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伟光：努力接受《实践论》《矛盾论》的哲学滋养

　　今年是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矛盾论》（以下简称“两论”）发表80周年。毛泽东哲学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哲学依据、基础、实质和重要组成部分。“两论”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标志性成果，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代表性著作，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经典，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方法论相统一的典范，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结晶。“两论”为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确立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不断取得胜利，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发挥了极其重要的强大思想武器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运用“两论”的哲学智慧，从哲学高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进行提炼、概括和总结，对于进一步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和理论指导下的实践创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展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实现伟大梦想，具有极其伟大的理论意义和深远的现实价值。

　　一、“两论”是中国革命实践的产物，是为了正确指导中国革命、科学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路线和战略策略问题

　　检验某一理论是否正确管用，取决于该理论是否满足实践的需求。深刻理解和把握某一理论的精神实质与价值意义，需要系统考察该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实践基础、历史条件和发展渊源。“两论”的形成离不开当时的时代背景、中国国情和斗争实践。深刻理解和把握“两论”的哲学真谛，必须全面考察“两论”形成的时代条件、中国国情和实际斗争需要等具体情况。

　　在世界范围内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由竞争发展到垄断即帝国主义阶段，世界历史进入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阶段，是“两论”产生的大的时代背景。

　　在当时的时代条件下，帝国主义列强已经把全世界瓜分完毕，帝国主义国家内部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矛盾；因瓜分殖民地不均而产生的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一切被剥削被压迫国家和民族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被剥削被压迫国家内部人民大众和反动阶级势力之间的矛盾更加激烈。一方面，世界无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如火如荼；另一方面，世界范围内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风起云涌，且两者日益结合在一起。中国作为帝国主义扩张侵略的牺牲品已经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境地，中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国家独立的斗争，只有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纳入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才能成功。

　　中国的具体国情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是“两论”产生的实践基础。“两论”是毛泽东同志在当时的历史时代大背景下，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为了纠正误导中国革命、导致中国革命大挫折的错误路线，确立科学的思想和政治路线，以正确地指导中国革命而写作的。

　　20世纪初，孙中山所领导的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的辛亥革命半途而废，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一个事关民族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是：以什么阶级的政党为领导核心，以什么主义为指导，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才能挽救中国，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解放和复兴？辛亥革命的结局充分说明，在中国试图通过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振兴中华是行不通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给中国人民送来了新的希望。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在中国工人阶级政党领导下，走俄国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作出的正确选择。1921年，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中国近代历史从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境界。然而，我们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却经历了一系列困难曲折，在面对选择什么样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举措等重大战略、策略问题上，党先后产生了两种错误路线：一条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主张“二次革命”论，先进行资产阶级政党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然后再进行工人阶级政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把革命领导权拱手让给资产阶级政党，放弃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另一条则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主张“一次革命”论，在政治上搞关门主义，拒绝统一战线，在军事上搞冒险主义，在中心城市一举发动武装暴动，毕其功于一役，试图一举把社会主义革命搞成功。“左”右倾两条错误路线给蓬勃兴起的中国革命带来了两起两落的重大挫折，造成了两次重大损失。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造成了轰轰烈烈兴起的第一次大革命的失败，这是一起一落；“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彻底背离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开辟的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三位一体的农村包围城市的井冈山革命道路，葬送了中央红色政权和四次反“围剿”的胜利，造成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致使中央红军放弃中央苏区，被迫长征，几乎断送了党和红军，导致中国革命陷入了危亡的境地，这又是一起一落。

　　遵义会议是我们党在中国革命的危急时刻召开的一次十分关键的会议，结束了错误路线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和军队中的实际领导地位，从此中国革命开始走上了正确轨道。遵义会议解决了最紧迫的党的领导权掌握在谁手中的问题和正确军事路线问题，更深层次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问题没来得及清算。要解决中国革命正确的理论路线和战略策略问题，就必须从根本上解决思想路线问题。实际上无论右倾机会主义，还是“左”倾机会主义，它们共同的特征都是主观与客观相分裂，理论与实际相脱离，实质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脱离，表现为主观主义。不打倒主观主义，就无法确立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

