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润为：卫建林同志周年祭

　　题记

　　建林同志是学问大家，也是文章大家。在当今的理论界，像他这样学问做得好、文章写得好的人，真的很少很少。只是为流俗所蔽，懂他的人也不算多。但我相信，随着世情的移易，来者会发现他的价值，扬厉他的学风和文风，一如陶诗陶文的命运那样。谨在他逝世一周年之际，将读其文其书的札记权当祭文，以寄托对他的无尽思念。

　　2017年9月18日

　　(一)

　　昔人颜元论学，有“全体之圣贤”与“偏胜之圣贤”的划分。其弟子李塨解释说：“唯六艺尽人宜习之，但有专精、兼通之分耳。”(《论学》)兼通六艺者为“全体之圣贤”，即通才;专精六艺之一者为“偏胜之圣贤”，即专才。

　　无论通才还是专才，只要有益于国家、民族，就是有用之才。然而，多数学人还是希望治学领域宽些，一是因为久治某一学科，思维空间容易狭小，思维方式容易板滞，倘能兼治他科，则可收引譬连类、触类旁通之效;二是因为无休止的求知欲本系人类的天性，倘能兼治多科，无疑是高扬主体认识能力之举，且能更多地造福于人类社会。不过，谚曰：“贪多嚼不烂。”兼治弄得不好，则将导致浮浅或空疏。可见这里有一个“度”的问题。这个“度”是由个人学力、现实需要和学科信息量等因素决定的。一般地说，学力深厚者，兼通易;学力纤弱者，兼通难。现实需要迫切，可能逼上兼通之路;现实需要不太迫切，则可能率由旧科。在学科信息量相对稀薄的古代社会，兼通较易，如文艺复兴时代，就出现了一批“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导言》);在信息大爆炸的当代社会，做达·芬奇那样的通才则是不大可能的事。看来，究竟是专治还是兼及其他，以及兼到何种程度，都要依主客观条件而定，切不可勉强从事。

　　建林同志起自文学，后遭“文革”，得暇发愤读书，且遇方家指教，于是积学日深。至于治文，则以济世为宗旨，而不屑于与雕虫者流为伍。改开以来，社会生活变化急剧，理论课题迭出。迫于需要，他不得不由文艺而政治而经济而历史而国际政治，然又深知今日治学之难，虽不止于某一专科，但又有所节制，并非自命不凡、自我膨胀之徒。这不能不说是知己知世、审时度势的选择。正是因为合“度”，所以每涉一科，必有实在的成果结出。《卫建林文集》、《明代宦官政治》、《历史是谁的朋友》、《历史没有句号》、《科技属于人民》、《全球化与共产党》、《全球化与第三世界》……如按古人印刷、装帧方式而论，著作岂止等身而已。

　　(二)

　　孔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论语·雍也》)知，智慧也;仁，道德也。水，流转不息也;山，岿然不动也。有水无山，则无以立;有山无水，则无以生。有山有水，才能既筋骨刚健又生气盎然。这种山与水的统一，不但是做人的境界，也是治学的境界。就治学而言，山就是基本立场、基本观点的确定性;水就是因时因势，因研究对象、学术情报等等变化的应变性。

　　纵观建林同志治学之路，变化可谓不小。这不止表现在学科转换上，也不止表现在他以开放的胸襟、敏锐的眼力及时捕捉新的学术信息上，而且还表现在“反倾向”的问题上。70年代末80年代初，他致力于从理论上肃“左”的余毒;80年代末90年代初，他致力于为社会主义进行理论上的辩护。然而，在这不断的变化中，却有三条红线一以贯之，即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观、共产主义的价值观和人民群众的主体观。

　　毋庸讳言，今之某些学者，确实有点僵化的气息：思维定势坚硬，信息通道封闭，不管时势如何变化，不管对象如何转换，也不管新信息出现多少，总是在那里循环往复地吹奏着同一个曲调。这种“风吹月老天不动”的治学方式，必然会使自己成为侧畔沉舟。另一类学者则曲道媚时，一切依时尚转移，恰如天上浮云，白衣苍狗，变幻不定。你若问他有什么不变的东西在，则唯“名利”而已矣。这类学者因无道——一以贯之的道，必然导致自我失落、自我迷失和自我否定。

