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独立的人格，允许一切发生，并让一切发生
对于独立的人格来说，“允许”的力量，胜过“控制”百倍。
人生的剧本从来不依主观愿望，它总是在瓜果将要成熟的时候，来一场风雨甚至冰雹，或者，在种子长成幼苗时，遭遇连续干旱。
一切意外，都背离了原定的计划。而失控的计划，产生失控的情绪，带来失控的人生。
允许，才能摆脱自艾自怜，才能看清事物的本来面目，才是有勇气面对生活不确定性的第一步。我们唯一可以预料的，是世事的难料。
允许，是不屈服的开始，是“动”“斗”的前提。
一、徐有功的故事
徐有功是唐武则天时期一名司法官吏。他在做地方司法参军时，因为人宽厚，不轻易动用刑讯，而以道德教化感染人，执法几年竟无一例庭杖，被百姓成为“徐无杖”。
毛泽东读《新唐书·徐有功传》十分认真，做了多处标记，大小圆圈、三角符号、划曲线，等等，不一而足。
他对主人公徐有功写下了这样一段批语：“命系庖厨”，何足惜哉，此言不当。岳飞、文天祥、曾静、戴名世、瞿秋白、方志敏、邓演达、杨虎城、闻一多诸辈，以身殉志，不亦伟乎！
当时，武则天为打压唐宗室，任用酷吏，大兴冤狱，一时人人自危。徐有功顶住压力秉公执法，不惜当面顶撞武则天，为此，多次被罢官，几次获刑，差点连性命都丢掉了。
但他却毫不在意，允许一切发生， 他说“将死，泰然不忧；赦之，亦不喜。”以表明自己的志向。
公元693年，武则天再次启用徐有功，他却推辞了，因为宦海沉浮，实在有点心灰意冷了。他说，我是一只在山林奔跑的路，性命却掌握在厨子手中，如果我欣然受命做官，以我的性格，必然会因得罪人而死。
毛泽东与徐有功惺惺相惜，对他这段话表示反对，并因此认为他不算是一个完人。
毛泽东认为，不屈服，才是独立人格的开始，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才是中华民族性格最出彩的部分。
二、毛泽东的药方
在五千年中华史上，总有人愿意以一生的努力，打破虚妄，把这被颠倒的世界，再颠倒过来，驱逐一切牛鬼蛇神，让它回归真正的、属于人的社会。这样的人，我们称之为伟人。
毛泽东就是这群人里最杰出的一位。他年轻时，地主、买办、资产阶级以及他们背后的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在中国围起一个又一个让全体工农群众窒息的“圈”，让泱泱大国成为一片巨大的养殖场。在这样的氛围里，有的人抱起古书，向古人讨取救国的道理；有的人彷徨、迷失，病急乱投医，向西方到处找“主义”；有的人衔着老长的哈喇子，一心想往别人的圈子里爬，凡此种种。
和许多同龄人一样，青年毛泽东也主张变法，但是，他认为议会、宪法、总体、内阁、实业、教育之类，都是枝节，枝节必有本源，这个本源就是宇宙真理，所以，必先研究哲学伦理学。他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从根本上变化全国之思想，只有这样，才是终极的解决之道。在这条路上探索，他形成并熟练使用了“动”与“斗”的思想武器。
三、斗争，让一切发生
他强调“动”并引申为“劳动”与“体育锻炼”，最终经过长期的体力活动，将不服输的个性转变成为坚强的意志。这是从小就形成的习惯，是刻在骨子里的东西。他出身贫寒农家，儿时就要帮家里分担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小学休学后，更是成为“全职农民”，要学会耕种锄刨的全套农业活计。他却没有怨言，总是踏实干活、抢重活干。在劳动过程中，显示出他的倔强：和比他大的小孩一起推土车子，他丝毫不落下风。由于人小身体弱，下坡的时候车被推翻了，他爬起来就又装满一车继续推，别人劝都劝不住。
他主张“动”是天地的本性，也是人的本心，人的冲动，尤其是豪杰之士的冲动能够冲破所有外在的束缚与阻碍，应该被提升到与天理天道等同的高度。他在《伦理学原理》一书上批注：“豪杰之士发展其所得于天之本性……本性以外之一切外铄之事，如制裁束缚之类，彼者以其本性中至大之动力以排除。……大凡英雄豪杰之行其自己也，发其动力，奋发踔厉，摧陷廓清，一往无前……决无有能阻回之者，亦决不可有阻回者。”这样一来，主体即与“动”“斗”合二为一。
有黑暗，就要打破;有腐朽，就要推翻，“斗”由“动”而来。只有“动”才能改变现状、变化原貌，但成就“动”的却是“斗”。他读历史时，发现安逸宁静之境不能长处，非人生之所堪；变化倏忽乃人生所喜。这说明他完全肯定了变化、冲突、矛盾这些让一般人拒绝的东西，不怕承认矛盾，不畏惧变化。他明白：人类势力增加了，外界的抵抗力也会增加。
他甚至对“无抵抗则无动力，无障碍则无幸福”这句话情有独钟，认为抵抗多大黑暗，才能成就多大光明；抵抗多大困境，才能成就多大事业。他赞赏哥伦布抵抗海上的重重风险，发现新大陆；也赞赏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硬是办成了别人办不成的治水事业。他以“抵抗”诠释运动、对立、矛盾、斗争，把“斗”这种宇宙之内普遍存在的规律，转变为我这个主体的自觉性，从而用主体的能动性去实现对现状的改造。这样，宇宙这个“大我”之下有顶天立地、独立人格的“小我”，吾心即宇宙。
奋斗，自勉，“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以持续的、无休止的“动”为出发点，战胜重重“抵抗”，实现我之为“我”，构成了他独特的修身方式。比如，他为了有个好体魄，进行多种方式的体育锻炼，经常在雨雪天，甚至是雷雨交加的深夜爬岳麓山，在恶劣的环境里锻炼体魄，磨炼坚强的意志。在《体育之研究》一文中，他写到：“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苟野蛮其体魄矣，则文明之精神随之”，并身体力行，收到身心合一的奇效。
经过反复磨炼，“动”与“斗”成为他自身存在与表达的方式，不仅让他走出了自我成长所面临的束缚，更带领全体中国人民走出了一眼看不到头的治乱循环圈。
允许一切发生，又让一切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