　　反对主观主义，说到底就是解决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态度问题。对待马克思主义有两种根本对立的态度，一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一切从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另一种是主观主义的态度，与客观实际相脱离，表现为教条主义或经验主义。而在中国革命历史上，时间最长、危害最大的主观主义是教条主义，即脱离中国革命实际照抄照搬马列主义现成结论，非“左”即右。彻底地从理论根基上、从思想路线上、从世界观和方法论层面对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进行一次彻底的清算，已经十分紧迫地摆在了在陕北革命根据地站稳脚跟、准备抗日战争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前。

　　“两论”既是一定历史条件和实践条件的产物，同时也是对中国革命两起两落经验教训的理论总结。同时，从更广阔的视野看，“两论”的产生同中国革命由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的转变密切相关，也是为即将来临的抗日战争和争取未来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做思想理论准备，为全党即将来临的抗日战争和争取未来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提供最锐利的思想武器和理论武装。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转折关头，毛泽东同志领导全党在延安发起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整风运动，亲自讲授“两论”，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武装全党，彻底清算并克服主观主义尤其是教条主义的流毒，在全党牢固树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全党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两论”是中国革命经验教训的哲学总结。毛泽东同志从哲学高度认真总结了1921年至1937年中国革命两次胜利的经验和两次失败的教训，对中国革命实践的独创性经验作出了具有经典意义的哲学概括、总结和创新。正确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与教训，需要有一个过程。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鉴别，就不能充分认识中国社会的特点和中国革命的规律，就无法正确判断中国社会的具体矛盾和中国革命的发展趋势；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鉴别，也就不能充分认识到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极端重要性和主观主义尤其是教条主义对中国革命的严重危害性；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鉴别，就不能形成适合于中国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

　　恩格斯说：“我们党有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有一个新的科学的世界观作为理论的基础。”“两论”为党的正确理论路线和战略策略提供了坚实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遵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解决了中国革命面临的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从当时的世情国情民情的客观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提出了指导中国革命正确的理论、路线、战略和策略，根据形势的变化，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形成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总战略：第一步先进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第二步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样就彻底解决了思想路线问题，奠定了全党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总而言之，历史条件和实践斗争决定了不仅写作“两论”有客观必要，也有实际需要。“两论”的产生是中国革命的实践需要，没有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就没有“两论”。“两论”是中国实践的产物，为解决中国革命而写作，也是为促进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而面世。

　　二、紧紧抓住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这一根本点，深刻把握“两论”的精神实质和伟大意义

　　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具体实践，这是中国革命的根本经验，也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之所以取得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的根本经验。只有紧紧围绕这一根本经验，把“两论”放到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实践过程中来考察，才能深刻理解“两论”的精髓要义和重大意义。

　　十月革命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无疑是解决中国问题的一支“好箭”。但是如果不把这支“好箭”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再好的“箭”也无法发挥作用。毛泽东同志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有些同志却在那里‘无的放矢’，乱放一通，这样的人就容易把革命弄坏。有些同志则仅仅把箭拿在手里搓来搓去，连声赞曰：‘好箭！好箭！’却老是不愿意放出去。这样的人就是古董鉴赏家，几乎和革命不发生关系。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必须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这个问题不讲明白，我们党的理论水平永远不会提高，中国革命也永远不会胜利。”只有贯彻落实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学会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箭”射中中国之“的”，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才能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

　　中国革命的两次挫折和失败告诫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必须解决两个重大认识问题：一要正确认识中国的实际国情。因为一切正确的思想、理论和路线都来自对中国实际的正确认识，既不来自书本，也不是人们头脑中所固有的，这正是《实践论》所集中解决的；二要正确认识中国社会矛盾运动的特殊性。唯有如此才能在具体问题的具体分析中找到解决中国问题的正确思路，这也正是《矛盾论》要集中解决的。而这两个方面集中到一点，就是为正确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必须彻底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两论”正是为解决这两个重大认识问题，为了解决根本性的思想路线问题应运而生的。

