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立旭：知人善任的毛泽东

　　1938年9月至11月，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举行。图为六中全会主席团成员合影。前排左起：康生、毛泽东、王稼祥、朱德、项英、陈绍禹(王明);后排左起：陈云、秦邦宪(博古)、彭德怀、刘少奇、周恩来、张闻天

　　毛泽东曾评价武则天说：武则天有容人之量，识人之智，还有用人之术，是个治国之才。实际上，毛泽东在知人善任方面，比武则天不遑多让。他领导中国革命取得伟大胜利，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作出可贵探索，领导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奠定了基础，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知人善任。

　　容人之量

　　毛泽东在读《资治通鉴》时，读到三国时期这样一个故事：刘备入蜀后，他和诸葛亮都重用法正，因为法正真心辅佐来蜀建立的刘备政权，又是一个有才干，敢于直言的人。但他有个毛病，就是计较个人恩怨，意气用事，因此得罪了不少人。有人见刘备对诸葛亮言听计从，就找诸葛亮说：你应该奏报刘备，压一压法正的威风。但诸葛亮没接受这个建议，反而劝这些人，法正忠心辅佐刘备，不能因小过而束缚其大才。毛泽东读到此处，写下八个字的批注：“观人观大节，略小故。”毛泽东本人就是“观人观大节，略小故”的典范。

　　力主张闻天担任党内“负总责的人”

　　张闻天(洛甫)、王稼祥同属留苏学生，同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成员。在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进入中央苏区后，他们都在党内担任过重要领导职务，执行过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犯过重大错误。但是，毛泽东以博大胸襟，过人的容人之量，团结他们，争取他们转变了立场。

　　在遵义会议上，张闻天、王稼祥和毛泽东一起批判了以博古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领导者，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统治，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之后，很多高级领导干部，特别是军队领导干部主张由毛泽东担任党内“负总责的人”(实际上是临时中央政治局书记)。但毛泽东考虑到要团结和争取更多的同志，特别是争取一些没有转过弯子的人，以及将来还要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主张由张闻天担任党内“负总责的人”。在遵义会议之后，红军到达一个叫“鸡鸣三省”的地方，中央决定，由张闻天担任党内“负总责的人”。博古将装有几枚印章和部分中央重要文件的挑子转给了张闻天。此后，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负责指挥军事，实际负责指挥军事和党内重大事务的是毛泽东。

　　毛泽东在长征路上和张闻天、王稼祥紧密合作，同张国焘分裂主义路线进行了坚决斗争，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夺取了长征胜利。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仍然坚持请张闻天担任党内“负总责的人”，王稼祥继续在党和红军中担任重要领导职务。毛泽东与张闻天、王稼祥的密切合作，堪称团结犯过错误同志的典范。

　　帮助王稼祥“竞选”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按照共产国际的意见，进一步明确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核心地位。但是，毛泽东仍然坚持团结过去整过自己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成员。他坚持让张闻天以及从苏联回国后又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的王明进中央书记处担任书记。

　　延安整风，进一步清算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此过程中，张闻天、王稼祥也受到党内很多同志的严肃批评。但毛泽东客观地为他们讲公道话，解释犯“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历史背景和客观因素，摆出他们在结束“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中起的重要作用，讲他们为党和红军作出的贡献。对于王明、博古，毛泽东也讲他们在反对国民党反动派方面，在抗日救国方面，与我们是一致的，也为革命事业做了不少工作。毛泽东还说：他们的错误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犯的，特别是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像一片汪洋大海，而中国还没有什么小资产阶级政党，他们之中革命的人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然也把他们的思想情绪带了进来，这是不足为怪的。现在经过整风，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已经把是非搞清楚了，就不应当太着重个人的责任。

　　党的七大选举中央领导机构时，毛泽东仍然力主将张闻天、博古、王稼祥、王明都选进中央领导机构，并且在选举前做了许多党代表的工作。选举时，张闻天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博古被选为中央委员。但是，出席中共七大的代表对王明仍然有意见。毛泽东对于王明能不能当选为中央委员很不放心，选举前向代表们做了不少说服工作。选举中央委员投票后开始唱票，会议代表们可以自由活动，但毛泽东一直坐在会场上听唱票，直到唱票唱到王明的选票过了半数，才放心地离开会场。博古、王明在七大上当选中央委员，毛泽东高兴地说：“这就好了。”

