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公仆李尔重》第5讲——岂有青山阻逝水，更无魔孽占天纲

　　同志们：大家好，我是金戈铁马，《人民公仆李尔重》我们进行了4讲，今天第5讲，讲讲被毛主席亲口誉为“才子和作家”的李尔重，曾七次伴陪伟人纵情畅游长江的传奇故事：岂有青山阻逝水，更无魔孽占天纲。

　　话说1956年5月的一个清晨，武汉江面风有些紧。长江大桥工地上机器轰鸣，工人们忙着打桩、架梁，谁也没有想到，不久之后，这里将迎来一场在中国近代史中颇为独特的“江上场景”：一位年近花甲的共和国领袖，将在惊涛骇浪中畅游数十华里；而一位出身冀东、阅历丰富的共产党员干部，将从此把陪同领袖游长江当作一生难忘的记忆与责任。这个人，就是后来被毛主席称作“我们的才子和作家”的李尔重。

　　与许多以书斋为伴的知识分子不同，李尔重这一生，颇有几分传奇：两度走进北大，赴日本留学，写过大量文章，参加革命后又历经两次负伤、三次入狱。1914年出生的他，早年在冀东还乡河边摸鱼、游水，对水亲切，对风险也不怵。1945年在延安见到毛主席时，他大概还想不到，自己日后会在长江浪尖上，近距离目睹这位伟人搏击惊涛的身影。

　　一、从延安到武汉：一段特殊的“水上缘分”

　　1945年，抗日战争即将进入尾声，延安窑洞里灯火通明。就在那一年，31岁的李尔重在延安见到了毛主席。那时的他，已经是有名的“笔杆子”，也是一位受过系统教育、对中国与世界局势有清醒认识的青年干部。延安的那些日子，讨论理论、研究形势、写文章、下乡调查，是他经常的工作。毛主席对这种既能提笔又能下田、既能讲理论又能办实事的干部，一向颇为看重。

　　新中国成立后，李尔重被调到中南地区工作。1949年以后，他长期在武汉担任重要领导职务，既熟悉地方情况，又精通文稿，负责接待和保障中央领导在武汉期间的活动。毛主席多次到武汉视察、休整，东湖宾馆、长江江畔，都留下了两人多次见面的身影。时间拉长来看，从1945年到1976年，李尔重与毛主席见过的次数，远非普通地方干部可比，关系之密切，已超出一般工作往来。

　　有意思的是，这段缘分，并没有只停留在会议室与文件上，而是被一项看似“休闲”的活动牢牢串在一起——江泳。毛主席酷爱游泳，自少年时代在湘江练水性，到延安时期仍时常下水锻炼。进城执政之后，他依然保持这个习惯，只是场地从乡间河流，转到了更为壮阔的大江大河。1950年代中期，当他把目光投向长江中游的武汉时，负责具体落实与保障的，正是对水极有感情、又对工作极其认真细致的李尔重。

　　1956年5月中旬，毛主席在广州主持农业发展规划汇报，会间兴致很高，提到一年之内要实现畅游珠江、湘江和长江的愿望。说到长江时，他明确点名准备去武汉下水。这个消息对湖北、武汉党政领导而言，既是荣耀，也是压力。长江水深流急，江面复杂，长江大桥工地又在紧张施工，稍有不慎，后果不堪设想。

　　当时的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把种种危险逐条摆给毛主席：水质、旋涡、水中生物、暗礁沉船，凡能想到的风险都说了。毛主席听完，并未改变主意，还半是调侃半是认真地对公安部长罗瑞卿说：“你无非是怕我死在那个地方。你怎么知道我会淹死？”一句“干事情哪能一点风险都没有”，把他对游泳的喜爱与对事业的态度，不经意地联系在了一起。

　　中央几位主要负责人都不赞成，但也清楚，在毛主席已经下定决心的前提下，单纯反对并不能解决问题。于是，折中的办法提了出来：先试游，摸清情况，再定下水方案。这个关键任务，最后落到了武汉方面——王任重回到武汉后，第一时间就把李尔重和时任市公安局长谢滋群叫来，交代试游与安全保卫的重任。

