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雷:热衷于谈毛主席的“错误”的梁衡今天当自省了(五)

2022-12-19
作者: 冬雷 来源: 乌有之乡

  一、梁衡有一个拙劣的逻辑——

  梁衡为了批评、抹黑毛主席,自己“创造性地”“预设”一个逻辑:“领袖的错误也常是历史的必然。”究竟什么错误是“历史的必然”?是实践探索性错误吗?而探索性错误是不可避免的,故而也是可以理解的,梁没必要那样连篇累牍地指责;哪是什么错误?这些,梁都没交代。从他书中文字看,显然是指可以避免的——常人都不应犯的——错误。

  在这一逻辑下,他用看(听)似轻漫温和的语言,狠辣带毒地恶喷所谓毛主席的错误。那个时代过来的人一看便知,梁的这些恶喷胡诌,不过是毛主席去世前后的那几年间,一些被整走资分子和一些公知臆想出来的“莫须有”;是那时北京城里一些小巷路口地摊文学上的垃圾,本质是走资分子和一些公知为通过反毛而搞资改造舆论的(不要小看这些小动作、小宣传和小伎俩,当年的一些天安门事件,都与它的“拨弄”有关)。并且,这些人的资改企图,在近几十年也已不断被我党和人民群众揭露和批评。不想,今天,这些胡诌:“毛逢会必批周”、“庐山会议上操娘”、“田家英遭冤自杀”……等,竟仍被梁衡留在他那一次又一次印刷的《千秋人物》类的书藉中(参见《关于梁衡污蔑损害毛主席言论的批判》(刘伯行 · 2022-11-25 · 来源:乌有之乡。本文将不一个一个引述)。

  为什么?为什么?或许,这仍是某些人想继续他们的“那种改革”而作的一种努力。

  我前边的一个系列文章,是批梁在大跃进类问题上的信口开河。本篇则是揭示梁衡在“人际上”,他对毛主席的臆想式的恶侃。

  梁衡在他的预设逻辑下,胡编乱造了以下几点(以下内容,是梁衡《千秋人物》一些观点、结论的垒积(具体、详细的内容请见本文后的附文):

  A. 凡同毛主席有关连的人和事出现的假、错、冤的问题,——所谓批周恩来总理、整彭德怀、冤枉田家英、拘捕潘汉年,等,都错在毛主席。

  B. 毛主席在各种场合下动不动就发脾气、大怒;在各个时期,各个领域,毛主席都有全局性的长期的严重错误。新中国国成立以后,时势变化,毛不熟悉经济,出现了错误。出现了错误,却不能自省自察,仍挟历史之威,大刀阔斧的蛮干……

  C. 毛主席的晚年更是错误连连。

  D. 从新中国成立到毛主席逝世,无论那个时期,无论那个方面都有毛主席的“错误”存在。

  可以这样下结论:梁的《千秋人物》这本书,就是通过一个个有关人物人生遭遇的写述,千方百计、转弯抹角地向毛主席泼脏水,——实际上也是向中国人的良知挑战。

  这里,我同意刘伯行对梁衡的批评:“梁衡虚无革命领袖,散布反马列毛主义的‘领袖必错论’,不仅是对以往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诽谤,也表露了他对所有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蔑视”(刘文,请见2022-11-25 · 乌有之乡·《关于梁衡污蔑损害毛主席言论的批判》)。梁衡这类书的“价值”如果得到实现,既误导人们观察历史,也干扰破坏现实的思想政治教育和社会主义的发展。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反复强调维护毛主席在党章宪法上的崇高地位,及其伟大意义,对虚无领袖的歪风进行了坚决果断的校正。这非常正确,大快人心。

  鉴于刘伯行《关于梁衡污蔑损害毛主席言论的批判》一文,已把诸多千秋人物(同毛主席关系)的情况,写清楚了。以下,我们重点选择毛主席同周总理、彭德怀的关系,揭示梁的荒唐。

  二、毛、周高洁伟大的政治、心理投合,是庸意俗念、心地灰暗的梁衡无法理解的

  世人共知,周总理是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是对毛主席、毛泽东主义理解的最深刻,落实毛主席布署最坚决最彻底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也是毛主席最信任的得力的助手。“最亲密”三字,就是毛主席在祭奠周总理的悼词中亲自加的。这个事实,毛主席身边工作的人员都知道。

