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打胜仗的军事原则之一：勇敢地退却

　　有一句歌词叫：毛主席和我们在一起，天天打胜仗。

　　毛主席凭什么能天天打胜仗？毛主席打胜仗可不都是冲锋，还有一个诀窍是“退却”。

　　毛主席是把战争当成哲学看待的，他用哲学来指导战争，他用的哲学是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法则——对立统一。在《矛盾论》里，他说：

　　“战争中的攻守，进退，胜败，都是矛盾着的现象。失去一方，他方就不存在。双方斗争而又联结，组成了战争的总体，推动了战争的发展，解决了战争的问题。”

　　“退却”，是战争整体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毛主席军事思想的高明之处，是将“退却”运用的得心应手，把“退却”的学问做到了恰到好处。

　　毛主席最早认识到“退却”在战争中的妙处，是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当时的革命队伍比较弱小，湖南、江西两省的国民党军队联手对井冈山进行“会剿”，面对强敌，毛主席采用了游击战方式与敌周旋。

　　1929年4月5日，毛主席在起草的红四军给中央的信中，介绍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打破敌人“会剿”的斗争经验，他写道：

　　“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的战术，真是与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的发展是一天天扩大的，任何强大的敌力是奈何我们不得的。我们用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大要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1935年12月23日，毛主席为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起草军事战略问题决议，关于战略方针和作战指挥的基本原则，在战略防御时采用“后发制人，即诱敌深入，不是所谓机会主义的单纯防御路线。”作战的一般原则，“反对只打不走的拚命主义”，反对“不让寸土的保守主义的阵地战”，主力红军应“大踏步进退”。

　　1935年12月27日，毛主席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谈到一年半以来中央红军的战略“大转移”，他批驳了“失败论”的观点，指出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他说：

　　“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直罗镇一仗，中央红军同西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粉碎了卖国贼蒋介石向着陕甘边区的‘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中国工农红军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在陕北落脚后，一个叫斯诺的美国记者历尽千难万险来到这片崭新的根据地，怀着无尽的好奇采访了毛主席，并完成了他轰动世界的著作《红星照耀中国》。在采访中，斯诺问毛主席民族解放战争的战略方针是什么？毛主席回答说：

　　“我们的战略方针，应该是使用我们的主力在很长的变动不定的战线上作战。中国军队要胜利，必须在广阔的战场上进行高度的运动战，迅速地前进和迅速地后退，迅速地集中和迅速地分散。这就是大规模的运动战，而不是深沟高垒、层层设防、专靠防御工事的阵地战。”

　　1936年12月，毛主席对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进行了总结，写成《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他在著作中指出“红军的战略退却（长征）是红军的战略防御的继续”，“中国内战的特点，是‘围剿’和反‘围剿’的长期地反复和攻防两种战斗形式的长期地反复，并且包括着一次一万多公里的伟大的战略转移（长征）这样一种东西在里面。”关于战争中的进攻与后退，他说：

　　“革命和革命战争是进攻的，但是也有防御和后退——这种说法才是完全正确的。为了进攻而防御，为了前进而后退，为了向正面而向侧面，为了走直路而走弯路，是许多事物在发展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现象，何况军事运动。”

　　在这一著作中，毛主席专门以一个章节论述“战略退却”，他归纳的“战略退却”的概念是“战略退却，是劣势军队处在优势军队进攻面前，因为顾到不能迅速地击破其进攻，为了保存军力，待机破敌，而采取的一个有计划的战略步骤。”他以形象的比喻作了解说：

　　“谁人不知，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其势汹汹，辟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水浒传》上的洪教头，在柴进家中要打林冲，连唤几个‘来来来’，结果是退让的林冲看出洪教头的破绽，一脚踢翻了洪教头。”