　　但是，在选举中央委员时，代表中很多人仍然对王稼祥有意见。在选举中，王稼祥得票没过半数而落选中央委员。这出乎毛泽东的意料。在选举候补中央委员前，毛泽东专门做了大量的工作，力荐王稼祥。为了帮助代表团成员了解王稼祥，在中共七大第二十次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题为《关于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选举问题》的讲话。

　　毛泽东在这次讲话中，讲了许多“大家不知道的，是中央内部的事”。他结合党的历史说，王稼祥“虽然犯过路线错误，也有缺点，但他是有功的”。接着，毛泽东列举了他的功劳，讲了三条道理，实事求是评价王稼祥。他说：第一，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中央派了一个三人代表团到中央苏区，王稼祥是代表团成员之一。“在当时，我们感到如果没有代表团特别是任弼时、王稼祥同志赞助我们，反对‘削萝卜’的主张就不会那么顺利”，“没有代表团，特别是王稼祥同志赞助我们，我和总司令，那是相当困难的”。第二，“大家学习党史、学习路线，知道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两个重要关键的会议，一次是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一次是1938年的六中全会”。“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位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如果没有共产国际指示，六中全会还是很难解决问题的。共产国际指示就是王稼祥同志从苏联带回来的，由王稼祥同志传达的。”第三，“此后，王稼祥同志就一直在中央工作，虽然他在工作中也有缺点，但是他也做了很多好事。如1939年巩固党的决定;1941年增强党性的决定;1942年，党的领导一元化决定，都是他起草的”。最后，毛泽东非常肯定而又恳切地指出：王稼祥“是能够执行大会路线的，而且从过去看，在四中全会后第三次‘左’倾路线正在高涨时，在遵义会议时，在六中全会时，也都可以证明这一点”。

　　由于毛泽东高度评价王稼祥的历史功绩，恰如其分地宣传王稼祥，加深了出席中共七大的代表对王稼祥的了解。大会进行候补中央委员的投票时，王稼祥以名列第二的高票当选。杨尚昆在回忆此事时形象地说，毛泽东主席这是在帮助王稼祥“竞选”。王稼祥的当选，对于团结来自不同地方、不同部门的同志，有过意见分歧甚至冲突的同志，犯过错误的同志，都有很好的示范作用。毛泽东后来说，如果他们选不上，大家心中都会不安的，一人向隅，满座为之不欢。中共七大之后，毛泽东仍然委任王明、博古、张闻天、王稼祥等人负责重要工作。他们也在毛泽东和党中央领导下，为中国革命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了很多工作。

　　王明、博古、张闻天、王稼祥等人都是过去犯过错误，甚至犯过很严重的错误，并且都整过毛泽东。毛泽东在他们面前吃过苦头，但他不计前嫌，仍然以博大胸襟团结他们，与他们一道为革命事业而奋斗，足见毛泽东有过人的容人之量。

　　识人之智

　　唐太宗说过：“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毛泽东在读《旧唐书·李百药传》时，很赞赏李百药评价唐太宗的话。在李百药评价唐太宗的话中，就有上述所说的内容。毛泽东还说过，领导者的责任，是两件事，一是出主意，二是用干部，把善于使用干部作为领导干部的基本功之一。毛泽东就是用人各取所长的典范。能做到这一点，在于他有识人之智。他常说，要“善于识别干部”。

　　1950年6月29日，毛泽东与胡乔木(右)在中央人民政府第八次会议上

　　巧用“林罗”组合

　　毛泽东识别干部，具有独特的眼光。他曾引用白居易的“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诗句来说明这样一个道理：要从一个干部的整个工作经历中识别干部，不能因为干部在一个时期、几件事情上做得不好，就给干部下否定性的结论。他说：“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这是识别干部的主要方法。”毛泽东识人，是为了用人。因此，毛泽东特别重视识人之长，用人之长。

　　罗荣桓在江西苏区时，担任过红4军第2纵队的党代表。毛泽东经过对罗荣桓的考察了解，认识到罗荣桓是善于做政治工作的干部，同时军事上也很强。他说，“荣桓同志是个老实人，而又有很强的原则性，能顾全大局，一向对己严，待人宽，做政治工作就需要这样的干部”。

