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雷:热衷于谈毛主席的“错误”的梁衡今天当自省了(六上)

2022-12-20
作者: 冬雷 来源: 乌有之乡

热衷于谈毛主席的“错误”的梁衡今天当自省了之六:无知无畏——梁衡竟无视毛主席对社会主义经济的“泰斗级”贡献(上)

冬 雷

  在梁衡出版的书中,有一些关于毛主席搞经济工作的内容。梁的片言碎语是,“毛不熟悉经济,出现了错误……”“蛮干”“ 不能自省自察”“ ‘大跃进’的闹剧以毛错、周对收场”,等。以下,有梁的四段话,引自《千秋人物》(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9年8月第2版;《梁衡红色经典散文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4月第一版)一书。

  ——毛不熟悉经济,出现了错误。出现了错误,却不能自省自察,仍挟历史之威,大刀阔斧的蛮干……

  ——1958年“大跃进”留下的半截子工程,虽经调整后,农村情况大有好转,但社员还是出工不出力。房东悄悄地对他说“人哄地皮,地哄肚皮”。这使他不得不思考“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种形式对农村生产力到底是起了解放作用还是破坏作用。

  ——经过从1959年开始的三年困难时期,最后那场“大跃进”的闹剧以毛错、周对收场。毛在1960年也不得不承认:“1956年周恩来同志主持制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了三年余地,多么好啊!”

  ——1958年的“大跃进”,是群众运动经验对经济规律的失败。

  对梁衡的这一番话,可以用一句话来评判:“无知无畏亦疯狂”!梁自己太不懂经济工作,尤其不懂社会主义经济工作,还混迹、裹挟在否毛的邪风里,——梁自身也可能是邪风中的妖孽?!大嘴咧咧,滥言尽出,真有不怕世人嘲笑之弥天大勇!

  关于大跃进,前边几篇文章,已写得很多。这里强调四点,第一点,大跃进确是毛主席提倡、号召和坚持的,不过,他针对有些人好走极端的毛病,从跃进开始,即要求人们实事求是(这是毛主席一生事业成功的根本路线和方法),鼓实劲,干实事,讲实话,谋实绩,还三令五申,不要吹牛皮,说大话。而一线主持工作的刘、邓,却搞“独立王国”,遇事不与毛主席商量,出现缺错,也不改正;第二点,大跃进出现偏差后,毛主席强烈纠正一线某些领导人的冒进、浮夸时,仍十分注意保护人们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尤其是对基层群众,他认为,相对落后国家进入社会主义后,是特别需要保持“战争年代那么一股劲,那么一种忘我奋斗精神的”,有缺点、错误自当克服,而顽强的斗志不能丢;第三,大跃进中,为改正缺点,毛主席常用自我批评,引导人们纠正偏差,为全党示范;第四,当年的大跃进,也是有很大成绩的。

  毛主席“不懂经济”的滥言疯语可以休矣!

  一、毛主席学习、研究经济理论和实践

  有专家认为,毛主席以他的利民为公世界观、刻苦研究精神、精通辩证法的睿智,科学的系统理论,使他比常人更容易获得知识、萌发认识创新,从而把脉于时代的社会主义命运,经济理论和社会实践——强烈具有——社会主义探索性质和中国特征。要点有三:一是特别注重在物中之“人”,强调人的因素,人自身的解放;二是在经济策划、利益追求中把眼前和长远结合起来,独立自主的主体原则和学习外国、谋援于外的战略结合起来,坚持社会主义;三是跨越式发展中不同倾向的适度交替利用。如此等等的认识、创新,成就了毛主席经济理论、实践的 “泰斗级”贡献。

  始于当年的中央苏区,毛主席作为苏维埃的主席,即对战争——同时也对经济工作——有着较多的理论学习和实践。可以说,除去转战万里的长征的一年多时间,整个战争年代,毛主席都十分关注经济工作,也不断接触经济学的理论和实践,并也有一些相关文章。到了革命大胜利前夕,毛主席更以“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悉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30日)的话语,提醒、督促自己和全党,更加注重学习、研究和探索经济工作。

  1、 毛主席带头学习研究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工业化所必需的知识(取编于《 文摘报 》( 2017年01月19日 08 版)。

