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季英——一个特立独行的革命者
中国共产党革命史上，有不少人物所表现出来的行为特点都是值得后人认真思考与总结的。尽管某些人物的发展轨迹与人生归宿各有不同，但其身上所蕴含的意义却不容忽视。这里我讲的这位中共人物身上就透视出许多无产阶级革命者所很少有的某种特质。
这个人物在中共历史上与众多叱咤风云的人物相比，真算得上微不足道。留心的人可能会从中共最高层领袖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讲话中或者对中共历史史料的详尽了解中知道他，而绝大多数人对这个人几乎闻所未闻。他的名字叫戴季英，建国后曾担任过河南省委主要领导人但不是最高领导人，也正是为此缘故，他心有不满，直接向毛主席党中央写信倾诉怨言，对时任河南省委的主要领导人进行无原则的攻击，认为自己无论从革命资历还是能力上讲，都应该担任中央委员和河南省委最高领导人。
众所周知，在中共历史上毛泽东历来反对任何党的领导干部不择手段地伸手向党索取权力。戴季英的作为，立刻令最高领袖毛泽东大为恼火，不仅没有给戴季英以心仪的更高领导职务，而是对其行为严加斥责，称其“不可救药”，并给中央办公厅批示：“共产党不需要戴季英这样的高级干部。这样的人，应该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永不启用。”1952年2月12日，戴季英被开除党籍，回家反省。八年后，因清算其在陕甘苏区肃反时所犯严重错误被开除党籍，判入狱15年。从此，戴季英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
戴季英伸手向党组织索权的行为，令毛泽东历久难忘，一直将其作为反面教材警告全党。1955年10月11日召开的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再此点了戴季英的名。毛泽东说：“谁不犯一点错误呢?无论谁，总要犯一些错误的，有大有小。不可救药的人总是很少的，比如陈独秀、张国焘、饶漱石，还有陈光、戴季英。”
戴季英这个人，注定要在中共党史上成为特立独行之人。1906年2月28日，戴季英出生于湖北黄安县，20岁加入共青团，成为武汉三镇知名的学生爱国运动领袖。1927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是著名的黄麻起义的总指挥部成员。1932年4月，戴季英任红四方面军25军74师政委，率部在皖西参加了第四次反“围剿”作战。1933年4月8日，戴季英升任红25军政委兼鄂东北游击总司令，成为坚持鄂豫皖根据地斗争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在其领导下，红25军军威大振，迅速发展到1.3万余人。1934年11月，红25军主力北上长征。12月10日，红25军进入陕西洛南县境，建立根据地。戴季英历任中共鄂豫陕特委书记、中共鄂豫陕省委委员，全程参加了建立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35年7月红25军主力离开鄂豫陕苏区再次长征，红25军吸引国民党兵力达20万人，有力地策应了主力红军在川西的行动。9月15日，红25军到达陕北与刘志丹领导的红26军会师。
按说这样一个对中国革命有特殊贡献的人，按照一般的逻辑发展，他后来一定能够成为对中国革命与建设有重大作为的人。可惜在血雨腥风岁月里经受考验的人，他们所走的路都不可能一帆风顺。由于戴季英后来一直担任军队政工干部，于是他的作为与历史较之于一直在党内做军事乃至后勤工作的人就要复杂得多。
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时候，戴季英由师政委到军政委，恰好遇到了根据地的肃反运动，根据工作性质，他自觉不自觉地就走到了肃反工作的领导岗位上。要知道，在那个特殊时期，打入革命队伍里的敌特分子不仅严重存在，而且危害很大。于是，纯洁革命队伍，及时肃清敌特分子的捣乱破坏，在当时不仅是必要的，更是必须的。
