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为什么批判电影《武训传》？

　　原编者按：批判《武训传》根本不是什么要“围着武训的死魂灵穷追猛打”，也不是“小题大做”，“未有将学术问题、艺术问题与政治问题区分开来”，更不是毛泽东“错误的发动了批判运动”，而是影片本身提出了“原则性”的思想政治问题，需要对用革命词句所表达的不正确的史观进行澄清与纠正。

　　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经毛泽东改写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推动对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与批判，在思想文化领域影响很大。改革开放以来，对这一历史事件的研究是一个热点，同时也出现了不少翻案的文章：一是1980年张经济在《齐鲁学刊》第4期发表《希望给武训平反》一文，该文被许多报刊转载，从而引发了对《武训传》事件的关注热潮，彼此观点对立的文章同时见诸报纸杂志。二是2006年《炎黄春秋》发表两篇文章，指责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是一个大冤案。[1]三是因2012年3月图书音像网站上悄然售卖“未删节”的“供研究使用”的《武训传》DVD，使《武训传》再次成为热门话题，并引起一些人的浮想联翩，提出“领导人何以非要以自己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为武器狠批、猛批《武训传》，并欲置上海那批‘党内秀才’或‘同路人’于死地呢？”的质疑。[2]归纳起来，上述内容包含以下三个问题：武训和《武训传》应不应该被批判，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应不应该树立，毛泽东的批判是不是“欲置上海那批‘党内秀才’或‘同路人’于死地”？本文依据历史资料，探寻历史的真实，分析毛泽东当年发动批判的缘由及批判的意义。

　　一、毛泽东提出批判《武训传》是因为它的历史观存在错误

　　电影《武训传》写的是一个真人的故事。历史上的武训（1838—1896），是清朝末年山东堂邑县柳林镇武庄（今属山东冠县）的一个乞丐。他乞讨筹款兴办义学，兴办了柳林的“崇贤义塾”、杨各庄的“育英堂”、临清的“御史巷”三处义学。武训行乞兴学的事在清末就开始产生影响。当时清廷授以“义学正”名号、宣付国史馆立传；各级官府、各界名流开始采用种种办法，彰扬其“孝义、节行、克己好义”的道德楷模精神。梁启超亲自为武训立传。[3]国民党时期，蒋介石、汪精卫等军政界要人，蔡元培、黄炎培、陶行知等文教界人士，争相表彰。

　　《武训传》原剧本是一部歌颂武训苦操奇行、“行乞兴学”奋斗精神的正剧，在1948年11月初影片拍摄了大约三分之一的时候停拍，1949年，私营制片厂昆仑公司买下《武训传》的摄制权。当昆仑公司决定重拍该片时，孙瑜本人也没有多大把握，当时，“脑海里总飘浮着一个很大的问号——武训其人其事怎么样？在北京的全国文代大会上看过了那么多热火朝天、洋溢着高度革命豪情的文艺节目，在秧歌飞扭，腰鼓震天，响彻着亿万人冲锋陷阵的进军号角声中，谁还会去注意到清朝末年山东荒村外踽踽独行、行乞兴学的一个孤老头儿呢。”[4]1949年7月26日，孙瑜在文代会期间的一个晚宴上向周恩来谈到准备拍摄电影《武训传》时，周在短暂时间里谈了自己的看法：“（一）站稳阶级立场；（二）武训成名后，统治阶级即加以笼络利用；（三）武训最后对兴学的怀疑”。[5]周恩来的寥寥数语使孙瑜对所谓“义学”的事，有了初步的了解并发生了疑问，据此对剧本的主题思想作了重大修改，改“正剧”为“悲剧”：武训为穷孩子们读书识字终身艰苦兴学但“劳而无功”。[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