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鲤：毛泽东1918，粪土古今万户侯
两年前的今天，我撰文分析了在1910年湖南大饥荒的时候，长沙抢米风潮是如何让年少的毛泽东在一瞬间觉醒了自我，从此开始关心更大的世界。（见毛泽东1910）接下来，我打算顺着这条脉络写下去，写1918年他创办新民学会，写1921年他参加一大，写1925年他搞农会，写1927年他上井冈山……
在这一整个系列里我们能够看到，毛泽东是时时刻刻都有着无穷的动力向前进，也是时时刻刻都是恰到好处地走和别人不一样的独属于自己的路。
但是为什么呢？他为什么会有这些动力，是什么驱使他总是能做到和别人不一样？为什么最后大家都会跟着他走？这一切真的要归结为天降伟人吗？
魔鬼就藏在细节里。虽然历史趋势不会改变，但历史的细节是非常迷人的。1910年的长沙抢米就已经诞生了一个有着极强自我意识的少年，而接下来的细节会更加宏大且细微。这一个个不常被人注意到的细节，构成了一整个青年时代的毛泽东。
所以我们要从哪里说起呢？不妨就从他和他父亲说起。
一 毛泽东与他的父亲
众所周知，毛泽东和他父亲关系不好。在他与斯诺的对话里，他也曾不止一次地表达了从小就有的反抗意识。那为什么他的弟弟们没有自发的反抗意识，他的同辈们没有自发的反抗意识，偏偏他有？
首先他父亲和韶山冲的其他农民就有经济本质上的不同。在他出生后不久，他父亲毛贻昌就外出当了湘军，也正是这段经历让毛贻昌和别人拉开了距离。毛贻昌见过了世面，知道了米粮在当时的中国流转的一整个流程，因此在毛贻昌回家乡后，没有用当兵赚到的钱全部投入到耕种土地上去，那是过去的做法。
按照毛泽东的回忆，毛贻昌是这么做的：「父亲的生意并不是开店营业的。他不过把贫农的谷购买过来，运到城市商人那里，以较高的价格出卖。……这个老人继续积聚财物，在那个小村里可以说是大富了。他自己不再买田，但是他向别人押来很多的田。他的资本增加了两三千元。」
毛贻昌这个富农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富农，而是在当时为数不多的通过农产品商业化而迅速完成原始积累的富农。
这样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是毛贻昌在当时韶山其他农民看来，实在是个异类，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暴发户。他没有足够的文化积累来解释自己的迅速崛起，在与族人产生纠纷时，「因对方在中国旧式法庭中，引用了一句适当的经书而使他官司打败」。他的经济地位足够了，但他的社会地位还没被人认可。
所以他把希望都寄托在大儿子身上。
但他那个大儿子，也就是我们熟悉的毛泽东，是个比毛贻昌这样的异类更异类的存在。
毛泽东不是在韶山冲长大的。因为毛贻昌外出当兵，所以他跟着母亲文七妹去了湘乡唐家圫外祖父家，直到九岁才回去。不要看这都是在湖南，湘乡和韶山的风俗和界限是很清晰的。
毛泽东在跟斯诺回忆时提到过：「因为我不是湘乡人，又不为人所喜。做一个湘乡人非常重要，而且是湘乡的某一区人也很重要。湘乡分为上区、中区，与下区，上区的学生与下区的学生不断地打架，完全是因为乡土观念。双方好像要拼个你死我活似的。」
毛泽东后来的老师杨昌济在日记里也写得很清楚：「毛生泽东，言其所居之地为湘潭与湘乡连界之地，仅隔一山，而两地之语言各异。」
在湘乡长大的毛泽东，9岁时回到了韶山，口音、习惯其实都和家里格格不入了，而且从小是被舅舅养大的他，和父亲也不会太亲近。可偏偏毛贻昌还对他寄予希望，想要他按照自己规定好的路子生活。毛贻昌十几岁就结婚当家，于是他给毛泽东也说了一门亲事，对方是同样做米粮生意的罗家。
他在家乡一定会不自在。毛贻昌一直骂毛泽东懒，这是恨铁不成钢。毛泽东并没有按照父亲的期望长大，他在痛苦了很多年后，遇到了饥民把自家米抢走，在那一瞬间他意识到了，他不把大家当自己人，大家也不会把他当自己人。这样的情绪始终伴随着他，直到他走上革命道路。