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肃反甚至后来的延安锄奸一样，担负这项工作的人在很长时期以来都被视作反派人物。尤其是这些年来的许多许多文艺作品，在表现那段历史的时候，都会把担负这项工作的红军指战员刻画得与国民党军统一样毫无人性，穷凶极恶。这显然不符合当时的革命实际斗争生活。试想，在那样一个侦破技术手段极其落后，反特经验极不成熟的时期，无奈之下冤枉误伤自己队伍里的一些好同志的现象，任谁去做也在所难免。实事求是说，肃反以至延安锄奸过程中的确冤枉了一部分甚至相当一部分革命队伍里优秀的将士。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也确实挖出了不少数混进革命队伍里的敌特分子，确保了革命队伍的高度纯洁，避免了由于敌人破坏所造成的诸多损失。参与肃反人员虽然不可避免地犯了一些误杀误判错误，给革命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损失，但他们也及时扫清了障碍，为革命事业的顺利发展铺平了路途。历史上的任何功过是非，都要一分为二地评定。绝不能以偏概全甚至全盘否定，那样的话，绝非是实事求是的历史学观点。我们的文艺作品更应该尊重历史事实，抱着对历史和后人负责的态度正确反映那段历史，一定不要像他们中的个别人一样在肃反过程中由于严重偏执一端怀疑一切而使自己走向新的极端。
戴季英天生倔强偏执任性甚至有点率性，他对革命事业的绝对忠诚从他后来的一贯表现来看几乎毋庸置疑。而他过于偏执刻板的性格导致他在革命实践中逐步走向了极端的教条主义，也因此注定他不可能成为一个能把自己对革命事业的绝对忠诚正确化合理化贡献给革命事业的优秀革命者。
戴季英早期的错误主要表现在他一直从事的肃反工作上，尽管从事此项工作的人多数会被后来的不少人记恨或反感，但像他一样由于偏执极端而给革命事业造成巨大损失的人却为数不多。
戴季英早期的主要错误归纳起来有这几个方面：
一是在参与鄂豫皖苏区肃反时，于1931年11月他直接参与了以"改组派"、"第三党"、"反革命"等罪名而遭杀害的鄂豫皖根据地著名领导人许继慎案件。
二是1932年11月，在红二十五军七十四师当师长的徐海东正准备与师、团主要军事领导人研究作战问题时，身为师政委的戴季英却突然将二零零团团长、参谋长等四十九人抓了起来。当徐海东问他所谓何事时，戴季英十分蛮横，说这是他肃反职责所使，徐海东无权过问。当徐海东说这些人作战如何勇敢时，戴季英振振有词反驳说这些人是伪装勇敢用以麻痹革命者。最终，这四十九名指战员全部被杀害。虽然不能说这四十九人中绝对没有肃反对象，但一个团之中，连团长、参谋长都是特务，作战之时是绝对不可能取得理想杀敌效果的。
三是戴季英随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继续着自己在鄂豫皖苏区的肃反工作。由于那时候新成立的鄂豫陕省委书记朱理治年仅二十八岁，这是一个一直从事学运的清华高材生，实际的革命斗争经验尤其是党内的军事政治斗争经验很不成熟，于是就重用了在鄂豫皖苏区有过肃反经验的戴季英担任保卫局长，全面负责陕甘根据地的肃反工作。戴季英轻车熟路，神经高度敏感，他沿用了在鄂豫皖根据地的逼供信做法，很快就把原本因肃反已经搞得人心惶惶的陕甘根据地搅得一片混乱。不少人被找去谈话，所谓谈话其实就是肉体与精神双重折磨。能撑下去的人被他们视为顽固不化，撑不下去的人便只好委曲求全冤枉其他人以求自己能解脱。戴季英对自己的工作效果十分受用，认为自己对革命立大功的时机已经到来。由于他密集严酷的审问，希望中的战果越来越辉煌。最后连陕甘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人都被人供出是反革命。戴季英自有一套属于他的逻辑，当有人质疑他说刘志丹既然是反革命，那他为什么要创立陕甘革命根据地?戴季英的回答总是让人看似无懈可击，那是因为他创立根据地的目的就是最终埋葬根据地。他还以鄂豫皖根据地中的许继慎和川陕根据地中被冤杀的旷继勋为例作注脚。
戴季英像一个责任心极强表演欲极望的演员，一旦沉浸到适宜自己发挥的舞台上，他的一招一式不管成功与否都能给自己带来莫大的兴奋与成就感。可惜他的这种热情最终冲昏了自己的头脑，使得他在自己的职责天地里没有了革命事业的大局观念，没有一个革命者理应具备的灵活辩证的尺度，他有的全是不见森林的单独一棵树木，那就是凡是被抓之人理所当然即为反革命;凡是被认为是反革命，不管你是否曾经对革命事业有过怎样贡献，就该值得怀疑，就该被杀头。荒唐的逻辑把戴季英置于了极端教条的思维陷阱，使他一点也不考虑像刘志丹那样的革命根据地创立与领导者，都被他说成了反革命，那这个根据地何以能在白色恐怖四面围剿之下艰难生存?红二十五军何以能在转战南北历尽艰险后，在刘志丹创立的这块红色根据地上落下脚跟?他戴季英何以还有机会在这里施展手脚，把这块令同他一起到来的红二十五军安营扎寨的土地化为新的革命海洋，继续掀起颠覆旧世界的红色波涛?