  建国后,毛主席系统地进行经济理论学习、研究和广泛实践,并且,他不断走出红墙,常年在长城内外、大江南北,融身于工农群众的经济实践;为了经济实践,他还曾有过“下放自己,办一年商业,办一年农业”的计划(但后来因故未能如愿)。

  毛主席在1949年6月30日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号召: “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这一时期的学习,很重要一方面是为了尽快恢复和发展生产。通过学习,党克服了困难,掌握了领导经济建设的能力本领,党领导新中国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并完成三大改造,成功实施并提前超额完成“一五”计划的主要指标,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重要成就,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1953年7月至1954年12月,毛主席要求全党干部理论学习的高级组和中级组都要学习“联共(布)党史”有关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内容,学习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著作。全党对经济建设理论的学习,在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体现得尤为突出。1958年11月9日,毛主席在《致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委员》的信中,提出读书建议,他指出:“向同志们建议读两本书。一本,斯大林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本,《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每人每本用心读三遍,随读随想,加以分析,哪些是正确的(我以为这是主要的);哪些说得不正确,或者不大正确,或者模糊影响,作者对于所要说的问题,在某些点上,自己并不甚清楚。”“将来有时间,可以再读一本,就是苏联同志们编的那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后来,毛主席又建议高级干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下册)。在1960年1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主席建议中央各部委党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都去组织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下册);以第一书记挂帅,组织个读书小组,把它读一遍。国庆节以前,把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读完。

  2、毛主席读、研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取编于《 文摘报 》( 2017年01月19日08 版)

  1958年11月上旬,毛主席主持召开了第一次郑州会议,他在会上的讲话中谈道: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除了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这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成系统的东西还没有。

  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由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研究人员集体编写,该书的编写和出版得到了苏共中央和斯大林的高度重视。1951年11月,苏共中央召开经济讨论会,由几百位经济学家对教科书的未定稿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审查。1954年8月出版了第一版,印刷和发行了六百余万册。

  1958年8月,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会议作出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简称《决议》),《决议》中说:“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这次会议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迅速推向了高潮。同年10月,毛主席视察河北、河南等地农村,发现许多地方出现了否定商品生产、价值规律、按劳分配和急于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错误倾向。11月上旬,毛主席主持召开了第一次郑州会议,会议期间,毛主席给县以上各级党委写了一封《关于读书的建议》的信,号召他们学习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中宣部选编的《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两本书,他在信中还写道:“将来有时间,可以读一本,就是苏联同志编的那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3、毛主席在读书小组中带头评讲谈体会

  以下,编取于《毛泽东读书笔记精讲》(陈晋主编 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在1958年11月下旬召开的武昌会议期间,毛主席看到了由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整理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的重要修改和补充》的材料,他批示将这个材料印成会议文件发给与会同志。11月21日,他在讲话中说: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的要点,你们看一下。我们这些人,包括我在内,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是什么东西,过去是不管它的;现在我们真正搞起来了,全国也议论纷纷,斯大林的书,我们要看一下,《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也要看,每人发一本,把社会主义部分看一遍。

  1959年7月召开的庐山会议,其前期还是贯彻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的精神,意在纠“左”。 毛主席在会议开幕的讲话中,把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列为庐山会议要讨论的十八个问题之首。

  毛主席从1959年12月10日到1960年2月9日,组织了一个读书小组,先后在杭州、上海和广州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参加读书小组的有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等。这个小组采取边读边议的方法,逐章逐节地讨论,在边读边议时,毛主席发表了许多谈话,参加读书的同志将他的谈话整理成了读书笔记。保存下来的有两个本子,一个名为《读政治经济学下册的笔记》,一个是《读苏联(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谈话记录稿》。前者将毛主席的谈话按问题做了归纳。后者按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顺序,以边读边议形式,记录了毛泽东的谈话。

  毛主席认为):

  这本教科书,只讲物质前提,很少涉及上层建筑,即阶级的国家,阶级的哲学,阶级的科学;有见物不见人的倾向。

  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但是,政治经济学和唯物史观难得分家。不涉及上层建筑方面的问题,经济基础即生产关系的问题不容易说得清楚。