他想要什么？没有人知道。按部就班的老路子他不走，标新立异的赚钱路子他也不走，十几岁了还「不务正业」，在世俗的标准看，这就是个混子。
是啊，没有人知道他想要什么。其实他自己也没想明白。
于是他去了东山学堂。
但没想到的是，无论他怎么向前走，精神压抑都始终伴随着他。
这是唯物的，他的出身是与众不同的（这里的与众不同不是说社会谱系上的阶层，而是说他家庭、他个人在他成长环境中和其他人都基本不一样），不管他走到哪里，他身上都始终存在着一个矛盾：
社会身份与经济积累在社会评价体系里是不对等的。
在湘乡东山学堂里，因为他岁数大所以别人看不上他，因为他是韶山人所以别人看不上他，因为他家不是传统地主所以别人看不上他。他说，我精神上感觉十分苦痛。
对比一下他在东山学堂的两个好朋友，萧子升和萧子暲（萧三）。
萧家是很革命的，这兄弟俩的祖父跟过左宗棠，后来当了县令，父亲参加过戊戌变法和武昌起义，是同盟会员，同时还是东山学堂的校董，不仅是兄弟俩和毛泽东的老师，也是陈赓和谭政的老师。他们家的革命性传统是很强的，但也因此小孩子本身不具备那么大的反抗意识：要反抗的父辈已经反抗过了，我们不需要脱离家庭就能革命了。一个很有趣的细节是辛亥革命后，兄弟俩剪去辫子回到家本以为会受到责罚，结果发现父亲早把辫子剪掉了。
说到这里，我们发现了什么？
总结一下：毛泽东在成长的过程中没有精神上的家庭，也没有精神上的父亲，他只能凭借着自己的直觉，去不断寻找更大的世界。
毛泽东极其看重报纸，这是他和外界接触的办法，他对身边的一切感到烦躁不安，他迫切地想去外面的世界。
二 毛泽东与湖南一师
这时他遇到了辛亥革命，于是参军又退伍；又在报纸上看到了许多学校的招生广告，在不断报考不断退学（读过警察学堂、肥皂制造学校、法政学堂、商业学堂、公立高级商业学校、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后看到了湖南师范的招生广告。
他先考入的是湖南第四师范，后来四师与一师合并，他也就顺理成章成为了一师的学生。
聊到这，我们必须延宕开来，说一下师范在民国时尤其是在湖南是什么样的存在。这很重要，这个存在本身的特殊性加强了毛泽东后来的人生印记。
湖南这个地方是特殊的，首先它并不是文化昌盛的地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湖南本土的进士都算不得多，直到伴随着太平天国起义而带来的湘军崛起。这件事带来的结果还有湖南的士绅力量几乎是在极短的时间里壮大了，并且这些士绅们积极参与政治与社会。长沙城的大量工厂和学校就是他们投资的。
这件事本来就已经带给他们极大的自我主动意识了，而接下来的两件事更是强化了这个意识。第一件事是从1898年到1906年，湖南有4个条约口岸被迫打开，西方的炮艇和廉价工业品在湖南肆意横行，这使得湖南人的自主性不得不加强。第二件事是戊戌变法，谭嗣同、陈宝箴、唐才常等人使得湖南人对政治的诉求也愈发强烈。
在这种直接感受到了现代化冲击的情况下，再加上科举被废成为必然，新式学堂的兴起就成为湖南士绅找新出路的最佳方式。
当湖南本地需要大量新式学堂时，最需要的是什么？是大量的掌握新知识的老师。
所以给湖南各地培养小学教员这件事就迫在眉睫了。为了吸引很多人才来师范，当时有着两条规定：
一、师范的食宿费全免，但如果提前退学，要自己补足；二、师范生毕业后必须去湖南各地小学任教至少两年。
归根结底这个举措是为了维持湖南士绅阶级的再生产，让他们可以完整过渡到新式教育来，以保证他们对湖南这个地方的统治地位。
我们分析一下，湖南师范的存在是为了给湖南士绅阶级培养现代化再生产，为此湖南省署投入了大量资金，所以招生考试一定不能简单。那么能考上的，肯定读过书。
再加上师范生的社会地位确实是可以让人以为跃迁了的，所以这些人要么是阶级滑落的士人阶级，要么是家里有闲钱的富农地主。
而商人子弟和官宦子弟并不会选择师范，因为师范生毕业后的出路是被框死的：只能教书。这些有金钱有地位的家庭的小孩显然去北京和上海读书甚至留学才是更好的选择。
