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雷:热衷于谈毛主席的“错误”的梁衡今天当自省了(四)

2022-12-18
作者: 冬雷 来源: 乌有之乡

热衷于谈毛主席的“错误”的梁衡今天当自省了之四:毛主席在大跃进前后的纠左行动和言论集典

冬雷

  在毛主席去世后的一次又一次的“毛泽东热”中,针对官方“铁定地”的——毛泽东是当年冒进、浮夸的始作俑者且不想改正——的宣传,人们通过各种渠道,充分揭示了毛主席在1958至1959年间的反冒进浮夸的真实。毫不夸张地说,毛主席当时防、反冒进、浮夸和纠左的言行,多得足以编、写成几本大书。

  这里要插说几句,以提醒梁衡们注意:

  毛主席贯彻一生的民为“主”、群众运动、人民战争方略,使中国亿万人民广泛参与了他所领导的革命和建设,这使得毛主席自身的一切,最终,无死角地——广泛显现在人民群众的面前。也因如此,一些用心不良的人想在毛主席身上、身后说谎、造谣和诬蔑,并想长期招摇过市、蒙蔽舆论,已变得不可能。

  也正是因为一次次的“毛泽东热”,毛主席当年反冒进、浮夸言行,越来越广泛地呈现于世,家喻户晓,逼得后来的官方媒体,也不得不面对现实,(勉强得很)承认说:毛主席在大跃进中,是最早最先提出纠正大跃进中“极端化”倾向……问题的(见《毛泽东传》)。历史的真实是,毛主席的大跃进的发动,以及随后一次次的调查研究,一次次会议,谆谆劝引人们,要实事求是,要鼓实劲,真跃进。请注意:是毛主席在大跃进中“最先提出”纠正某些人的跃进“极端化”倾向的,而不是别人!!!

  再者,今天,细心的人们稍作思考、探究,就会发现:当年主持一线工作的领导人——在他们身后的文集及相关档案中,居然没留下一个字、一句话的反冒进、浮夸;甚至那段时期他们的文字、言论,一个星点都没有了,仿佛他们的那段时空,已经在历史长河中消失。这也从侧面告诉今人,搞冒夸冒进的正是他们……

  现今,我们有理由追问梁衡:既然大跃进中谁搞冒进浮夸——早已真像大白于天下,却仍在一批批印刷自己的那些垢病毛主席大跃进,并说毛主席不懂经济的文字(纯属信口雌黄之错),难道不应作自我反省吗?!

  一、历史作证:毛主席历经4年时间制订,于1958年5月下旬才通过的《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其指标是慎之又慎,完全实事求是的。

  梁衡作为一个高级干部,一个会写文章的人,应该不难查到《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简称《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吧!这个“纲要”,是1955年11月间,毛主席在杭州和天津分别同14个省、区党委书记共同商定的农业十七条。同年12月,发各省征询意见,1956年1月形成农业四十条草案。经过两年实践,1957年下半年,做了第一次修改,1957年9月20日一10月9日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扩大)基本通过。毛主席曾反复说:“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比较适合中国情况的,不是主观主义的。原来有些主观主义的东西,现在我们把它改掉了。”1958年作了第二次修改,1958年5月5日-23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第二次大会通过。(后于1960年4月,提交二届人大第二次会议正式通过)。

  《纲要》要求,从1956年起12年内,粮食亩产量黄河以北达到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达到500斤,淮河、秦岭、白龙河以南达到800斤,棉花(皮棉)亩产量按各地情况分别提高到40斤、60斤、80斤和100斤;并且要求各地农村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农业科学研究和农业技术、农业劳动生产率、交通运输和商业及邮政、农民的物质文化生活等各方面,得到一个大发展。

  这个《纲要》在党内正式通过的时间是1958年5月下旬。这时,正是大跃进发动初始。毛主席亲手制定,历经4年时间,与14个省区负责人商讨,两次中央会议讨论适才形成。《纲要》的产生,可谓慎之又慎。

  这里,人们应逻辑地联想到,毛主席花4年的心血,所产生的文件在其墨迹未干之时,毛主席怎么可能又头脑发热,鼓吹高指标,大刮浮夸风?为什么,一直到今天,我们一些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人,一些公知,仍抱定那个决非事实的历史——指说毛泽东搞了浮夸和冒进——并不思悔改!

