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鲤：毛泽东1918，粪土古今万户侯

　　两年前的今天，我撰文分析了在1910年湖南大饥荒的时候，长沙抢米风潮是如何让年少的毛泽东在一瞬间觉醒了自我，从此开始关心更大的世界。（见毛泽东1910）接下来，我打算顺着这条脉络写下去，写1918年他创办新民学会，写1921年他参加一大，写1925年他搞农会，写1927年他上井冈山……

　　在这一整个系列里我们能够看到，毛泽东是时时刻刻都有着无穷的动力向前进，也是时时刻刻都是恰到好处地走和别人不一样的独属于自己的路。

　　但是为什么呢？他为什么会有这些动力，是什么驱使他总是能做到和别人不一样？为什么最后大家都会跟着他走？这一切真的要归结为天降伟人吗？

　　魔鬼就藏在细节里。虽然历史趋势不会改变，但历史的细节是非常迷人的。1910年的长沙抢米就已经诞生了一个有着极强自我意识的少年，而接下来的细节会更加宏大且细微。这一个个不常被人注意到的细节，构成了一整个青年时代的毛泽东。

　　所以我们要从哪里说起呢？不妨就从他和他父亲说起。

　　一 毛泽东与他的父亲

　　众所周知，毛泽东和他父亲关系不好。在他与斯诺的对话里，他也曾不止一次地表达了从小就有的反抗意识。那为什么他的弟弟们没有自发的反抗意识，他的同辈们没有自发的反抗意识，偏偏他有？

　　首先他父亲和韶山冲的其他农民就有经济本质上的不同。在他出生后不久，他父亲毛贻昌就外出当了湘军，也正是这段经历让毛贻昌和别人拉开了距离。毛贻昌见过了世面，知道了米粮在当时的中国流转的一整个流程，因此在毛贻昌回家乡后，没有用当兵赚到的钱全部投入到耕种土地上去，那是过去的做法。

　　按照毛泽东的回忆，毛贻昌是这么做的：「父亲的生意并不是开店营业的。他不过把贫农的谷购买过来，运到城市商人那里，以较高的价格出卖。……这个老人继续积聚财物，在那个小村里可以说是大富了。他自己不再买田，但是他向别人押来很多的田。他的资本增加了两三千元。」

　　毛贻昌这个富农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富农，而是在当时为数不多的通过农产品商业化而迅速完成原始积累的富农。

　　这样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是毛贻昌在当时韶山其他农民看来，实在是个异类，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暴发户。他没有足够的文化积累来解释自己的迅速崛起，在与族人产生纠纷时，「因对方在中国旧式法庭中，引用了一句适当的经书而使他官司打败」。他的经济地位足够了，但他的社会地位还没被人认可。

　　所以他把希望都寄托在大儿子身上。

　　但他那个大儿子，也就是我们熟悉的毛泽东，是个比毛贻昌这样的异类更异类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