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首任司令员刘亚楼上将诞辰110周年（组图）

2020-04-20

作者: 钟兆 来源: 中红网—红色旅游网

　　刘亚楼将军(1910.4.8～1965.5.7)

　　中红网北京2020年4月9日电(赵朋洋、钟兆云)2020年4月8日，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一任司令员刘亚楼上将诞辰110周年纪念日。

　　五十年代末，毛主席与刘亚楼上将。

　　朱德总司令(左)和刘亚楼将军在一起。

　　毛泽东主席、刘少奇主席和刘亚楼上将亲切交谈。

　　1910年4月8日，刘亚楼出生于福建省武平县桃澜区湘店乡大洋泉村。1929年参加农民协会， 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9月参加闽西红军游击队，12月朱德、毛泽东率领红4军入闽后，编入红4军。

　　1930年6月汀州会议后，任红一方面军第1军团第4军第3纵队第8支队政治委员。10月，军团整编纵队改师、支队改团后，改任红4军第12师第35团政治委员、第2师第31团政治委员。1932年2月15日，接任第11师政治委员，1933年5月藤田整编后，改任红1军团第2师第5团政治委员、第2师政治部主任，1933年12月，接任第2师政治委员。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

　　1934年10月与师长陈光率领红2师担任红1军团前卫参加长征，其间连续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血战湘江、强渡乌江、智取遵义，与红1师组成北部防线，保卫了遵义会议的召开。土城战斗后，在毛泽东直接指挥下四渡赤水、占领娄山关、南渡乌江、飞夺泸定桥、奇袭腊子口。1935年7月1、4方面军会师，接任红1师师长。9月中央俄界会议将红1方面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后，任陕甘支队第2纵队副司令员，11月又恢复了红一方面军番号，任红1军团第2师师长，参加了直罗镇、东征等战役。

　　1936年6月至12月在抗日红军大学第1科学习，1937年1月至1938年1月任抗日军政大学训练部部长，1938年1月，接任抗日军政大学教育长。

　　1938年4月受毛泽东派遣离开延安经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赴苏联，1939年1月入莫斯科陆军大学(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41年9月因苏德战争爆发被派往前线加入苏联红军，任作战参谋授少校军衔，参加了苏联卫国战争。1945年8月9日随苏军远东第2方面军由哈巴罗夫斯克(伯力)沿虎林、佳木斯方向入境中国，参加了苏联红军出兵东北对日本关东军作战的满洲战役，后曾在苏军驻旅大地区警备司令部负责与中方的联络工作。

　　1946年2月由罗荣桓举荐经中央东北局与苏远东方面军交涉后返回我军，接替萧劲光出任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参与指挥了三下江南、四保临江和东北1947年夏季、秋季、冬季攻势。

　　1947年9月起兼任东北军区航空学校校长。1948年1月至1949年3月任东北军区、东北野战军参谋长，1948年6月至1949年3月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中央军委东北分会委员。

　　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协助林彪、罗荣桓参与组织指挥了辽沈、平津战役，为我党最终武装夺取全国政权作出了贡献。

　　在争取和平解放天津与国民党军傅作义部谈判未果的情况下，1948年12月奉命担任天津前线总指挥，率野战军5个纵队22个师共34万余人激战29个小时攻克天津，活捉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等，为和平解放北平(北京)创造了有利条件，被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誉为“天津方式”。1949年1月至3月兼任东北军区俄文学校校长。1949年3月至4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参谋长，后任第四野战军第十四兵团司令员、兵团党委书记，第四野战军前线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华中局委员。

　　1949年7月奉中央军委之命以十四兵团机关和军委航空局为基础组建空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49年10月25日起任第一任空军司令员，1950年7月12日起任空军党委委员、常委、书记。组织领导了组建空军航校，确定空军参加抗美援朝的作战方针及兵力部署和组建志愿军空军领导机构等工作。

　　1951年2月在空军党委第一次扩大会议上，提出了“在陆军的基础上建设空军”的方针。同年10月至12月在安东前线指导作战时，总结空战经验研究空战技术提出了“一域多层四四制”的战术原则。1954年2月在空军党委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正式确定以“稳步前进、完成计划、提高质量、保证安全”为空军部队的训练方针。1956年11月起任中央军委委员。1956年11月，在天津杨村机场主持空军首次实弹射击、轰炸校阅。1957年3月任中共空军、防空军合并工作委员会第一书记，空防合并后继任空军司令员、党委书记。1958年7月，召集空军第一批入闽作战部队师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中央军委紧急战备会议精神，部署航空兵部队进驻福建、粤东地区配合陆、海军炮击、封锁金门的作战任务。1959年10月7日，命令地空导弹部队在北京通县上空击落国民党空军RB-57D型高空侦察机，开创了世界防空史上首次使用导弹击落敌机的先例。11月担任空军条令教材编审小组组长，主持编写空军条令、条例、教材、训练大纲的工作。1962年9月9日在空军指挥所命令在南昌地区设防的地空导弹部队首次将国民党空军窜犯大陆的U-2型高空侦察机击落。1963年2月在空军政治工作会议上提出，要解决现实思想问题就必须抓住“及时发现、确实弄清、正确解决”三个环节。同年，指示空军政治部文工团创作、排演话剧《年青的鹰》、《女飞行员》和歌剧《江姐》等，深受部队指战员和人民群众赞誉。1964年10月，抱病赴广东遂溪同部队指战员研究击落美军高空无人驾驶侦察机的战术，并最终将其击落。刘亚楼同志为人民空军的创建和发展作出了毕生的贡献。