在《湖南第一师范校史》给出的统计名单里，我们也能得到确认。
毕竟一师的学生来自湖南的各个县，尤其主要来自当时还比较偏远的农业县比如永丰、湘乡和宁乡。主要还是家里不够有钱的人，他们需要师范，也需要这个出路。
毛泽东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他家里有足够的资本，但他是在不停读书不停退学的过程中与父亲闹翻从而失去了由家里提供学费的可能，独自在省城转悠了几年，这才来到一师。既不是家庭穷得揭不开锅的农民，也不是曾经有过士人的家族。
是的，毛泽东即便是在一师，也是和别人不一样的。他借助一师获得了师范生的社会身份，但他依旧和其它师范生有着本质的不同。
而他这种独特经济结构下的产物，也给他带来了不一样的经历：他还参过军。这一点很重要，当时人的心理是好男不当兵，当兵是地位很低的，想要通过师范生的身份改变自身社会地位的人是很难选择去当兵的。可毛泽东有这个经历。
他还是会觉得格格不入（他确实屡次反对学校的规章制度），他一定会依旧被视作一个异类。他这一路走来，每一步都和别人不一样。
这种特别，也吸引了一个人的注意。如果我结论下得再大胆一点，毛泽东的特别存在，引起了一个人的向往。
那个人就是杨昌济。
大家往往更加关注杨昌济对毛泽东的影响。但在我看来，毛泽东本身也对杨昌济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否则杨昌济不可能一边强避桃源作太古一边欲栽大木柱长天，否则杨昌济不可能如此看重毛泽东到直接说如果要救国一定需要毛泽东。
那么这是为什么呢？我们不去说什么天纵英才的唯心主义的迷信的话，我们要唯物地思考问题，那就不妨从杨昌济的个人经历入手。
在杨昌济的日记里提到毛泽东时，有一笔是很有趣的：「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才，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毛生曾务农二年，民国反正时又曾当兵半年，亦有趣味之履历也。」
杨昌济尤其看重毛泽东的农村出身，是因为他们家自己也是农村出身。
三 毛泽东与杨昌济
杨昌济家世代为农，并没有读书人，直到曾祖父时分了家迁去了板仓，这才开始培养家族子弟读书。但毕竟是世代农家出身，读书也没读出什么成果来，顶天了就是个当地的私塾老师。
而杨昌济的母系是不同的，他母系向氏是书香门第，有过进士，有过举人。杨昌济自己也时常怀念母系的荣光，他在日记里就写过：「吾考母系之世系，上溯至鲁斋公，又以见君子之泽，源远而流长也。」
因此几乎可以想象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杨昌济的母系在他们家的话语权是很高的，而这件事也有一个副产品，那就是杨昌济对男女平等极为看重，他不止一次提及到男女平等的基础是经济平等，强调要尊重女性的个人精神力量，这件事也必然对杨开慧产生了巨大影响，这是后话了。
我们继续说，出身农家、以曾国藩为榜样的杨昌济，不可避免地对农家子弟产生了亲近。而不仅杨昌济的父亲没有功名，他自己也始终没能考上举人，只能在家读私塾。在当时的家庭环境下，杨昌济内心的压抑是可想而知的。
我们从杨昌济当时的一首诗就能看出端倪：「余生真草草，桂短折堪怜。孤馈遭穷厄，牢骚损岁年。」人们以折桂比喻科举及第，杨昌济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自己没考上。
非要来个比喻，这就好比一家人都是清华北大哈佛剑桥的，但你自己考了几次都是三本……
在这种情况下，杨昌济遇到了一个人。
一个让他精神上获得了重生的人。
一个对湖南历史有着极大影响的人。
谭嗣同。
杨昌济1893年科举再次失败后，不再科考，一个人苦闷地教私塾。然后在1896年他就接触到了谭嗣同、黄遵宪、唐才常，然后接触到了维新变法，加入了南学会。