　　1930年，林彪被任命为红4军军长，但是选择谁来担任红4军的政委，是个大难题，主要是林彪只考虑打仗的事，基本不过问政治工作、后勤工作。林彪也很少说话，与人难以相处，很少与政治干部、后勤干部交流，常常和负责政治工作的同志搞不好关系。毛泽东经过思考，决定让罗荣桓去红4军担任政委。罗荣桓上任后，不仅政治工作做得好，还把后勤工作也承担下来，做得有声有色，在打仗问题上，也能给林彪出好主意。二人合作得很好，一贯挑剔的林彪对罗荣桓也很佩服，罗荣桓说的话他是听的。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两党争夺东北，中共中央派出大批干部去东北工作。毛泽东考虑到东北地位的重要和军事斗争的艰巨，决定改变原来让林彪去山东的决定，下令已在去山东途中的林彪立即转道去东北全面指挥军事。此时，毛泽东又考虑到要派罗荣桓去和林彪一起工作。二人在东北配合默契，不仅取得了夺取全东北的重大胜利，还很快秘密入关，取得平津战役重大胜利。第四野战军从渡江战役一直打到解放海南岛，林罗二人配合得都很好。毛泽东重用罗荣桓，正是因为他“识”罗荣桓之品德与才干，同时也对林彪的性格有所认识，才做出这样的干部搭配和使用的决策，而这个用人决策，被实践证明是恰当的。

　　一篇文章“识”乔木

　　毛泽东通过一篇文章“识”胡乔木这个人才，在共产党内已经传为佳话。胡乔木年轻时一直在江苏、北平和南方读书、工作，参加革命活动也是在这些地方。因此，毛泽东并不认识胡乔木。胡乔木是1937年才到延安的。到延安后，毛泽东也不认识他。毛泽东之所以选择胡乔木到身边工作，是从胡乔木的一篇文章中发现他是个人才开始的。

　　1939年5月，为了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延安办的《中国青年》发表了胡乔木写的《青年运动中的思想问题》一文。胡乔木在此文中分析了中国青年趋向马克思主义的深刻历史原因和现实意义，明确指出，任何企图“在青年中间伺机封锁和取缔马列主义，阻止青年思想的进展”的人，“无论换一个什么罐头”政策“统制”，都注定要失败。这篇文章理论深刻，观点独到，语言清新，文笔老到、流畅，有一点儿鲁迅文章的嬉笑怒骂之风。毛泽东看到这篇文章后，问文章署名的“乔木”是谁。得知此人叫胡乔木时，毛泽东说，他是个人才。此后，他一直关注胡乔木发表的文章，也派人对胡乔木做了认真了解。两年后，毛泽东决定调胡乔木到身边工作，担任他的秘书。

　　1941年皖南事变不久，中共中央秘书长王若飞来找胡乔木谈话，通知他，组织调他去做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听后十分惊讶地说：“主席要我去当秘书?”他表示，担心自己做不好。王若飞说：主席关注你两年多了，说“乔木是个人才”。就这样，胡乔木来到了毛泽东身边担任秘书。

　　毛泽东十分信任胡乔木，中央很多重要文稿，报纸上要发表的社论稿，都交给胡乔木写。胡乔木写的文稿，毛泽东一般都很满意。毛泽东还说过这样的话“靠乔木，有饭吃”。可见，毛泽东对于胡乔木是十分赏识的。抗日战争胜利后，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带的人不多，但这不多的人中，就有胡乔木。新中国成立后，胡乔木继续担任毛泽东的秘书，深受毛泽东信任，先后担任新华通讯社社长、人民日报社社长、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中宣部常务副部长、中共中央副秘书长等职务。后来，邓小平夸赞他是“党内第一支笔”。改革开放后，胡乔木长期在中央工作，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为党的意识形态工作，为起草第二个历史决议作出了重大贡献。

　　毛泽东不只发现和重用一个胡乔木，他还以敏锐的眼光，发现和重用了吴亮平、艾思奇、田家英等理论家、笔杆子，这些人后来都成为思想理论工作的骨干。

　　淮海战役总前委合影。左起：粟裕、邓小平、刘伯承、陈毅、谭震林

　　用人之长

　　无论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共产党内都聚集了一大批人才。这些人来自四面八方，各有所长。毛泽东用人，坚持两个原则。

　　第一个原则，是搞“五湖四海”。毛泽东一再强调，所有干部都是“一个父母生的”，是党的财富，不要分彼此;只要是愿意为革命事业出力的人，不管他来自什么地方，不管他是什么出身，只要有党性，有才干，就放心大胆地使用。

　　第二个原则，是始终坚持“用人之长”。毛泽东深知，一个干部，有长处，也有短处，“不可执一而弃其一”。他在一次谈话中说，汉高祖刘邦能得天下，原因之一就在于用人得当。1975年，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再次强调要“打破金要足赤，人要完人的形而上学错误思想”。毛泽东用人，总是用人之长，使干部人尽其才，才尽其用。