  写到这里,我们得为这些公知、精英孱弱的理论研究能力、识知能力和创新能力悲叹!——如果他们不是别有用心的话!

  二、毛主席对当时一些领导人的“共产主义”的批评

  1958年下半年,在某某某的明确要求下,河南省七里营和修武人民公社,实行了一县一个公社,全县统一核算,统一收支,共负盈亏,贫队和富队一齐拉平;实行全民所有制,搞供给制,实行十六包;消灭家庭,搞男女老少分别编班,分开做事,分开居住等等。

  毛主席知道后批评说(前边已写过):这是胡来,哪有共产主义不要家庭的呢?这不是帮国民党蒋介石诬蔑共产党的忙吗?哪里这样做,我就支持哪里群众起来造反。

  毛主席为了继续纠正这“左”倾错误,1958年11月21——27日,在武昌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多次讲话,反复强调,要纠正“左”倾错误。其主要之点:批评抢先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空想。毛主席说:现在有的人吹得太大了(实指某某某),我看不符合事实,没有反映客观实际。社会主义建设我们没有经验,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已搞了41年,我们才搞了9年。现在一吹,吹得那么厉害,想当先锋,这不是头脑发昏?人有老中青,水有溪河湖海,事情都有一定的度量,有相对的规律性,从量变到质变要有一个过程,不能随意说过渡就过渡……

  针对“吃穷饭”搞“穷过渡”的做法,毛主席指出:“现在就是吃穷饭,什么公共食堂,现在就是太快,要犯冒进主义错误”。

  毛主席告诫人们,一些人所说的向共产主义过渡,实际上是平均主义。其后,当一些人把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又提高了一些:人均收入150元一200元就可向共产主义过渡;他们认为,等富起来再向共产主义过渡,困难就大了。据此,毛主席导引人们说: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必须有生产的极大发展,物质条件极大的丰富,还有一个人民觉悟的极大提高。“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穷过渡”,不是马列主义。

  1958年11月28日~12月2日,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根据毛主席的意见,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一方面,对人民公社给予充分肯定;另一方面,从理论和政策上阐述了一系列重大问题。这一次会议,比较集中地体现了前一时期党中央和毛主席纠正“左”倾错误的成果。批评了企图超越社会主义阶段的空想,重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别。在《决议》中,毛主席加进了好些精彩文字。并且,这些文字,是专门针对一些领导人在《高举人民公社的红旗前进》社论中的一些观点的。“决议”对否定商品生产和浮夸风作了有力批判;“决议”要求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对否定商品生产和浮夸风也作了坚决的批评。

  遗憾的是,虽然在郑州会议、武昌会议、八届六中全会上,毛主席花了很大力气纠正“左”倾错误,并且亲手在《决议》中加了大量纠正“共产风”的文字;然而,在《公报》中对毛主席所作的努力却未提到。反浮夸风,本也是这次会议重点之一,然而《公报》中也只是用“反对浮夸”一句话带过,毛泽东反对浮夸风的许多精彩讲话,只字未提。这和后来的——毛主席于1959年4月29日,给省、地、县、公社、队、小队六级干部写了一篇反冒进、浮夸的《党内通信》的遭遇几乎一样:那封毛主席的信,全国基本未作认真传达,有的省、县,在干部中简单一读,就立即收回上交,更谈不上传达到公社、队、小队六级干部了(下详)。

  三、毛主席到处坚持说:不要吹牛皮、放大炮,要实实在在

  实际上,一生倡导实事求是路线的毛主席,在建设中热切希望共产党人要实事求是,既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又要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他说,这样,既对事业有利,自己也不吃亏。而对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他会认真批评浮夸、冒进风。当时,毛主席知道,作为党内的一种“势力性”倾向,克服它是很困难的,但毛主席仍一直坚持不懈地做工作、作斗争!希望一些人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不远而复。

  ——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讨论人民公社问题,农林口上报的各地汇总的粮产指标超过1万亿斤。毛主席说:搞不了这么多(这贯彻了《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精神)。

  ——1958年8月13日,毛主席去天津新义村参观稻田,有关领导汇报说,亩产可达10万斤,毛主席听后摇头撇嘴,表示不相信。说:不可能的事。他指着一位领导说,你没有种过地,这不是“放卫星”,是“放大炮”。