　　建林同志应变性的一面，与前者区别开来;确定性的一面，则与后者划清了界限。应变性使其学术活力永驻，确定性使其学术品格得以确立。应变性是智、是才能、是战略战术，确定性是勇、是信仰、是基本立场。有了这二者的辩证统一，就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三)

　　建林同志的文章，视角新颖、蹊径独辟，分析则鞭辟入里，论证则雄辩折人。之所以能够达到这种境界，深厚的理论知识储备当然是不可或缺的前提，但我以为更重要的是因为他对方法论的自觉。方法既是人类思维活动的成果，又是人类进行新的思维活动的工具。“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方法对头，可以事半功倍;方法不对，必定劳而无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甚至认为：“手段是一个比……有限目的更高的东西——犁比由犁造成的、作为目的的、直接的享受更尊贵一些。”

　　以前我们读《红楼梦》，觉得在对待鸳鸯的问题上，贾母比贾赦总要好些，因为她毕竟免去了鸳鸯的厄运，但是建林同志却比我们思考得更多。他指出，贾母之所以反对贾赦纳鸳鸯为妾，是因为鸳鸯是她私人财产的经管者和日常生活的料理者，而绝非出自对鸳鸯的善心。贾母曾说，除了鸳鸯，“他要什么人，我这里有钱，叫他只管一万八千的买”。这就意味着“鸳鸯暂时避开的灾祸”，必定要“落在别的阶级姐妹身上”。如果不囿于鸳鸯个人，就可以知道，在不拿下层青年女子当人方面，母子二人乃是半斤八两，根本不存在谁比谁好的问题。(《从生活到艺术》)

　　多年来，资本主义优于社会主义是一种颇为流行的思想理论观点。此论最为得意的根据之一，就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比社会主义国家富足。这当然是事实。面对这样的事实，那些鼓吹“全盘西化”的人无不得意洋洋，而一些愿意坚持社会主义的人则不免感到气短。那么，这样的事实与“资本主义优越”的论点之间到底是怎样的一种逻辑关系呢?建林同志卓越地指出，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只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一部分(核心部分)，而不是它的全部。这个体系的“领域”相当辽阔，而亚非拉美的发展中国家则是它的“边疆”。考察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绝不能忽略广大第三世界的作用。“没有对世界上大多数居民的殖民压迫和金融控制，没有第三世界各国人民的贫困，这一部分就必然暗淡无光。例如，不承认第三世界的1万亿美元外债，1.5亿非洲人民营养不良，两千万拉美儿童流离失所和数千万拉美土著居民在枪杀和瘟疫中丧生，就无法解释美国的富足。”(《两种社会制度比较方法论研究》)这样的富足，显然是一朵“恶之花”。这朵“恶之花”只能生长于特定的历史阶段，而不可能像松柏那样万年长青。这一精辟的分析，说是如醍醐灌顶，如晨钟发聩，当不为过誉。

　　以上两例，一大一小，然其思维方法却是一样的，即把一定的研究对象放到相关的背景中去，从它与其他事物联系中去把握它的本质。这就是辩证法中的“普遍联系”的方法，系统论则称之为“整体性原则”。在上世纪80年代的“变革思维方式”热中，我曾经说过：“所谓思维方式的变革，就是向唯物辩证法的彻底回归”，同时又认为，掌握辩证法的三个规律和几个范畴容易，但在实际研究中真正贯彻它而不落形而上学的窠臼，却是相当困难的。试看今日中国，形而上学何其猖獗!在“现代”、“开放”之类迷人时装的包裹下，它正在大口大口地吞噬着真理和良知，而吐出一堆一堆的谬误和迷乱。正是有感于此，我对建林同志之于辩证法的娴熟比他取得的成果更为看重。

　　(四)

