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的后面不是秋：纪念邓颖超同志诞辰110周年

　　邓颖超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著名社会活动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党和国家卓越领导人，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她在国内外享有崇高声誉，深受全党全国人民的尊敬和爱戴，大家都亲切地称她为“邓大姐”。

　　邓颖超同志少年立志“振起精神，谋国家之进步”，15岁投身五四爱国运动，1924年参加组建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她曾经说过，“我们所以要加入共产党，就是因为，第一我们爱国;第二我们爱民;第三我们反对反动势力，反对黑暗，追求光明，要建设一个富强的新中国”，为此“愿将一生献给中华民族奋起复兴的事业”。从那时起，邓颖超同志就同周恩来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一起，朝着这个目标顽强奋斗，付出毕生精力，直到生命终止。在70余年的革命生涯中，邓颖超同志几乎经历了党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所有重大事件。她是20世纪中国妇女的杰出代表，从事过党的多方面工作，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

　　邓颖超同志在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的重要历史时刻，被推举走上党和国家重要领导岗位，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妇联名誉主席、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全国政协主席等重要职务。她参与制定党和国家一系列重大决策，提出许多重要的思想和建议，在外交、妇女、党的建设、统一战线和推动海峡两岸关系发展等诸多方面，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为开创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了重要贡献。

　　邓颖超同志生前十分喜爱一首诗，其中写道：“春天的后面不是秋，何必为年龄发愁，——人民的事业与世长久，谁的生命与它结合，白发就上不了他的头。”这正是她晚年奋斗历程和精神风貌的真实写照。本文着重谈谈邓颖超同志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为党和人民作出的贡献。

　　为发展新时期对外友好事业做出巨大努力

　　1976年12月，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三次会议作出决议，决定通过邓颖超同志为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78年3月，在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邓颖超同志当选为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这可以说是一次迟到的任命。由于她在党和人民中的崇高威望，1975年10月，邓小平、叶剑英等同志提议，经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并报请毛泽东同志批示同意后，已决定由她出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但是，周恩来同志坚决不同意，这件事被压了下来。不仅如此，周恩来同志还多次在任职、调级等问题上尽量“压低”她。对此，邓颖超同志从无怨言。她说：“恩来这样做，我很理解。”

　　邓颖超同志出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时，“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国际上普遍关注着中国未来的政治走向和外交政策。走出去、请进来，向国际社会介绍我们国家发生的新变化，成为邓颖超同志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期间付出精力最多的一项工作。在这方面，邓颖超同志确实具有别人难以替代的独特优势。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她就与一些国家的驻华官员、国际妇女组织的朋友以及一些进步记者接触交往，结下真挚的友谊。新中国成立后，她会见过来自世界五大洲几十个国家的各阶层人士、妇女界代表，积极从事国际友好活动，为增进中国和世界的友好关系、维护世界和平做了大量工作，在外事工作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她又是周恩来同志的夫人。周恩来同志是新中国外交工作的开创者和奠基人，在国际社会享有盛誉和巨大影响力，这使她在介绍中国、传承友谊和增强互信方面，更容易获得国际社会的敬重和信任。

　　1977年2月至1980年6月，邓颖超同志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身份率全国人大代表团先后访问缅甸、斯里兰卡、伊朗、柬埔寨、日本、朝鲜、泰国、法国8个国家和欧洲议会。为了圆满完成出访任务，邓颖超同志在每一次出访前都详细了解被访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各方面的情况，充分而精心地做好准备。她提出并践行了“谦虚和蔼，作风朴实，态度诚恳，政治敏锐”十六字方针。每次出访活动，邓颖超同志的行程都安排得很满，这对已年逾古稀且体弱多病的她来说，非常辛苦和劳累，但她总是以最好的精神风貌出现在国际社会面前。在被访国，邓颖超同志受到各国领导人破格的欢迎和接待。她上对外国元首，下对服务人员，都十分尊重，所表现出的坦诚友好、真挚热情、敏锐豁达的风格和风度，受到普遍赞扬。有人称她“像周恩来总理一样，也是广闻博识，明达而又虚怀若谷”。更多的人则饱含深情地称她为“邓大姐”或“邓妈妈”。跟随邓颖超同志出访的工作人员说：“我们的邓大姐就是这样细腻而精心地做友好工作，播下一粒粒友好的种子。”

