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武双全的彭雪枫,在嗜爱读书上和毛主席灵犀相通

2023-04-18
作者: 夏明星 周宝砚 来源: 党史博采公众号

  在《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中,开国上将张爱萍之子张胜赞叹不已:“以我有限的涉猎范围,我至今尚不曾发现在党内老一辈人中是否还有第二个人,像彭雪枫这样将文人雅士的多情善感,与金戈铁马的军人气质集于一身。”

  彭雪枫(1907.9.9~1944.9.11),河南镇平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36位军事家之一,军旅生涯波澜壮阔:保卫中央苏区,历任过红3军团第2师政委、江西军区政委、中革军委一局局长,血染沙场;长征万里跋涉,历任过军委纵队第一梯队司令员、红3军团第5师师长、陕甘支队第2纵队司令员,身经重险;奠基西北苏区,历任过红1军团第4师政委、抗日军政大学第一科学员,师从领袖;全面抗战伊始,历任过八路军总部参谋处处长、八路军驻晋办事处主任,周旋各方;投身华中抗战,历任过中共河南省委军事部部长、新四军第6支队司令员兼政委、八路军第4纵队司令员、新四军第4师师长,魂消疆场。

  彭雪枫身为武将,文武双全,曾有名言:“一个共产党员,应该要能说会讲,而又善于写作,下笔千言,倚马立待。”(《彭雪枫家书》)他本人说到做到,能说、会讲、善写,面面俱到。他之所以妙才如此,读书是不二法门,他曾坦承:“知识之在我,向来是如饥如渴的。”在他治军作战之余,读书学习占去他主要时间。在此过程中,他有感而发,留下许多轶事。

  一、“我简直变成一个曾氏的研究者了!”

  曾国藩(1811~1872),湖南湘乡人,清末湘军首领,是镇压太平天国(领导人洪秀全、杨秀清)的首要人物,为所谓“晚清中兴名臣”之首,谥号“文正”,有《曾文正公全集》传世,家书、日记俱在其中。

  对于曾国藩,毛泽东早年是不吝褒奖的。

  1913年11月23日,毛泽东时为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预科学生,他在当天修身课上记录:“有办事之人,有传教之人。”“宋韩范并称,清曾左并称。然韩左办事之人也,范曾办事而兼传教之人也。”在他看来,北宋韩琦、范仲淹并称,晚清曾国藩、左宗棠齐名,但韩琦、左宗棠只是“办事”的人,而范仲淹、曾国藩则是“办事”与“传教”兼备。

  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致信友人黎锦熙,有过盛赞之言:“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在他看来,不是曾国藩,换作其他人,很难能击败太平天国运动。

  1926年3月18日,北伐战争正在酝酿之际,毛泽东早已成为共产主义者,已经用阶级斗争观点看待太平天国运动,但他在当天国民党政治讲习班纪念巴黎公社55周年活动上讲话,仍然没有对曾国藩大加挞伐,只是点出他的反动立场:“太平王洪秀全号召广西一班失业农民起来革命,大有社会革命的意义,孙总理也很佩服他。大家只知道打倒他的是清朝政府,而不知真正打倒他的主力军,却是地主阶级。打倒太平天国出力最多的是曾国藩,他当时是地主阶级的领袖。曾国藩是练团练出身,团练即是地主阶级压迫农民的武力,他们见洪秀全领导一班农民革命,于他们不利,遂出死力来打倒他。”

  ◆彭雪枫和妻子林颖。

  巧的是,彭雪枫同样对曾国藩非常欣赏,且自诩为“简直变成一个曾氏的研究者了”。1942年7月7日深夜,他致信妻子林颖,回复“关于交友——待人接物问题”,认为曾氏修身之论“发人深省之处实多”,竟将《忮求诗》之一《不忮诗》全文抄录,娓娓道来,且有解读,不愧“曾氏的研究者”,今日读之,仍有教育意义:

  你说对待比自己强的同志已毫无妒意,并能以诚敬之心待之,这当然很难得,尚望你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曾国藩的家书和日记(我简直变成一个曾氏的研究者了!一笑。)充满了“严以律己”的文句,的确发人深省之处实多,还是抄几段吧,比如——我最喜读他的《忮求诗》,《不忮诗》为:“善莫大于恕,德莫凶于妒。妒者妾妇行,琐琐奚比数;己拙忌人能,己塞忌人遇(自己拙笨怕人家能,自己没有得意怕人家有出路);己若无事功,忌人得成务(自己未立事功,怕人家成功立业);己若无党援,忌人得多助(自己无人援助,怕人家得多人的帮助);势位苟相敌,畏逼又相恶(同行相忌相轻之意);己无好闻望,忌人文名著(自己无声望怕人家出了名);己无贤子孙,忌人后嗣裕(怕人后嗣好而多)。争名日夜奔,争利东西鹜;但期一身荣,不惜他人污(只顾本身光荣不管人家污辱)。闻灾或欣幸,闻祸或悦豫(幸灾乐祸之意);问渠何以然?不自知其故(问他何故?自己亦莫名其妙)。……天道常好还,嫉人还自误;幽明丛诟忌,乖气相倚伏;重者灾汝躬,轻亦减汝祚(重则祸延本身,轻亦减去福气的)。我今告后生,寂然大觉悟(努力反省自觉);终身让人道,曾不失寸步;终身祝人善,曾不捐尺布(终身给人让路也不曾失去一寸步子,终生祝人为善,也不曾损捐一尺布);消除嫉妒心,普天零甘露;家家获吉祥,我亦无恐怖。”

  ◆彭雪枫与林颖的部分书信。

  他明知林颖不喜文言文,兴之所至,不能自已,又引曾氏日记教育林颖:

  而出我知道你是讨厌文言文的,然而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还是抄下去吧:

  “胸襟广大,宜从‘平淡’二字用功。凡人我之际,须看得平,功名之际,须看得淡;庶几胸怀日阔。”

  “安得一二好友,胸襟旷达,萧然自得者,与之相处,砭我之短,其次则博学能文,精通训诂者,亦可助益于我。”

  “择交是第一要事,须择志趣远大者。”

  写到这里,他又发挥起来,曾氏“语录”又信口而出:

  既交友了,又怕人家存戒心,不易接近,那只有靠自己的一个“诚”字,日久天长,自能潜移默化了。曾氏又说:“凡与人晋接周旋,若无真意,则不足以感人。”“凡人以伪来,我以诚往,久之则伪者亦共趋于诚矣。”

  对于曾氏所言,他还结合自身生活实践,认为所言不谬:

  诚实是虚伪的反面,为古今中外所共认的美德,我辈应以此二字共励共勉。一年以来,我在这方面用了不少功夫,最近曾收到了颇大的效果,故我亦为窃以自慰,详情面叙吧。

  二、“我自读完《战争论》后,接读《孙子兵法》”

  《战争论》,普鲁士军事理论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著,是西方近代军事理论的集大成之作。《孙子兵法》,中国春秋时期孙武著,有“东方兵学的鼻祖”美誉。对于这两本兵学名著,彭雪枫都涉猎过。

  1941年11月,新四军代军长陈毅来到第4师视察工作,他在第4师召开的团以上干部会上热情致辞:

  雪枫同志是我的老战友。红军时期,我当江西军区司令员,雪枫同志是我的政委。他文武全才,英气逼人。我这次到4师来看望大家,特别是要看望彭雪枫同志。

  陈毅深知彭雪枫好学,就送给他一本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还亲笔题词:“雪枫同志存阅。陈毅赠”。

  ◆彭雪枫和陈毅。

  彭雪枫一见《战争论》大喜,他早从延安来的同志口中得知:1938年春,毛主席在延安组织了“《战争论》研究小组”,成员主要有萧劲光、滕代远、莫文骅等人,每周讨论一次,学习讨论采用边读边议的方法。一开始,只有一本书,还是国民党陆军大学出版的文言文译本,译文粗劣,读起来很不好懂。不久,毛主席委托何思敬直接从德文原版译出来,何译一章,大家研究一章,还发了讲义。

  彭雪枫拿到手的,正是何思敬译本。

  ◆克劳塞维茨《战争论》。

  由于要总结第4师豫皖苏边区反顽斗争失败教训,彭雪枫一直没有时间阅读《战争论》。1942年2月20日,他致信妻子林颖,告之准备阅读《战争论》:“你嘱咐我读《政治经济学》,这是早已抱定志愿而终未实现的,待读完《战争论》后,即开始读。”由于《战争论》在手,妻子嘱咐、自己“早已抱定志愿”要读的《政治经济学》,也只能放放了!

  同年5月12日,他在信中告诉妻子:“我已开始读《战争论》了。”5月16日,他信中告诉妻子阅读进度,愉悦之情脱纸而出:“《战争论》(那是一部名著)我已经读了二分之一了,原定于半月包本,不,五天即读一半,倘无他事耽搁,十天内当可完工。人们怡然自得之时,即为文章写就、名著读毕之日,快哉!”仅仅5天,已读一半,苦读身影依稀可见!

