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为何赞赏这个女孩子？
众所周知，毛泽东对亲朋好友想借他的关系要一官半职的一概予以婉拒。就连他最亲爱的亡妻杨开慧的哥哥杨开智也不例外。杨开智曾很抱希望地写信给他，想靠他在长沙政府里谋个职位，毛泽东即以电报回答：“希望你在湘听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京。”同时告诉湖南省领导：“任何无理要求不能允许。其老母如有困难，可给若干帮助。”事后毛泽东又让毛岸英回家乡去看望杨开智一家。可见毛泽东对亲情和公事是分得很清楚的：重亲情而不失原则。
然而，有一件事似乎是“破了例”，那件事发生在一个名叫王海容的女孩子身上。说起王海容，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太熟悉，可是凡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已经懂事的中国人，都在新闻纪录片或电视中看到过她的身影。特别是接待美国总统访华这样一件改变世界格局的重大历史事件的前前后后，每当中国领导人，包括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接见美国客人时，人们都会看到在他们身后有一个齐耳短发，戴着眼镜的年轻女翻译。她就是王海容。这一切，都源自她1964年北京师范学院俄语专业毕业时的一个决定命运的安排。正当王海容和其他同学一样正准备着被分配到某一所中学去当一名外语教师时，她却意外地接到去北京东城外交部街33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报到的通知，连她自己也怔住了。这个安排是毛泽东亲自做出的。
王海容是毛泽东的亲戚，不算很近，她的祖父王季范是毛泽东的姨表兄，不过，在毛泽东年轻时王季范给过他不少帮助。解放后，两人仍然交往很多，是很好的朋友。而且，王季范的独子王德恒是在毛泽东的推荐下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可惜在30岁的时候，就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了。父亲去世时，王海容才只有三岁，她是一个烈士遗孤。
是不是因为有这层关系或是烈士遗孤的身份使得毛泽东特别予以照顾呢？不能说一点关系也没有，但主要不是因为这个。实际上，毛泽东早就关注她了。
作为毛泽东的好友，王季范经常是毛泽东的座上客，有时王海容也会跟着去。王海容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就不怯生，不仅一点都不害怕，还一直和毛泽东说着玩笑话。毛泽东逗她：“你这个人挺怪的，第一次见我也不害怕？”王海容回答：“我干嘛怕你啊？也不会吃了我！”这个湖南老乡小姑娘的爽朗性格一开始就给毛泽东留下很好的印象。在王海容高中快毕业时，毛泽东问她毕业后的打算，她爽快地回答，“眼下国家是建设时期，如果考不上，我就去当工人、农民。”毛泽东对她这个回答很满意，觉得她小小年纪就知道把个人理想与国家利益结合起来，没有一点轻视工人农民的意识，所以高兴地对王季范说:“你生了个好儿子，又养了个好孙女!”
王海容第一次高考不成功，落榜后的她面对58年大跃进的建设热潮，实践了她的诺言，去当一名工人。她不顾家里人的反对，瞒着家人，在全市满街奔走寻找工作，最后找到了北京化工厂，偷偷办妥了入厂当学徒的一切手续，才向家里摊牌，家里人只能接受了这个既成事实。
当时化工厂的环境相当艰苦，冬天没有任何保暖措施；夏天，工人又要穿着厚重的车间服工作（因为化工厂的废弃物对人体有害）。虽然包吃住，但做学徒的每月只有18元工资。王海容把艰苦的环境看作是对自己的锻炼，从不叫苦嫌累，厂里没有人知道她是烈士遗孤，更不知道她与毛泽东的关系。
她的事迹被团中央刊物《中国青年》编辑部得知，引起了注意。当时，编辑部经常接到一些工厂徒工的来信，反映出不安心当徒工的情绪，其中许多人认为，高中毕业去当徒工是“大材小用”，是“屈才”。于是，他们就想请王海容以自己当徒工的亲身体验写一篇文章，用以回答许多青年工人思想上的疑惑。正是这篇文章，让毛泽东对她刮目相看，并成为她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完成了文章的王海容，对自己第一次给刊物写稿不太有把握，就托时任毛泽东秘书的叶子龙转交毛泽东看一下。其实，王海容心里不敢奢望日理万机的领袖会抽时间来仔细阅读和修改一个中学生初次写作的东西，能粗粗看一下是否合适就不错了（所以，她给叶子龙的信最后说，如果毛泽东没有时间，请早日将文章寄回）。没想到，毛泽东不仅仔细修改了稿子，还特地为文章写了编者按，并且专门安排了时间约王海容面谈，谈了整整两个小时。