　　毛主席在著作中回顾了“退却”原则产生的过程：

　　“一九二八年五月开始，适应当时情况的带着朴素性质的游击战争基本原则，已经产生出来了，那就是所谓‘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到了江西根据地第一次反‘围剿’时，‘诱敌深入’的方针提出来了，而且应用成功了。等到战胜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于是全部红军作战的原则就形成了。这时是军事原则的新发展阶段，内容大大丰富起来，形式也有了许多改变，主要地是超越了从前的朴素性，然而基本的原则，仍然是那个十六字诀。十六字诀包举了反‘围剿’的基本原则，包举了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的两个阶段，在防御时又包举了战略退却和战略反攻的两个阶段。”

　　毛主席在著作中还详细论述了退却的条件、要求、目的，要在退却中“选择和造成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若干条件，使敌我力量对比发生变化”，为反攻创造条件，他说：

　　“战略退却的目的是为了保存军力，准备反攻。退却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处在强敌的进攻面前，若不退让一步，则必危及军力的保存。过去却有许多人坚决地反对退却，认为这是‘机会主义的单纯防御路线’。我们的历史已经证明这个反对是完全错误的了。”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面对日军的钢铁洪流，中国国内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意见分歧，最主要的有速胜论和亡国论，在亡国灭种的紧要关头，亟需统一意志，对战争有清醒的认识，提出指引战争的科学意见。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六日至六月三日，毛主席在延安战争研究会发表了“论持久战”的演讲，分析了战争的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指出了对待战争的策略方针，总结得出了持久战的科学论断。

　　关于进攻与防御的关系，他说：

　　“进攻，是消灭敌人的主要手段，但防御也是不能废的。进攻，是直接为了消灭敌人的，同时也是为了保存自己，因为如不消灭敌人，则自己将被消灭。防御，是直接为了保存自己的，但同时也是辅助进攻或准备转入进攻的一种手段。退却，属于防御一类，是防御的继续；而追击，则是进攻的继续。”

　　关于作战的基本方针，他说：

　　“抗日战争战场作战的基本方针，是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执行这个方针，有兵力的分散和集中、分进和合击、攻击和防御、突击和钳制、包围和迂回、前进和后退种种的战术或方法。不但使用战术，还须变换战术。攻击变为防御，防御变为攻击，前进变为后退，后退变为前进，钳制队变为突击队，突击队变为钳制队，以及包围迂回等等之互相变换，依据敌我部队、敌我地形的情况，及时地恰当地给以变换，是灵活性的指挥之重要任务。”

　　毛主席还批驳了“有退无进”的逃跑主义和“有进无退”的拚命主义，他说：

　　“运动战的特点之一，是其流动性，不但许可而且要求野战军的大踏步的前进和后退。拚命主义是军事上的近视眼，其根源常是惧怕丧失土地。为了陷敌于不利而利于我之作战，常常要求敌人在运动中，并要求有利于我之许多条件，虽暂时地丧失部分土地而不惜。因为暂时地部分地丧失土地，是全部地永久地保存土地和恢复土地的代价。凡被迫处于不利地位，根本上危及军力的保存时，应该勇敢地退却，以便保存军力，在新的时机中再行打击敌人。拚命主义者不知此理，明明已处于确定了的不利情况，还要争一城一地的得失，结果不但城和地俱失，军力也不能保存。我们历来主张‘诱敌深入’，就是因为这是战略防御中弱军对强军作战的最有效的军事政策。”

　　毛主席关于避免在不利条件下的无把握的决战问题说：

　　“急性病的速胜论者熬不过持久战的艰难路程，企图速胜，一到形势稍为好转，就吹起了战略决战的声浪，如果照了干去，整个的抗战要吃大亏，持久战为之葬送，恰恰中了敌人的毒计，实在是下策。不决战就须放弃土地，这是没有疑问的，在无可避免的情况下（也仅仅是在这种情况下），只好勇敢地放弃。情况到了这种时候，丝毫也不应留恋，这是以土地换时间的正确的政策。历史上，俄国以避免决战，执行了勇敢的退却，战胜了威震一时的拿破仑。中国现在也应这样干。”

