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的委屈不叛党!此生跟定共产党

2021-07-07
作者: dangrenbei 来源: 党人碑的熟人茶馆

  所谓“小资产阶级”,我个人认为主要是毛泽东同志,1925年在《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中提到的“小知识阶层”,即学生出身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我党的基本干部班底。

  根据中组部在1939年11月的统计,我党在党政方面的中层干部中,有85%是这些人。

  但是问题来了,作为革命的主要力量,当他们投身革命,成为革命者的同时,也必然把小资产阶级的毛病带入党内。

  哪些是小资产阶级毛病呢?或者说“学生气”最致命的弱点在哪里呢?

  有些同志可以援引经典著作和党史文件,列出一大堆,但我个人觉得,主要是受不得委屈,特别是来自革命内部的委屈。他们在同反革命进行斗争的时候,不论斗争是如何的残酷,如何的艰难困苦,受到反革命如何严重的打击,都是绝不动摇、毫不抱怨、从不伤心的。但是在党内斗争中,却丝毫也经不起批评、打击,受不了委屈、冤枉,甚至连一句不好听的话都受不起。

  中统特务就特别善于利用这点,逼你就范,因为它们的得力干将,往往就是我党的叛徒,徐恩增的老婆费侠不就是最好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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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叛徒秦曼云与盛忠亮

  它们最常用的伎俩就是抓了你之后,也不打也不骂,就是断绝你和外界的联系,同时放出假消息,全套的自白书、供状,还会以你的名义登报叛党,甚至还会裹挟你,去抓自己的同志,坐实你是个“叛徒”。然后当你被党组织和自己的同志误解的时候,再攻心,为你“委屈”和“不值”,拉你下水。

  有些人经不起这种考验,觉得受了委屈,不是自己对不起党,而是党对不起他了,因此告别革命,消极起来,走向反面,更有甚者沦为可耻的叛徒。但同样有不少同志,挺过来了这一关,百炼成钢。

  01

  只要打不死我,我就还是党的人!

  1926年,火热的大革命中,来自江苏丹阳的上海大学中文系学生匡亚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之下,叛徒层出不穷,然而知识分子出身的匡亚明坚持斗争,不屈不挠,屡屡被党组织派到最艰苦危险的地方去做地下工作。国民党特务对他恨之入骨,就四处散布匡亚明“叛变自首”的假消息,想来个反间计。在那种情况下,特科的同志也没有仔细调查,就派出打狗队去惩处“叛徒”匡亚明。

  还好干这活儿的同志,是个新手,又紧张,距离又远,子弹从匡亚明的嘴里射入,穿过脖颈,幸未击中要害。这才死里逃生,却被巡捕房抓了,移交给党务调查科,也就是后来的“中统”。

  特务们百般劝诱,说你们的人都不要你了,都要弄死你了,你还跟他们干什么啊?赶快自首过来,还不吃香喝辣,何况你是个知识分子,书香门第,又是江浙人,投奔过来,在我们这里前途无量,何必跟他们作死?

  匡亚明面对这番看似“合理”的说辞,不为所动,严词拒绝:

  “这是我们党内的事情,错就错了,打不死我,我继续革命干到底,党会知道我的,我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是坚定不移的,你们的挑拨没有用,我绝不会向你们投降!”

  敬酒不吃吃罚酒,下一步当然是严刑拷打,自己的同志误伤自己,敌人软硬兼施,换了你,委屈不委屈?可人家匡亚明就是挺过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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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起:吴健雄、匡亚明和袁家骝

  到这一步,中统觉得他没啥价值了,毕竟姥姥不疼舅舅不爱了,还能翻起多大的浪?