一个半月后，1960年12月1日出版的《中国青年》刊登了一篇题为《我的经验》的文章，作者是“徒工王波”。“王波”是毛泽东给起的笔名（“波”与“海”相通），目的是不使外界注意到文章与毛泽东的关系。（文章全文见附录。也可以从该文领略一下毛泽东时代国营工厂里普通工人的劳动、生活与思想状态。）
毛泽东为什么如此看重这篇中学生的稚嫩习作呢？我们来读一读毛泽东写的编者按，从中体会毛泽东的关注点。
【“我的经验”是一篇好文章。作者根据自己的切身经验，对有高中文化水平的知识青年当徒工是不是屈才，青年徒工应该如何去体会今天党和国家对自己的无微不至的关怀，自己应该如何迅速地去掌握阶级斗争知识和生产斗争知识等问题，都作了清楚的阐述。特别值得提出的是，这篇文章中还提到了应该如何正确认识书本知识与实践的关系和革命者应该如何对待革命工作中的错误缺点这两个问题。文章中说：“我们要牢牢记住，真正的知识是在实践中得来的，任何书本知识只有在书本的作者们在实践中反映了客观真理，才算是真正有用的。否则，书本上的道理便只是无用的假道理，决不是能够改造世界的有用的真理。”又说：“在上面，我讲的全是些好事情，这是真的。难道没有一点坏事情，或者叫作错误缺点的吗？当然是有的，年年有的，月月有的。怎么对待呢？以我们工人阶级主人翁的姿态，把所有错误缺点，一件一件克服掉。”我们认为，真正从思想上把这两个问题弄清楚，对于我们广大青年是有益的。我们希望大家好好看一看这篇文章。】
联系1960年的时代背景，那时中国正处在困难时期，毛泽东正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认真总结前几年经济建设实践的经验教训，特别是从挫折与失误中探索和认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后来“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就是由此而来的），同时坚定对纠正错误、战胜困难的信心。这些就是“编者按”特别强调的——“如何正确认识书本知识与实践的关系和革命者应该如何对待革命工作中的错误缺点这两个问题”。可见这位中学生的习作内容与领袖正在关注和思考的问题有了交集，自然会引起领袖的注意。
毛泽东赞赏王海容的徒工生活和她的切身经验，反映了在他心目中，一个知识青年要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才，有两个基本的要求：第一，要吃得起苦，愿意在艰苦环境里磨炼自己；第二，要尊重工人，农民这些普通劳动者，真心实意地和他们打成一片，向他们学习实践经验。
相比之下，毛泽东对自己最疼爱的女儿李讷就不是很满意。李讷在中学时就是同学、老师、校长公认的天资聪颖，勤奋好学的好学生，1959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但她性格比较内向，毛泽东曾经批评她与警卫战士不爱搭话，也多次写信鼓励她“转到翘尾巴、自以为是、孤僻、看不起人的反面去”。毛泽东在与身边卫士交谈中这样评论过自己的女儿：“我看她们不如你们有出息，也不如你们有前途，她们比你们吃的苦少，能吃苦的人才有出息。”1964年12月毛泽东生日家宴没有让两个女儿参加，明确说她们不够格，但却请了邢燕子，董加耕这两个立志务农的知识青年，并且与陈永贵、王进喜、钱学森这些劳模一起安排在毛泽东一桌。李讷离开大学后在解放军报社工作，1969年报社提议李讷当报社负责人，但毛泽东却认为李讷还未很好地接触工农，接触实际，批示“不应任此职”而鼓励她去农村劳动锻炼。
那么，毛泽东是不是就不赞成孩子上大学呢？也不是。毛泽东在看了王海容的文章之后，便建议她还是要考大学。王海容一边在厂里工作，一边复习功课，终于成功考入了北京师范学院。八年后，毛泽东在说到“大学还是要办的”时提出：“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王海容也许就是最初的一个实例。
王海容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她算不上天资聪明，但可以说是同学中最刻苦努力的。四年的大学生活，王海容很少回到那个近在咫尺、温暖舒适的爷爷的家，她如饥似渴地博览群书，除了专业以外，对哲学、文学甚至军事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在学好俄语的基础上，王海容还拼命挤出时间自学英、法、德语，这对于她后来进入外交界的工作打下了语言方面的良好基础。
