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中发展完善了科学历史观
内在蕴含“经济决定政治，政治统帅经济”至简大道的科学历史观，在理论和实践交互的层面上，创立、发展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继续开拓、完善于毛泽东。
列宁说:“唯物主义历史观始终是社会科学的同义词……是唯一的科学的历史观。”[1]
在人类社会中，人们的历史观，从非科学历史观的自然存在，到科学历史观的产生，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发展过程。
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前，无论人们的自然观是唯物主义的还是唯心主义的，其历史观都是唯心主义的——或者是客观唯心史观(如神、宗教;如中国的朱熹、德国的黑格尔等等);或者是主观唯心史观(如中国的陆九渊，英国的贝克莱等等)。
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后，世界上才开始产生了比较系统的科学历史观。
所谓科学历史观，即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精确地说是指辩证唯物史观，也就是运用唯物辩证的方法观察和研究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理论。这是无产阶级所独有的、唯一科学的历史观。
科学历史观从产生到基本完善，也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
目前的主流认识认为：唯物史观只有一个决定作用，即经济因素的单向决定作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其实，在辩证唯物史观中，还内在地具有另外的一种含义，即政治因素(包括意识形态)的反作用——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而这种“反作用”，不但内含着“非决定性反作用”，而且还内含着“决定性反作用”(这是主流的认识盲点)!只是，由于历史的原因，马克思尚未重点阐述这种特殊的决定作用。
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时，所面对的拦路虎，是一统天下的唯心史观。因而，马克思的最艰巨任务，就是通过论证社会经济存在决定社会政治意识的原理，以奠定唯物史观的理论基石。但由于人们思维的自发形而上学性，故当他们初步接受了唯物史观的经济决定作用原理之后，往往又从原来的唯心史观极端跳到了“经济决定论”的机械唯物史观极端，认为思想意识只是“反作用”于社会存在，并不能发挥任何决定性作用。
对此，恩格斯进行了精辟地批判阐释，诸如：
“唯物主义历史观及其在现代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上的特别应用，只有借助于辩证法才有可能。”[2]
“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预交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3]
“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4]
在这里，恩格斯强调了“上层建筑在很多情况下对历史斗争形式也发挥主要决定作用”的道理，将辩证唯物史观与机械唯物史观划清了界限。
继而，列宁也提出了一些精辟的观点，诸如：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这一点，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5]
“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处理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解决它的生产任务。”[6]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7]
(雇佣劳动)“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列宁选集》第4卷，第181页)[8]
“党和政府机关一切工作中最大的毛病就是官僚主义，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9]
“只要实现了这个文化革命，我们的国家就能成为完全社会主义的国家了。”[10]
理论和实践说明，列宁抓住了“经济决定政治，政治统帅经济”的辩证唯物史观精髓。可惜的是，列宁英年早逝，使得科学历史观的发展和完善，失去了极为难得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大师资源。
至于斯大林，作为列宁的继任者，也是一位贡献卓著的杰出马克思主义者。
但是，斯大林毕竟还不是伟大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大师，在理论和实践的一些紧要处，难以冲破深重的历史局限。例如，在他的身上，机械唯物史观的认知错误正在萌芽——把社会历史简单归结为生产方式的发展，认为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完全适应;以为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剥削阶级就消灭了，阶级矛盾也不再是社会主要矛盾了;看不到“思想政治形态的(官僚)资产阶级”正在顽强复辟“经济形态的(官僚)资产阶级”的致命危险;更不用说按照列宁的遗愿推进思想文化革命、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了。所以，实事求是地讲，在斯大林的身上，已经隐约可见后来赫鲁晓夫的阴影了。
深重的历史局限，使得列宁逝世之后的社会主义阵营，在理论和实践中，难于自觉坚持辩证唯物史观的思想政治路线，从而难以抗拒“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场”的高强渗透力和俘获力。而这正是后来爆发“苏东剧变”的最重要理论路线根源!
毛泽东——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中，发展完善了科学历史观。
在《矛盾论》中，毛泽东继恩格斯之后，进一步揭示了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之间的双向辩证决定关系：“矛盾的主要和非主要的方面互相转化着，事物的性质也就随着起变化。……有人觉得有些矛盾并不是这样。例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生产力是主要的;理论和实践的矛盾，实践是主要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经济基础是主要的;它们的地位并不互相转化。这是机械唯物论的见解，不是辩证唯物论的见解。诚然，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11]
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12]
而毛泽东的《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则石破天惊地揭示了经济和政治之间双向辩证决定关系的科学历史观精髓：
“从世界的历史来看，资产阶级工业革命，不是在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国家以前，而是在这以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大发展，也不是在上层建筑革命以前，而是在这以后。都是先把上层建筑改变了，生产关系搞好了，上了轨道了，才为生产力的大发展开辟了道路，为物质基础的增强准备了条件。当然，生产关系的革命，是生产力的一定发展所引起的。但是，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以后。拿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来说，正如马克思所说的，简单的协作就创造了一种生产力。手工工场就是这样一种简单协作，在这种协作的基础上，就产生了资本主义发展第一阶段的生产关系。手工工场是非机器生产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了一种改进技术的需要，为采用机器开辟了道路。在英国，是资产阶级革命(十七世纪)以后，才进行工业革命(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法国、德国、美国、日本，都是经过不同的形式，改变了上层建筑、生产关系之后，资本主义工业才大大发展起来。
首先制造舆论，夺取政权，然后解决所有制问题，再大大发展生产力，这是一般规律。在无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以前，不存在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而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在封建社会中已经初步成长起来。在这点上，无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有所不同。但是，这个一般规律，对无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都是适用的，基本上是一致的。
这里讲发展大工业是对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说得不完全。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并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生产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产关系，而是要首先造成舆论，进行革命，夺取政权，才有可能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消灭了旧的生产关系，确立了新的生产关系，这样就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13]
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方面，薄一波回忆说，毛主席批评了互助组不能生长为农业生产合作社和现阶段不能动摇私有基础的观点，毛主席说服他们(某些高级领导人)的主要论点是：“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即尚未采用蒸汽动力机械、而依靠工场分工以形成新生产力的阶段，则中国的合作社，依靠统一经营形成的新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基础，也是可行的。”[14]