  然而,梁衡的《千秋人物》中,很多处写周恩来总理,总是说:毛主席经常地批评周总理,还时不时地动怒,而周总理则是忍辱负重,从不反目。在梁笔下,好象周的一生,就是憋屈含恨的一生(参见《关于梁衡污蔑损害毛主席言论的批判》(刘伯行 · 2022-11-25 · 来源:乌有之乡);他在为周总理抱不平。

  梁写道:周恩来是和毛合作时间最长的、须臾无法离开的助手。1956年后,因经济思想有分歧,毛就大会小会批周,甚至借夸奖柯庆施的文章在众人面前奚落周:“你是总理,你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吗?”逼得周检查、辞职。“文化大G命”后期,他和周都年事已高,重病缠身,一般人已是得过且过了,但在中美建交问题上他听信别人的告状就大怒,指示批周。

  梁有时甚至象网上极少数的极右翼写手那样的“妙笔生花”(实质上,那些“花”是走资分子当时利用地摊文学,胡编乱造各种造谣惑众的“小段子”),企图把周恩来描绘成常常背着毛泽东干事的人:比如,抵制大跃进错误、抵制文化大革命,从而保证了中国在前二十多年的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

  其实,马列主义理论的熏陶,长期革命斗争的炼化,对现代中国发展的必然社会主义使命和自我责任感的高度认同,铸就了毛主席和周总理一心为民、引人入圣、济世造人世界观、社会主义价值观,互相间形成了出以公心、争于主义、坦率真诚、互不隐瞒、不韬光养晦、是非分明、胸怀宽广、配合默契的关系。半个多世纪的合作,他们之间,也有争论,互有批评,但也仅是是非、爱憎分明的严肃直言,都严守组织原则和纪律,服从真理……意见一时难得一致时,双方在平静温和氛围中商量,会各自保留意见;或择时再讨论。决没有庸鄙之人争于个人名利所表现出来的歇斯底里,也无“跋扈霸凌”“个人权谋”的歪门邪道。梁衡笔下的“毛常常盛怒发火,周一次次无奈服从”的不堪,是猥琐小人胡乱想象中的一种虚构。

  并且,梁可能千万想不到,他们间的讨论、争论,批评和自我批评,决大多数情况,是一种领导行为,是两个领导人领导战略的绝妙配合。恋资“小说家”们喋喋不休讲述的——历史上发生几次的所谓周总理一次次作检讨,其真相——实际上是两个伟人领导活动的密切协同,是为了帮助、引导别一些认识滞后的人们思想转弯,而作出的示范。是周总理为了使毛主席的战略思想由“少数派”发展为多数,所作的因势利导。井冈山时期,周在中央带头在陈毅面前承认错误,支持毛泽东;遵义会议前后,周恩来的一次次通过自我批评搞内部协调,为毛主席争取多数支持者,文革初期现身说法、带着陈毅等人做检查,也都是这样的。

  毛主席、周总理这种展现全新世界观的人格独立、勇于斗争、光明磊落、高风亮节和序化民主,原本是从封建社会向社会主义大过渡期的广大人民(尤其是党内干部,中高干部),最需学习和建树的品、格、德、性。这就是说,毛周去世后,我们正常、正确的做法,本应当是把毛、周高洁脱俗的人格、道德、品质、伟思、争于主义……等,标树为国人楷模,即使是毛周在某些问题上——受局时局地的限制——仍存有不足和缺憾,也应正确解释为“当代历史背景下、当时的情境下,也是应作这样‘变通’的”。即象金日成去世后,朝鲜领导人和人民,对待、宣传金日成那样,在金日成的基础上学习、继承和积极扬弃,——最典型的是“对领袖的崇拜”的逐步淡化,朝鲜是做得恰到好处的。

  然而,当时的一些走资分子则相反。以一种强烈的复仇、走资,用造谣手法,胡编乱造诸如“社会发生大浩刼,经济到了崩溃边缘”的同时,绘声绘色地谎传:毛压周,周奴从;不批毛,不改革,国将不国……的各种恶闻。

  现在人们,经过历史澄清和反思,大都已十分清楚,这些走资分子、公知们(人数并不多),当时那样做,其实就是为了搞资本主义。后来的改开中,这些少数人的言行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对毛主席、周总理的攻击,本质是颠覆社会主义的“斩首”行动。