　　古人论文主气——首尾贯通、沛然全篇的气。

　　那么，气又是何物呢?曹丕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弟子。”(《典论·论文》)从这段话看，气是作者主观的东西。然而，谢榛在论杜甫时又说：“子美不遭天宝之乱，何以发忠愤之气，成百代之宗。”(《四溟诗话》)这又说明，气是后天养成的，是由深切的人生体验生发的。结合曹、谢之论，似乎可以说，气是由人生体验生发的带有鲜明人格色彩的精神形式。如《过秦论》的踔厉骏发，《前出师表》的深沉凝重，《岳阳楼记》的温文雅正，都有作者的人生经历和个性气质在，虽然形态各有不同，但都给人以美感。

　　气之于本文，如盐之溶于水，可品味不可以迹求。

　　气是本文的血脉。有了它，则生意盎然;没有它，则满纸死气。

　　气是作者精神生命的“上层建筑”。人正则气正，人邪则气邪;学养深厚则文气贯通，学养浅薄则文气散断;人生体验深切则文气充沛，人生体验浮浅则文气轻薄。

　　气，通常指正气。正气是民族之魂的表现形式。得民族之魂者禀正气，丢民族之魂者负邪气。文天祥说：“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

　　气由养得。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章句上》)然养气之地不在斗室，而在为国家、民族利益奋斗的广阔天地。

　　我们不无遗憾地看到，在一片虚无传统声中，我们民族文化的这一优良传统也在黯然消褪。一些所谓名家、大师或其他风云人物，尽管被炒得震天价响，然则读其文却是如嚼石蜡、如观浮肿、如入杂货市场。谚曰：“物以稀为贵”。正因为文气日馁，佳者渐寡，我才着意推崇建林同志的文气。建林同志的文章，方直严正，如落青霜而寒群小;大处着眼，如登泰山而小陵丘;气势磅礴，如起大风而扫残云。其间不时闪出的机智与幽默，则更表现了玩论敌于股掌的精神优势。只要读一读《辩证法是革命的代数学》，当知此说不谬。

　　(五)

　　古人的论文偏于文气，但思辨性较弱;洋人的论文偏于思辨，但不大讲究文气。今人的论文，倘不讲究思辨，则无法解决许多繁难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也无法满足读者日益深邃的理论需要;倘不讲究文气，则无法适应民族文化培养起来的接受习惯，也必然要削弱文章的感染功能。窃以为，当代论文的努力方向应当是中式文气与西式思辨的完美结合。而这一结合的最高境界，应当是雄深雅健。辛弃疾词云：“我觉其间，雄深雅健，如对文章太史公。”从今天看来，“雄”，当指人格的正直和观点的正确;“深”，当指文气的深沉和思辨的深刻;“雅”，当指结构的完美和文字的优雅;“健”，当指理论上的自信心和人格上的优越感。以此观之，建林同志的文章不但登堂，且已入室。

　　附：

　　第三世界的发展理论

　　――读卫建林《历史没有句号》有感

　　建林同志的《历史没有句号》出版了。我为他高兴，也为他惋惜。

　　我知道它是真的黄钟，也知道它将在瓦釜雷鸣中湮灭。

　　但是，我还是要说几句。也许现在白说，但愿不会永远白说。

　　一本大书

　　书有大小。大小的尺度不是篇幅、字数和媒体一时的宣传热度，而是关怀、立意和气派。心忧天下为关怀博大，为民请命为立意崇高，笔撮万象为气派汪洋。三者并，则为大书。

　　资本主义500年来特别是近50年来在世界范围的财富掠夺，把人类推到了毁灭的边缘。惨痛的教训告诉人们：人类的进步，绝不是单一的经济增长，而是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发展。于是，全世界到处都在呼喊发展;于是，发展理论成为全球范围的显学。然而，在事实上，发展的权利基本上属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更需要发展，却被剥夺了发展的权利。这些国家和地区环境恶化，生态遭到严重破坏;人民生活贫困，饥饿、疾病、瘟疫流行;债台高筑，国民经济受制于他人;主权丧失，社会动荡不安;文化滞后，思想被不断奴化……在世纪之交的今天，如何认识自己的历史和现状?如何把握当今的世界格局，确立自己的位置?如何保持独立、主权进而求得生存与发展?所有这些，都是第三世界人民生死攸关的重大问题。那么，怎样来解决呢?靠西方的发展理论行吗?显然不行。在西方的发展理论界，尽管有正直的学者，也有若干对第三世界发展有益的理论，但是其主导方面却是为西方的，甚至是为了西方富儿的发展而盘算如何诱骗、损害第三世界的。问题就是这么严峻地摆在我们面前：第三世界的事，归根到底只能由第三世界来办。第三世界要发展，就必须创建自己的发展理论。