  由于他事耽搁,彭雪枫没有10天内读完《战争论》。6月7日,他信中告诉妻子:“我的《战争论》只剩了一个尾巴了,小说则打算读《死魂灵》,《茶花女》我没有看过,请你寄给我。”《战争论》还没有读完,又有读书计划了,其嗜读如此!

  6月17日,他信中告诉妻子:“《战争论》读完了,得益良多。”同时,他告诉妻子:“续读《孙子兵法之综合研究》一大部头军事理论,尚未开始。”读完《战争论》,再读《孙子兵法》,彭雪枫钻研军事理论如饥似渴。

  彭雪枫研读《孙子兵法》,也多受毛泽东的影响。

  1936年12月,毛泽东论述《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三次谈到《孙子兵法》:

  中国古代大军事学家孙武子书上“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句话,是包括学习和使用两个阶段而说的,包括从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行动克服当前敌人而说的;我们不要看轻这句话。……

  江西(注:中央苏区)反对第三次“围剿”时,红军实行了一种极端的退却(红军集中于根据地后部),然而非此是不能战胜敌人的,因为当时的“围剿”军超过红军十倍以上。孙子说的“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就是指的使敌疲劳沮丧,以求减杀其优势。……

  敌人会犯错误,正如我们自己有时也弄错,有时也授敌以可乘之隙一样。而且我们可以人工地造成敌军的过失,例如孙子所谓“示形”之类(示形于东而击于西,即所谓声东击西)。

  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宏文《论持久战》,高屋建瓴地指出:“我们承认战争现象是较之任何别的社会现象更难捉摸,更少确实性,即更带所谓‘盖然性’。但战争不是神物,仍是世间的一种必然运动,因此,孙子的规律,‘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仍是科学的真理。”对于领袖的科学论断,彭雪枫由衷折服。

  领袖如此看重《孙子兵法》,彭雪枫自然想一睹为快。

  6月28日,仅仅11天,他信中告诉妻子:“《孙子兵法》十三篇,已读七篇,且已成诵,对这些书,我决朗诵多遍以求得会背。”

  7月8日,又过10天,他信中告诉妻子已读完两大兵书,字里行间满满怡然自得:“我自读完《战争论》后,接读《孙子兵法》,很愉快地将一厚册(计三百三十三页)于昨日包本了!(你应当贺我,这是自到管镇后两个月内所读的两大军事名著!)”他还向妻子“报告”自己的写作、阅读计划:“我打算(又是打算)写一篇‘战争论与孙子兵法之综合研究’,一种笔记性的文章,当作精读的方法,也不知能否实现?如情况允许我想会有志者事竟成的吧?……张县长(注:中共泗南县县长张太冲)送我一部《忠武志》(即诸葛武侯全集),中有传略、兵略、遗著等,也打算粗读它。”

  11月26日,身在苏皖根据地反“扫荡”前线,彭雪枫写信告诉妻子:“这些日子,我没有放弃读书,……将要读的是《红军内战史研究》和鲁迅的《译丛补》。假如时间还允许的话,继续二十二个文件(注:中央指定党员必读的整风文件),并精读《战争论》。战争情况下读书,别有风趣,亦颇有心得。”

  经过粗读、精读这两遍,彭雪枫在陈毅所赠《战争论》一书上留下了用红、蓝、黑铅笔作的各式各样的标记多达17种,写下了129条批语,总计约3000字,好学深思可见一斑。

  1943年夏,彭雪枫把《战争论》和《思想方法论》两书送到第4师第9旅旅部,并附信给9旅政委韦国清:“这两本书我已读了两遍,现赠送给你,请你也读它两遍。”韦国清认真阅读该书以及彭雪枫眉批,受益匪浅。

  1944年8月,淮北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赵汇川奉调淮南华中局党校学习,彭雪枫又把《战争论》一书送给赵汇川。9月,彭雪枫殒身前线。赵汇川珍藏着这本《战争论》长达42年,直到全军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妥善收藏。

  由于战事倥偬,彭雪枫拟写“战争论与孙子兵法之综合研究”未果,实是中国军事思想史的遗憾。

  三、“中国小说也要读,如《三国》,《水浒》(你读完否?)”