　　这一段安排，颇见当时组织工作的严谨。为了防止消息外泄，武汉市公安局打着举办游泳比赛的旗号，从上万名干警中层层选拔水性最好的同志，最后挑出二十多人，再配上专业教练、运动员、救生员，组建了一支规模不算大、却极为精干的“水上护卫队”。队员集中训练，小汽艇配合小划子，绘制示意图，在江中反复演练队形。纸面上的方阵、圆圈，被他们硬是在浪头中稳定下来。

　　在这个过程中，李尔重不仅是下达命令的领导，还多次亲自下水，与队员一同试游、探摸水情。这一点，与他童年在还乡河畔练就的水性分不开。相比很多“岸上指挥”的干部，他对水是真有感情，也敢在急流中翻身转向。可以说，正是这一段低调而细致的准备，为毛主席后来在武汉多次安全畅游长江，打下了基础。

　　二、1956年三次江泳：大江、巨人与“才子”

　　1956年5月30日，毛主席完成了在长沙的行程，在湘江中试水成功后，第二天一早飞抵武汉南湖机场。走下舷梯，他见到王任重、张平化、李尔重等人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要游水！”语气直接，态度坚决。张平化仍想再劝一句，却被毛主席止住：“不要再劝了，还是先安排我游水吧。”

　　王任重心里清楚，此时再说“不宜下水”已经没有意义，只能把准备工作做得更细。他顺势提出：“您总得让我们做一些必要的准备吧！您不总是说不打无准备之仗吗？”这种以毛主席自己常挂在嘴边的原则来做缓冲的说法，不得不说颇为巧妙。毛主席点头同意，先与地方干部见面、听汇报、视察工地，把游泳安排在下午。

　　当天上午，毛主席登上“武康”号渡轮，在船上听取了武汉长江大桥工程局局长彭敏关于新施工方法的详细汇报，足足听了三个小时。对技术问题，他问得很细，对采用苏联人“管柱钻孔法”的大胆决策也给予肯定。可以看到，他并不是“为游水而来”，而是把游泳与察看建设相结合，既满足个人爱好，又紧扣国家发展。

　　船上条件简陋，没有厨房。幸亏李尔重等人事先想到，提前把厨师、服务员和改装炉具搬上船，才让毛主席一行在中午吃上热饭。这类细枝末节，往往说明一个干部的工作态度。对领袖而言，能否按时吃顿饭，也许不是大事；但对负责安排的人来说，这却是必须提前做好的功课。对于习惯周全、注重细节的李尔重来说，这类事情已经成了“职业本能”。

　　午后，万事俱备。下午2点左右，在武昌桥头长江大桥8号桥墩附近，毛主席换好泳衣，在孙勇引领下走下江水。当天江面风力约6级，江水22度，水深流急，浪高涌动，还有暗流与漩涡。这样的条件，对普通人来说，未必敢轻易下水。然而毛主席下水后，动作轻松，时而仰浮，时而侧泳，时而立于水中，甚至还和身边的同志聊上几句。

　　“水凉吗？”他问杨尚昆。对方老实回答：“有点凉。”毛主席笑说：“你要顶不住就上船休息。”再问王任重，王任重也坦言“顶不住了”，只好提前上船穿上棉大衣。与这几位相比，李尔重坚持在水里陪游，虽然心里清楚自己和毛主席在水性上的差距，但仍试着模仿毛主席的动作——仰漂、踏水、横渡。也正是在这一刻，他从直观感受里，更深地体会到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那种从容不迫的气质。

　　当时站在船上的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见毛主席游得如此痛快，一时兴起，忍不住也跳下水“试试身手”。结果没游多久，就被浪头呛得连喝数口江水，被警卫抬回船上。毛主席笑着点评：“陈再道打仗行，打水不行。”一句玩笑，引得众人一笑，紧张气氛缓和不少。

