逄先知：毛主席是如何读马列原著的？

　　毛泽东是在经过对各种思想流派和革命学说进行探讨、比较之后，才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他一旦认定马克思主义是唯一能够救中国的革命真理，便终生坚定不移地信仰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从1920年读第一本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共产党宣言》起，始终坚持不懈、孜孜不倦地阅读和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马恩列斯的基本著作和重要文章，他读了很多，有的不知读过多少遍。他读马列著作的特点是，有重点地读，认真地反复地读，密切联系中国实际来读。

　　为解决实际问题而读马列著作

　　紧密结合中国实际，为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实际问题而读马列著作，这是毛泽东读马列著作的根本方法。

　　1920年毛泽东读了《共产党宣言》等书，知道人类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找到了认识问题的基本立场和方法。然后，他就老老实实地去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

　　在大革命时期，马列著作翻译到中国来的还很少。毛泽东在1926年已经直接地或者间接地从别人的引述那里，读过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的部分内容。但是问题不在于读了这本书，可贵的是，毛泽东用《国家与革命》的理论来说明中国的革命问题，指导中国的革命。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被国民党反动政府封锁的革命根据地内，要读马列著作十分困难。但是毛泽东是多么渴望读到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多么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啊!在他受到“左”倾教条主义领导者排挤的时候，他的正确主张得不到贯彻实行，而教条主义领导者却动不动引经据典，说马克思、列宁是如何说的。毛泽东因受条件的限制，当时对马列著作确实不如他们读得多。为了坚持自己的正确主张，说服对方，说服党内其他同志，就得有理论武器，这也是使他发愤读马列著作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个时候，打下一些城市后，才好不容易弄到一点马列主义的书。1932年4月，红军打下当时福建的第二大城市漳州，没收了一批军事、政治、科学方面的书送到总政治部，其中有一些马列著作。根据彭德怀和吴黎平的回忆，其中有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两个策略》(即《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左派”幼稚病》(即《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后来，毛泽东回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时说，那个时候能读到马列著作很不容易，在长征路上，患病的时候躺在担架上还读马列的书。1964年3月，他对一个外国代表团说，他“是在马背上学的马列主义”。当年在长征路上同毛泽东一起行军的刘英亲眼看到毛泽东读马列著作的感人情景。刘英是张闻天的夫人，一位忠诚的老革命家。在一次访问中，她对我说：“毛主席在长征路上读马列书很起劲。看书的时候，别人不能打扰他，他不说话，专心阅读，还不停地在书上打杠杠。有时通宵地读。红军到了毛儿盖，没有东西吃，肚子饿，但他读马列书仍不间断，有《两个策略》《“左派”幼稚病》《国家与革命》等。有一次，主席对我说：‘刘英，实在饿，炒点麦粒吃吧!’毛主席就一边躺着看书，一边从口袋里抓麦粒吃。”听了这段生动的回忆，使人对毛泽东刻苦学习马列著作的精神，感佩不已!另据吴黎平回忆，毛泽东在长征途中读过《反杜林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