  彭雪枫喜读毛泽东著作。1937年8月,毛泽东推出哲学名著《矛盾论》,有一段话引起他的注意:

  研究问题,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所谓片面性,就是不知道全面地看问题。……或者叫作只看见局部,不看见全体,只看见树木,不看见森林。……孙子论军事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他说的是作战的双方。唐朝人魏徵说过:“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也懂得片面性不对。可是我们的同志看问题,往往带片面性,这样的人就往往碰钉子。《水浒传》上宋江三打祝家庄,两次都因情况不明,方法不对,打了败仗。后来改变方法,从调查情形入手,于是熟悉了盘陀路,拆散了李家庄、扈家庄和祝家庄的联盟,并且布置了藏在敌人营盘里的伏兵,用了和外国故事中所说木马计相像的方法,第三次就打了胜仗。《水浒传》上有很多唯物辩证法的事例,这个三打祝家庄,算是最好的一个。

  在如此严肃的哲学著作中,毛泽东竟然引用了中国古典小说《水浒传》中的“战例”!

  当彭雪枫主持豫皖苏边区抗战大计时,他从延安来的同志口中又听到一件轶事:

  1938年10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期间,毛泽东一本正经地对贺龙(八路军第120师师长)说:“中国有三部名小说,《红楼梦》《水浒传》和《三国演义》,谁不看完这三部小说,不算中国人。”贺龙直爽:“没看过,没看过,不过我不是外国人!”

  毛泽东又转向徐海东(八路军第115师第344旅旅长):“海东,你看过这三部小说没有?”

  徐海东说:“《三国演义》看过,《水浒传》也看过,这《红楼梦》嘛,不知是什么意思,没看过。”

  毛主席大笑:“那,你算半个中国人!”

  毛泽东有没有说过上述那番话,彭雪枫无从考证。不过,他亲历过一件轶事:1941年11月,陈毅莅临第4师视察工作,亲口对他说:“不读《三国演义》《红楼梦》的,即不是中国人。”

  这时,彭雪枫确信,毛主席说过上述那番话,陈军长是复述而已。

  这些轶事叠加,彭雪枫豁然开朗:在毛主席心目中,他是非常熟悉、推崇《三国演义》《水浒传》的。于是,他也关注起这两部小说来。

  1942年2月20日,他信中建议妻子林颖:“《三国演义》也是一本必读的书(陈军长说不读三国和红楼的即不是中国人),如你愿看,我可找本送你看,那里有战术,有策略,有统战,有世故人情。”对于《三国演义》,评价非常之高!同年6月6日,他写信建议妻子:“我劝你多看小说和文艺性的作品,这不仅可以提高文化水平,而且可以增加社会经验(古人的)和修真养性。外国小说为主(旧俄和苏联的),中国小说也要读,如《三国》,《水浒》(你读完否?),《红楼梦》,《儿女英雄传》,《镜花缘》,《儒林外史》,《老残游记》,必须一观。”这回,他把必读书目从《三国演义》扩大到《水浒传》等书。

  对于《水浒传》,彭雪枫读而有感,认为这本书同样可以作为军事读物。

  2004年9月13日,《解放军报》第7版刊载了新四军老战士罗应怀所撰《彭师长督促我学文化》一文,反映的正是彭雪枫把《水浒传》当军事读物的事。

  ◆罗应怀

  1941年9月,罗应怀时任新四军第4师第9旅第26团团长,应召到半城第4师师部汇报工作。一见面,彭雪枫开门见山:“罗应怀同志,你仗打得不错,你送来的有关战斗和开辟新区群众工作的报告我看了,生动感人,也很实在,美中不足的是条理性差了一点。”听了师长的话,罗应怀不好意思起来:“报告师长!我是长工出身,14岁参加红军,还没有完全脱掉文盲的帽子,拿枪杆子可以,拿笔杆子不行。我想补习点文化课,学习怎样写文章。”

  俩人聊完工作,彭雪枫从书箱取出三本书递给罗应怀:“你先读读这部《水浒传》。这本书很好,很多章节都写得很精彩。像‘三打祝家庄’,前两次为什么没有打下来,还牺牲不小,后一次为什么打下来了,这里面有学问,就是要注意调查研究,摸清情况,情况不明,决心就不能下,这和我们当前作战是一个道理。读《水浒传》既能提高文化水平,又能学到军事谋略。”

  回到部队后,遵照彭雪枫指示,罗应怀就像学生对待老师布置的作业一样,一丝不苟。一部《水浒传》,他翻过来倒过去读了多遍,故事情节可以说是滚瓜烂熟,“不然,师长问起我来答不上,可不好交待。读完《水浒传》,我又向师长去要书,师长给了《三国演义》。”

  通过苦读《水浒传》《三国演义》,罗应怀结合作战实践,细心揣摩,军事指挥能力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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