  ——《人民日报》曾登过一幅照片,五位小女娃嘻戏地站在稻秧上,毛主席摇头风趣的说:娃娃,下来吧,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哩。又说:吹牛,靠不住的,我是种过地的,亩产10万斤,堆也堆不起来么!(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第138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

  ——在湖北省,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讲,有一块实验田,水稻亩产上万斤。毛主席摇头说:我不相信。外国朋友问毛泽东,亩产万斤粮的奇迹是怎样创造出来的,他一笑置之,说:不要相信这些骗人的数字。

  ——1958年8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号召全党为争取今年实现钢铁翻一番、为生产1070万吨而奋斗。会间毛主席向与会人员询问:现在钢铁生产仅400万吨,到年底还有4个月,4个月能生产700万吨钢吗?大家都说能行。毛泽东非常感慨,他引用了唐朝诗人李商隐的诗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毛主席还说:“1070万吨钢的指标,可能闹得天下大乱……怎么得了!”。

  ——1958年11月初,郑州会议上毛主席指出:“今年的粮食产量9000亿斤,有假,最多7400亿斤,把7400亿斤当底数,其余1600亿斤当作谎报。人民是骗不了的,敌人看了好笑。不要把别人的猪说成自己的,不要把300斤麦子报成400斤。亩产万斤这股风是《人民日报》刮起来的。”他提醒人民日报说:“要冷静,这次会议之后,亩产广告要逐渐减少,今年底或明年初要绝迹。否则,《人民日报》就会变成中央日报(按:国民党报纸一一笔者注)。”

  四、要求宣传部门要敢于抵制“五风”, 不要尽唱高调,要压缩空气

  在大跃进之初,毛主席以其辩证法的睿智(从他丰富的实践和理论研究中行成),很快发现了一些人的言行“极端”后,便对宣传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凡鼓吹高指标,鼓吹浮夸风的,一律不登报。他几乎在所到之处都在劝人们,不要吹牛皮、放大炮,要实实在在。但正如前边所说,毛主席当时对浮夸、冒进的批评,通常是对准干部的,尤其是中高层干部,而在最基层视察,面对群众的浮夸,毛主席为保护群众的积极性,通常不直接否定,而是用鼓励的口气提出质疑,同时说出他本人的看法,即一方面夸奖他们敢想敢干,另一方面引导群众要实事求是,要说真话。他要求报纸宣传一定要这样做。

  据当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兼新华社社长吴冷西的回忆,在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和大炼钢铁运动中,毛主席先后多次找他谈话,要求《人民日报》和新华社要敢于抵制“五风”(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不登“五风”文章,不发“五风”消息,一定要卡死。

  吴冷西回忆说:

  “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期间,毛主席找我谈话,毛主席说:‘河南提出苦战一年,实现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和消灭文盲。辽宁要实现三自给(即粮、菜、肉自给)。我怀疑是错误的,河南提出今年办四件大事,有些可能做到,有些可能做不到。就算都做到,也不要登报。《人民日报》硬是要卡住。否则这个省登,那个省登,大家抢先,搞得天下大乱。—年完成不登报,两年完成恐怕也不要登报。各省提口号恐怕时间长一点比较好。我就有点机会主义,要留有余地’。 要求《人民日报》和新华社要敢于抵制“五风”(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不登“五风”文章,不发“五风”消息,一定要卡死。

  “毛主席说:‘现在报纸报导要调整一下,不要尽唱高调,要压缩空气,这不是泼冷水,而是不要鼓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要大家按实际条件办事。提口号,定指标要留有余地’”。(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段》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63、第64页)

  报纸宣传要慎重,不要讲过头话。1958年4月中旬,在武昌会议期间,毛主席专门找吴冷西就《人民日报》的宣传问题做了五点指示:

  “1、近来报纸的宣传反映实际不够,也有不实之处。如指标、计划讲得过头了。现在要调整一下,要压缩空气。鼓干劲的话要讲,但不要华而不实。

  “2、报纸在宣传的时候要慎重,比如说绿化,不能说种一些树就是绿化,要成活,成片、成林,象在飞机上看到湘南、粤北那样郁郁葱葱才算绿化。又如水利化,有说一年实现的,有说三年实现的,其实都不能叫”化”,只是改变一些面貌。又如说‘四无’,应当相信可以实现,但也不是一两年或三五年可以实现的。一个‘化’,一个‘无’,不要随便宣传已经实现了。即使订规划、提口号,也要留有余地,在时间和空间上说得活一点。否则,说一年或两年完成,那不是以后没事干了吗?要留给后代子孙一些事做。现在说苦战三年基本改变面貌,其实只是初步改变面貌,能否做到还得看一年。