　　在与外宾的谈话中，邓颖超同志详细介绍了中国的情况和变化，介绍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方针和政策，表明中国将继续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继续加强同各国的传统友谊和友好往来。在中国实现历史转折的过程中，她传达出的信息，对宣示党和国家的政策、传播友谊、树立国家形象产生了重要影响，为新时期对外关系进一步发展铺设了道路。

邓颖超与周恩来

　　将妇女工作的责任“承担到生命的终止”

　　“作为一名妇女，特别是一名女共产党员，对于妇女工作是应该关心的;这个责任，我们应当一直承担到生命的终止。”这是邓颖超同志离开全国妇联领导岗位后，对从事妇女工作的同志们提出的希望，也是她一生的承诺。她称自己是“一个长期为各族妇女群众服务的勤务员”。

　　邓颖超同志从青年时代起就投身妇女解放运动，为妇女解放事业奋斗了一辈子。五四运动期间，她参与组建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随后又参与创办女权运动同盟会直隶支部、女星社和《妇女日报》，还参与组织天津妇女国民会议促成会。入党后，她先后担任过中共天津地委妇女部长、中共广东区委妇女部长、中共中央妇委书记。新中国成立前夕，她参与领导筹备中国妇女第一次代表大会，并在会上当选为全国民主妇联副主席。她在全国妇联副主席这个岗位上辛勤工作几十年，付出大量心血。1978年，邓颖超同志在中国妇女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全国妇联名誉主席，不再具体领导妇联工作。但她仍始终关心和关注各行各业的妇女工作，要求在各项工作中重视总结历史经验，坚决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鼓励妇女界同胞“更好地为国家的事业而奋斗”。其中，她花了不少力量投入的一件事，是推动妇女运动史的撰写工作。邓颖超同志指出，“这是一件很重要的工作，它既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又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影响”，应该把编撰妇女运动史看作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和“责无旁贷的工作”。为了做好这项工作，邓颖超同志提出过许多重要的指导性意见。她指出，要坚持以党的“两个历史决议”为“纲”和“重要依据”;坚持“实事求是，不能有一点含糊”;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她还指出，“关于历史方面的事情是一点都含糊不得的”，“这是一件很细致、很麻烦的工作”，“要有很大的耐心和韧性”，“要有一种坚持不懈的精神”。她特别嘱咐编撰妇女运动史的同志，要善于听取意见，善于和人家讨论，善于发扬民主。她说：“发扬了民主，就能‘集思广益’。这样做，不但对你自己有益，而且对我们党的事业也有益。”1989年《中国妇女运动史》出版，这是邓颖超同志晚年指导妇女工作做的一件重要事情，它的意义在于把历史知识和经验留给后代，对推动新时期妇女工作持续发展有着长远和深刻的影响。

　　实践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楷模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颖超同志和陈云、胡耀邦、王震同志一起被增选入中央政治局，她还当选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书记。这在当时是十分引人注目的。邓颖超同志对党建工作很熟悉，曾经两次在中央机关担任过支部书记，一次是大革命失败后在处于地下状态的党中央直属支部做支部书记，另一次是到革命根据地瑞金在中央机关做支部书记。她曾说，“对那两次工作非常有兴趣，也很留恋”。对中央纪委的工作，邓颖超同志认为“是光荣的、重大的”。她说：“选我们搞这项工作，是党对我们的信任，是党内同志对我们的信任。”

　　邓颖超同志在中央纪委任职的3年多时间里，为恢复和端正被十年动乱严重破坏的党纪党风，做出了巨大努力。她旗帜鲜明地提出，要“坚定不移地搞好党风”，并强调，“我们纪委就应该经常注意抓这方面的问题，努力把党风搞好”，“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中央纪委当时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是平反重大冤假错案，复查大量历史积案。邓颖超同志直接参与了这项工作。正如她自己所说，“工作量是相当大的”，“是很辛苦的”，“不容易的”。为了健全党规党法，她参与制订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等党内重要法规。这两个法规的颁布，在党内外产生了很好的影响，给党的建设带来“一种新的气象”。针对一些人在执行规定中“顾虑多，照顾多，严格要求不够”的现象，邓颖超同志呼吁：“反对特殊化，要从我们每个党员，要从我们领导干部做起，这是要有一点革命精神的。”

　　中央纪委的工作十分细致而复杂，面对的困难和阻力也很多，有些同志有畏难情绪，有些同志信心不足，邓颖超同志做了大量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她说，“做党的纪律检查工作，不能怕麻烦”，“没有麻烦，没有困难，何必要我们共产党!”“我们过去总是讲要迎着困难上，不能知难而退。我们做纪检工作的同志更应在这方面做模范”。