毕业后王海容分配在外交部，先在北京外国语学院进修一年英语。就在这一年的学习过程中，王海容敏锐地看到学院教学中的一些问题，她在1964年9月又一次大胆地提笔写信给毛泽东谈自己的看法。这一次，她的想法与正在思考教育革命的领袖又有了交集。收到王海容来信，毛泽东十分重视。他当即批转分管文教工作的副总理陆定一，明确指示：来信中“有些事值得注意”，“请派人调查一下，及时改正”。毛泽东还特别在王海容来信的第一页上写下一段批语：【此人叫王海容，是个女孩子，很有些志气，是人民代表王季范的孙女儿，也是我的外孙女儿。你如果想找她谈谈，可叫我的秘书徐业夫送她去。】赞誉之情，溢于言表。
进入外交部工作的王海容，有没有辜负领袖的期望呢？从秘迎基辛格，接待尼克松，签署《上海公报》，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这一系列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和政治影响的外交活动中，王海容不仅参与其中，而且出色地完成了她所担负的工作和职责。随同工作的人员都发现，不论是在哪一次外交场合上，王海容从不胆怯；她的流利的外语和灵敏的反应力，不仅受到周恩来总理的赞许，也得到尼克松总统的好评。在理解与传递毛泽东用浓重湖南口音所说的海阔天空的哲理语言上，王海容作为湖南老乡也许有她特有的优势。
附：《我的经验》，刊载于《中国青年》1960年23期
作者：王波
1957年是我高中学习阶段结束的一年，我怀着非常激动的心情和各种各样的幻想渡过了这一年。那时，我想将来我要当一名红色的人民教师，我又想当一名化学工程师，我还想做一个喷气式飞机的制造者。……总之，那时我有着各种各样的想法；但是最后我终于决定了自己的志愿——学化学，将来为祖国的化学事业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然而，我的这个志愿却没有实现，当年我没有考上大学。我感到非常苦恼和惭愧，辜负了党和毛主席对我们青年的期望，同时也辜负了辛勤栽培我们的老师们。怎么办呢？我想自己是一个共青团员，应该以革命的人生观来对待一切事物。于是，我和同学们就组织了自学小组，在家里自学。……几个月的自学生活真是够我受的。1958年初大跃进的锣鼓声敲醒了我，我觉得再也不能呆在家里自学了，我们青年人应该投入到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大跃进浪潮中去。我决定要去参加工作，我将这种想法告诉了家里，家里人不同意我出去工作，要我继续升大学学习，我想既然得不到家庭的支持，就没有同家庭商量的必要了，我只好独断独行吧！因此，我就瞒着家里满市奔跑找工作，后来终于到了北京化工厂当徒工。我把入厂手续都办好了以后才告诉家里的，我想反正入厂手续已办好了，管你同意不同意，我是一定要去的，家里人对我这种独断独行的举动真是无可奈何，后来也只好同意了。
进入化工厂后，我们大家都感到非常高兴。工厂的领导对我们徒工真关心，从生活，学习到思想各方面都照顾得非常周到。因此，我们一到工厂就象到了自己家里一样，一点也不感觉别扭。老工人见了我们新徒工总是笑容满面地问长问短，领导同志见到我们也很亲切地问寒问暖问饥问饱。使我感到生活在社会主义的工厂里真是幸福无比。现在的工厂都由工人自己来领导和管理，工人阶级自己当家作主掌握自己的命运了。过去反动派统治时期，工人们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不分昼夜地象牛马一样地劳动，仍然是衣不蔽体，食不供口，那种饥寒交迫的日子现在已一去不复返了。
【屈才不屈才】
记得我刚到车间参加生产时，自己所学的一些理论不能灵活自如地运用到生产中去，而现在我们能熟练地掌握一手好技术，这都是从师傅那里一点一滴学来的。如果没有党的领导，没有师傅们耐心的帮助，我们能这么快就掌握这些比较复杂的生产技术吗？
但是还有人认为我们从小学而高中读了十二年的书，有了知识，现在进工厂当学徒工是“屈才”。这是一种什么观点呢？我们都知道，在旧社会，知识分子是把自己的知识当作商品来换“名”换“利”的，而统治阶级也就用高官厚禄来收买这些知识分子为他们服务，广大的劳动人民却被剥夺了学习的权利。因此，在旧社会只要有一点点书本知识就是了不起的事，就可以“待价而沽”。这样就在我们某些徒工的思想中产生了“屈才不屈才”的思想。今天，我们工人阶级掌握了政权，人民坐了江山，工厂是自己的，我们有了一点点知识，难道就要和国家“讲价钱”吗？我认为，我们能有这些知识全是党和人民给我们的，我们应该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旧社会那种霉烂的思想不要再让它在我们青年人的脑子里作怪了吧！