  鉴于梁衡写的多是散文,言意飘忽,有时作似乎坦直的“白描”,有时又行笔朦胧,更多时候则闪烁其辞,意不尽显,带着风向“教”引人们作自己猜想。这里,我们也模仿一下,“蜻蜓点水”般地交代毛主席、周总理之间的一些重要史实,以激发一些人对梁衡的批评、批判,或许也能启发梁衡的自省。

  下文择写的几件事,其材料分别取之于《毛泽东语言艺术》和《走下圣坛的周恩来》的书中。

  ——周总理对毛主席说:主席,正如你批评我的,我这个人事无巨细都要管,不能举重若轻,不是帅才。

  建国后不久,毛主席和党中央即开始物色主席的接班人。在已披露的,一次高层几个人的会议上,毛主席首先说,恩来呀!我这个班是否让你来接?听罢,在党内历来口心如一的周总理赶忙说:不行,不行,主席,正如你批评我的,我这个人事无巨细都要管,不能举重若轻,不是帅才。听罢,毛主席也笑着认同说,是的,是的……由是,由邓小平首提,其他人同意,让刘少奇接毛泽东的班。据传,毛主席对周总理的这个评价,不久引起一些人的议论,——为周总理抱不平,而周总理立即出来做解释工作说:主席对我的这个评价是实事求是的。后来的实践证明,毛主席是出以公心的,周总理对自己的评价、对毛泽东对自己的评价,是从心眼里发出的,都是正大光明,没有什么“虚与周旋”“韬光养晦”!

  ——毛主席对周总理说:你那算不得一回事……你那是个阳谋。

  1966年,毛主席为发动文化大革命,写了一张大字报,其中提到了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的形左实右,为此,周总理找到了毛主席,问道:“主席是不是指我的那个‘马鞍形’的问题?我要重新加深认识?”毛主席否认说:那算不得一回事……你那是个阳谋;他们不是,他们是阴谋,党内允许有公开的反对派,但不允许有阴谋反对派。此事可见,两人皆直言来去,真心实意,充满阳光。

  ——周总理让想利用他来攻击毛主席的人大失所望。

  1975年底,周总理的身体完全地垮了。医生们也明确知道周总理将不久于人世。这些,在一些人看来,建国以来承受若干痛苦、尤其是文革中遭到不少冤屈的周恩来,临终前一定会留下好多的话的。说实话,这些人是多么迫切地希望周总理能留下一些受冤屈、抵制错误的话啊(以便在毛周逝后,作为攻击毛的炮弹。某些人也是一直这样策划的) !然而,时刻拿着纸和笔,一直守候在周总理身边的人们,最终是多么地失望啊!周总理去世前的一两天,除了要读毛主席刚发表的《重上井冈山》一词、对医护人员说“我这里不需要你们了,你们去照看别人吧”的话外,其它什么都没说。

  ——有人想利用“评水浒”挑事,周总理生气地说:你们想干什么?!

  1974年前后,毛主席有一段评水浒的话。有人在周总理身边大做文章,说毛泽东是借水浒批评周总理“是宋江,搞投降”。如前所写,以几十年的政治合作,互知对方都是光明正大、心纯意圣之人,都视组织原则、纪律为生命的毛、周,互相间在大事上总有讨论、争论和(也有矛盾)交心互通的,是故,周总理不以为然,解释说:不是那么回事!后来,有个别工作人员一再地说起这个事,还显得神秘兮兮,便引起了周总理的警觉,他生气地说:你们想干什么?!言者大失所望,只得惺惺而退。

  ——邓颖超说:我家恩来……不会背着毛主席和组织保护什么人,干什么事的。

  1979年的前前后后,京城极少数文人精英,大谈周总理长期抵制冒进、大跃进、迫害老革命家,排除左倾干扰,才艰难地把中国经济推向前进(人们由此可以知道,今天网上疯僧、思闻等人,是在重复当年这些文人的言论)……等,这时,邓颖超说话了:请大家不要这么讲,你们说的不是事实;我家恩来就是那么个人,他把组织原则视为生命,组织上错了,路线错了,毛泽东错了,他也必然错了……他不会背着毛主席和组织保护什么人,干什么事的,你们不要那样讲呢!

