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永嘉写给毛主席的信”

　　毛主席：

　　自七六年九月九日，您离开我们远行，迄今已有三十二个年头了，这三十二年，真如您所言弹指一挥间，今年又是您诞辰的一百十五周年，党中央会安排对您的纪念活动，我今年也已迈入近八十的高龄了，行动蹒跚不能到纪念堂来瞻仰您的遗容了，望您谅解。记得您去世后的九月十一、二日间，我与徐景贤一起在康平路小礼堂一起应党中央的要求，找了一些卫生系统的专家商量如何长期保存您的遗体，为此上海派了专家组去北京。接着接到通知，让我参加您的治丧委员会，我是与刘大杰老先生一起乘机去北京的，我们住在民族饭店，次日即去人民大会堂瞻仰您的遗容。见您是那么安详地静卧在那里，我忍着悲痛和泪水，慢慢地绕您遗体一周，伫立注目表示自己的悼念。十八日那天的下午，我参加了对您的追悼大会，我与所有的治丧委员一起肃立在主席台上，天安门广场上人山人海，大家是多么的庄严而肃穆地在一起悼念您的远行，在主席台上我就站在第二排，前面是那时的政治局常委和委员。那次会议是王洪文主持的大会，华国锋致的悼词，在台上我见到江青、叶剑英他们都在那里默默地为您致哀。会议结束后，我仍在民族饭店呆了一二天，有石西民、杨富珍、杨荣国曾来探望我。记得郭风莲也住在那个楼面，看到陈永贵来探望她，我是与刘大杰一起乘飞机回上海的。虽然三十二年过去，那时的场景仍历历在目，永远深深地刻印在我的记忆之中，我心中暗暗地立下誓言，要永远忠于您为之奋斗终身的社会主义事业。要更加谨慎地努力工作，才能不辜负您的厚望。

　　我还记得文革开始时，曾见过您许多次。六六年秋冬之交陈丕显派我到北京了解文革运动的情况，我以《文汇报》记者的身份，与其他两位同志一起住在上海驻北京办事处，因为我有记者证，可以在您接见红卫兵的日子，进入天安门城楼前，多次看到您这城楼上向红卫兵挥手致意那种激动人心的场面。六九年我参加了上海国庆节赴京观礼团，那时我们住在中南海，就在您身边，邓颖超同志还到住地来看望我们。国庆那一天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中南海是那么静悄悄的，观礼时，我又一次经过您的住地，上了天安门城楼，看到您与周总理在一起检阅游行的队伍。在城楼的休息厅，您与林彪两人坐在沙发上亲切交谈，姚文元还把我找去，把我介绍给陈伯达，我们三个人在休息厅一起交谈，可惜陈伯达一口福建腔，我一句也没有听懂，姚见我无法接话头，是他一句一句地当翻译。国庆节晚上举行了烟花晚会我们在城楼上，看着您与康生两人一起乘电梯上城楼，我们排着队守候在旁，您向我们一一招手。大家更是雀跃欢呼，那一天晚上，在城楼和广场上人头攒动，大家都是那么兴奋若狂地观看天上的烟花和地上的灯光，六九年那次国庆观礼的活动，始让我永?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