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白求恩到雷锋,背后是一份不朽的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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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事物经过长时间的灌输,总会让人产生“不过如此”的感觉。
例如雷锋,我们都是听着“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口号长大,便习惯性的认为,雷锋不过如此,好人好事不过如此。
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雷锋的背后是余新元,余新元的背后是白求恩,白求恩的背后是国际共运和教员,这是一份连绵如江河的不朽传承。
这篇文章,我们就来聊雷锋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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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0年,白求恩出生在加拿大的一个名门家庭。
他的祖上是英国人,在18世纪初移民到加拿大,参与创建了加拿大基督教长老会。此后经过数十年的沉淀,白求恩家族开始发达,他的祖父成为多伦多大学医学院的创始人,父亲继承祖业,在基督教长老会做了大牧师,此外还有个家族成员做过温哥华的市长。
生在这样的家庭,白求恩从小便衣食无忧学业顺利,27岁获得多伦多大学医学院的博士学位。
祖父创办了多伦多大学医学院,白求恩又毕业于多伦多大学医学院,要说这里面没有家族关系的因素,鬼都不信。
但也就是从医学院毕业起,白求恩开始人生的第一个急转弯。
那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在欧洲焦灼,加拿大做为英国的一部分,自然不可能置身事外,于是白求恩被征召为加拿大皇家海军的中尉军医,派到欧洲参加战争,直到1918年战争结束。
可能是战争太惨烈了,白求恩做为军医,每天见到的都是残肢断臂,给心理造成极大的创伤,所以战争结束以后,白求恩的性情大变,从一个温文尔雅的名门公子,变成一个喜怒无常的粗人。
据后来披露出来的资料,白求恩在1920年代放浪形骸,经常喝的不省人事,甚至有吸大麻、滥交的毛病。
1924年,白求恩和弗兰西丝·坎贝尔·彭尼结婚,原本两人的感情很好,但白求恩酗酒、放荡、滥交的习惯,让妻子实在受不了,他们两次结婚两次离婚,最终分道扬镳。
而且做为基督教长老会牧师的儿子,白求恩竟然对宗教和上帝产生了怀疑,他的心理活动也不难猜测:
“但凡上帝能安定人世,宗教能抚慰人心,欧洲也不至于厮杀的如此惨烈。”
于是呢,白求恩的肉体颓废,精神上也出现真空。
不过,白求恩的医术,却随着年纪增长而逐渐精湛。
1928年,39岁的白求恩还是麦吉尔大学维多利亚医院的胸外科医生,5年后便成为卡特威尔市圣心医院的胸外科主任,并当选为美国胸外科学会理事,再过2年,白求恩都有资格参加国际生理学大会了。
那一届国际生理学大会在莫斯科举办,白求恩便去莫斯科开会。
正是在莫斯科,白求恩见到了清廉勤奋的苏共干部、公平公正的社会主义制度、精神解放的苏联工人、以及蒸蒸日上的工业化建设。
他从来没有想到,这种乌托邦式的国家竟然真的存在,人人平等的价值观,竟然真的能够实现。
尤其是苏联的全民公费医疗,更是对白求恩触动很深。
前些年白求恩就在文章里写道:
“让我们把盈利、私人经济利益从医疗事业中清除出去,使我们的职业因清除了贪得无厌的个人主义,而变得纯洁起来。让我们把建筑在同胞们苦难之上的致富之道,看做是一种耻辱。”
这种崇高的职业理想,在加拿大基本不可能实现,但在苏联的全民公费医疗体系中,白求恩看到实现的可能。
这意味着,在帝国主义战争中丧失人生追求的白求恩,目睹了苏联的社会主义社会,重新找回了人生的希望,明白了以后该向哪里去。
所以莫斯科的会议结束以后,白求恩便转型成一个共产主义者,他在加拿大到处发表文章,宣传苏维埃制度,宣传苏联的医疗制度,并申请加入加拿大共产党,成为国际共运大潮中的一员。
这是白求恩人生的第二个急转弯。
以后的事大家都知道了,白求恩做为加拿大共产党员,先是率领加拿大医疗队前往西班牙,参加了“国际纵队”,支援西班牙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随后受美国共产党和加拿大共产党的派遣,白求恩于1938年初来到中国,成为晋察冀军区的卫生顾问。
白求恩在中国工作了一年半,曾创造了69个小时做115台手术的纪录,也和教员、聂荣臻司令结下深厚的情谊。
1939年11月,白求恩做手术的时候,被一块碎骨刺破手指,不幸感染了败血症,不到半个月就牺牲在晋察冀前线。
教员听说白求恩牺牲的消息,非常难过,在白求恩追悼大会后,写下《纪念白求恩》的文章,里面有这样一段话:
“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这段话是对白求恩的盖棺定论,是对那个年代的国际主义的总结提炼,也是教员对全党全军提出的道德要求。
可以说,教员把白求恩树立为道德标杆,日后出现大量的道德标兵,其实就是顺理成章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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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新元出生在甘肃静宁县界石铺镇,从小就过的非常凄惨,9岁时母亲跳井,兄妹6人中饿死2个,还有1个送人。所以很小的时候,余新元就去给地主放羊,挣些辛苦钱补贴家用。
1936年,三大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举办了盛大的会师大会。
余新元放羊的地方,离红军的会师点很近,步行只有三十多公里,于是余新元跑去会宁,围观了红军会师的场景。
到会宁以后,余新元问红军战士:“你们从哪里来,是干啥的?”红军战士告诉他:“我们从南方来,是给穷苦人打天下的队伍。”
听到这句话,余新元躁动起来,心想我就是穷苦人,那红军和我有关系啊。想到这里,余新元立即跑回家乡,赶着地主家的200多只羊就参加了红军......