  三、彭德怀在庐山会议挨整的“谜底”已现

  直到现在,有人仍用“对抗性”思维,来看待我们今天对历史的回忆和澄清。这不是科学的。本人一直都认为,即使被我们回忆、澄清的那段往事中存在对抗,这也不是我们今天仍持对抗态度的理由。

  如果我们今天的研究,将当年某些人的捕风捉影造成“历史的羁绊”再套给今人,这将是我们的罪过,——当然,若仅是个别人重蹈历史,则是可以理解的。看了梁文对彭德怀当年遭遇的臆想式评说,我有理由认为,他是在将“历史的羁绊”再套给今人。

  他写道(以下两段取于刘伯行文,请见2022-11-25 · 乌有之乡·《关于梁衡污蔑损害毛主席言论的批判》):

  ——1959年庐山会议本是要纠“左”的。但就是因彭德怀的一封信,毛立即翻脸,把彭历史上的旧账全翻出来,好像彭从没有做过好事,甚至在大会上连骂娘的粗话都喊出来了(这是梁典型的主观臆想,毛主席身边的人回忆说,读了彭总的信,只是认为,彭德怀这是“老毛病”。编写者注)。最后将彭打成一个反党集团,全国打了右倾分子300多万。毛与彭是同乡,又是从井冈山、长征直到朝鲜战争共事最久的战友,30年患难,一言不合,说翻就翻。虽然当时有各种各样的理由,但一下就翻得这样彻底,确实常人很难做到。而他与彭个人的翻脸,终于发展成与党内高干,与忠心追随他多年的干部大翻脸。

  ——庐山会议,7月23日,毛泽东大为震怒,作了一个疾言厉色的发言,全场为之一惊,鸦雀无声,整个庐山都在发抖(这又是梁典型的主观臆想。众多知情者说,当时——会议一结束,毛主席见彭情绪不好,很冷静平和地对彭说:咱们可以好好谈一谈。彭却烈言顶回:没有什么好谈的)。

  前边,我已指说:梁《千秋人物》的基本取材,是当年京城否毛黑风中“地摊文学”。如果说,梁当年作如此文章,或许还有一点可原谅之处;那么,在好多历史真相大白于世的今天,梁仍执谬而不思反省,将他的大勃史实的文章大批大批地流传于社会,这就成了很大的问题。梁应该知道:近几年——特别是十八大后,官方史料和官媒一些回忆文章,十分清楚地告诉人们,(1)毛主席是最早反冒进、浮夸的;(2)1959年庐山会议上的7.23讲话,毛主席的作了自我批评,针对左、右争吵,为暂时调和矛盾,各打了五十大板,话讲得较重,但并没有大怒,相反,大怒的是彭德怀,且公开顶撞毛主席(这让左派们联系彭的好多不当言行——抓了把柄。编写者注);(3)骂娘的粗话也是彭德怀讲的;(4)会议期间,彭张(闻天)的私下议论是不适当的;(5)右派内部有人反水,互揭了他们间的一些不当议论;(6)后来,在处理问题时,毛主席实际上保护了彭德怀。

  下边,我们稍作具体地由事推理。

  人们更会分析到,自然毛主席当时已处于二线(毛泽东退居二线的决定,早在党的八大前——1956年即形成、实行),从1958年10月开始,又一直不间断地、坚持不懈地批评克服”浮夸、冒进”,那么:

  (1)1959年的庐山会议,——其原意即是纠左倾,应是顺理成章的事;

  (2)彭德怀上书批评“浮夸、冒进”的信,应该说——是同毛主席的观点一致,起码应该说,彭写信反左的本意决不是针对毛主席的;鉴于历史上彭一直与某某某不和——特别是参与高饶的反刘活动,刘在担任国家主席后,又同周总理一起,不愿点提彭为国防部长(经毛主席提议坚持后,才任命彭为国防部长)。刘在大跃进中主持中央具体工作,有不少冒进、浮夸的引导、指导性言行,等等。从事情逻辑上讲,彭的批评的“底意”应当是“对着某某某”的;或者是想通过批评浮夸、冒进,迫使党追根寻底,最终找到错误的责任人——某某某,不让其成为接班人。

  (3)鉴于毛主席在发动大跃进是少数派,大跃进时“好象”成了多数派,但反“浮夸、冒进”时却(同彭总一样)成少数派,应当说,毛主席后来批彭,就必然是反“浮夸、冒进”之外的问题。

  (4)据毛主席7月23日讲话,一边做自我批评,一边对会议上争执的左右两派各打五十大板的情况……今天人们有理由推测,庐山会议的开始反左、后来却变成反右,是多数派的意志表现。由此,会议从反左转为反右,是毛主席在执行“少数服从多数”的组织原则(毛主席是党内公认的执行组织纪律的模范)。