　　慧眼识粟裕

　　毛泽东对陈毅和粟裕的任用，就源于他善于识人。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在配置华东地区领导班子时，偏重于让长于带兵的陈毅组织军队，搞政治工作。陈毅果然在很短时间内，在华东地区发展壮大了人民军队。在军事指挥方面，毛泽东倚重长于指挥作战的粟裕。他明确指示，在华东，军事上要粟裕多负责。对于这一点，陈毅自己也说过，在华东野战军，他主要是起了一个政治委员的作用，军事斗争主要依靠粟裕指挥。打大规模的战役，毛泽东有关作战的电报，大多数是直接发给粟裕。

　　1946年10月15日，毛泽东电令：在陈毅领导下，大政方针共同决定，战役指挥交粟裕负责。当陈毅将第一个战役方案报军委时，毛泽东还专门去电询问此案是否和粟裕研究过，可见他对粟裕军事才干的认可和重视。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后，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曾经有一个计划，让华东我军一部主力打到江南去，打一个“大淮海战役”。但粟裕认为这个方案不妥。他于1948年1月22日向中央军委发出“子养电”提出：现在进军江南，是孤军作战，分散兵力，不仅不利于歼灭国民党军队主力，进入江南的我军还很有可能被国民党军吃掉。他力主华东我军主力全部留在华东，打一个规模较“大淮海战役”小的“淮海战役”，大量歼灭国民党军队主力于江北。1月31日，粟裕又发出一份长达2000字的电报，重申“子养电”的看法。4月18日，粟裕再次“斗胆直陈”自己的意见。粟裕在反复讲自己的意见时，也表示他也做好了南下的准备，等待中央的进一步命令。毛泽东对粟裕的不同意见非常重视，通知他到中央直接汇报，最后决定采纳他的建议。事实证明，采纳粟裕的意见，确保了淮海战役的胜利。

　　毛泽东还多次当着众多党内高级干部的面夸奖粟裕。淮海战役前，粟裕去西柏坡汇报淮海战役作战方案时，毛泽东在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专门讲了一段话，向与会者介绍粟裕的一些事，说：大家都知道在江西苏区红军打破国民党第一、第二次反“围剿”，活捉了张辉瓒，回头击退谭道源，可能不知道取得两次反“围剿”胜利的“飞将军”是谁，他就是粟裕。接着，毛泽东还介绍了抗日战争中粟裕率领新四军东进首战黄桥的事，解放战争中在苏北七战七捷，在孟良崮全歼国民党王牌军整编74师，击毙张灵甫的事，等等。

　　毛泽东对陈毅和粟裕才能的了解和任用，使陈粟二人密切配合，在华东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进军江南后又连战皆捷。陈毅也称赞粟裕的指挥是“愈出愈奇，愈打愈妙”。正因为毛泽东慧眼识粟裕，深刻了解他的军事才能，在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原战场上，我军才越打越顺利。

　　果断任用乌兰夫去内蒙古

　　毛泽东任用乌兰夫去内蒙古，建立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并以此为开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内蒙古自治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也是他善用人之长的典范。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内蒙古地区，政治情况十分复杂。内蒙古西部由国民党傅作义集团董其武部占据，以归绥(今呼和浩特市)、包头为中心，其势力覆盖内蒙古西部一些地区。在内蒙古西部地区，中国共产党也建立了绥蒙政府。解放战争打响后，这个地区是共产党与国民党争夺的重点，共产党只要打败国民党，就能实现这个地区的全部解放。然而，这时在内蒙古中部和东部地区却出现了搞“内蒙古独立”，然后实行“内外蒙合并”，建立“大蒙古国”的政治势力。这与中国共产党维护国家统一的方针根本不同。毛泽东和党中央研究后，决定派七届中央候补委员乌兰夫去那里处理复杂的问题。

　　1945年10月初，乌兰夫率奎璧、克力更等十余名干部到达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王府，争取苏蒙联军负责人对中共政策的理解和支持，指出了企图搞“大蒙古国”的人打出“民族独立”旗号的虚伪性和欺骗性，同时在上层和群众中做了大量工作，揭露了补英达赖日伪蒙奸的真面目。当地各族人民是维护祖国统一的，当看清了分裂主义分子的真面目后，他们立即站到共产党方面来。在此条件下，1945年10月下旬，乌兰夫在苏尼特右旗主持召开了人民代表会议，改组了“临时政府”。乌兰夫被选举为主席，中共方面的奎璧、克力更、田户分别任内政、经济、军事部部长，一部分青年知识分子和上层人士被选入政府任职。为了争取更多的人，还保留了补英达赖政府委员的职位。

