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晋|毛泽东与中苏论战：“武仗”可以打，“文仗”更不怕

　　1959年，毛泽东和邓小平在一起

　　毛泽东是文章高手，视文章为重要工作手段和开展舆论宣传的工具。他青年时代走上政治舞台的第一个亮相，靠的就是文章。那是在五四大潮中，不到一个月，他就在自己创办的《湘江评论》上面发表40多篇时事评论。最有分量的一篇叫《民众的大联合》，引起倡导新思潮的胡适刮目相看，将其视为精神兄弟。

　　在云谲波诡的政治风云中，打“笔墨官司”成为毛泽东的拿手好戏。在指挥打武仗的战争年代，他辅之以“文仗”，发明了“枪杆子”加“笔杆子”的说法。1948年的华北战场，他以一篇《评蒋傅军梦想偷袭石家庄》，像诸葛亮唱“空城计”那样，硬是吓退了敌人两个军的偷袭。淮海战役中，又以一篇《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瓦解了大量敌军的斗志。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主要指挥打“文仗”，但自己在前面“冲锋陷阵”也是常事。1958年打金门炮战，为阐明缘由，毛泽东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告台湾同胞书》，文势磅礴，气韵畅然，说理透彻，在海峡两岸均起到张扬民族大义之效。

　　“文仗”缘何起

　　打“文仗”，是毛泽东在中苏论战过程中明确提出来的。所谓中苏论战，实际上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始于1956年中方发表《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两篇文章对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揭批斯大林错误，以及如何看待1956年国际社会主义阵营出现的波折，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和认识，即已隐含分歧的苗头。此后，围绕“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台湾问题、西藏平乱、中印关系等中国的内外政策，赫鲁晓夫和苏共中央领导层也多表示了不同看法。到1959年，中苏两党正式出现分歧。这年10月2日，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会见赫鲁晓夫时，双方当面争论得很激烈。分歧的结果是苏联撤销了对中国的一切援助。

　　第二个阶段，从1962年爆发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开始，苏共领导人在不同场合公开攻击中国，双方分歧走向公开，卷入纷争并攻击中国的东欧兄弟党也越来越多。中方从1962年12月到1963年3月，发表了七篇答辩文章。双方分歧最后归结到如何看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路线和政策问题上。

　　第三个阶段，苏共中央1963年7月14日在《真理报》上发表《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全文达3万多字，全面系统地攻击中国的内外政策，对中共领导人还指名道姓地批判。事情就此闹大。中方从1963年9月到1964年7月，发表九篇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简称“九评”)。而苏联方面则表示要对中国采取“集体措施”和“坚决地打击”。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争论结束。此后，不仅中苏两党关系，中苏之间的国家关系也走向公开破裂，中国甚至面临战争的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