　　《历史没有句号》正是顺应历史的这个要求，在建立第三世界自己的发展理论方面进行了富有开拓性的探索。以第三世界人民之忧为忧，谓之关怀博大;以第三世界人民之求为求，谓之立意崇高;融熔经济、政治、文化为一炉，总揽近代历史，包举世界风云，谓之气派汪洋，所以说它是一本大书。

　　当然，书不以大小分优劣。只要适应人的积极健康的需要，哪怕是阐释一字一词，描画一景一物，提供一得一见，都应当得到肯定，都应当在书林中占有一席之地。但是，书的服务面毕竟有大有小，人的需要毕竟有主有次。适应绝大多数人的根本需要，关怀绝大多数人命运的书，无疑具有更高的价值。试想，“想佳人，妆楼长望，正恁闲愁”，难道能与“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等量齐观么?至于自我膨胀之属、汲汲戚戚之辈、顾影自怜之徒，则不足算也。

　　一本真书

　　无论小书、大书，都必须以真为先。失却这个前提，小则流于小道取容之类，大则归于大言欺世之丘。

　　首先是性情真。读这本书，人们不难体验到那充沛的文气、火热的感情和鲜明的是非观。这种强烈的感染力来源于作者整个生命的投入，而这种生命投入则来源于作者一以贯之的人民感情与人民立场。建林同志自幼便与劳动人民结下不解之缘。正如他自己所说：“童年辗转于太岳山、中条山，吃土豆、南瓜、小米饭长大，永远记着那里人民海一样的养育深恩。”尔后，阅历渐广、学识日深，这种朴素的感情又上升为一种坚定的政治立场。几十年来，虽世情移易、冷暖代序，这种感情和立场也未见丝毫的消磨和动摇，反而日益博大和坚定，由山西而推及全国，由全国而推及普天之下的劳苦大众。这本书就是他的这种真性情的理论表现形式。

　　其次是治学态度真。与那些十天半月就创造出一个体系的吹牛家相反，这本书建立在作者多年的学力积蓄上。建林同志涉猎广泛，在文化、政治、历史、经济等领域都有一定的建树。早在80年代，他就着手东西关系、南北关系的研究，有多篇重要论文发表。所有这些，都为发展理论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与那些信口雌黄、胡说八道的理论骗子相反，这本书坚持从最顽强的事实出发。为了尽可能详尽地占有材料，作者阅读书报杂志及其他有关材料近千种，积累资料近万条。《绪论》中有一条资料，竟然出自1996年第6期《世界文学》中的一段很短的“作家简介”，可见其搜集资料的用功程度。与那些任由情绪驱使的偏激分子相反，这本书恪守公正、客观的科学原则，表现了一种容纳百川的开放风度。对于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的发展理论，哪怕有一丝一毫可取之处，作者也给予充分肯定并吸收。例如对于法国学者格雷莱，作者一方面严肃批判了其基本理论的谬误，另一方面也充分肯定了他的诸如发展需要对外开放等某些合理的观点。这就使得书中那种强烈的感情获得了坚实的理性基础。