　　坚持实践的观点，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矛盾的观点，一切从矛盾的特殊性出发；坚持“特殊”与“一般”相结合的辩证法和认识论精髓的观点，一切从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社会的特殊实际相结合出发。这就是“两论”的精髓要义和精神实质。

　　第一，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一切从实际出发。

　　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基本的观点。针对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忽视在中国大地上正在推进的革命实践，仅仅热衷于生搬硬套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词句和外国革命的经验问题，毛泽东同志特别强调实践的观点，并把他的著作命名为《实践论》。他从实践是认识的来源、认识的动力、认识的检验标准和认识的目的等多个方面，说明了实践之于认识的基础地位和决定作用，说明认识的基础是实践，从实践发生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这就彻底拔除了主观主义尤其是教条主义的思想根子，筑牢了正确思想路线的哲学依据。

　　第二，坚持矛盾的观点，一切从矛盾的特殊性出发。

　　作为一部辩证法著作，《矛盾论》不是简单描述唯物辩证法的一般原理，而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为出发点，抓住主观主义的要害和形而上学的命门，即脱离中国矛盾的特殊实际的总病根，一针见血、一击毙命。毛泽东同志论述了矛盾的普遍性，强调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把对立统一规律概括为宇宙间的普遍规律，定义为最普遍的客观法则。在论述矛盾普遍性的基础上，他特别阐述了矛盾的特殊性，强调必须坚持具体矛盾具体对待的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他指出，任何矛盾体都是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统一，不仅要注意矛盾的普遍性，更要注意矛盾的特殊性。他深刻分析了当时中国社会特殊的基本矛盾、主要矛盾、阶级矛盾等社会诸矛盾，科学地把握了中国社会特殊的阶级构成和阶级关系现状，在具体矛盾分析的基础上形成了指导中国革命的正确路线。

　　第三，坚持“特殊”与“普遍”相统一是认识论和辩证法精髓的观点，一切从普遍原理与特殊实际相结合出发。

　　毛泽东同志指出，宇宙间的一切事物都是个别与一般、特殊与普遍的统一结合体。人类对任何事物的认识都是从认识个别到认识一般，从认识特殊到认识普遍，再运用一般、普遍的认识指导对个别、特殊的认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认识论是一致的，“特殊”与“普遍” 的统一关系既是辩证法的精髓，也是认识论的精髓。

　　在“两论”这两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经典论著中，毛泽东同志牢牢抓住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深刻论述了认识论和辩证法的个别与一般、特殊与普遍的辩证关系，提出了特殊与普遍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路线的高度提出了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哲学依据。毛泽东同志认为，要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必须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和“特殊条件”，使之发生内容和形态的改变，形成适应中国实际需要的、具有中国内容和表现形态的、为中国人民所接受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既要肯定“普遍性”，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又要肯定“特殊性”，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特殊实际相结合；不能因为强调“特殊性”而否定“普遍性”，从而否定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也不能因为强调“普遍性”而否定“特殊性”，从而否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因为强调“特殊性”而否定“普遍性”，是拒绝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就是经验主义；强调“普遍性”而否定“特殊性”，就会脱离中国的具体国情，脱离中国的历史文化，脱离中国的人民大众，就是教条主义。把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与中国特殊国情相结合，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真谛所在，也是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出发点、根本点。

　　《实践论》主要解决的是认识与实践的统一问题，《矛盾论》主要解决的是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问题。这两个统一的解决，就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的统一。

　　三、“两论”在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具有重大的里程碑意义

　　“两论”是体现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集大成之作，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集中体现、高度结晶和成名之作，毛泽东同志的其他著作在特定意义上可以概括为对“两论”哲学思想的铺垫、准备、运用和发展。“两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光辉典范，它不仅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性的重大价值。