此后余新元跟随红军四处转战,改编为八路军后,又到晋察冀前线和日军作战,小小年纪就成为久经生死的老兵。
1939年11月,晋察冀军区的八路军,在河北黄土岭地区伏击日军,一战歼敌900余人,击毙日军指挥官阿部规秀,不过八路军的代价也很沉重,伤亡了500余人。
这些受伤的八路军战士里,其中一个就是余新元。
余新元的左腿被日军打的支离破碎,好几大块肉都没了,一眼就能看见白森森的骨头,送到战地医院后,医护人员都说治不好了,准备截肢吧。
余新元一听就哭了,那年他才17岁,相当于现在初中毕业的年纪,截肢以后就不能留在八路军作战了,后半辈子的生活也没有保障,这可怎么办?
就在余新元一筹莫展的时候,白求恩走到他的床位旁边,看了一眼余新元的左腿,也想到了同样的问题,这个孩子缺了一条腿,以后怎么办?
于是白求恩说,我亲自做手术,尽力挽救吧。
白求恩把余新元左腿上的破肉剪下来,然后把大蒜捣碎涂抹在纱布上,再用镊子夹着纱布,伸进余新元左腿的伤口里进行消毒,消毒完成以后,再一点点的撒药包扎。
整个过程没有用麻药,余新元疼的直冒冷汗。
费了很大功夫,白求恩才保住余新元的左腿,告诉他,不用截肢了,回去好好休养,最后还和余新元说了一句话:
“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要向前冲,决不后退。”
那时白求恩已经得了败血症,身体极度虚弱,体温高达40度,能站在手术台前保住余新元的左腿,几乎就是靠这股信念在支撑。
白求恩和余新元说的这句话,是激励自己继续工作,也是高尚人格的薪火相传。
做完手术的5天后,白求恩重病牺牲,再过半年余新元的伤口愈合,重回战场。
此后余新元走完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全过程,作战500多次,浑身都是伤,参加辽沈战役的时候,他的右脚掌都被打掉半个。
就这,余新元都没有后退一步,因为救他性命的白求恩说了,要向前冲,永不后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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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初,陕北正在进行大生产运动,中央警备团战士张思德,被分配到安塞县生产农场做副队长,带着战友们烧木炭。
同年9月,张思德和战友们烧木炭的时候,炭窑突然坍塌,张思德为了救援战友,自己被埋在炭窑里。
因为这件事,教员写了《为人民服务》的纪念文章:
“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教员还向全党全军发出号召,今后不管谁死了,都要开追悼会送葬,用这种为普通人树碑立传的方式,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
后来《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成为风行新中国的老三篇,每个青年学生的必读篇目。
在这样的时代环境下,一批大公无私的新青年逐渐成长起来。
雷锋是1940年出生的湖南伢子,从年纪来看,正好是新中国的第一代新青年,老三篇的第一批铁杆读者。
不过出生没几年,雷锋的祖父、父亲、母亲、哥哥、弟弟都相继死去,一个大家庭就此消失,年仅7岁的雷锋沦为孤儿,靠远房亲戚接济才活下来。
1949年湖南解放,随即开始土地改革,不到10岁的雷锋分到3.6亩地,乡政府还免费送他到学校读书。
在旧社会衣食无着的雷锋,在新社会不仅有了土地,还能读书,面对如此强烈的反差,如果你是雷锋,恐怕也会大受震撼,重新燃起生活的希望。
此后雷锋做过儿童团长、秋粮征收助理员、乡政府通信员,1958年望城县团委号召乡亲们捐款,购买一台拖拉机,雷锋立即捐了20块,是全县青少年捐款最多的人,于是县委决定派雷锋去学习开拖拉机。