一个人在没有出路时看到了一条崭新的路，是一定会去试试看的。哪怕失败了，至少他也看到了新的世界。即便戊戌变法失败了，他也放下了私塾，选择了留日读书，去往更大的世界。而杨昌济在日本时，因为杨守仁的推荐，又去了英国读书。在日本他认识了陈天华、黄兴等人，在英国他认识了章士钊、吴稚晖等人。
杨昌济获得了不同于私塾教师的新的社会身份：留日、留英学生。这个身份在当时的学界还是很吃香的，它意味着杨昌济完成了自身的社会阶级身份跃迁。
杨昌济和当时学界的那些风云人物比如蔡元培（进士）、陈三立（陈宝箴的儿子）、严修（进士）等许多人都不一样，他的出身并没有什么光环，本来就此平凡一生，但在大时代里遇到了维新派，从此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
但杨昌济的这条路是可以想象到的，他是积极地在向某一类人靠拢。
因此当他看到那个同样出身农家并且正在完成社会阶级身份跃迁的学生时，内心有多么欣喜是不用多说的。
因此当他发现那个学生甚至有一些地方和他自己还不太一样，光芒四射，有着用不完的动力，甚至、甚至对社会阶级身份跃迁这种事毫不在意时，内心的复杂可能无法用言语表达出来。
但我相信，在某个瞬间当他看到听了自己的话去阅读《仁学》的蔡和森与那个自己无法完全理解的学生毛泽东时，他一定恍惚了，他一定看到了大笔如椽写出《仁学》的谭嗣同的意气风发。而那曾是他最开心的一段时光。
所以有了杨昌济的保驾护航，毛泽东在一师尽管做了许多「出格」的事情，但屡次被杨昌济保护了下来。即便是毛泽东把校长张干给赶走了，杨昌济和毛泽东的表兄（也是一师老师）王季范都还在力保这个学生。在这里头，也一定有着杨昌济个人的精神寄托。
所以在毛泽东与杨昌济故事的最后，我们发现，杨昌济成为了毛泽东社会学意义上的精神父亲，杨昌济帮助这个学生完成了阶级身份跃迁的最后一环。
在杨昌济去世后，北京大学发表启事，毛泽东作为杨昌济的学生代表，与蔡元培、章士钊、杨度、黎锦熙、陈衡恪、陶孟和、熊崇煦等许多对普通学生来说需要仰望的人并列在名单里。
这意味着在杨昌济生前就已经默认的事情，这个学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他的社会积累，包括人脉，包括地位，这是他能为这个异常喜欢的学生做的最后的事了。
但毛泽东终究是毛泽东，是那个不愿接受别人安排好路的毛泽东。后面的事情我们都知道，毛泽东从来就没在意过这件事。
他不要。
他不要什么社会身份跃迁，他要的是：没有它，对我很重要。
他早已有了自己的社会积累，不同于杨昌济给他的，是他自己能够紧紧抓在手里的。
学友会与新民学会。
学友会是什么？
有一些经常被人忽略的事情，但其实是很重要的。如果缺了这些细节，很多事就成了无根之木无源之水，你找不到合理的解释。
就像如果不曾了解过学友会，就不可能理解新民学会为什么会被发起。
由于新民学会太过耀眼，大家都错过了湖南一师学友会，但在《毛泽东年谱》里还是悄悄写上了这句话：「1915年11月，毛泽东被选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友会文牍……毛泽东在学友会作了大量会务工作，是他走上有组织的社会活动的开始。」
年谱不愧是全中国对党史研究最深的一些人编纂的，尽管没有强调，但用字还是非常准确的。而在很多亲历者比如萧三、周世钊的回忆录里，学友会都被他们特别提了出来。足可见，学友会在毛泽东的青年时期一定占据着很重要的一笔。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四 毛泽东与新民学会（上）：学友会
要从湖南自治说起。上文说了，湖南人的主体意识很强，这也难怪，除了那些原因外，湖南还是当时南北军阀交战的必经要道：东西两侧都是山脉，一条铁路横跨两湖平原，从《湖南近代百年史事日志》里我们可以看到就在毛泽东就读一师的时候，湖南的战事有多频繁。
湖南人自己管湖南的事情，是当时很多湖南有志之士的重要念头。在杨念群的研究里，毛泽东后来的《体育之研究》强调的就是精神训练与身体训练之间的关系，强调的是实践对心灵改造的意义，而不是新文化核心：伦理的突出作用，它具有独特的地域化记忆，这种地域记忆并非自毛泽东始，曾国藩、谭嗣同、杨昌济都在做类似的事情。毛泽东自己都是在1920年亲自实践失败后才打消了湖南自治这个想法，更何况其他人。