  可匡亚明出狱后,到浙江天台当教师,仍坚持学习全套英文本的《资本论》,这就吓坏了反动县长和台州县党部的特务们。下一步当然是交给中统继续修理,最逗的是在台州站,处理案子的两名我党叛徒,一个原来是团中央秘书处秘书,一个是团中央秘书处的交通组长,俩人大笑,可碰到“老领导”了。匡亚明在江苏团省委工作过,江苏团省委管上海,团中央也在上海,所以都认识。

  这俩家伙觉得,一来老领导人不错,二来觉得是个立功的好机会,就开始白日做梦:

  “此人早先是共青团中央委员,怎么现在会在天台小县充当教员,莫非他已消极脱离组织了吧?像他那样的高级知识分子,争取他办一个自首手续,让其参加特务组织,或凭此转任其它公开职务,兼为特务起耳目和掩护作用,倒不失是一项较大收获!”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任你百般劝诱,甚至搬出叛变的“老朋友”,团中央书记胡均鹤,匡亚明还是那套说辞:你们叛变你们的,我坚守我的信仰,党不要我,是误会,迟早会搞清楚,我也会归队,继续革命到底,我这辈子生生死死,都是共产党的人,永不叛党!

  这次负责案子的叛徒特务,也是的确“真诚”,生生跟匡亚明耗了几个月,最后还是“文明”押解反省院,可老匡要不是近视眼,差点越狱成功,最后去了反省院照样拒不“反省”,还暗里影响其他人,采取消极抵制“感化”。

  没多久,抗战开始,党组织指名把匡亚明营救出狱,他二话不说,埋头为党工作,一句怨言、气话都没有。对于这段经历,匡亚明同志后来曾说过:

  “一个共产党员的革命生涯并不都是阳光灿烂、一帆风顺的,不但事业有成败,在党内有时也会受到很大冤枉。能否以坦荡胸怀正确对待是一个非常严峻的考验。有的同志在对敌斗争中不愧是英雄好汉,但在党内斗争中受到委屈时就伤感备至,甚至消极悲观,政治动摇,也是有过的。”

  02

  我啥时候也没忘自己是党员

  同时期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还有位安徽濉溪籍的共产党员徐风笑同志。毕业于宿县师范讲习所,当过小学教员,1925年由团转党。不管是大革命,还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都深受党的信任和重用。

  然而,1930年代初在上海却遭到王明宗派集团的残酷打压,断了组织联系,断了经费,还给他扣帽子,说无中生有,他是托派分子,这在当年可不是个小事儿,等于彻底跟你划界限了。

  徐风笑郁闷啊!苦恼啊!委屈啊!

  几次站到黄浦江边,想一了百了,以死明志。换了你,苦巴巴找党,可是好不容易找到同志,人家跟避瘟神似的不搭理你,甚至搞不好还连累了搭理你的同志,一起被割断联系,停了经费,一而再如此,你咋想?

  这边满大街找党,还能碰到叛变投敌的老同学和曾经的“老同志”,这些国民党特务,虽然不会把你怎么样,因为你的确“脱党”了,也没有利用价值了,可对方会抓住你的弱点,劝你下水,跟它们当叛徒特务。其中有个叫赵乐山的,叛变之前是我党的江苏省委书记,叛变后在上海公安总局特务股说服组,也是个中统特务。特别擅长劝降,曾经说服了无数留苏老同学和党内“老同志”,投奔中统。

  遇到徐风笑,赵乐山笑了,他太了解徐风笑了,早年都是宿县的老党员,后来又留苏,在江苏省委还是徐风笑的领导,自己也是知识分子出身,学历比徐风笑高,北京民国大学政治经济系本科,于公于私,说服徐风笑还不是手到擒来?

  赵乐山巧舌如簧,专门捡你的软肋,毕竟它们这些叛徒,也是这么走过来的,很多就是受不得委屈,被前面的叛徒说服了。可费尽口舌,也是枉然,徐风笑就是跟它耍肉头阵,说你看我都惨成这样了,共产党早不要我了,我都要饿死了,现在就想着彻底脱离政治,回老家当个小学老师,本本分分过日子。感动得赵乐山,还塞给徐风笑十块钱当路费,你太不容易了,换了我也不会再跟他们干!