  “3、报纸的宣传要搞深入、踏实、细致。我们讲多快好省的方针,报纸上不能只讲多快,不讲好省。我们是讲好大喜功的,大而无功,其实不是好大而是好小,不实就是无功。报纸对一些问题,要由小见大,要把许多杂乱无章的事情加以概括,从理论上把事情说清楚。报纸的评论,应带理论色彩,这就是深入事情的本质,抓住了规律。这样把纲提起来,才能使干部和群众方面明确。意识形态上和上层建筑的重要性就在这里。

  “4、现在全国出现高潮,出现许多新鲜事物,但也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记者、编辑要提高政治思想水平,能对眼前彩色缤纷的现象做出政治判断,有远见卓识,这不容易,但应努力做到。

  “5、报纸的问题带有普遍性,不仅人民日报存在,省报也存在,今年夏天要召开全国报纸的总编辑会议,讨论新闻宣传如何改进。此事要告诉陆定一同志,并报中央书记处。此事,我都照毛主席的意见办了。后来陆定一说,夏天太忙秋后再说”。( 吴冷西:《忆毛主席》第70、第72页后),而“秋后再说”,原本是邓小平对他的指示。

  五、毛主席鼓励人们实事求是,要有“五不怕”精神

  吴冷西的一系列回忆,让我们清楚地看到,毛主席从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起,一直到1959年的6月底,都一直在要求《人民日报》总编辑兼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努力做到:

  ——要敢于坚持真理,敢于抵制“五风”,对“五风”的问题,不要宣传,不要登报,“要卡住”;

  ——在宣传中“要实事求是”;“要做冷静的促进派,不要做冒失的促进派”;

  ——“下去采访不要人家说什么,你就报道什么,要自己动脑筋想想是否真实,是否有道理”;“搞浮夸风不好”;”不要华而不实”;“不要鼓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

  ——“你是记者的头子,像你这样的人,头脑要清楚,要实事求是”等等。

  吴冷西在回忆中还说:早前,毛主席曾告诫过他:“你到《人民日报》工作,要有充分思想准备,要准备遇到坏情况,要有‘五不怕’的精神准备,这‘五不怕’就是:‘一不怕撤职,二不怕开除党籍,三不怕老婆离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杀头。’有了这‘五不怕’的准备,就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了。” ( 吴冷西:《忆毛主席》第157-158页)

  毛泽东这一系列指示,吴冷西于37年后,还回忆得清清楚楚,并且在他所著书的末尾保证道:他所说的主要意思是绝对不会错的。并说:毛主席对他这一系列的谈话都有记录,现存在中央档案馆里。

  毛主席还说:“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记者和编辑头脑都要清醒,要多开动自己的脑筋,独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随声附和。要调查,追根到底。要比较,同周围比较,同前后左右比较,同古今中外比较。记者和编辑要学会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其实,这也是思想方法,是实事求是的方法。记者,特别是记者‘头子’——(吴冷西)像你这样的人,头脑更要清醒,要实事求是。”

  后来的事实是,(吴冷西做自我批评)《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并没有很好的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可见当时,冒进浮夸人们的势力多强大),还一昧地鼓吹“五风”,为“五风”推波助澜。直到1959年6月,毛主席只好责成主管宣传口日常工作的中央书记邓小平和彭真,要他们立即研究宣传工作如何转向的问题。6月20日,毛主席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他严肃地指出:“现在宣传上要转,非转不可,如果不改,《人民日报》就有变成中央日报的危险,新华社也有变成中央社的危险。”(中央社和中央日报,是国民党的宣传机构)他还说,不论新华社或《人民日报》或广播电台,都要来一个转变,不能像目前这样顾左右而言他。”( 吴冷西:《忆毛主席》第108一第113页)