说回学友会。当时的湖南一师校长孔昭绶鉴于湖南的实际情况，向当时的湖南督军、曾经的一师校长（从这个职位变迁也能看到一师的准军事化学校作用）谭延闿申请了学生课外志愿军，以锻炼学生的自保能力。同时孔昭绶还要求学生在课外之余自创技能会，后来技能会就改名为学友会。
在起初几年，技能会就是个累赘，完全无人问津。
但毛泽东在来到学校的第二年就积极去了学友会，在他的运作下，学友会成为了可以直接影响学校的机构。人们常说清华大学在1919年的五四学生会是第一个学生会，事实上学友会才应该是最早的之一。
本来按照学校规定，学友会的会长是校长，干事长是学监，总务等由学生担任，本来负责的是各种课外学习活动。毛泽东抓住了这个机会，在1917年当选了总务兼教育部长后，和学校直接打开对话空间，管理了大小事务。部长以前是老师担任，毛泽东却坚决要求学生担任，并得到了学监方维夏的同意，于是一师的日常学生管理实际上转移到了学友会。
这个举措是非常惊人的，一个刚入学没几年的学生，通过一个谁也看不上的累赘机构，合法地将它的作用发挥到了最大。它的影响有多大呢？
周世钊的回忆录说，毛泽东起先是从开展体育活动入手，但逐渐一步步地扩大了影响，最终将学友会变成了全校师生都必须关注的机构。
亲身经历过的萧三更是说，在毛泽东的带领下，从此以后校方每开行政或教育会的时候必须有学友会的人参加，学校的管理必须经过学友会的同意。萧三最后直接说，全校五百来个同学实际上都在毛泽东的领导下。这一点萧三最有发言权。
说得再过分一点，学友会在一定程度上架空了校方……
当然，还要考虑到一个问题，由于湖南局势不稳，湖南一师的校长是被频繁更换的，在这种情况下也给学友会逐渐掌握学校领导权提供了方便。
在1918年毛泽东要毕业时，甚至还召开了学友会留校学生会议。目的是什么呢？我们看看留存下来的会议纪要就清楚了，着重讨论的是学友会的经费以及毕业生的归属，最后毛泽东提出一个方案，将学友会从学校里独立出来，并增设交际部，以期继续对毕业生产生影响。
问题来了，毛泽东要通过学友会把学生们组织起来，是要干什么吗？
做事。
做有价值的事。
一师学友会承担了非常多的工作，比如工人夜校。
夜校之前一师也办过，但是是由老师们办的，很快就没什么人想参与了。毛泽东接管学友会后，直接让学友会教育部着手重办工人夜校，此举使得一师的大量学生和附近的造币厂、黑铅炼厂和电灯公司的工人产生了密切联系，同时还因为要请长沙警方帮忙发传单以及打消他们的顾虑，必然与警方有着最直接的接触。
分析一下，和工人们进行频繁联系，那么他们的老板肯定和学友会产生了接触。换言之，学友会是有着长沙商会的社会资源的，这种资源不是说认识这么简单，而是说可以在他们面前说得上话。
同样的，这样一群社会地位不低的学生们主动请求警方帮忙维持秩序，也铺垫了和警方的关系。
这些社会关系建立起来后，才有湖南一师学友会史上最光彩照人的一笔：猴子石退兵。
电视剧《恰同学少年》最后一集有讲过这个故事。1917年11月南北军阀混战，一支溃兵一路溃退来到长沙城外，长沙随时可能遭受劫掠。
学校提出的办法是躲避，赶紧转移师生。
有的学生提出的办法是死守，拼一把。
毛泽东说不，他有办法。于是他「和附近的警察分所联络，由他们鸣枪呐喊，学生自愿军大放鞭炮（，造成城里有正规部队的假象）……派人去交涉，他们（溃兵）全部缴了枪」，又请商会给了遣散费。
试想，如果没有他在学友会时与学校师生、长沙警方、长沙商会建立的这么多联系，在那样一个乱局里，单凭一个学生站出来说要如何如何，有几个人敢信？恰恰是因为毛泽东担任学友会总务的时候做了大量肉眼可见的工作，让所有人都已经先信任了他。
还有一个细节，毛泽东是怎么精准判断出溃兵和商会的心理的？
答案是，他见过。
那是在一年前他回家乡的路上遇到了一支溃兵，惊魂甫定后他给萧子升写信，信里说起初他看到溃兵们在扰民，不停抢夺财物，百姓苦不堪言，而在他忍不住和士兵聊了一下后发现，原来这些士兵也不想打仗，他们只想拿到遣散费回家乡，可惜长官不给。