  这是人情关,过了这关,还是生存问题,居长安大不易,上海待不下去,徐风笑就回老家,那里的党员也不搭理他,因为他有托派嫌疑啊!

  怎么办?

  党不要我,我不能不要党,徐风笑努力找寻所有跟党的最新动向有关的报刊杂志,按照上面的精神,在当地为党搞宣传,培养进步青年。这已经是九一八事变之后,最大的政治就是抗日啊!徐风笑在当地当老师,把党的抗日思想,深深播撒到了青少年心目中,团结了一大批爱国青少年,这些人日后都成为我党抓军队,抓基层建设的后备军。

  甚至抗战爆发后,徐风笑同志为党掌握了一支基本武装,已经跟党重新联系上,它还被视为托嫌,前前后后折腾到1940年才重新入党。这里面的原因因为抗战初期,长江局的书记就是王明,冤家路窄,又碰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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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战争中的徐风笑

  换了你,这样的委屈,能受得了吗?

  可我们的徐风笑同志,从1931年到1940年,生生受委屈了9年,仍然坚持按照同志党员的要求,去做人做事。

  “不但从组织上入党,更要从思想上入党。”

  这话想必很多同志都听过,听得耳朵都磨出膙子了,可真正去做到,却真的很难。

  03

  发完牢骚,我这辈子还得跟党走

  这是一份中共江苏省委《关于反对出卖工人利益的徐阿梅的传单》,骂得很难听:

  什么“大流氓走狗杜月笙及徐阿梅”,“工贼徐阿梅”,“出卖阶级利益的徐阿梅”,而且说徐阿梅勾结法帝国主义,要开除27个工人,连开除条件都说得有鼻子有眼,不由你不信这个徐阿梅一定是个十恶不赦的工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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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委关于徐阿梅的传单

  1930年五一节前夕,主持中央工作的李立三,要求上海各行业工人以总罢工的方式,迎接工人阶级的节日。

  然而这种“左”倾冒险主义水土不服,搞不好还会暴露组织,被敌人给一勺烩了,法商电车的地下党支书徐阿梅同志不同意,说得瞅准机会一击而中,不能说罢就罢,于是就被开除党籍。

  被开除党籍后,徐阿梅不服气,一个多月后,经过充分的酝酿,瞅准机会,发动了轰动大上海的法电57天大罢工。顶住敌人的压力,杜月笙的收买,为群众争取了实际利益,空前提高了党的威信。

  事后徐阿梅被捕,国民党反动派和法帝国主义认定他是共产党,判了十年零六个月。可进了反动派的监狱里,地下党支部却不认他这个共产党,排挤他,不理他,批判他,拿他当叛徒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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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阿梅 烈士

  这边杜月笙瞅准机会,出来拉拢徐阿梅,拿着花园洋房,还有法国佬给的大把现大洋收买他,说:只要你不跟着共产党瞎折腾,这些都归你,而且我开山门,收你为徒,上海滩各工厂,岂不任你平趟?

  徐阿梅同志告诉杜月笙,等全上海所有工人都能享受到花园洋房和高工资待遇,我再跟你单聊!

  真的是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然而徐阿梅想事情终有搞明白那天,狱中的同志不理我,可我也不能跟着反动派走,我要继续为党工作,为党学习。没书看,他就学佛经来认字,想着在监狱上个自修学校,学好文化,出去还能为党做更多工作。

  受命向徐阿梅宣布开除党籍的负责同志就是陈云,陈云一直惦记这事,觉得不应该这么对待自己的同志。终于抗战爆发,徐阿梅出狱,党组织找到他,准备给他恢复党籍。

  徐阿梅一肚子牢骚,说了很多难听话。耐心听完这些,负责工会工作的张祺同志笑了,甩出一句话:“你还要不要党的关系,跟不跟党走?”