回顾历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的成长，经历了家庭手工业、工场手工业，再到机器大工业的发展过程。在以蒸汽动力为标志的机器大工业出现之前，工场手工业生产组织形式的发展，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登上统治地位的先锋部队。关于这一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已有明确论述。但是，毛主席却是将这一规律发展和运用于相对落后国家解决农业合作化问题的第一人。毛主席顶住了“不改变农村私有制，先机械化，后合作化”的党内机械唯物史观的右倾路线阻力，走出了一条“在我国工业化起步的同时推进农业合作化，通过互助组、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再到人民公社的逐步过渡办法，解决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符合辩证唯物史观发展逻辑的正确路线。这是相对落后国家率先进入社会主义后，有效防止两极分化和向官僚买办资本主义方向堕落的唯一正路。薄一波也认为，“毛泽东提出一个全新的观点，突破了苏联的模式，为中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走出一个新的路子”。
毛主席还强调：
“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15]
“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16]
“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17]
“政治，不论革命的和反革命的，都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不是少数个人的行为。……只有经过政治，阶级和群众的需要才能集中地表现出来。”[18]
“政治和业务是对立统一的，政治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一定要反对不问政治的倾向;但是，专搞政治，不懂技术，不懂业务，也不行。”[19]【这里说的“政治是第一位的”，是从政治对经济具有统帅性决定作用的角度来说的。这与从经济对政治具有基础性决定作用的角度来说，“政治是第二性的”并不矛盾。】
“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20]
“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21]
“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它们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微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22]
“舆论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一定要去占领，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要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23]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有政权。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以丢掉。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24]
“如果政策不对，不管你的名称叫共产党也好，叫什么党也好，总是要失败的。”[25]
“有句古话，‘纲举目张’。拿起纲，目才能张，纲就是主题。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并且逐步解决这个矛盾，这就是主题，就是纲。”[26]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27]
“单有1956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证明。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28]
“抓革命、促生产。”[29]
“只要阶级斗争搞得好，搞深、搞透，不但不会妨碍生产，而且必然促进生产斗争、科学实验的大发展。”[30]
“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剥削阶级的所有制，不等于政治上、思想上的斗争没有了。资本主义思想，几十年、几百年都存在。资产阶级是可以新生的，我们必须引起警惕。”[31]
“消灭阶级有两种，一种是作为经济剥削的阶级容易消灭，现在我们可以说已经消灭了;另一种是政治思想上的阶级，不容易消灭，还没有消灭，这是去年整风才发现的。”[32]【毛泽东在科学历史观发展史上首次提出“政治思想上的阶级”，这绝不是所谓的唯心主义，而恰恰是辩证唯物史观的应有之义和点睛之笔。】
“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33]
“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是主要任务，绝不是目的，目的是解决世界观问题，挖掉修正主义根子问题。”[34]
“在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对知识分子的改造是一个极大的问题。”[35]
“治国就是治吏!”[36]
“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37]
……
综上所述，毛泽东主席在辩证唯物史观的发展史中，首次在经济决定政治的基础上提出了政治统帅经济的原理;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原理;首次提出了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还必须坚持以阶级斗争(尤其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发挥无产阶级思想政治的统帅性决定作用，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灵魂);同时首次提出和践行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和“三个世界”的政治路线;巨人毛泽东，踏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巨人前辈的肩膀，带领着中国人民，终于首先登上了科学历史观的巅峰——这是国际共运在20世纪所取得的最辉煌的成绩!是中国引领世界由精英民主时代进入大众民主时代的内在依据。
注释：
[1]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列宁全集》第2版第1卷。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377—378页。
[3]《恩格斯致约•布洛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479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477页。
[5]《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列宁选集》第四卷。
[6]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41—442页。
[7]《怎么办?》，《列宁选集》第一卷，第241页。
[8]《列宁选集》第4卷，第181页。
[9]《论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内外形势》，《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52页。
[10]论合作制》，《列宁选集》第四卷。
[11]《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322—325页。
[12]《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73—374页。
[13]《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131、132页。
[14]薄一波：《若干重大历史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15]《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毛泽东著作选读》乙种本。
[16]《山东有可能成为战略转移的枢纽》(1942年7月9日)，《毛泽东文集》第二卷第435页。
[17]《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995页。
[18]《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23页。
[19]《做革命的促进派》，《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71页。
[20]《〈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43页。
[21]《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85页。
[22]1958年1月《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351页。
[23]1962年9月毛主席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
[24]《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1971年8月中旬至9月12日)，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72]12号。
[25]1964年7月10日毛主席接见日本社会党人士佐佐木更三、黑田寿男、细迫兼光等的谈话。
[26]《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两次谈话》(1953年10月、11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20页。
[27]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的总结讲话。
[28]《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61页。
[29]1966年12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
[30]1964年12月19日毛主席对一个报告的批示。
[31]摘自1962年8月9日毛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上的发言。
[32]《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11月21日)》。
[3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487页。
[34]1976年5月毛主席和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的谈话。
[35]1968年9月12日《人民日报》。
[36]《毛泽东解释“黄克功案”：杀功臣也是无奈》，《人民网》，2013年1月6日。
[37]1945年7月4日毛泽东与黄炎培谈“历史周期率”。
2021年2月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