  以上已明确,毛主席6月20日的话,是针对负责同志邓小平而讲的,因为邓小平以前多次在会议中讲到宣传问题的时候,都主张不能马上转,不能全面转,而是要逐步转。 (吴冷西:《忆毛主席》第142页)

  六、反冒进浮夸典言——毛主席不得不发出的一系列严重警告

  毛主席在高指标面前,强调“压缩空气”,把高指标压下来。对压缩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问题,毛主席说:我再一次唱个低调,把脑筋压缩一下,把空气变成低调空气,先搞少一点,如果行,有余力,情况顺利,再加一点。这有点泼冷水的味道,有点右倾机会主义了。

  毛主席说: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现在要减轻点任务,水利建设,去冬今春,全国搞500亿土石方,而今冬明春要搞1900亿土石方,多了三倍……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有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详见上文——之三)。

  毛主席说:明年3000万吨钢,究竟要不要定这么多?搞不搞得出?要多少人上阵,会不会死人?这次会议要唱个低调,把空气压缩一下,胡琴的弦不能拉得太紧,否则有断弦的危险。

  11月23日,毛主席强调说:……你们现在说的那些根据我还不能服,我不仅要做机会主义,我已经是机会主义,我就是站在机会主义的立场上,为此而奋斗,不牵累别人,将来算起账来的时候,不打你们,打我。因为我在这里反冒进,以前别人反我的冒进,现在我反人家的冒进。

  八届六中全会以后,毛主席赴河北、山东、河南三省调查研究,发现八届六中全会《决议》做出的关于纠正“共产风”的决定精神并未贯彻。他生气地说:“怎么可以无偿剥夺农民的劳动成果呢?这样做,实际是抢产,没给钱,不是抢是什么?这样下去,一定垮台”!

  “我代表1000万队长干部,五亿农民说话,坚持右倾机会主义(按:当时如果谁反对推行的“共产风”,就被他们批判为右倾,所以毛主席这样说一一本网民注),贯彻到底,你们不跟我贯彻,我一个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到马克思那里告状!

  这番话,显然是对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人拒不执行武昌会议精神和八届六中全会精神的严厉批评,其反冒进浮夸之心切切,见于肺腑。

  七、搞浮夸冒进的最典型的人物吴芝圃,竟然一次又一次公开与毛主席对抗

  当我们今天调查当年,或打开历史卷宗,有一个典型,是令人难忘人的。这就是被毛泽东不幸言中的“务虚名,而得实祸”的典型,即河南省的“信阳饿殍事件”。这在当时,是一起震惊全国——曾被定为反革命的事件,影响极其恶劣。不少人猜想,改革开放后,某些人说当年饿殍有三千万的谣言,大概即由此“膨化”而生。

  河南省的吴芝圃(此人在战争年代是新四军某部政治部主任),是当时全国浮夸、冒进的第一人,并且固执己见,一意孤行;一次又一次地把毛主席的正确批评当耳旁风。到了1959年,终在信阳地区酿成“饿殍”大祸。

  在吴芝圃的浮夸“强权”下,河南省的各地,尤其是信阳地区,首先是遂平县,最早刮起浮夸风、“共产风”,且越刮越大。在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吴芝圃就吹牛皮,说今年河南要增产几百亿斤粮食,并实现水利化……毛主席说,吴芝圃说大话,搞高指标。吴芝圃置若罔闻,越搞越离谱,甚至提出取消商品,取消货币,搞直接的物质分配,搞供给制。

  1958年9月16~18日,刘少奇到河南视察,9月24日,《人民日报》以“少奇同志在河南视察时,具体阐述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几个条件”为题,——报导了这一重大新闻。报导说,刘少奇在河南视察时,“听取了新乡七里营公社、修武公社会(全县一社)和遂平公社(全一社)党委的汇报”……如是,遍及河南全省的浮夸、冒进,获得了刘少奇的支持。不久,吴芝圃一跃而成为河南省的一把手,当上了省委书记。其后,吴芝圃便变本加厉地“浮夸”和“冒进”。

  为了大跃进事业和关心干部,毛主席曾不厌其烦地对吴进行了劝诫和批评。这些劝诫和批评,──现在能查到的,有这样几次( 以下,参见张宏志的《还清白于毛泽东》):

  ——1958年毛主席在专列上听吴芝圃汇报后,指着窗外光秃秃的山头说:“你一年能搞成绿化?我不信!”