应该知道，我们是徒工，徒工是向师傅学手艺的，换而言之，就是要从师傅那里学实际的生产知识。把书本知识和生产知识两者结合起来才能更有效地提高生产水平。事实证明，我们刚下车间时真是什么也不会，什么也不懂，连烧杯、试管也洗不干净，最简单的洗瓶都不会使用，就连较容易配制的百分比溶液也要配错，我心里想，学了好些理论都跑到哪里去了呢？连这些最简单的事也做不好，差不多都要师傅“反攻”一次。后来经过自己的努力和师傅耐心的帮助以及毫无保留地向我们传授他们长年累月积起来的宝贵经验，这样就使我们在短短的几个月中能熟练自如地掌握了复杂的操作技术。难道说，我们进工厂当徒工向师傅学习生产知识是“屈才”吗？我以为这并不是“屈才”。老工人文化虽不高，技术理论说不出一套来，但是他们有着丰富的技术经验，这些是从书本上学不到的，但却是解决生产中实际问题的宝贵知识。我们应该诚心诚意地当他们的徒弟，虚心向他们学习，学习他们那种高尚的思想品质和生产经验。而且我也懂得，今天的劳动不是给资本家卖苦力了，是为着广大的劳动人民为着社会主义的祖国而劳动，这是无比光荣的事，难道还有比这更光荣的吗？同时，劳动对我们知识分子来说尤为必要，因为通过劳动不但可以锻炼身体，掌握生产技术，更重耍的是能够改造我们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培养我们成为一名真正的无产阶级的坚强战士。所以我觉得我们高中毕业生进工厂当徒工，并不是“屈才不屈才”的问题。只有那些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才会说是“屈才”。因为他们被那种“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腐朽思想冲昏了头脑。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早就说过：“他们应该知道一个真理，就是许多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地最无知识的，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他们多一点。”所以我们不应该做资产阶级无知的知识分子，我们要做社会主义又红又专的工农化的知识分子。我们要牢牢记住，真正的知识是在实践中得来的，任何书本知识只有在书本的作者们在实践中反映了客观真理，才算是真正有用的，否则，书本上的道理便只是无用的假道理，决不是能够改造世界的有用的真理。
【六三制】
在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工厂党委对我们徒工很重视，很关心我们的理论学习，为了提高我们的科学理论水平，在厂党委的直接领导下给我们徒工制订了“六三”工作制。所谓“六三”制即六小时工作，三小时学习。因此，厂内办了一个化工学院，所有的徒工都可以在这个业余学校学习，厂党委的领导同志也要求每个徒工要保证每天的学习出勤率（不但徒工如此，就是老工人也参加了学习）。这样我们每天有六小时在车间进行实际的操作，下班后又有三小时的理论学习，因此，技术提高得特别快。每天连工作带学习一共才九小时，其他时间可以进行文体活动以及政治时事学习。所以我们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大家都感到异常愉快。
工厂为了更好地培养和深造我们，不但在厂内有业余大学可以学习理论，而且还经常派我们到其他兄弟厂及先进单位去学习别人的经验和技术。我也被派到中国科学院去学习过一段时间，还有的徒工被派到上海、天津等兄弟厂去学习。这充分地说明新社会的徒工得到了党和人民何等的信任和重视啊！
现在工厂给我们合理地安排了工作和学习时间，真是太好了。居然还有一些人对这种生活感到不十分满意，真是“人在福中不知福”。我们试想想，过去旧中国反动派统治时期的徒工和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徒工，他们能有象我们这样的幸福生活吗？不言而喻，他们是资本家大老板的廉价劳动力，是侍奉师傅的“丫头”，挨打挨骂是家常便饭。每天十几小时笨重的劳动，使他们累得连气都喘不过来，终年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师傅既不能将手艺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们，又不能让他们进行理论学习。虽然我对过去工人的那种艰苦生活没有亲身的体会，因为我在1949年全国解放时才是一个十一岁的“黄毛丫头”，什么事也不懂；但是在北京化学工厂从许多老工人的谈话中使我体会到了我们今天的生活和工作与解放前的生活和工作对比起来，实在太幸福了。解放前劳动人民那种非人的生活和现在此较起来，真是不可同日而语。