历史有时候就是在极端危急时刻，因了某种机缘而峰回路转的。就在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一大批陕甘根据地创立者命悬一线的时刻，中央红军同样历尽千难万险来到了陕北，来到了曾一度轰轰烈烈掀起的全国各地红色割据浪潮之中而今已硕果仅存的陕甘根据地。陕甘根据地不仅使中央红军得以在一年多的辗转奔波中暂时立足休养以待时机，也使得内部形势已经岌岌可危外部形势依然黑云压城的的陕甘根据地拨云见日，透出无限生机。当毛泽东得知陕甘根据地肃反现状时，他及时制止了戴季英们的极端行为，大呼刀下留人。历史有时候真不敢随意去假设，倘若中央红军再晚来一年半载甚至仨俩月，刘志丹等陕甘根据地领导人极有可能会以反革命罪名死在自己人刀下。果真那样的话，中国革命的形势不知会走到何方?没有了这块根据地，没有了新成立的红十五军团，没有了这两大红军主力的及时回合，真不敢说毛泽东在四川时面临着张国焘的分裂行为所说的那句军队全部打散了我们都分散到白区做地下工作，会不会成为残酷的现实?然而，带着惊悸之心做出的假设必定被眼前的现实替代。红军依然存在，根据地依然存在，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火种依然存在，只要有了这些，星星之火就会燎原，革命的未来就充满无限生机。
随着党中央及中央红军的到来，戴季英的历史使命就此宣告结束。尽管肃反工作一直贯穿在整个中国革命过程中，但戴季英式的极端做法将永远结束。后来在审查戴季英在肃反时存在的严重错误时，戴季英特立独行的性格决定他不会轻易认输的。因为他固执地认为自己的一切作为都是绝对维护革命利益的，因此面对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对他的批评，戴季英竭力为自己辩解。他拒不认错的态度不仅令所有在场的人义愤填膺，连一向以温和著名的周恩来也大发雷霆，他厉声指责戴季英：“像刘志丹这样的‘反革命’越多越好，像你这样的‘真革命’倒是一个没有才好!”
严格说，一个革命者在自己的革命历程中受到最高级层领导人这样严厉的批评，他的意志与信心一定会受到严重打击的。但戴季英的倔强与偏执性格始终如一，致死难改，他并没有因此而意志消沉或者走向反面，这一特点倒使人们对他的看法不得不大为改观。虽然戴季英受到周恩来那么严厉的批评，他依然坚定地留在革命队伍里，依然忠实于他的革命初心。党中央也没有因他的严重错误给他过于严厉的处分，建国后虽然没有委他以重要责任，但他依然担任着党的高级领导干部。戴季英身上的特性不仅仅是他的固执偏执，还表现在他的没有自知之明上，更表现在他对利益的索取上。倘若没有他给中央和毛主席的上书行为，尽己所能干好眼前的本职工作，只要在实践中有更大贡献表现出更高的领导能力，党的更重要的工作以后不是没有可能落到他的肩上。但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是不能拿革命资历向党组织伸手要权的，戴季英就不明白这一点。这是共产党人革命的大忌，也是党的宗旨与组织纪律所不允许谁这么做的。于是他就犯下了人生历程中或者说革命历程中难以饶恕的最大最根本错误，也因此使人们自然而然地把他以往在肃反时期的严重错误联系起来，最终导致了他难以避免的被开除出党以及十五年的牢狱之灾。
然而，戴季英的故事没有完结，他虽然先后受到党的最高领导人周恩来、毛泽东的严厉批评甚至政治命运界定，但他依然不改初衷，依然按照自己的思想与信念生活着。这就是他作为一个革命者对自己坚守信仰的执着，一如他个性中的任性倔强与偏执一样，至死不悔。
戴季英1960年因陕甘肃反所负有的重要责任而被判刑十五年，被毛泽东主席列为永不叙用人物，可他的个性他的信念却并不为此所动。他始终不认为自己在肃反中犯有错误，认为那是革命斗争生活的必要手段。周恩来在1936年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就对他做出了那么严厉的批评，他也并未因此受到多大压力，依然坚守在革命队伍里尽着努力继续为自己的理想而不懈奋斗着。也就是因为这一点，党组织也没有抛弃他，依然保留着他党的基层领导者的职务，乃至在建国后让他担任河南省委的主要领导工作。他最终被开除党籍以及遭受牢狱之灾，完全由他自己的倔强个性与狂傲不凡做派使然，完全由他伸手向党的最高组织索要权力甚至公然违背组织原则以不正当手段攻击所在省委领导的行为所致。必定他在肃反过程中的极端行为和拒不承认所犯错误态度激起了党内一片不满之声，必定按照他已经做过的和即将要做的过激行为已给党的事业、会给党的事业带来难以估量的损失，他最终受到的也和他当年过分处理其他党内同志一样有点过分的处分，在某种程度上似乎也有一定宿命般的合理性。但戴季英之所以为戴季英，他有别于中共党内许多比他更著名的人物的人生经历，也真令后人去耐心思索，尤其令党史研究者们费点心思去好好解读了。
戴季英曾使党内不少好同志蒙受不白之冤甚至被误伤了生命，但他骨子里绝不带一点反党反革命的基因。他的经历放在一般人那里，也许早就承受不了，或者自杀或者堕落，或者走向反面投降敌人。可戴季英啥也没有做，这一点在他身上表现得尤为可贵。中共党内远比他职务高权力重的不少人物，在党的事业与个人遭际处于危难时刻，就有不少人分裂党甚至被叛党，而戴季英却没有。他在自己所犯错误受到严厉批评时没有背叛党，在伸手向党索要权力而受到毛泽东主席最为严厉的批评与处分建议时也没有背叛党，即使在被开除党籍受牢狱之灾时依然没有背叛党。后来，他虽然身已经身在党外，可一颗对党忠贞不二的心仍在。仅此一点就足以令背叛初心的向忠发、张国焘、龚楚之类曾经担任过中共高级领导的所谓大人物们羞愧难当，无地自容!