看见没有，什么叫活学活用，什么叫实事求是，在大量的生活实践里，他洞悉了每个不同群体的诉求，无论是利益上的还是情绪上的，这才可以在突发情况下达成每一方的诉求，解决一个看似不可能解决的结构性矛盾。
《年谱》里说：「随后，毛泽东以一师学友会的名义，组织妇孺救济会，援救因战事遭受困难的市民。」
一师学友会是很重要的，没有它就没有新民学会。
五 毛泽东与新民学会（下）：留法勤工俭学
新民学会的出现，有两个不常被人注意的原因。
一是毛泽东要从湖南一师毕业了，二是杨昌济要离开长沙去北大了。
从上文中可以看到，在一师的校园生活中，毛泽东获得了大量学生同好，他们志同道合，都有一腔热血，但一旦毕业就可能天各一方，那么一定要想办法把大家聚集起来。
学友会留校学生会议上说独立学友会虽然很好，但终究是湖南一师的毕业生。如果能够扩大范围呢？
新民学会差不多和学友会留校学生会议一前一后同时期发生。
学友会的宗旨是：砥砺道德，研究教育，增进学识，养成职业，锻炼身体，联络感情。
新民学会最一开始的宗旨是：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
不消多说，这两个宗旨显然有直接关系。
《新民学会会务报告》：「只觉得自己品性要改造，学问要进步，因此求友互助之心热切到十分。——这实在是学会发起的第一个根本原因。」
从《新民学会会务报告》来看，新民学会的发起是在1917年冬天，那时正好处于猴子石退兵后、夜校如火如荼时。而且杨昌济要去北大，我们上面说了，湖南相比于北京核心圈是在一定程度上被排挤的，那么杨昌济要想立足，就一定要有足够的后援力（所以杨昌济来北京后希望蔡和森、毛泽东、萧子升来北大读书）。
《新民学会会务报告》：「还有一个原因，则诸人大都系杨怀中先生的学生，与闻杨怀中先生的绪论，作成一种奋斗的和向上的人生观，新民学会乃从此产生了。」
当然这些都不是根本原因。上面这些都是表面原因，根本原因是什么？
根本原因是这些师范生毕业后要么去各个小学当教员（萧子升），要么闭门不出（蔡和森），他们的出路是被堵死的，精神是压抑的。社会身份已经从贫家子弟变成了读书人，但社会地位却没有施展开来。
《新民学会会务报告》：「这时候国内的新思想和新文学已经发起了，旧思想、旧伦理和旧文学，在诸人眼中，已一扫而空，顿觉静的生活与孤独的生活之非，一个翻转而为动的生活与团体的生活之追求。」
大家都在积极寻找新的路子。新民学会表面上是学友会和杨昌济二者共同的产物，但根本上是新一代湖南师范生自己去找出路时的必然产物。
所以虽然新民学会的总干事是萧子升（那是因为萧子升早几年毕业了，而且之前在学校里就是各班代表会议主席），但新民学会实际上的核心就是毛泽东。是毛泽东在面临离校时积极创办的团体。一呼百应。
蔡和森、萧子升、萧三这些人都比毛泽东早些时候离开湖南一师，虽然后来他们差不多一前一后去了北京，但这个时间差能否忽略呢？我个人倾向于不能。正是这个时间差，使得他们的身份发生了教师与学生的名义变化，在那样一个重名分身份的时候，这个变化意味着社会地位与社会资源的不同。从而我们更能理解新民学会的重要性：毛泽东领导的不是一群同学，是一群已经毕业成为老师的校友。
新民学会为什么会培养出这么多马克思主义者？大家的出路事实上在离开校园的那一刻就被堵死了。除非有新民学会和留法勤工俭学。
留法事实上是努力向北大学子的身份认同靠拢，留学生的身份是很吸引人的。而且留法勤工俭学是由李石曾、蔡元培等人操办的，这意味着走这条路是被允许的。
金冲及《毛泽东传》里就说了：「朋友们分赴各预备班学习以后，毛泽东留在北京。同行来京的罗章龙这时考进了北大预科，毛泽东却没有按杨昌济的希望去报考。这可能是出于经济上的原因，同时也与他一向推崇自学的主张有关。此外，当时教育部还有一个规定，中等师范毕业生不能马上考大学，先要服务几年。」
罗章龙能够考北大，因为他不是湖南一师的学生，所以罗章龙最后没有出国，而是直接留在了北大。但其他人都积极出国。在罗章龙告知这个消息时，第一个响应的就是蔡和森，因为当时蔡和森已经毕业了，却还没有工作。