正是因为这次学习机会,学到的这门手艺,雷锋被调到鞍钢做推土机手,每月工资38.85元,属于当时的高收入人群。
而在工作之外,雷锋还喜欢读《毛选》,书里圈圈画画,写满了读后感,尤其是《为人民服务》一篇,雷锋百读不厌,一有空就翻出来重读。
1959年,雷锋突然冒出一个想法:“毛主席说为人民服务而死重于泰山,我要参军,我要学习张思德。”
于是,雷锋在鞍钢报名参军。
但雷锋是苦出身,从小就营养不良,新中国成立后也一直在工作学习,导致他的身高和体重都达不到标准线,征兵处就把他给涮下来了。
就在这个时候,有个人帮了雷锋一把,他就是余新元。
辽沈战役结束后,余新元没有跟着四野南下,就留在辽宁解决工作,50年代后期,他已经是辽阳市兵役局政委,征兵和退役等方面的工作都归他管。
于是报名参军不成功的雷锋,拎着包裹直接到了余新元办公室,要求余新元同意他的参军请求。
余新元问雷锋:“现在全国很多地方连饭都吃不上,部队也很艰苦,你在鞍钢领那么高的工资,吃喝不愁的,为什么要去当兵?”
雷锋说:“我是学了《为人民服务》才要当兵的,我要为人民服务,还要上战场打仗,给亲人报仇。”
看到余新元有些犹豫,雷锋心一横:“你要是不让我去当兵,我就住到你家去。”
余新元也乐了,那就住我家来吧......
就这样,雷锋成了余新元的小尾巴,每天跟着余新元在家和兵役局之间来回跑,而且一旦发现有什么能做的事,不用余新元叮嘱,雷锋就主动承包了。
例如兵役局放着很多破旧军装,雷锋找出针线一件一件的缝补,总共缝了63套,而雷锋的手已经磨出血泡。
余新元看着有些心疼,觉得雷锋是个好同志,不能因为身高和体重的问题,就断了雷锋追求进步的路。
想到这里,余新元便向市委书记曹奇汇报了雷锋的事,曹奇听完也很感慨,表示政治合格和身体合格都重要,但政治合格比身体合格更重要,雷锋可以参军入伍。
得到市委书记曹奇的同意,余新元又和体检医院的院长吴春泽、接兵干部戴明章沟通,并向他们保证,如果雷锋出现什么问题,我负全责。
经过余新元东奔西走,原本不能参军的雷锋,才在1960年1月穿上军装,最后一个登上运兵车,成为人民解放军的一员。
临行前,雷锋对着余新元流泪道:
“首长,让我叫你一声爸爸吧”,随即喊了一声爸爸,又从口袋里取出一张照片送给余新元,让他留着做个念想。
余新元接过照片,发现背面写着:“赠给敬爱的余政委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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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求恩、余新元、雷锋,看起来是三个毫不相关的名字,背后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把他们串联起来的就是大公无私、人人平等、为人民服务的国际共产主义精神。
从加拿大到苏联,从晋察冀到湖南,从延安到东北,他们三人在国际共产主义精神的号召下,承载着一份不朽的传承。
1962年8月,雷锋指挥战友乔安山倒车时,不慎被车轮撞到的木杆打中太阳穴,战友们立即送雷锋去医院,但是抢救无效,雷锋牺牲。
雷锋牺牲的半年前,还去看望过“爸爸”余新元,临走时,余新元夫妇给雷锋包了7个咸鸭蛋。这是余新元和雷锋最后一次见面,就像当年躺在手术台上,和白求恩最后一次见面一样。
而在雷锋牺牲半年后,教员亲手写下“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号召全国人民都向雷锋学习。
这是教员在推波助澜。
他要树立雷锋这个标杆人物,把革命年代的国际共产主义精神,在新中国推陈出新,并继续传承下去,在这个全新的国家,塑造全新的文化和道德。
这是在历史的进程中,“学雷锋”的意义所在。
即便不能人人成为雷锋,但那份连绵不朽的传承,却犹如星星之火一样,藏在无穷尽的苍茫大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