　　1938年1月11日，毛主席在政治理论刊物《解放》上发表的“论抗日游击战争的基本战术-- 袭击”中关于伏击不可能或不成功时的处置方法指出：

　　“如刚出击尚未进入战斗，忽然发现敌人兵力过大或被敌人预先发觉我之埋伏而早已占领阵地，出击毫无胜算，则应马上停止出击，断然撤退，以保存自己力量。这时候，需要指挥者之最高的机断与灵活的处置；已经进入战斗，但遇敌人顽强抵抗，确无胜利把握时，亦应终止战斗，决心引退。”

　　三年解放战争时期，毛主席的“退却”的作战方针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占优势地位的国民党军队进行全面进攻的时候，进行重点进攻的时候，解放区的军民适时进行着大踏步的后退，甚至连“红都”延安也可以放弃。1947年，国民党胡宗南二十万大军进攻陕甘宁边区，毛主席果断决定撤离延安，转战陕北一年多，粉碎了国民党的重点进攻。在撤离延安前，毛主席说服大家说：

　　“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敌人进来是握着拳头的，他到了延安就要把指头伸开，这样他就就便于我们一个一个的切掉它，要告诉同志们少则一年，多则二年我们就要回来，我们要以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

　　1948年1月15日，毛主席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讲到土地政策时，以撤出延安为例，强调了退与进辩证关系，他说：

　　“抗日时期我们跟蒋介石合作，实行减租减息，这同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的政策相比，是不是退了一步？是退了一步。抗战胜利后我们仍然退了一步。退一步的目的是什么？是准备前进。为什么我们退出延安？退出延安是准备打到西安。退一步，进两步、三步。在我们思想中、工作中，退一步的政策是主动采取的。在抗战开始时退一步，不是承认蒋介石不应该打倒，土地不应该分，而是因为日本打进中国来了，如果不这样做就会犯错误。”

　　毛主席的“以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的军事辩证思想，实质是“最后胜利论”，只要坚信这一点，就能够进退自如，不受羁绊，牢牢地抓住战场的主动权，最终实现胜利。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建立的新中国，就是无数的“退一步进两步”换来的，没有那一个一个的“退步”，就换不来一个一个的“进步”，换不来一个新中国。

　　新中国建立以后，毛主席在总结革命战争经验及应对各种军事威胁的时候，时常讲到“退却”这一条关键性经验，对印军事冲突中的退却，防备与美国发生 战争时的“放进来打”，都可以看出毛主席对“退却”这一军事思想的重视程度。

　　1962年9月28日，毛主席会见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在向客人介绍中国的经验时，他说：

　　“要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为什么敌进我退呢?因为它强大，我就退一步，等它搞得疲劳时，我再打。它没有办法了，困难了，就要逃跑，它逃跑，我们就追。这也是老百姓教会我们的。我们这些人本来是不知道打仗的，也是文化人，和你们差不多 我们一方面是在受群众教育，一方面是敌人来教育。”

　　1963年 3月6日，毛主席会见巴西共产党代表团，他介绍中国的经验说：

　　“ 革命是往返曲折的，不是笔直的。失败，胜利，又失败，又胜利，直到最后胜利；后退，前进，再后退，再前进，直到最后胜利。”

　　1964年10月5日，毛主席会见越南党政代表团，谈到美国可能对中国的战争，他说：

　　“我们准备美国打进中国大陆，但要打，它也要利用蒋介石、南朝鲜帮助，单是美国它是不会来的。如果美国打进来了，还是采取我们过去对付日本人的办法，它想到什么地方，就让到什么地方，和它打游击。”

　　1965年4月21日，毛主席在接见出席中共中央中南局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的与会人员时谈到打仗的问题，他说：

