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润为：卫建林同志周年祭

　　题记

　　建林同志是学问大家，也是文章大家。在当今的理论界，像他这样学问做得好、文章写得好的人，真的很少很少。只是为流俗所蔽，懂他的人也不算多。但我相信，随着世情的移易，来者会发现他的价值，扬厉他的学风和文风，一如陶诗陶文的命运那样。谨在他逝世一周年之际，将读其文其书的札记权当祭文，以寄托对他的无尽思念。

　　2017年9月18日

　　(一)

　　昔人颜元论学，有“全体之圣贤”与“偏胜之圣贤”的划分。其弟子李塨解释说：“唯六艺尽人宜习之，但有专精、兼通之分耳。”(《论学》)兼通六艺者为“全体之圣贤”，即通才;专精六艺之一者为“偏胜之圣贤”，即专才。

　　无论通才还是专才，只要有益于国家、民族，就是有用之才。然而，多数学人还是希望治学领域宽些，一是因为久治某一学科，思维空间容易狭小，思维方式容易板滞，倘能兼治他科，则可收引譬连类、触类旁通之效;二是因为无休止的求知欲本系人类的天性，倘能兼治多科，无疑是高扬主体认识能力之举，且能更多地造福于人类社会。不过，谚曰：“贪多嚼不烂。”兼治弄得不好，则将导致浮浅或空疏。可见这里有一个“度”的问题。这个“度”是由个人学力、现实需要和学科信息量等因素决定的。一般地说，学力深厚者，兼通易;学力纤弱者，兼通难。现实需要迫切，可能逼上兼通之路;现实需要不太迫切，则可能率由旧科。在学科信息量相对稀薄的古代社会，兼通较易，如文艺复兴时代，就出现了一批“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导言》);在信息大爆炸的当代社会，做达·芬奇那样的通才则是不大可能的事。看来，究竟是专治还是兼及其他，以及兼到何种程度，都要依主客观条件而定，切不可勉强从事。

　　建林同志起自文学，后遭“文革”，得暇发愤读书，且遇方家指教，于是积学日深。至于治文，则以济世为宗旨，而不屑于与雕虫者流为伍。改开以来，社会生活变化急剧，理论课题迭出。迫于需要，他不得不由文艺而政治而经济而历史而国际政治，然又深知今日治学之难，虽不止于某一专科，但又有所节制，并非自命不凡、自我膨胀之徒。这不能不说是知己知世、审时度势的选择。正是因为合“度”，所以每涉一科，必有实在的成果结出。《卫建林文集》、《明代宦官政治》、《历史是谁的朋友》、《历史没有句号》、《科技属于人民》、《全球化与共产党》、《全球化与第三世界》……如按古人印刷、装帧方式而论，著作岂止等身而已。

　　(二)

　　孔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论语·雍也》)知，智慧也;仁，道德也。水，流转不息也;山，岿然不动也。有水无山，则无以立;有山无水，则无以生。有山有水，才能既筋骨刚健又生气盎然。这种山与水的统一，不但是做人的境界，也是治学的境界。就治学而言，山就是基本立场、基本观点的确定性;水就是因时因势，因研究对象、学术情报等等变化的应变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