  ——在1958年的成都会议上,吴芝圃向毛主席汇报河南能搞几百亿斤粮食,河南粮食很快就过关了,主席也根本不信,给他顶了回去。毛主席说:“试试看……实际上是形‘左’实右,缺乏经验,不深入群众。”

  ——毛主席亲自主持两次郑州会议,会上毛主席提出人民公社要“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而吴芝圃却坚持大队为基础。毛主席到武昌后又亲自给吴芝圃写了一封信,严厉批评他:“你不要再这样搞了,还是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好”。

  ——1958年,吴芝圃曾向中央提出:河南三年可以实现四化,即:粮食达到四、五、八;水利;除四害;“扫文盲”,毛主席在会上批评说:“要去掉虚报、浮夸,不要争名,而要落实”,会后又把吴芝圃叫到武汉说:“要把膨胀的脑筋压缩一下,冷静一下”。最后毛主席看到吴芝圃没有改正的意思,就说:“吴芝圃,你对,你搞得快,可能你是马列主义,我是机会主义”

  因郑州会议上吴芝圃拒斥毛主席的批评。武昌会议上,毛主席又多次对吴芝圃的意见提出不同看法,而吴芝圃却始终固执已见,继续坚持以大队为核算单位,继续搞冒进、刮他的“共产风”。

  吴芝圃如此执意,毛主席的意见他一点都不加以考虑……这里让我们想起毛泽东两句话,一句是: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再一句是:我通常是少数派。人们回首当年,应能一目了然,在排山倒海的冒进浮夸潮流中,某一个系列的某些人(也不是全部。另,可能是出于感情因素,造成了一些小独立王国)用出奇地冒进互相靠拢、集合着,加上另一些幼稚的左派,又使毛主席成了少数派。毛主席的实事求是被一些“小独立王国”的人们置于脑后。(当时,一些人形成山头、抱团蛮干,有恃无恐,自然不可能搞自我批评,纠正错误的)。此是另外的话,不在本题中展开讨论。

  八、毛主席给省、地、县、公社、队、小队六级干部的一封信

  1959年4月29日,毛主席给省、地、县、公社、队、小队六级干部写的一篇《党内通信》(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刊印),是毛主席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的集中体现;是对当时“势众、强大”的冒进派的振聋发瞶的批评;也是他策划两个月后的庐山会议的前期准备之一。尽管,这封信遭到当时在一线主持工作的中上层领导的层层阻拦,没有全面贯彻,但仍起了一定作用。同时,这封信,又是毛主席在自己身后,展现他的路线与另一路线存在差异的重要凭证,有着防他逝后出现“魏延造反”的意义。

  请看该信全文。

  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

  我想和同志们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不可能的。

  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儿要密。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不对。老农怀疑,中年人也有怀疑的。这三种人开一个会,得出一个适当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规定一个密植幅度,不当作命令下达,只给下面参考。此外,上面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为好,积累经验,根据因气候不同,因地点不同,因土、肥、水、种等条件不同,因各种作物的情况不同,因田间管理水平高低不同,做出一个比较科学的密植程度的规定,几年之内达到一个实际可行的标准,那就好了。

  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第四个问题,播种面积要多的问题。少种、高产、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部实行。十年以内,只能看情况逐步实行。三年以内,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内,要力争多种。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高额丰产田)同时实行。

  第五个问题,机械化问题。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要有十年时间。四年以内小解决,七年以内中解决,十年以内大解决。今年、明年、后年、大后年这四年内,主要依靠改良农具、半机械化农具。每省每地每县都要设一个农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学技术人员和农村有经验的铁匠木匠,搜集全省、全地、全县各种比较进步的农具,加以比较,加以试验,加以改进,试制新式农具。试制成功,在田里实验,确实有效,然后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广。提到机械化,用机械制造化学肥料这件事,必须包括在内。逐年增加化学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对各项增产措施,对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以上六件事,请同志们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以求得真理为目的。我们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一年一年积累经验,再过十年,客观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有自由了。什么叫自由?自由是必然的认识。

  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梁衡们!来读一读这封信吧!这里的语言是多么的普朴,思想是多么明确而深刻,而批评冒进浮夸又是多么的尖锐!这封信,说明了一切。梁衡们!对自己胡乱批评,应觉惭愧!当自省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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