  徐阿梅同志急眼了,赶紧说:“当然要,牢骚归牢骚!”

  这可是日寇马上就要侵入进来的大上海,跟共产党走意味着刚出国民党的牢房,就可能再进鬼子的监狱,甚至被鬼子杀害。

  1939年12月29日,徐阿梅同志被日伪特务杀害,以死履行了“对党忠诚,永不叛党”的入党誓言。

  04

  我是无产阶级,只能跟党走

  说完男同志,就该说女同志了。

  中华全国总工会女工部长张金保同志,因为反对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被开除了党籍13年,可她始终坚持为党工作。在最艰难的时候,还收获了爱情,湖北老乡,领导过粤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共产党员金泽霖,说我了解你是个好同志,相信你对党忠诚,我们恋爱吧?

  金泽霖信任张金保,为了与张金保结为夫妻,他遭到牵连,也被开除党籍。全家过着极其贫困的生活,他们两口子仍时刻不忘共产党员的神圣使命。他们同一天被捕,都被判无期徒刑,在各自的监狱里坚守信仰。

  在南京宪兵司令部的看守所里,大叛徒徐锡根作为“老领导”来看张金保。这家伙曾任中共江苏省委委员兼上海市委书记,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1932年在上海被捕后随即叛变,沦为中统特务。它假惺惺地替张金保“惋惜”,说:

  “金保,你不要死心眼了,王明把你整得那么苦,何必跟共产党走呢?三民主义同样可以救中国!”

  没听徐锡根啰嗦下去,张金保就怒了,大骂道:

  “你放屁!王明是王明,王明与共产党是两回事!我不识字,不懂得什么叫三民主义,也不懂得共产主义大道理,我只懂得我是工人,为了吃饱饭,要生存,才要起来革命!我已经被你们抓来了,已经成了砧板上的肉,是砍是剁随你们的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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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初期的张金保

  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监狱里,张金保早产,生下了孩子。刚三天,就被“审判”,原本关在死囚牢,准备枪毙的,但因为得了严重的产后风,敌人认为不枪毙也会病死的,于是它们带张金保上过雨花台,给被枪毙的烈士陪绑,想把人拖死、吓死。从孕妇到产妇,国民党反动派从来没有对张金保有些许优待,手铐脚链,羼杂砂石虫子的“八宝饭”,更是家常便饭。

  抗战爆发,张金保、金泽霖被放出来,先到晋东南,被当成叛徒特务关押,仍然坚持信仰,直到解除误会。后来到了延安,恢复党籍,毛泽东同志开玩笑说:“怎么王明打你,没有把你打跑呢?”

  张金保笑着回答:“家鸡打得团团转,野鸡不打自己飞。我往哪里走?我是个无产阶级,只能跟共产党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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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给张金保的信

  罗亦农烈士的遗孀李文宜同志也是如此,同样因为反动王明那套瞎胡搞,被开除党籍。为了革命,我丈夫都牺牲了,和你们却这样对待我?

  还有没有人心?

  换了你,委屈不委屈?苦闷不苦闷?会不会沉闷下去?

  可李文宜仍然坚持为党工作,直到1946年恢复党籍。

  还有秦怡君同志,15岁逃婚从黄陂到汉口,在英美烟厂当工人,1923年入党。她的前夫许白昊烈士,牺牲时是全总的组织部长,和陈乔年烈士一批同日牺牲的,然后又嫁的李伟森烈士。就是《为了忘却的纪念》里,鲁迅先生提到过的“左联五烈士”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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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伟森 烈士

  秦怡君跟党失去联系之后,也是仍然坚持为党工作,直到抗战爆发,才恢复联系,重新正式回归革命队伍。

  我们的入党誓词里,最后都有四个字:

  “永不叛党!”

  面对委屈的时候,你能想到这四个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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