  斯大林在世时定下的这本书的架子,就不太高明。他死后的修改本,内容上删掉了斯大林的一些好东西,增加了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不少坏东西,这是一个很大的退步,而书的架子没有什么大的变动。但是,出了本书总有好处,可以供我们发议论。

  写出一本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现在说来,还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有英国这样一个资本主义发展成熟的典型,马克思才能写出《资本论》。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至今还不过四十多年,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还不成熟,离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还很远。现在就要写出一本成熟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还受到社会实践的一定限制。

  苏联教科书的整个结构是从所有制变革开始,这样一种写法,原则上是可以的。

  研读过毛主席《读苏联(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谈话记录稿》的人都会清楚,陈晋主编的《毛泽东读书笔记精讲》,仅精讲而已,毛主席笔记的很多很多创新、贡献性的内容并未讲到(可能是因为碍于宣传的某些禁忌)。而限于本文篇幅,这里,也不能作详尽展开。只在下文中,作提纲挈领式写述。

  4、毛主席的几个具体的贡献

  中肯地说,建国后,毛主席对经济的学习、研究和实践,是十分地倾心尽力。他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为经济建设为理论先导,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方略和具体措施,也卓有成效。创新多多。从实践方面说,具体的贡献有以下九点。

  (1) 坚持社会主义的本质、灵魂;坚持公制共富,避免两极分化,摈除剥削,是社会主义最为重要的价值取向。

  (2) 抓住后来居上式革命的政治反作用的特质。

  坚持政治挂帅,党领导一切,政治工作为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抓革命,促生产,保障经济建设的顺利进展。

  一般常识都在揭示:任何国家、民族在每一历史阶段的革命胜利后,随之而来的都要有一个革命专政时期,——无一例外。与“革命专政”一致,经济建设也得在革命政治的统摄下进行。这不仅仅是因为巩固政权的需要,而是“革命政治”对人民经济活动有着超伟的激励、推动和引导作用。不可否认,毛主席以其超越前人的睿智,将终结性人民革命对经济建设的激励、推动和引导作用,发挥到极致。建国后的二十多年间的惊人成就,就是这样创造的。

  毛主席指出:“党组织不挂帅,要充分动员一切积极力量,发挥广泛主动性,是不可能的。”“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这是毫无疑义的,年年如此,永远如此。这就是又红又专。”“一方面要反对空头政治家,另一方面要反对迷失方向的实际家。”他批评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说:“他这本书,只谈经济关系,不谈政治挂帅,不讲群众运动。”“在他的经济学里,是冷冷清清,凄凄惨惨,阴阴森森。”“他过去说,技术决定一切,这是见物不见人;后来又说干部决定一切,这是只见干部之人,不见群众之人。”

  (3) 物质鼓励和精神鼓励相结合,更要突出精神鼓励的作用。

  常言道:完全离开利益,必然出丑;但完全陷于利益,则有邪恶。毛泽东对这个问题有很多见解,发表了许多评论,基本精神同以上的“抓革命,促生产”、“政治统帅”是一致的。

  毛主席主张,贯彻物质利益原则要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的关系,要防止贯彻物质利益原则所产生的消极影响;不可无限制地实行计件工资,认为计件工资增加新老工人之间、强弱劳力之间、轻重劳动之间的矛盾,助长工人为“五大件”而奋斗的心理,使人们不首先关心集体事业而是关心个人的收入;反对片面强调物质奖励、用“物质刺激”代替精神鼓励的作用。毛主席批评苏联“经济学教科书”说的对劳动的物质刺激会使生产增加的观点,是“把物质刺激片面化、绝对化”,“是很大的原则性错误”;过分强调个人物质利益,实际上是最近视的个人主义,是资本主义时期无产阶级队伍中的经济主义、工团主义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表现,等等。并且,在毛主席看来,片面地不分层面地实行个人物质利益原则,必然冲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使 “两个决裂”沦为骗谈。

  (4) 实行群众参加管理的“两参一改三结合”。

  毛主席认为,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即全民所有的企业、集体所有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这也就是人与人的关系,如何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问题。毛主席提出: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必须破除。例如,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以平等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饭而是靠资格、靠权力,干群之间、上下级之间的猫鼠关系和父子关系。