　　这一游，毛主席在水中足足待了2小时零4分钟，自武昌侧一路游到汉口丹水池附近，估算距离约为28华里。上“武康”轮时，他气息平稳，精神极佳，还半开玩笑地说：“给我一个馒头吃，还可以再游两个小时。”这种身体和精力状态，在当时许多人心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也就在这次游泳的前后，毛主席随口说了一句：“长江大海能吓得了人吗？只能吓倒胆小鬼。”这话落在李尔重耳中，显然不仅是戏言，而是透出一种对“巨物”“大势”的看法——面对看似庞大凶险的东西，只要敢于下水、善于摸索，总能找到应对的办法。这种从游泳引申到政治斗争的思维方式，对李尔重这样的理论型干部而言，再熟悉不过。

　　当天晚上，毛主席在东湖宾馆下榻。厨师特地做了清蒸武昌鱼。鱼出自樊口，是地道的“团头鲂”，口味鲜美，毛主席大为赞赏。畅游之后，睡眠格外香甜。第二天清晨，他一觉醒来，兴致所至，提笔写下《水调歌头·游泳》，从“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写起，将长沙、武汉、长江大桥、三峡工程构想连在一处，既写江水风浪，也写“天堑变通途”的宏图，最后一句“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寄托着对未来建设的信心与期待。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段日子里，毛主席还在船上向身边人问起英语单词“National”的用法：为何既可指“民族”，又可指“国家”？这种看似“语言小问题”的提问，与他词中“世界殊”的视野并非无关。李尔重站在一旁，把这一幕记得极清。他后来回想，正是这种对概念的敏锐兴趣，折射出毛主席在思考国家与民族、世界与中国关系时的不断推敲。

　　当毛主席知道李尔重有留学经历，写过许多文章时，很自然地说了一句：“你是我们的才子和作家。”在座众人听了都笑了，但对李尔重本人来说，这一句评价，称得上是一生荣光。他不止一次在后来的文章中回忆这段场景，可见印象之深。

　　6月初的几天里，毛主席在武汉又接连游了两次长江。第二次，他从汉阳江边下水，穿过长江大桥桥墩，一路向上游去，原计划游到青山，因为逆风只游到徐家棚附近，耗时两个多小时，约30多华里。途中，他一边踩水，一边抬头打量大桥建设进度，对“这是多么好的游泳场所”赞不绝口，还提到“大江大河可以锻炼人的意志”。

　　第三次下水，时间较短，仅游约一小时，但影响却非常突出——消息扩散开来，长江两岸聚集了上万名群众，“毛主席万岁”的呼声此起彼伏。毛主席在水中、在船上频频向岸边挥手致意。从江面看去，人潮如海，这一幕在很多武汉老人的记忆里，一直鲜活。

　　这三次江泳，把“毛主席与长江”的形象牢牢印在全国舆论中。几个月后，《水调歌头·游泳》公开发表，更让这段经历带上了浓浓的时代色彩。而站在一旁、在水中起落，又在岸上忙前忙后的李尔重，自然也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人。

　　三、再战大江：大风大浪与意志磨炼

　　1956年之后，毛主席每到武汉，只要条件允许，几乎都要下江游泳。长江水势年年不同，江面环境也在变化，但他对“游长江”的偏爱一直没变。对于负责地方工作的李尔重而言，这既是政治任务，也是“熟门熟路”的老工作。

　　1957年9月5日下午，毛主席再次来到武汉。这一年，国际形势复杂，国内反右斗争也在进行。就在这种背景下，他在长江大桥5号桥墩附近下水，进行第四次横渡。当天水温约27度，风力4级，条件相对温和，游程约30分钟，从桥墩附近游到汉口岸四维路附近。上岸后，他对身边包括李尔重在内的同志说起“长江很大”“美帝国主义也很大”的话头，意思很清楚：大，不值得畏惧；只要敢碰，未必不能过关。

　　不久后，在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他又谈到“大风大浪不可怕，人类社会就是从大风大浪中发展起来的”。这类话，既是对国际局势的判断，也有几分武汉江面的影子。熟悉背景的人，听来都会联想到那几次在惊涛里踩水的场景。

