛防疫处赶制出第一批疫苗，可供110多万人使用，直接运往察北鼠疫第一线。疫苗抵达疫区后，立即开始大规模的防疫注射。张家口市对13万多人注射了鼠疫疫苗，北京市也注射鼠疫疫苗199万人次。

　　为防止鼠疫蔓延，最直接有效的办法就是阻断交通、实施封锁。在董必武的主持下，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调动华北军区部队，并动员各省、各专署以及各县、区、村党政军民对疫区进行了封锁。北京市与疫区毗邻，尚未受到鼠疫侵入，实行检疫与封锁并举的方针，组织了6个检疫组，分别到西直、永定、朝阳三城门以及前门、两车站和通州镇大桥等地进行检疫工作。

　　在中央防疫委员会的指示下，各地根据当地具体情况，通过各种可能运用的宣传形式，报纸、广播台、电影、图书等，进行防治鼠疫的宣传动员工作。宣传内容包括鼠疫的特征及其危险性、防疫的功效及其重要性和必要性、防疫的知识和办法、防治鼠疫的经验介绍、疫情及防治工作的动态等，使社会各阶层人民充分认识到鼠疫的危险性，提高警惕性，实施各种防治鼠疫措施。这种声势浩大、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使防治鼠疫家喻户晓，在阻止疫情传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鼠疫的根源是老鼠，鼠疫发生后，张家口和北京等地开展了群众性的灭鼠运动，以切断鼠疫病源。华北人民政府、华北军区联合发布命令，要求“疫区军民应即以扑灭鼠疫为当前首要任务”，各省市人民政府、各省军区督促所属单位布置灭鼠防疫工作。据统计，捕鼠队两天时间内共检查了2897座房子，查出4033个鼠洞。北京市防疫委员会第一期捕鼠运动于11月中旬开始，在14天内全市共捕鼠42231只。

　　12月初以后，察北专区鼠疫绝迹，封锁解除，人民生活恢复正常。察哈尔省这次鼠疫从10月3日崩崩村出现第一例肺鼠疫患者死亡，到12月初抗击取得全面胜利，仅用了两个月时间，创造了世界抗击瘟疫史上的奇迹。

　　1952年，在毛泽东“此次会议准备工作甚为重要”的指示下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卫生会议，确定“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作为指导全国卫生工作的四项原则。自此以后，全国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全国性爱国卫生运动和群众性的防疫工作，大量消灭了传播疾病的老鼠，苍蝇，蚊子，填平或消毒解放前遗留的垃圾河、污水沟、臭水坑，清除长年积累的垃圾，整个社会的卫生面貌焕然一新。随着各地坚持开展鼠疫疫区的查源、拔源工作，到1957年已在全国范围内控制了鼠疫发生。

　　其它烈性传染病也得到了有效的控制。比如说天花，自1950年10月卫生部颁发了《种痘暂行办法》以来，规定全国民众必须普遍种痘。一年后就使天花发病人数急剧减少。经过数年坚持不懈的努力，我国在1959年后再无天花病例发生，经世界卫生组织检查确认我国已经消灭了天花，比世界提前消灭天花瘟疫20年，这被公认是人类防疫史上了不起的成就。再看霍乱，也在一系列有力措施下，建国几年后就很快得到了有效控制。

　　毛泽东对防治血吸虫病也做了大量呕心沥血的工作，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已有大量文献报道而人所共知，这里不再冗述。

　　回顾新中国建国初期的抗疫史，在那么艰难的国内外环境下，在远远不如今天的财力、物力的条件下，能够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这不能不让人无限感慨。我们在为以毛泽东为首的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为了人民的身体健康所作出的巨大努力和伟大贡献深为感动的同时，是不是应该从中获得更深的感悟并吸取宝贵的经验呢？

      【文/林之辛，本文为作者向红歌会网原创投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