　　1951年1月任中央军委兵工委员会委员，1956年4月任国防部航空工业委员会委员，1959年9月起任国防部副部长，后兼任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五院党委第一书记。1964年起任中国人民航空运动协会名誉主席。1955年9月被授予空军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第一至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1965年5月7日在上海病逝。

　　1948年，四野司令员林彪(中)、政委罗荣桓(右)、参谋长刘亚楼(左)，在战场前沿指挥。解放战争期间，军委给四野的电报，多以“林罗刘”称谓。

　　毛泽东主席和刘亚楼上将在交谈。

　　毛泽东嘱刘亚楼安心休养

　　1964年8月16日，刘亚楼随李先念副总理出访罗马尼亚。8月31日至9月3日，刘亚楼又率中国代表团出访巴基斯坦。回来后，刘亚楼感觉疲惫，腹泻不止。10月15日，他又抱病率工作组到广东，研究如何打掉入侵的高空无人侦察机的战术。直到11月9日，刘亚楼才到北京协和医院检查。之后，他仍坚持工作。11月22日，刘亚楼向中央军委呈交《关于调查研究对付美制无人驾驶飞机的办法的报告》。11月26日，毛泽东在报告上批示：“亚楼同志：此件已阅，很好。闻你患病，十分挂念。一定要认真休养，听医生的话，不可疏忽。”

　　11月27日，空军安排一架专机，将刘亚楼和夫人翟云英，以及保健医生、秘书、警卫人员一起送到上海。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安排刘亚楼住在华山路一座花园小楼里，还派来一位高级厨师。国家卫生部和总后勤部卫生部组成以消化病学专家张孝骞教授为首的医疗组，随后也来到上海。

　　刘亚楼卧病在床仍惦记着工作。1965年1月7日，他在病床上签发《关于再次击落美制无人驾驶飞机向罗总长、杨副总长的报告》。1月9日，他对空军贯彻军委有关安全问题的指示提出意见。

　　1月18日，林彪给病中的刘亚楼写信：“亚楼同志：据确实的医生消息，你的病已证明无危险性，因此你可大大放心疗养，定能全好的，但一定要好好疗养一时期才行。林彪闻医生确认后喜书。”2月24日，刘亚楼给毛泽东写信报告病情好转。汪东兴回信：“主席听完报告后，很高兴，认为你的病已查出结果，可以进行治疗，并又把我手上的信接过去看了一遍，看完后嘱示：‘有病就要安心休养，不要发急，要待病好再工作，当成任务来执行。’上述的话主席要我转告你……”

　　实际上，专家们想尽了一切办法，但刘亚楼的病情不仅不见好转，反而越来越坏。春节期间，刘亚楼看见吴法宪陪同罗瑞卿来了，出于礼貌勉强坐起来和罗瑞卿说了几句话。在吴法宪看来，刘亚楼面容憔悴，脸色蜡黄，几乎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即便这样，刘亚楼仍在病床上坚持工作。3月9日，他与各军区空军政委，就干部的团结等问题进行交谈。4月7日，经专家确诊，刘亚楼患的是肝癌，吴法宪将此消息报告林彪和周恩来。林彪命令刘亚楼立即停止工作，接受治疗。周恩来指示：要尽最大的努力，挽救刘亚楼同志的生命。吴法宪回忆：对刘亚楼隐瞒病情是无益的，经大家研究，同意由我直接告诉他，要他立即停止工作，安心休养，进行彻底治疗。刘亚楼对吴法宪说：“还是你对我坦率和真诚，谢谢你直接告诉了我，这样，我心里就有了底，思想上也好有个准备。”