　　1958年9月，毛主席第三次在短时间内密集游长江。10日，他与张治中、曾希圣等人同机抵达武汉。下午休息后，毛主席前往武昌造船厂第三号码头。换好泳装，他先喝了一杯茅台酒暖身，然后让王任重、李尔重、卫士和护游运动员先下水。他自己站在甲板上，笑问张治中、曾希圣：“你们不下水？”两人苦笑摇头，说“不能奉陪”。毛主席笑着说：“那你们就当‘观潮派’吧。”说罢跃入江中，在波浪间游了六七里。

　　两天后，即9月12日下午，毛主席又在长江大桥下江心处下水，这次时间不长，大约半小时。到了9月15日，他在黄石港进行第七次畅游长江。那天大雨瓢泼，江面风力四五级，浪头连绵不断，高达一二尺。毛主席下水后，一连游了四十分钟。雨没停，风不减，江水翻滚，他在浪头间沉稳推进，同暴风、疾雨、巨浪硬碰硬。岸上观看的人，无不为之紧张。

　　从1956年至1966年，毛主席在武汉一共游长江至少12次（另有说法为15次）。李尔重在1949年调任武汉起，到1960年调往广州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常委、宣传部长，在武汉工作11年间，有7次亲自陪同毛主席下江。时间拉长看，这已经不只是“一次难忘的经历”，更是一种长期磨合的默契：领袖有游泳的习惯，地方干部有严谨的保障；一位酷爱大江大河，一位从小熟悉水性，两人的“水上缘分”就这样在十多年里反复出现。

　　站在李尔重的角度，这些江泳场景里，还藏着另一层“教育意义”。毛主席在水中多次提到“要号召人们到大江大河里去游泳”“可以锻炼人的意志”。在他看来，游泳不是单纯的健身娱乐，而是对胆量、意志、判断力的综合锻炼。对那些习惯在小池塘里划水、不敢下大江的人，这种话似乎有点“苛刻”；但联系当时国家刚进入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各种风险并存的背景，该说法并不难理解。

　　在数次陪游过程中，李尔重近距离观察到毛主席的游泳状态：遇到逆流不慌乱，碰到漩涡会主动调整方向，浪头过来时不会忙着扑打，而是顺势起伏，待势减再发力。这些动作，看似“水性好”，实则也反映出一种“顺势而为”的处事方式。在后来回忆中，李尔重时常把这些细节写进去，既是记实，也是某种程度的比附。

　　值得注意的是，毛主席不仅在江面上谈“胆量”与“风浪”，在谈文艺、戏曲、诗词时，也常给身边人以启发。1956年那次武汉之行，他观看了京剧《庵堂认母》，对主演沈云陔的演出评价颇高，还拿他与程砚秋、梅兰芳比较，指出各自的特点。这类看似轻松的文艺话题，也让李尔重这位“作家型干部”受益不浅。

　　四、离开江面之后：38年江海不止

　　如果说1950年代几次陪同毛主席畅游长江，是李尔重人生中最具象、最光彩的一段记忆，那么此后长达数十年的坚持江泳，则更体现出他的个人性格与信念。

　　毛主席在江中提到“到大江大河去游泳”的话，李尔重一直记在心里。自1956年那次第一次陪游之后，他把“经常到江里游泳”当作日常习惯，且一坚持就是38年。从中年到老年，从武汉到广州，从长江到南海，脚步没停。

　　1960年后，他调往广州工作，职位更高，事务更繁。即便如此，只要有时间，他还是会选择到江边、海边下水。对很多干部来说，离开一线后，生活节奏往往一变再变，原有习惯难以坚持；而李尔重在八九十岁仍保持江泳，确实罕见。

　　1988年1月25日，已经74岁的他来到海南岛鹿回头招待所。面对湛蓝的大东海，他忍不住再次下水，在海浪中游了一番。上岸后写下一首《大东海游泳》：“细波送我碧宫去，鳞甲环身戏水来。举目高天云幻狗，展臂舒腰呼快哉。”字里行间，透着一种与水相熟、与浪相亲的轻松。