戴季英出狱后一直住在郑州。八十年代中央组织有关人员编写红二十五军军史。初稿出来后，因他是那段历史的亲历者和主要领导人之一，请他提出修稿意见。依然身在党组织之外的戴季英一点也没把自己当外人，领导的架子依稀可见，领导的语调丝毫没变，他居高临下地对编写人员说道：“根据你们的经历和水平，能够写到这个程度，也算不错了。”
深受磨难不改本色，身犯大错拒不承认，历经砥砺保持初心，这就是戴季英，一个真真正正的人，一个充满着矛盾交织着可恨可敬甚至可爱的独特无产阶级革命者!
毛泽东主席曾对他一语定论，可他一点也不记恨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历史中深深地服膺毛泽东，这一点也是十分难得可贵的。众所周知，在中共党内，至今仍不乏某些曾犯了错误受到毛泽东严厉批评甚至严厉惩处的人及其后代们，自毛泽东逝世之后就一刻也没有停止对老人家的攻击污蔑栽赃辱骂，而戴季英却始终没有。不仅没有，还在座谈红二十五军军史时，满怀深情地建议说：“毛主席曾经说过，中国革命是十月革命的继续。鄂豫皖苏区的创建经过，完全是按照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精神执行的，这是反帝反封建土地革命，坚持武装斗争，实行武装割据，以乡村包围城市。毛主席从理论上那个对这个问题将得十分透彻，应当总挂帅一下。”
而那个时候，毛主席已经逝世七年了，戴季英的党籍还没有恢复。他所说的话，哪一点把自己当成党外之人了?他的态度哪一点不像党内人员对自己历史对自己领袖应有的负责精神和高度信赖态度?
戴季英身上的缺点如日月之食，人皆见之。他肃反中的扩大化教条化极端化，曾给革命事业带来了巨大损失，他也因此受到了过于严苛的惩罚，付出了非同一般的代价。而戴季英作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他始终如一地保持一颗赤诚之心，对党的事业对党的领袖始终无限忠诚，至死无悔。从这个角度讲，他绝对是一个忠诚而纯洁的人，也正是有他这样无数忠诚而纯洁的共产党人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事业才能前赴后继，勇往直前，不断闯渡一个又一个难关，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戴季英尽管身上的缺点人皆见之，而他身上的优点着实难得，尤其是他作为一个“真人”的特质，难道不应该人皆仰之吗?
当然，戴季英身上的教训也是深刻的。他起码昭示党的各级组织，某些对党绝对忠诚的人如不及时恰当正确地加以引导，如不严格地进行党的组织原则的教育与培养，如不进行面临复杂斗争局势所具备的辨识能力教育，如不能委以适合他们个性能力发挥的适当职务，他们也是会给党的事业造成难以估量损失的。如果戴季英那样的人，当初不放在肃反的工作岗位上，而是放在类似党校政工教员或者高纯度军事斗争的岗位上，他所造成的危害就可能大幅度避免或者减少，他所作的贡献也许就会更大一些。
戴季英1997年11月逝世，享年九十二岁。一个一生中遭受过如此政治波折的人，以此高龄谢世，也真让人不得不感佩他坚定的政治定力，超强的心理承受能力和豁达的人生态度。
无论从哪一点讲，戴季英都算得上一个有着自己鲜明个性特征的革命强人!
2018-03-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