而当时新民学会聊的最多的是什么？
是如何向外发展。
这批学子，通过新文化运动已经见到了更大的世界，家乡又饱受军阀统治，教育早就没什么人关心了（见何长工回忆录），所以除了想新办法外没有别的路了。所以在去法国的1080人里，湖南人超过了430人，其中新民学会三分之一成员去了。
后来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了。
有的人留了法，然后在法国加入了少共，最后去了莫斯科。
有的人留了法，然后回国后加入了国民党，和大家分道扬镳。
有的人没有留法，而是留在了北大，获得了国内认可的身份地位。
而有个人又一次帮助大家拿到了入场券，然后选择了退出。
毛泽东，没有去留法勤工俭学。原因可能有很多，但有一个可能是不能被忽略的：留法意味着顺着北京精英规定好的路线前进，意味着他会不可避免地走进那个圈子。
想想他跟斯诺回忆时是怎么说的吧。
「我的职位如此之低，以致人们都不屑和我来往。我的工作之一就是登记来馆读报的人名，不过这般人大半都不把我放在眼里。在这许多人名之中，我认得有几个是新文化运动著名的领袖，是我十分景仰的人。我很想和他们讨论关于政治和文化的事情，不过他们都是极忙的人，没有时间来倾听一个南边口音的图书馆佐理员所讲的话。」
他拒绝了通过成为留学生而进入那个圈子的办法。
他也拒绝了杨昌济最后给他的超高额入场券。
毛贻昌是他的实在父亲，但他看到毛贻昌困囿于世界的样子，他决定不再走这条路。
杨昌济是他的精神父亲，但他看到杨昌济进到圈子后的样子，他决定不再走这条路。
他拒绝的是精英圈子本身。
他拒绝的是人活着就要往上爬的这种事本身。
所以他回到了湖南。固然这里有他母亲病重的原因，但他后来再没想过去留法。
在五四运动中，他在湖南积极响应，响应的方式是以新民学会为主体，召集湖南学生，召开湖南学生联合会。
看，他又一次在这里掌握了主动权。同时他还和彭璜、易礼容等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大家后来又一同搞驱张运动、办文化书社。这些都是以后要写的内容了，可以预告一下，文化书社的故事非常精彩。
虽然他因为驱张运动回去过北京，但自始至终他都没有对那个圈子投注过一丝向往。
结尾
最后让我们快进到1925年，那年他刚从韶山出来，刚刚见识到了农民的蓬勃力量，准备前往广州农讲所。
他写了一首词，看起来是满怀豪情，其实通篇是在对过往的告别。
独立，怅寥廓，曾游，忆往昔。
曾记否？粪土古今万户侯。
参考资料：《毛泽东年谱》、金冲及《毛泽东传》、李捷＆于俊道《实录毛泽东01（1893—1927）》、本书编写组《新民学会资料》、毛泽东《毛泽东早期文稿》、任继昉《毛泽东学生时代文稿详注（1910—1918）》、田伏隆《湖南近代百年史事日志》、本书编写组《湖南第一师范校史（1903—1949）》、刘力妍《红色起源：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与中国共产主义的创建（1903—1921）》、刘统《早年毛泽东：传记、史料与回忆》、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萧三《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萧子升《毛泽东和我的游学经历》、周世钊《毛泽东青少年时代的故事》、李丽《毛泽东和他的同学们》、杨念群《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三大知识群体互动的比较研究》、杨念群《「五四」九十周年祭：一个问题史的回溯与反思》、杨昌济《达化斋日记（1896—1919）》、杨昌济《杨昌济文集》、王兴国《杨昌济的生平及思想》、罗绍志《蔡和森传》、王政明《萧三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