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飚：《毛泽东时代研究》第四章 自我社会价值评判

　　第四章 自我社会价值评判

　　在对社会价值评判的研究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人们的认识往往容易受决策者自我社会价值评判的影响。同第三方社会价值评判相对应，我们称当事人对自己所做决策的评价为自我社会价值评判。在这里，我们又可以把它区别于罔顾事实，纯属主观臆断的自我价值评判。尽管这种自我社会价值评判的确带有一定程度的主观色彩，但它也并不就一定全是主观片面的。它只不过是在动机与效果两者中，更侧重于对决策动机的社会价值评判；在多因一果中，更侧重于评判自身决策在良好的社会效果中所起的关键性作用等等。当然，准确客观的自我社会价值评判，即真正做到“贵有自知之明”，并不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这就需要有第三方价值评判与之相对照并加以补充完善，促使当事人能够清醒地评判自身的作用，以确保自我社会价值评判的适度可信。现就自我社会价值评判的出发点乃至特征作一阐述。

　　第一节 决策者的动机与效果

　　人们在对决策者的决策行为乃至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进行社会价值评判之时，究竟是根据决策者的主观动机呢？抑或是根据决策行动在实践中所产生的客观效果呢？毛泽东曾经说过，“唯心论者是强调动机否认效果的，机械唯物论者是强调效果否认动机的，我们和这两者相反，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为大众的动机和被大众欢迎的效果，是分不开的，必须使两者统一起来。”同时老人家又说“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或动机的标准。”（参见《毛泽东选集》1991年版第3卷868页）在这里，毛泽东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动机与效果的基本观点，认为两者完全可以在实践的基础上达到统一，从而为我们进行社会价值评判提供了最基本的方法，即：既要了解动机也要考察效果。这样，才能对人、对事做出较为准确的社会价值评判。

　　然而，在社会实践中，动机与效果两者既有相一致的时候，也有相背离的情况。由于客观条件的变化或不具备，良好的动机也可能出现有违初衷的效果，部分或大部显示出与决策者主观意愿相反的结果。毛泽东等领导人分别于五十年代末期和六十年代中期发动的“大跃进”与“文化大革命”，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类似情况。这两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就其性质而言，前者立足于高速推动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短期内超英赶美，推进经济大发展是这场运动的重点；后者立足于摧毁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等旧的思想意识形态及其文化观，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与清除党内走资派是这场运动的重点。就决策者的主观动机来说，那也是无可非议的。前者出自急于改变我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试图最大限度地发挥出人们建国初期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把经济搞上去。但由于步子迈得太急，特别是一些主要决策者有时轻信了某些人弄虚作假炮制出来的“神话”，离开了中国的实际，结果干了一些事与愿违的事情。后者出自急于运用人民群众的力量来解决执政党自身乃至整个社会生活中的某些阴暗面，以防止修正主义复辟为目的。但在某些人“挑动群众斗群众”干扰革命大方向的情况下，过分侧重运用“武器的批判”，搞“全面内战”“打到一切”，难以真正把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力的迅速发展摆上应有的位置，结果反而导致后期出现党风政风的下滑，良好的动机带来了一些意料不到的后果。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动机向效果的转化过程是复杂多变的，客观条件的变化与主观条件的局限，往往可能会使人们最初期待的效果发生逆转。这时，我们就应当看主要决策者在出现坏的效果苗头时，是否采取了挽救不良行为的紧急举措，是否在尽可能地减少所造成的损失。作为国际大战略家的毛泽东之所以伟大，也在于老人家能很快地认识到相关失误，并对错误的东西加以否定，同时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