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建农：“延安十三年”，与毛泽东领导地位的巩固

　　“延安十三年”是一种习惯的说法，也有称“延安岁月”和“延安时期”的。狭义地讲，是指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到延安，至1947年3月18日撤离，这10年的历史;广义地说，从1935年10月19日毛泽东率陕甘支队(中央红军主力)长征抵达陕北吴起镇，直至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从吴堡县东渡黄河离开，这13年的历史。

　　“延安十三年”，横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人民解放战争时期三个历史阶段，是中国共产党由幼年发展到成熟壮年的历程;是中华民族由一盘散沙到同仇敌忾，最终取得一百多年来反对外族侵略的斗争第一次彻底胜利的历程;是解放区军民由抵抗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到转入全线战略反攻，赢得夺取全国胜利曙光的历程。同时，正如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毛泽东思想“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得到系统总结和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也就是说，“延安十三年”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成熟的关键时期。不仅如此，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也是在这个时期得到巩固的。

　　遵义会议会址

　　一

　　1989年6月16日，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指出：“在历史上，遵义会议以前，我们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也就是毛刘周朱和任弼时同志，弼时同志去世后，又加了陈云同志，到了党的八大，成立了由毛刘周朱陈邓六个人组成的常委会，后来又加了一个林彪，这个集体一直到‘文化大革命’。”

　　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中国革命的发展，既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和早期中共党员与广大工农群众努力奋斗的结果，也得益于列宁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民主革命理论的指导，并得到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中共一大就提出要“密切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并规定一个月要向其汇报一次工作。从中共二大起，中共正式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二者形成组织隶属关系。此后不仅是路线方针政策，包括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的选择，都要征得共产国际的批准。这种情况一直到遵义会议才改变。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的领导地位是历史形成的。出身湖南韶山农村的他，在私塾读书之后，17岁才接受近代教育。在中国第一代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中，没有留学经历的毛泽东，是通过译著学习马列经典著作的。但是，他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目的的宏大志向，以“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的坚强意志，以“读有字之书，又读无字之书”的求真务实精神，成为湖南五四运动的领导者和中共湖南早期组织的创建者;赴上海参加中共一大后，他领导湖南建党建团和工人运动，其工作在中共三大上受到陈独秀的表扬，“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得很好”;毛泽东既非世家子弟，又无同盟会和国民党的工作经历，但他从事统一战线工作，受到了国民党左派的推戴和右派的仇视，不仅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还一度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毛泽东也不是中国共产党内最早从事现代农民运动的，但是他最早认识到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谁赢得农民谁就赢得革命。他担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后，领导发动起来的湘、鄂、赣、豫等省上千万加入农会的农民，在几个月内成就了“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没有成就的事业”;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成为土地革命和农村革命根据地斗争中最卓越的领导者，成为工农红军的缔造者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长征途中的风口浪尖上，毛泽东众望所归，成为在危急关头挽救中国革命的不二人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