  近年来,不少人注意到公开发行的《毛泽东传》的二十四部分。很多人认为,与其说,这部官方发行的大书,有的史实交代清楚了,但对庐山会议一节仍写得语焉不详,也有“除‘油’去‘酱’”的情况,致“真象庐山”——让人看来确是“横岭侧峰”。不过,曾有专家放话:可以说,写毛主席的事,已全写到,没有写到的地方,是照顾了别人。

  这里,人们也不妨进一步去推导问题:

  ——在无论官方、民间,批评毛主席不但早已公开化,甚至在精英中已成“时髦”的前些年(十八大前),一切不愿进一步公开和忌讳的“那些错失”,肯定已不属于毛主席的了,只能是他人(当然,在国家的宏观的大政管理“统控”中,今天的这样做,有时是需要的)。那么,现在的一些精英们在为谁忌讳、回避缺失,国人大都能一清二楚。

  下边,毛主席的卫士李银桥,对这段历史的回忆(《走下神坛的毛泽东》),也许能给我们以上的猜析提供另一些启示:

  “回到住处(7月23日上午,毛主席作了各打五十大板的总结性讲话后。本网民注),毛主席本是吩咐我们收拾东西,准备散会走人。可是有些领导同志不干了,提议解决彭德怀的问题。当天晚上,我便正式得知不下山了,召开中央全会,讨论形势变成了讨论彭德怀问题。于是,没有参加形势讨论会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们都被召上了山,林彪后来也上山了。

  “毛主席没有参加中央全会。会议吵得很厉害,吵得声音很大。吵声传来,毛泽东睡不着觉,叫我去看看。我跑步去了,见许多人同彭德怀吵,回来学一遍舌,毛主席批评了,写了批示。中央全会期间。在毛主席住的房子里开了几次政治局会议,参加会的同志谈井冈山时期的问题,林彪也发言说彭德怀一贯不听指挥不合作。于是我知道,对彭德怀是从红军时期清算起了。一直清算到抗美援朝,大跃进,人民公社。批评彭‘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政治局讨论决定:只免去彭德怀国防部长和军委副主席职务,仍保留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职务。生活待遇不变”。

  另有人回忆说,后来毛主席发话:今后,处理彭德怀的问题,其他人不得插手(彭太粗直,积冤太多),以保护彭德怀。

  有一个人针对李银桥的这一段回忆,分析说:

  从这段回忆可以看到,毛主席在庐山会议的预定结束期里,完全没有要整彭德怀的意思;毛主席当时的确是退居二线了,所以,连中央全会也没有参加。否则,这样重要的会议怎么可能缺席?任由他人作重要决定,这更不是独裁者的作风。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彭德怀同志显然不是一个作风民主的人。他听不进不同意见,所以,才会跟许多人吵;也许,他是跟所有的领导同志都吵翻了天。

  也有人针对这段回忆,这样认为:

  这段回忆也告诉我们,虽然毛主席想退居二线,但始终是退不了。可是,中央集体的意见是让他留下来,出面讲话,为他们“灭火”;这不是享福,而是承担责任。当然,毛主席是对人民负责、对国家负责的,他不会推卸责任。民主的原则难道不是少数服从多数吗?毛主席并没有想到要整彭德怀,但当集体决定要解决彭德怀的问题时,他固然是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但他不能否决集体的决定。如果毛主席是一个独裁者的话,他倒是可以趁这个机会否决集体的意见保彭德怀,从而显示自己的权威。但毛主席没有这样做,他尊重民主原则,服从了多数人的意见。

  本人赞成以上两种分析的。不过,我想补充的看法是:

  第一、根据——从大跃进之后一直对毛主席持批评态度的李锐回忆,庐山会议的本来议程是总结大跃进以来的反左,开一个“神仙会”,让大家放下“左” 的包袱。会议原准备7月中旬结束,后来,两次延长会期。第一次,由7月16日延长至7月23日,原因是彭德怀上书——尖锐指出:这样“轻松、愉快的神仙会”,解决不了左倾浮夸和冒进问题。这样,便使本应结束的神仙会延长为“激烈交锋”会。而到了7月23日,在毛主席根据左、右交锋的情况,本准备在对左、右各打五十大板后,“再一次”结束会议。不料,其他一些负责人(多数派)不同意,要求解决彭德怀的问题。于是——有第二次延期,会议终于由开始的“神仙会”、“激烈交锋会”,最后转为“批彭会”。这一转变过程表明,毛主席在庐山会议上,本意是纠左,是确实的。