　　1992年8月26日，79岁的李尔重做了一件在普通人看来颇为“冒险”的事——横渡武汉长江。他早已不再是当年那个青年干部，身体机能自然大不如前，但从实际记录看，他依然顺利完成了横渡。上岸后，他写下《横渡长江即兴》：“秋爽秋高秋风扬，振臂击水渡长江。劈波踏浪追鱼急，除垢洗心舒气长。岂有青山阻逝水，更无魔孽占天纲。攸攸有序万年史，秦桧子孙不可当。”诗句直率，气息硬朗，可以看出他对个人、对历史、对是非的态度，仍然分明。

　　再过两年，1994年7月，81岁的李尔重又一次在武汉横渡长江。此时的他，早已远离政治一线，是标准的“耄耋老人”。在常人的想象中，这个年龄的人能在公园散步就不错了，而他却再次下江。那次横渡被拍下了照片，后来被武汉横渡长江博物馆收藏。照片中，他在浪中前进的身影，与当年毛主席畅游长江的影像，竟有几分神似。这种“相似”，不只体现在姿势，更在于精神。

　　外界对这件事的评价不少，其中颇为有味的一首，是湖北毛诗研究会副会长孙青华写的：“人活九十自古少，浪里搏击花枝俏。忠臣难改少年志，年迈也能挂宝刀。”用“少年志”“宝刀”来形容一位身经百战、饱经岁月的老干部，虽略带主观色彩，但并不夸张。从他38年坚持江泳的事实来看，这种概括还是有依据的。

　　如果从时间线拉开来看，李尔重自20世纪40年代参加革命，到50年代陪同毛主席游长江，再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仍在大江大海中挥臂击水，他把个人的人生轨迹，与中国的历史进程，某种程度上重叠在了一起。延安窑洞里的讨论、武汉长江边的浪花、广州南海之滨的海风，这些画面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他这个“才子和作家”独特的生活背景。

　　回望这位既能写又能游、既能谋事又敢下水的老干部，他身上有几个特点格外清晰：对文字认真，对工作负责，对身体严格，对信念执着。毛主席那句“我们的才子和作家”，并不是随口一夸，而是看到了他在革命与建设中的多面能力。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几次长江浪头之间，两人的信任与默契，已经悄然定型。

　　从历史资料看，自1945年结识毛主席，到1976年毛主席逝世，他们之间直接接触的时间跨度长达30年。无论是在延安时期的理论讨论，还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地方工作，抑或是在武汉江面的陪游，李尔重始终保持着对毛主席的尊敬与忠诚。与此同时，他又以自己的方式，把这份经历转化为文学作品、回忆文章和一首首与水有关的诗，把个人记忆固定在纸面上。

　　这也许就是他一生中最有代表性的几个标签：中共高级干部，文史著述丰富的作者，毛主席眼中的“才子和作家”，以及坚持江泳38年的“浪里老将”。七次伴陪毛主席畅游长江，只是这漫长人生中的一段插曲，却又恰好凝聚了他性格、能力与命运的交汇点。

　　同志们：李尔重作为一名两入北大、留学东洋、著述千万、两次负伤、三次入狱而不改初心的中共高级干部，从1945年在延安结识毛主席，到1976年毛主席去世，三十年间见过毛主席无数次，而且深受毛主席的赏识和器重，甚至被毛主席称之为“我们的才子和作家”。其中让他一生最为庆幸和难忘的，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曾经七次伴陪毛主席畅游长江的经历。

　　1992年8月26日，李尔重以79岁高龄横渡武汉长江，并写下《横渡长江即兴》一诗曰“秋爽秋高秋风扬，振臂击水渡长江。劈波踏浪追鱼急，除垢洗心舒气长。岂有青山阻逝水，更无魔孽占天纲。攸攸有序万年史，秦桧子孙不可当”。

　　从这首诗歌中，我们可以看到李尔重作为文学家的风骨，作为政治家的刚毅坚强，李老不愧为毛主席的好学生，是领导干部的好榜样，这就是毛主席时代的人民公仆的杰出代表，今天我们谈到“人民公仆”四个字时，那些贪官们能不汗颜吗？

　　谢谢聆听，下期待续，再见！

　　【文/金戈铁马，作者原创投稿，授权红歌会网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