　　乌兰夫认识到，改组后的“临时政府”不能还留在仍然存在一定分裂势力的苏尼特右旗，应该搬迁到中国共产党控制下的张家口张北县。他主持“临时政府”开会，作出了这个决策，很快就将“临时政府”搬到张北县。“临时政府”搬到张北县不久，就停止了以“临时政府”名义颁发布告或与各盟旗的联络，事实上汇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内蒙古自治运动之中，避免了一次民族分裂行动。之后，乌兰夫又对内蒙古地区政治形势进行了全面考虑，同时也思考了下一步解决内蒙古东部出现的分裂倾向的问题，并形成了一个思路，就是建立一个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在内蒙古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组织，反对和制止分裂。

　　1962年，毛泽东和内蒙古自治区主席乌兰夫(左三)等在一起，左一为李富春，左二为李先念

　　1945年10月，乌兰夫向中央提出成立“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的方案。11月1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给晋察冀中央局和晋绥分局发电同意成立“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乌兰夫通过建立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争取和改造“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提出以民族区域自治方式解决内蒙古民族问题的主张。乌兰夫等人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通过耐心、诚恳的劝导和严肃、坦率的批驳，最终使各方面政治人物在关系内蒙古自治运动前途命运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统一了认识，于1947年5月建立了中共领导的内蒙古自治政府。

　　内蒙古自治政府的成立，是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取得的重大成就，不仅使东西蒙实现了统一，而且为中国共产党争取解放战争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使内蒙古民族自治运动汇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洪流之中。正因为毛泽东了解乌兰夫，知道他熟悉当地情况，而且有勇有谋，果断任用他去内蒙古地区承担这项重要工作，才有了共产党领导下建立的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地区，也开辟了民族区域自治的先河。

　　高瞻远瞩用朱瑞

　　毛泽东对朱瑞的任用，也是他善于用人之长的例子。朱瑞在抗日战争时期曾担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他虽然也是优秀的党的政治工作干部，但更擅长军事。毛泽东考虑到这一点，于1945年6月调朱瑞去担任军委副总参谋长。但是，朱瑞主动向中央提出自己想去搞炮兵。毛泽东进一步了解到，朱瑞在军事方面还有他的专长，就是他熟悉炮兵工作，因为他曾在苏联炮兵学校学习过。毛泽东是同意朱瑞的意见的，但当时我军还没有成建制的炮兵，怎么办?高瞻远瞩的毛泽东决定任命朱瑞为延安炮兵学校代理校长，让他把培养我军炮兵人才的任务担起来。

　　日本投降以后，中共中央决定将炮兵学校迁往东北，朱瑞也到了东北。在他的努力下，我军收缴了一批日军遗弃的火炮，又争取在东北的苏军把他们缴获的日军火炮转给我军，不久就组建了10个炮兵团、6个炮兵营和20多个独立炮兵连，这些部队在历次大的战役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1946年10月，毛泽东和中央军委任命朱瑞为东北军区炮兵司令员。1948年，东北炮兵已发展到16个团，拥有4700余门火炮，为辽沈战役的胜利立下了大功。朱瑞担任校长的炮兵学校也给其他军区输送了几百名干部，为全军的炮兵建设培养了大批骨干力量，从而使炮兵成为人民军队中的一个重要兵种。正因为毛泽东知朱瑞之长，任用他到合适的岗位上，才发挥了他的作用，为我军迅速建立炮兵部队打下了坚实基础。

　　善用陈云之能

　　新中国成立后，我党在领导恢复国民经济的过程中，面临一些不良资本家的捣乱破坏，而这些资本家兴风作浪的基地就在上海。派谁去上海与资本家较量?毛泽东决定派陈云去。陈云到上海后，先后领导我党与不良资本家打了“银圆之战”“粮棉之战”，挫败了资本家破坏新中国经济建设，投机倒把、聚敛财富的企图，使共产党在经济上打了一个大胜仗。正是因为毛泽东了解陈云的才干，知道他擅长领导经济工作，派他去上海，我党才取得了这场经济大战的胜利。毛泽东当时就说，陈云在上海领导我党与资本家较量取得的胜利，是“经济上的淮海战役”的胜利。后来，他还用一个字称赞陈云：“能”。

　　(本文原载《党史博览》202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