　　在维护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方面，邓颖超同志更是身体力行，从我做起。她克勤克俭，廉洁奉公，始终保持人民公仆的本色。她曾反复强调，“领导者的言行要考虑影响”，“做每一件事都要想着人民，想着党的利益”。1978年她曾就身后事的安排以致党中央信的方式写下遗嘱：“人总是要死的。对于我死后的处理，恳切要求党中央批准我以下的要求：1、遗体解剖后火化。2、骨灰不保留，撒掉，这是在1956年决定实行火葬后，我和周恩来同志约定的。3、不搞遗体告别。4、不开追悼会。5、公布我的这些要求，作为我已逝世的消息。因为我认为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所做的工作和职务也都是党和人民决定的。”1982年6月17日，邓颖超同志重抄这封信时，又补充说明两点，其中谈到，房子“是全民所有，应交公使用，万勿搞什么故居和纪念等”，“对周恩来同志的亲属，侄儿女辈，要求党组织和有关单位的领导和同志们，勿以因周恩来同志的关系，或以对周恩来同志的感情出发，而不依据组织原则和组织纪律给予照顾安排。这是周恩来同志生前一贯执行的。我也坚决支持的。此点对端正党风是非常必要的”。后来，江泽民同志批示说：“邓大姐的这种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和高度的共产主义觉悟可敬可佩，值得我们学习。此件请常委同志阅后请办公厅妥为保存，今后邓大姐百年之后坚决按她意见办。”邓颖超同志去世后，按照她生前的心愿，工作人员给她穿上16年前她为周恩来同志送行时穿过的一套旧西装;骨灰装进曾经装过周恩来同志骨灰的旧骨灰盒里;她的骨灰撒到天津海河，融入浪涛滚滚的大海中。邓颖超同志的后事安排，折射出一个老共产党员的伟大胸怀和高风亮节，感人至深，催人泪下。正如著名诗人臧克家所言：“她的人格、品德，可从此中寻了。这是最动人、最朴素、最概要、最传神的自我写照。”

　　为祖国统一大业倾注大量心血

　　邓颖超同志十分关心祖国统一大业，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协助周恩来同志做了很多工作。她有个愿望，“希望祖国统一大业在两岸老一代健在时打下一个基础，为下一代人开辟出一条道路”。为此，她殚精竭虑，付出了大量心血。

　　1979年12月，根据中央的决定，邓颖超同志担任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她认真贯彻落实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领导各有关方面做好对台工作。

　　邓颖超同志主持对台工作期间，多次参加中央书记处会议，研究和拟定有关对台工作的大政方针和具体政策。1981年，她指导起草叶剑英委员长对新华社记者的重要谈话，进一步阐明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即“叶九条”)。这个谈话，发展了对台工作的方针政策尤其是“一国两制”的内涵，发表后，立即在海内外引起轰动。邓颖超同志还组织有关人员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指导有关部门制定了关于海峡两岸经济、贸易、文化、海运、民航、邮电等方面的具体政策，有力地推动了海峡两岸关系发展。

　　由于“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潮的影响，不少在大陆的台湾同胞和去台人员的家属曾受到冲击。邓颖超同志组织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协助中央制定有关文件，推动和督促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尽快落实政策，认真解决这方面存在的问题。在此期间，邓颖超同志指导成立了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各项政策的落实，极大地激励了在大陆的台湾同胞和去台人员的家属积极为祖国统一大业发挥作用、贡献力量。

　　邓颖超同志充分估计到对台工作的艰巨性。她多次指出，祖国统一大业不可能一蹴而就，要立足于长期的埋头苦干，每项工作都要扎实地去干，具体地体现寄希望于台湾人民，这是基础。为此，邓颖超同志会见了许多台湾、香港、澳门以及海外侨界的老朋友和新朋友，其中有不少青年人。在交谈中，她总是认真听取他们对祖国统一的意见和建议，详细阐述我们党的对台工作方针政策，讲述她曾参加过的两次国共合作历史。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罗青长同志回忆：“大姐善于讲话，善于做人的思想工作。谈党对祖国统一的方针，总是根据不同的对象，以不同的语言打入对方的心扉，使老朋友感到亲切，新朋友感到高兴。”邓颖超同志还出席了一系列有助于海峡两岸关系发展的活动和会议，发表讲话，阐述政策，影响深远。邓颖超同志主持和参与的一些重要工作，在两岸关系史上留下了脍炙人口的篇章。1982年7月，她建议并指导起草了廖承志致蒋经国的公开信。信中写道，“祖国和平统一，乃千秋功业。台湾终必回归祖国，早日解决对各方有利”，句句发人深省;信中引用的诗句“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深深打动人心。这封信，由香港报纸全文发表，被广为传颂，产生重大影响。1988年5月，她致信宋美龄，表示“深愿与夫人共谋我国家民族之统一，俾我中华腾飞于世界”。1991年她受邓小平同志委托致信张学良，邀请张学良夫妇“在方便时回大陆，看看家乡故土，或扫墓，或省亲，或观光，或叙旧，或定居”。这些信件，充分表达了共产党人的博大胸怀和对祖国统一的深切期盼，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