　　再次是见解真。这是问题的归结点。没有这个归结，所谓性情真和治学态度真都将无从谈起。尽管这本书的体系性还有欠完整，尽管它还有着这样那样的尚待修补之处，但是作为一种学说的基本体系构架已经确立，关于第三世界发展的主要问题(如第三世界发展滞后特别是贫困的根源，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临的挑战，发展的根本动力，在整个世界历史中的地位，发展的道路及其前途和命运)已经论列，而且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其中有些甚至可以说是富有创造性的结论。例如对于东西、南北关系的分析。所谓东西关系，即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所谓南北关系，即第三世界同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关系。在苏东剧变以后，如何认识这两对关系的关系，是把握当今国际关系，实现第三世界发展的基本理论前提，但是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没有关于这个问题的现成结论。正是在这样重大的新课题面前，显示了作者思维的创造性。他继承马克思的两个基本理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资本与雇佣劳动的矛盾，人类历史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已经成为“世界历史”)，透过纷纭复杂的国际现象，找到了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在当今世界，所谓南北关系，归根到底是资本与雇佣劳动关系的延伸，也就是说，“现在雇佣劳动的大军已经不仅仅是指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而是包括着全球的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被压迫国家了。”因此，“南北矛盾是世界矛盾的焦点”。在这样一个特定的世界历史格局中，第三世界的命运和社会主义的命运已经紧紧地连在了一起。“面对强大的国际垄断资本统治秩序，或者只局限于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无视南北矛盾以至把南北关系看作东西关系的附属物，或者企图在放弃社会主义的情况下保有独立和主权，都已经导致历史的悲剧性后果。”总而言之，要“在南北关系中认识东西关系，在第三世界同第一世界的关系中认识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关系。”这个结论充分体现了普遍联系的观点、发展变化的观点和抓住主要矛盾的方法，可以说是运用唯物辩证法的一个成功范例。

　　一本反潮流的书

　　所谓潮流，就是时髦;所谓反潮流，就是敢于对时髦说“不”。

　　当今世界的潮流是西化。领导这股潮流的是以美国大亨为核心的国际垄断资本集团。为这股潮流推波助澜的是出自第三世界的一批寡廉鲜耻的奴才。从某种意义上说，作者的第三世界发展论就是在反对这一潮流中建立起来的。

　　潮流说社会主义的历史已经终结，作者说历史没有句号;潮流说西方是豪华的宫殿，作者说那是第三世界人民血汗和白骨的堆砌;潮流说第三世界已经不再属于世界历史，作者说第三世界是世界历史的脊梁，西方的富儿们绝不能支持这个世界;潮流说第三世界的发展仰仗于西方的“援助”，作者说第三世界发展的根本动力存在于自身之中;潮流说以现代化理论为代表的西方发展理论是拯救第三世界的唯一药方，作者说这个理论只能把第三世界人民引入虎口或深渊，而今，这个发展理论的生命已经终结，取而代之的应当是第三世界的生气勃勃的发展理论……

　　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考察，潮流所包裹的价值观念，由于以实际利益为诱饵，并且有相应的大众媒介的轰炸式传播，往往形成一种来势汹汹的舆论导向，给人们的心理和行为造成威慑性的压力。在这种情境下挺身而出，逆其流而挽其波，必须具备坚强的内在生活。

　　一是远见卓识。这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能够在麒麟皮下发现马脚，能够在无声的地方听到惊雷，能够在天空出现乌云的时候指出乌云即将过去、光明就在前头。这一条是反潮流的理性前提。有些人之所以随波逐流，就是因为缺少这种眼光。尤其在第三世界，由于小生产方式的影响，目光短浅者更是所在多有。即以那些浑身洋味的理论家们为例。他们是以脱掉了土气而自鸣得意的，殊不知其唯西是崇、唯洋是傍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恰恰是小生产狭隘意识(即土气)的翻版。当然，没有远见卓识的人出于朴素的意识，也可能去反潮流，但是总不免陷于盲动主义的蛮干，而很少积极的效果。二是无私无畏。反潮流就不会被世俗认同，必须忍耐孤独和寂寞;反潮流就意味着远离实惠，必须轻视金钱、荣誉和地位;反潮流就要受到潮流的打击，必须不怕讥讽、辱骂和恐吓，甚至准备作出更大的牺牲。那些摩登的墨客和政客之所以朝秦暮楚、反复无常，佞谄日炽、刚克消亡，周容竞进、为虎作伥，其源盖出于卑劣的物欲、情欲、支配欲和表现欲。与这班“宁计生民之命，唯利己而自足”的丑类相反，建林同志为人淡泊。几十年来，他一直拒绝诱惑、躲避镜头，安于清贫、自甘寂寞，沉埋于书堆之中，冷静地观察时事之变。“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其是之谓欤?

　　1998年4月5日

　　注：《历史没有句号》于1997年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