  第二、由毛主席1958年大跃进后一直纠左,到庐山会议上的本来的纠左宗旨,可以推理出:彭会上书反左,矛头决不是指向毛主席的(如前边已写到的:彭在庐山会议前不久…… 经毛泽东坚持,才得以成为国防部长),而是指向从中央到地方上搞浮夸的多数派;如果说彭的矛头有指向毛泽东的地方,那也是变相的,至多不过是:因为彭历来对刘少奇不满,刘却将成为毛主席的接班人。

  第三、从现在已解密的很多文件中可以看出,其实在很多时候,毛主席都是少数派,不然,他就不会屡屡说出“大不了重上井冈山”的话来。很多说得有眉有眼的关于毛主席整人的故事,如果有一天档案全部解密,我们定会发现那与毛主席无关。视服从组织原则、纪律为生命的毛主席,只是在服从组织原则,服从多数人的决定,一些重大而一时无法完全厘清的问题,只能待后慢慢解决。

  第四、有一个现已公认的事实:由于彭总的优点,其实也是缺点,就是太过于刚直而有动粗。因为这一点,从井岗山时期到建国后,从中央到地方,他得罪很多很多人,有的甚至积怨很重,比如他同刘少奇(曾站在高饶一边,不同意刘成为接班人)周恩来(援朝战争中一次次越过周总理直接向毛主席反映周的后勤保障问题)等人的关系,就是一直有“纠结”。庐山会议上的批评,明面上好象是“冒犯”了毛主席,本质上却是——也更是——冒犯、得罪了多数派(冒进浮夸派),彭德怀并让多数派抓到了:(1) 7•23会议散埸时,公开且直接地在众人面前顶撞毛主席;(2) 彭有这样那样的“易致危险”的言行,比如说:“农民要造反”、重提当年延安整风被骂娘,庐山会议前访苏,他不反驳苏方反大跃进、反毛、搞颠复的言论(由随行访苏的一些高级将军共同揭发);面对李锐、田家英等秀才的自由主义(这里要说明,文革初田家英的自杀,并不是个人自由主义问题,而是中办的党员党费上的差错,组织在审查)——私下集中妄议毛的所谓缺点,置若罔闻;(3)私下有非组织活动之嫌疑(罗某某大将揭发)……等等把柄。

  第五、思想严谨的人们应会考虑到:现已公布的官方材料中,大跃进、庐山会议,大体上还只是——不在主持岗位上的毛主席的一个人的——“独角戏”。庐山会议的斗争,只是交代毛彭之间的某些过往,其他一些主要领导人的言行基本被“隐去”“屏蔽”……这是其实是很滑稽的。由起可以想知,这里有更多更大的事实被“编撰”掉了!!

  最后,作一个“顾此言它”式的小结,以再次提醒梁衡。

  中国是一个小农、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并大都不同程度地濡染着深重的儒学精微,其特质是知仁却弃义,为伪作假,本质起点上也不乏善良,但只看眼前,而耐不得长远。如此如此,现代革命也只能在这样的现实上起步。从井岗山时期到文革,一些人,特别是民主派、走资分子、公知们,多少都存在着与党同床异梦的问题,在组织上,也常潜有“山头林立”的情况,——大跃进及大跃进后的情况充分暴露了这一点。而革命之所以发起和得以维持是倚靠两点:一是人民敌人的太过残酷、腐败黑暗和贪婪,激起了人民的极其强劲的反抗造反意识;二是有严格恪守新时代革命、道德和意志,闪烁着时代之光的党、革命践线和领袖。这是一个注定要有长期阵痛和阶段性反复的革命,并且在这一革命的若干前进性阶段上,——尤其是前期几个阶段,总需得“闪烁着时代之光的党、革命践线和领袖”来凝聚力量,来统一和指引。而与之相悖的则是:“闪烁着时代之光的革命践线和领袖”,总会遭到不三不四的人物的攻击,这一攻击的战略目标是,为颠覆社会革命而“斩首”!策略就是狂编猛喷领袖人物的缺错。

  大笔如椽、大作翩翩的——热衷于谈毛主席的“错误”的梁衡,你当反省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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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雷:热衷于谈毛主席的“错误”的梁衡今天当自省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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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雷:热衷于谈毛主席的“错误”的梁衡今天当自省了(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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