  (5)“向科学进军”“实行技术革命”。

  毛主席高度重视科学技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极端重要性,号召“向科学进军”“实行技术革命”、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他指出:“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

  (6)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

  20世纪50年代后期,毛主席对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得出结论。他说:“现在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法则,作为有用的工具,为社会主义服务。”“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他认为,斯大林关于两种所有制的存在是商品生产存在的条件这一提法,没有说到最终条件,阐述得不完整。毛主席认为,商品生产的命运,最终和社会生产力的水平有密切关系。因此,即使是过渡到了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如果产品还不很丰富,某些范围内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仍然有可能存在(毛主席的这一观点,可以解读为,商品经济、市场经济,都是历史的,它有产生的历史必然,也必将会消失;在现代化大生产的当代,在世界资本主义走向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已近似人类机体的“盲肠”,开始了蜕化、消失的历史过程,此时,一切维持其固化存在的谋图,必将“生炎发毒”于社会、政治、经济和自然(包括人的肌体)——生态。编改者注)。晚年毛主席注意到商品生产在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的必然性,也看到了商品交换,连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中也存在资产阶级法权等,有招回旧制的消极性的一面。他说: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跟旧社会差不多……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很容易。

  (本文编著者认为,那种认为“社会主义有市场,资本主义也有计划……计划和市场仅是资源配置的手段”,是荒唐可笑的,是麻将语言,是白猫黑猫论。经济逻辑表明,有什么样的所有制体制,就要求有相应的手段,不同所有制体制,要求不同的手段。)

  (7)遵循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

  社会主义经济是波浪式发展的。斯大林进一步提出了社会主义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但是,这一规律是如何实现的呢?有计划是否消灭无政府,自觉性是否消灭自发性呢?对此,毛主席认为这不符合辩证法。毛主席指出:“教科书没有接触到社会主义生产发展的波浪式前进。说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一点波浪也没有,这是不可能设想的。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直线的,而是螺旋式地上升,也就是波浪式发展。”毛主席认为:“平衡是对不平衡来说的,没有了不平衡,还有什么平衡?事物的发展总是不平衡的,因此有平衡的要求。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在各方面、各部门、各个部门的各个环节都存在,不断地产生,不断地解决。”

  (8)宏观上的计划发展的思想。

  毛主席在1956年提出协调、解决好十大关系的思想。作为一种宏观计划,他提出农、轻、重协调发展,“两条腿走路”、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引进西方先进技术设备、学习西方先进经济管理经验的等一系列思想。

  (9)立足于自力更生。

  毛主席指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要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要对外适度开放,但警防外国封锁和制裁(资本主义条件下所谓经济全球化,就是人民“被”殖民化,社会主义同西方的无限制接轨,就是接“鬼”。编著者注)。基本的战略估计是: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资必受制约、要挟和搅扰,我不得安宁,甚至出现分裂,人民的共同富裕、人的解放,就成一具画饼。

  本文编著者还认为:新型社会主义保持相对独立、自力更生,就不怕封锁,尤其是我们这样的大国。建国初期,敌人封锁我们,毛主席坚定而自信地说:封锁吧!封锁我们一百年,我们就什么都有了。于今,最直接最现实的意义则是,新冠病毒大流行的今天,相对封闭、独立、克己互助和全国一心的社会主义国家,也能更好地防止、消杀病毒的肆虐,——就象朝鲜那样!在一定程度上说,我们今天虽然抗疫成绩尚好,但仍做不到朝鲜那样,不正是十八大前我们受内外某些资精误导,将国门放得太开,——且“纱门纱窗”做得不太严实,与西方接轨也有点失度的缘故吗!十八大后,我党虽在努力调适、抗阻,但完全到位,还需时日!

  10)要物中见人。改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要造人造经济,两者统一、同一。不见人,也就谈不上人自身的解放。

  梁衡们!认真读读以上文字吧!这些,能证明毛主席经济理论、实践的 “泰斗级”贡献吧?!如:“谓予不信”,即请搜索文中提及的相关内容!!!

  (未完待续。明天发本文的中篇:无知无畏——梁是没接触过毛主席的《论十大关系》还是故作不知(中),后天发下篇:无知无畏——毛泽东时代举世瞩目的经济、科技成就——岂能抹煞(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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