今天我们的条件是多么优越啊！有党的领导，有师傅们的帮助；又有宽敞而明亮的厂房，有齐全的设备，有学习的时间，也有娱乐的时间。这一切全靠共产党和毛主席。在上面，我讲的全是些好事情，这是真的。难道没有一点坏事情，或者叫作错误缺点的吗？当然是有的，年年有的，月月有的。怎么对待呢？以我们工人阶级主人翁的姿态，把所有错误缺点，一件一件克服掉。
【保健和福利】
我们知道，在化工厂有些产品在生产过程中对人的身体健康确有影响，难道为了避免这些影响我们就不进行生产了吗？当然不会的，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工人阶级懂得今天劳动的意义，是为祖国为人民创造更多更好的财富。而且在大跃进的时代里，很多化学原料在国民经济建设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解放前，很多化学原料都由英美等帝国主义国家输入，质量既差，价格又昂贵。如今我们自己生产的产品不但数量多而且质量也佳。例如：我们工厂生产的钨酸钼酸等产品早已超过了德国有名的依墨尔克。又如稀士元素现在也能大量生产，还达到了光谱纯的规格，就连现在最新式的塑料、尼龙等高分子化合物我们都能自已生产了。很多产品不但在国内销路广，而且在国际市场上也占有一定的地位。因此，我觉得，为了给国家多生产一些产品，支援国民经济建设的需要，使我国在更短的时间内能超过英美帝国主义，我们在生产过程中身体受一点点影响又算得了什么呢？难道有着共产主义觉悟的我们能被这一点点微不足道的困难吓倒吗？又何况在今天党的领导下，工厂不但关心我们的学习，而且还很关心我们的身体健康，为了保证工人的身体不受损失，工厂给我们保健食品——牛奶，以弥补身体所受的损失。
我们除了每天有保健食品外，国家还给我们各种福利。如每月一次的理发费；三个月发一条毛巾，这是给工人在工作时擦手擦汗等用的；还有洁白的工作服，有的小组因用酸量大，因此，能穿上既美观又轻便的塑料工作服。夏季天热，工厂给我们准备了清凉而可口的盐汽水；冬季天冷，工厂就发给我们棉工作服和棉帽棉手套等。如果得了病还有公费医疗呢。我因为有鼻窦炎，工厂给我介绍去积水潭医院治疗。今天我们的工作条件实在太美好了。然而也只有在我们这种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工人们才能有保健食品和这么多的福利。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的生活和工作条件真是不堪设想，他们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资本家不把他们当人使唤，哪里还谈得上有保健和福利呢？他们连做梦也想不到有牛奶喝。那些牛奶只是资产阶级的老爷、太太、小姐、少爷们的滋养品。而在我们的国家里，牛奶却成了我们工人的保健食品了。在旧中国和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医院也是资本家们的“疗养所”，而工人们得了病却顾不得病的轻重都要上班，如果不上班就有被资本家辞掉的可能。想想过去再看看现在，我们就会更深的体会到存我们社会主义的国家，党和政府对工人的健康是如何地关怀啊！
【做党的驯服工具】
今天我们的劳动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凡是为社会主义所需要的劳动都是光荣的，有前途的。
我们知道，无数的革命先烈为了伟大的革命事业从不计较个人，党需要他们在哪里他们就在哪里，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他们可以牺牲自己的一切，甚至连自己的生命。他们是党的驯服工具，是我们光辉的榜样。
现在祖国正处在一日千里飞跃发展的大跃进的时代，我们加入到了工人阶级的队伍里，成为工业战线的新兵，能直接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出自已的一切力量，这是值得自豪的。但是现在我们身上担负着重大的担子，这是党和人民对我们的信赖和委托。由于党和毛主席的领导和关怀 ，我们有着优越的工作条件和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怎样来报答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恩情呢？只有今后在劳动中努力改造自己那些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全心全意为祖国为人民服务，党需要我们在哪里我们就到哪里，坚决听党的话，做党的驯服工具。
【文/林之辛，本文为作者投稿红歌会网的原创稿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