　　“打仗没有什么巧，什么军事学?就是四句话:‘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打赢不打，便是机会主义；打不赢，就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一个打，一个走，简单明了。有人说，打仗好复杂，没那回事。要修点工事，顶一下，使后方有所准备，让敌人进来，他陷得越深越好，诱敌深入，聚而歼之。”

　　1965年4月28 日、 29 日，毛主席在武昌东湖客舍听取贺龙、罗瑞卿、杨成武有关作战计划等问题的汇报，谈到打仗问题，他说：

　　“打仗并没有什么神秘，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什么战略战术，说来说去，无非就是这四句话。走，你就打不着我;打，我就要打上你，打准你，吃掉你。总之，要打歼灭战，要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战争初期该顶的地方要顶，但是有些地方也别顶得太久，有时要放，要使敌人感到有味道，要使敌人取得点胜利，为了消灭它，得放它进来。顶是争取时间，争取半年、一年，就放它进来，诱敌深入，然后消灭它。”

　　1965年8月11日，毛主席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军事战略方针，他说：

　　“我最近研究历史，古今中外，凡是诱敌深入的，就把敌人歼灭了;凡是开始打了胜仗，兴高采烈，深入敌境的，就打败仗。中国、外国这样的例子多得很 总参谋部要研究用什么办法才能够把敌人放进来。不让敌人打些胜仗，尝到味道，它就不来了。这件事，要经常考虑研究才好。”

　　1969年4月28日，毛主席主持中共九届一中全会，谈到准备战争 问题，他说：

　　“我们是不打出去的。不要受挑拨，你请我去我也不去。但是你打来呢，那我就要对付了 看你是小打还是大打。小打就在边界上打。大打，我主张让出点地方来，中国这个地方不小。要使全世界看到我们打仗是有理的，有利的。他进来了，我看比较有利，不仅有理，而且有利，好打，使他陷在人民包围中间。”

　　毛主席军事思想的“退却”不是单纯的退，而是为了实现“进攻”的最终目标，以退为进，以退实现最好的“进”，最快的“进”。做为一种军事思想，它是成功的，发挥出了争取战争胜利的奇迹般的作用。不旦是军事领域，毛主席还将“退却”的思想广泛用于政治、经济、外交等领域，开创出了这些领域的一片片新局面。

　　毛主席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过程中，为了民族大义，对国民党做出了若干让步，采取“顾全大局委曲求全的退让政策”，以至于不少人变为共产党“向国民党屈服、投降和悔过”，毛主席解释说：

　　“有时需要退让一步，只要不违反抗日救国的大原则都可以商量。”

　　毛主席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为了和平建国，避免内战，对国民党仍然在一定程度上进行退让，他解释这样做的原因说：

　　“当前内战的威胁是存在着的，但国民党有很大困难，至少今年不会有大的内战，和平是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进攻还是退却？主要的当然还是进攻，是在和平中的进攻，但部分的会有退却。解放区一万万人口、一 百万军队，蒋介石是不会完全承认的。我们要准备有所让步，在数量上作些让步，以取得合法地位，以局部的让步换取在全国的合法地位，养精蓄锐来迎接新形势。对这种让步我们要有准备。”

　　毛主席在解放后的大跃进过程中经济受挫的时候，适时提出经济退却的方针，“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他说：

　　“一定要从实际出发，从全局出发，在必须后退的地方，坚决后退，而且必须退够。"

　　毛主席在中国进入联合国的问题，采取了不急于进入的态度，以等待更好的时机。他说：

　　“只要蒋介石的代表还在联合国，我们就不进联合国。我们已经等了十一年了，再等十一年或者更久也没有关系。我们不忙于进联合国。”

　　毛主席军事思想的“退却”论，可说是“退一步海阔天空”，退出了一个大天地和大世界，与毛主席的进攻理论相得益彰、相映成趣、相辅相成、相生相伴，没有毛主席军事退却理论的神来之笔，中国的革命和建设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