　　第一，“两论”创造性地发展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

　　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和历史观高度统一起来，提出了一系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观点、新论断和新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创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形态——毛泽东哲学思想，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从而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一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第一次对认识的辩证发展过程作了科学全面的论述。毛泽东同志深刻阐述了实践在认识中的基础地位之后，对认识的辩证发展过程作出了深刻的哲学概括，认为人的认识经过“两次飞跃”，不但表现在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更表现在从理性认识到革命实践的飞跃，是一个循环往复、螺旋式上升以至无穷的过程。他精辟概括了人类认识的总规律：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他强调，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称为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以通俗、简明的语言阐明并发挥了列宁提出的“从生动的真理到抽象的思想，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的认识辩证法。

　　二是创造性运用中国话语、中国概念提出了一系列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新观点。比如提出了“从实践到认识，又从认识到实践”，“由个别到一般，再由一般到个别”，“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认识辩证法的新概括；“实践是真理的标准”，人们认识世界的目的是“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的新观点等一系列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标识性概念。

　　三是科学地论述了真理问题，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真理观。毛泽东同志强调，“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真理观关于“真理是一个过程”、“真理是具体的”思想。他指出，“在绝对真理的长河中，人们对于在各个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过程的认识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无数相对的真理之总和，就是绝对的真理”，发展了列宁关于“由相对真理的总和所构成的绝对真理”的思想。

　　四是把对立统一规律形象地称为矛盾规律，把对立统一观点生动地概括为矛盾观点，形成关于对立统一规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法中国化的理论与话语创新体系。毛泽东同志认为，所谓矛盾，就是指事物内部的对立面的统一，即事物内部包含着相互联结、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互转化，又相互排斥、相互分离、相互否定、相互斗争的方面和倾向。他指出：“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用矛盾概念形象地概括了万事万物既对立又统一的、在对立统一中发展的最普遍的辩证法客观法则。毛泽东同志所提炼概括的矛盾观点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根本规律、列宁关于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和实质等观点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对立统一规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通俗表述。

　　五是提出事物矛盾特殊性和普遍性的统一是辩证法的精髓，认识事物矛盾的特殊性是科学认识事物的基础的哲学原理。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世界上千差万别的事物都是具体的，因而是特殊的，从千差万别的具体事物中找出共性和普遍规律，就要认识事物的特殊性，而事物的特殊性是由事物内在矛盾的特殊性决定的，因而揭示事物的普遍规律、探寻真理就要从矛盾的特殊性分析开始。认识事物必须首先认识事物矛盾，具体地分析具体事物的矛盾特殊性。研究和运用矛盾观点，必须牢牢把握共性与个性、绝对与相对的矛盾问题的精髓。这个认识发展了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的思想。从实践上说，矛盾的共性与个性、绝对与相对的道理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本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一思想原则的哲学根据。

　　六是强调要学会运用矛盾分析方法认识问题、解决问题。毛泽东同志指出，矛盾观点是观察世界、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世界观、方法论，运用矛盾观点认识说明世界，就是世界观；运用矛盾观点分析改造世界，就是方法论。认识世界，必须用辩证法认识世界；用辩证法认识世界，必须用矛盾观点分析世界，必须学会使用矛盾分析法来认识事物。

　　“两论”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和认识论，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出了奠基性贡献。

　　第二，“两论”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高度。

　　一个理论，只有在哲学层面上实现了思想自觉，才能说它已经成熟，并且达到了科学思维的高度。“两论”不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一般原理的阐述，而是自觉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充分吸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有益要素，并从哲学层面进行的系统深入的理论概括和总结，具有高度的科学性和真理性，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所应有的理论高度。

　　第三，“两论”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成功典范。

　　“两论”最初是毛泽东在抗日军政大学的讲演稿，面对的听众是即将奔赴前线作战的抗日将士，讲课的主要目的是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方法论武装广大干部，使他们认清教条主义的本质和危害，从而为迎接革命新阶段的到来做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两论”充分考虑到广大干部的思维习惯和语言习惯，运用短小精悍的表述方式，把深邃的理论转变为通俗易懂的语言，把抽象的理论逻辑转变为形象的生活逻辑，形成了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和中国话语，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成功典范。