　　邓颖超同志贯彻中央对台工作大政方针，领导对台工作取得的成就，为打开新时期海峡两岸关系发展新局面作出了重大贡献。

　　团结各界书写政协工作新篇章

　　1983年6月23日，79岁的邓颖超同志全票当选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她说：“我被推选为主席，对我来说，是责任加重了，我应该把政协工作做好。”在任职的5年中，她以改革精神和满腔热情，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为新时期政协工作的新发展做出重大贡献。

　　为适应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六届全国政协根据邓颖超同志的建议实行了各项创新举措。比如，建立了主席办公会议，进一步完善了集体领导制度。又如，将过去大会期间临时设立的提案审查委员会改为常设的提案工作委员会，把只在大会期间受理提案改为常年受理提案，并加强有关方面的联系协作，推动提案办理工作，从而形成一整套具有人民政协特点的提案工作程序和工作方法，为实现提案工作的经常化、制度化打下良好的基础。

　　为贯彻邓颖超同志关于政协就是统一战线组织，就是做统一战线工作的思想，更广泛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六届全国政协在组织上做了较大调整。参加单位扩大为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各人民团体、各界代表人士、少数民族人士、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归国侨胞、特邀人士等31个方面，增强了人民政协的代表性和包容性。邓颖超同志注重发扬民主，广开言路，充分发挥政协委员的积极性和专长，为他们知情出力、参政议政创造条件。每逢国家有重大政策出台，她都及时以各种方式向委员们通报情况，与大家充分交换意见。对每年的政协全体会议和几次常委会议，邓颖超同志都精心准备，亲自主持，尽可能参加委员小组讨论，认真听取委员们的意见和建议。她重视调查研究，深入基层视察，了解实情，积极为中央各项决策建言献策。她还十分重视文史资料编撰工作，亲自为一些书籍作序，希望大家特别是青年在学习历史中认识自己的历史使命。

　　当时，开展政协工作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是落实政策。在邓颖超同志主持下，全国政协成立了落实政策办公室。她请多位政协副主席会同中央统战部和各民主党派中央，组织联合调查组，先后分30多批到各地检查督促这项工作。邓颖超同志不仅多次听取调查汇报，还不顾年迈体弱，亲自到问题较多、影响较大的上海、天津等地督促指导。在邓颖超同志的关心过问下，落实政策工作取得很大成绩，巩固和发展了爱国统一战线，开创了政协工作的新局面。

　　邓颖超同志还十分重视政协机关自身建设，强调政协机关的工作必须充分体现和发扬统一战线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做好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合作共事、广交朋友四件大事。她指出，机关建设要从机关干部首先是共产党员领导干部入手，放下架子，和党外人士交朋友，多听不同意见，发扬协商精神，从小事做起，从细微中体现精神。她提出政协工作要注重实效，反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和铺张浪费。对邓颖超同志在政协的工作，江泽民同志曾代表党中央给予高度评价，将她同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一起，誉为人民政协事业“伟大的开拓者和卓越领导人”。

　　1988年邓颖超同志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但她仍旧关心着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发展。她时时用“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和“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的诗句激励自己。1992年她在去世前半个月写下的一篇文章中说：“我现在虽然年老体弱多病，但我作为一名老党员，一直关注着党的建设，关注着国家的改革开放，关注着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活到老，学到老，革命到老。”这是邓颖超同志的一贯思想，她也做到了“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今年是邓颖超同志诞辰110周年。邓颖超同志在70余年的革命生涯中始终保持的坚定的理想信念、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一往无前的奋斗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本色，是她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纪念邓颖超同志，就是要继承老一辈革命家的遗志，学习和弘扬他们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上，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