　　4月中旬，刘亚楼的病情开始恶化。4月23日，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和毛泽东到上海探望刘亚楼。极少探视病人的林彪也从苏州赶到上海，直接来到刘亚楼的病床旁，主持刘亚楼的治疗工作。罗荣桓1963年12月16日病逝，林彪就悲痛不已。这才一年多的时间，“林罗刘”中的刘亚楼又昏迷不醒。林彪在刘亚楼病床旁坐了50多分钟，不断叹息，而刘亚楼一直没有苏醒。经医生劝告，林彪只得回去了。他没有吃午饭，也没有午睡，一直等着刘亚楼苏醒的消息。两个小时后，听说刘亚楼醒过来，林彪又立刻来到医院，对刘亚楼说：“我刚从毛主席那里来，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非常关心你，希望你好好休养，把病养好。”林彪对刘亚楼的保健医生说：“他对空军功劳巨大，要尽量挽救。”那些日子，林彪嘱叶群四处请名医，并天天派秘书或叶群代他看望刘亚楼，他自己也三次前去看望刘亚楼。

　　(《党史博览》2019年第3期)

　　左起：杨成武、刘亚楼、陈丕显、叶剑英在天安门上。

　　左起：黄永胜、陈赓、邓华、李克农、刘亚楼、宋时轮、赖传珠。

　　救济一个司令员，可是前所未闻之事。

　　福建纪检监察

　　1952年2月14日，毛泽东驾临空军司令部。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举手敬礼时，露出了军服袖口缝补的痕迹，毛泽东看在眼里，关切地说：亚楼哇，我批准你做两套新衣服吧。刘亚楼连声谢绝，说这套衣服换个领子，袖口重补一下，还能再穿半年。

　　这事传开后，空军政治部主任王辉球专门找来空军直属政治部主任徐有彬，商量说：刘司令也太节俭了，听说他家穷，负担也重，我们有干部福利费，也得救济救济他!救济一个司令员，可是前所未闻之事。徐有彬表示同意，并一同策划了救济之事。

　　这番“密谋”，不知怎地传到了刘亚楼耳中，他找来王辉球质问。王辉球从此再不敢提“救济司令员”之事了。

　　刘亚楼崇尚节俭，建设空军所需费用中央虽然有求必应，但他强调，节省每一个铜板，不能滥用中央信任。他个人在吃穿住行上，除非外事活动和国家重要庆典，绝不讲究。他有一件中山装，面子穿得发了白也舍不得换下来，硬逼着秘书拿出去找裁缝翻个面儿，接着穿。

　　刘亚楼每次率领代表团出国，都注意节少外汇开支，不乱花一分钱。作为代表团团长，他的伙食费比一般团员高，可实际开支却比普通团员还少。有一次仅在伙食方面就节余了1400多卢布，他把这笔可以归己使用的钱，全部交了公。

　　国家困难时期，纸张缺乏，甚至印小学课本都没有好纸。刘亚楼在杭州主持编写空军条令教材时，管理部门表示通过正常渠道能弄到好纸，保证编写人员的需要，但刘亚楼仍提出一项严格要求：除最后定稿本外，一律使用“更生纸”，谁也不例外。

　　刘亚楼眼睛不太好，每天要亲自审查几万字稿子，而且要逐字逐句地推敲修改，质地粗糙且发黄的更生纸看起来异常吃力。编审组秘书长姚克祐于心不忍，交代给司令员送的审校本都要用好纸印。刘亚楼发现后一点也不领情，马上在稿本上批注：“为什么我就应该特殊!让我带头破坏我的规定，这不是关心我，是陷害我!”他专门召开编写组长会议，郑重宣布：凡用好纸单独给我印的稿子，我一不看，二要批评。

　　工作人员生怕看坏司令员的眼睛，明知要挨批，还是从管理局要了些普通但比更生纸好些、白些的稿纸放在他的办公桌上，供他使用。刘亚楼非常敏感，一眼就看出了问题，严肃地说：如果因为我是司令员就可以随便使用好纸，那就等于自动撤销了我的命令。一个领导者要想下面坚决贯彻他的命令，就必须以身作则。

　　按刘亚楼行政四级的待遇，他完全有资格配一辆“大红旗”，这是当时国内出产的档次最高轿车。在普通群众眼里，“大红旗”就是国家重要领导人的象征。1959年，刘亚楼被任命为国防部副部长后，国防部准备给他换辆“大红旗”。刘亚楼没要，说：现有的吉姆车已经很好啦，没必要再换，老想着待遇，这可不是党的好作风!

　　刘亚楼明确反对那种“房子越住越气派，汽车越坐越高级，家具越用越时髦”的庸俗享受，反感那些追求特权享受、损公肥私之人。他率先垂范，年轻的人民空军养成了勤俭建军的好作风，得到毛泽东和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陈云的多次表扬。

　　刘亚楼不留私产，生前也从不给弟弟、失散老红军刘亚东开后门安排工作，嘱咐他自食自力。刘亚东在老家当了一辈子农民，即使家徒四壁，也从没向政府要救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