　　第四，“两论”奠定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哲学基础。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经验就是我们党确立了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即实事求是。对于一个政党来说，思想路线的正确与否事关生死存亡，而一个政党能否创立正确的思想路线，取决于它是否具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这最终还是要归结到哲学基础问题。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总结经验必须提高到哲学高度，因为“一切大的政治错误没有不是离开辩证唯物论的”。不从哲学高度彻底解决思想路线问题，那么即使纠正了一个错误，还会犯另一个错误。“两论”写作的着眼点恰恰在这里，其历史贡献也在于奠定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哲学基础，为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提供了世界观方法论基础。

　　“两论”的产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本确立，也是毛泽东思想基本形成的重要标志。

　　四、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内涵的哲学思想是“两论”的丰富和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滋养，继承发扬“两论”思想精髓，运用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指导实践，提出了一系列重要哲学观点，开辟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新境界。

　　第一，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和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内涵的哲学思想的精髓要义。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是我们党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实践中逐渐提炼、总结出来的思想结晶，对于推动中华民族实现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已经发挥并将继续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牢牢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强调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更准确地把握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断变化的特点，分析问题、认识问题，进而提出解决问题的科学方案，并付诸实践检验。这一过程，既是理论探索的过程，也是实践检验的过程；既是坚持党的思想路线的过程，也是发展党的思想路线的过程，更是不断开辟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新境界的过程。

　　第二，坚持以辩证思维为核心的科学方法论体系，是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内涵的哲学思想的根本方法。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充分运用辩证思维的根本方法，是唯物辩证法的要求，也是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进程中一贯倡导和坚持的方法。他为我们树立了灵活运用辩证法的典范，比如在分析国际国内形势时，强调要坚持“两点论”，一分为二看问题，既要看到国际国内形势中有利的一面，也要看到不利的一面；在阐述全面深化改革时，指出全面深化改革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强调胆子要大、步子要稳；在阐述社会治理时，指出“管得太死，一潭死水不行；管得太松，波涛汹涌也不行”；等等。他强调要提高辩证思维能力，把辩证思维与战略思维、历史思维、创新思维等统一起来，作为一个完整的科学方法论体系予以学习掌握，并运用到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中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辩证法的思考既是对“两论”的继承发扬，也为开辟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新境界提供了方法论支撑。

　　第三，坚持历史思维的唯物史观观点，是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内涵的哲学思想的科学历史观。

　　历史思维是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唯物史观基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提高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历史思维能力，用以解决复杂的社会、历史和现实问题。他指出：“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只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我们才能不断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自觉运用生产、群众和社会基本矛盾等唯物史观基本观点，思考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准确把握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和总趋势。他指出，既要看到历史发展的光明前景，又要看到当前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既要看到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总趋势，又要看到资本主义依然具有自我调节的能力，总体上仍然是资强社弱，要有长期斗争的思想准备。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唯物史观的立场上要求我们必须树立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他指出，没有远大理想，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离开现实工作空谈远大理想，也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要把远大理想和共同理想统一起来，苦干实干，扎实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不断前进，为开辟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新境界提供不竭动力。

　　第四，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基本方向，是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内涵的哲学思想的根本要求。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发展的理论，正如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所说：“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对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如何在坚持的基础上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重大问题。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习近平总书记以更加宽阔的眼界审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发展的现实基础和实践需要，坚持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聆听时代声音，更加深入地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当代中国发展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努力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不断开辟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新境界。

　　“两论”是中国共产党人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最基本、最主要的教材，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必修课。当前，学习、坚持、运用、继承“两论”哲学智慧，要同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结合起来，牢牢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运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的更大胜利。

　　80年风雨沧桑，世界和中国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重大变革，“两论”的重要价值并没有因此而晦暗，而是日益放射出更加璀璨的真理光芒。80年的历史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两论”所阐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及其所遵循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具有普遍和恒久的意义，不仅是我们党取得革命胜利的思想法宝，也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必须遵循的理论指南。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9月28日第13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