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铸就传奇
贺龙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他早年组织领导了著名的湘西万人暴动，带领乡邻青年用菜刀夺占了芭茅溪镇盐局，组织讨袁护国军，参加了北伐战争。1927年，作为起义军的总指挥，他参加领导了举世闻名的“八一”南昌起义。在随后的革命生涯中，他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2军团，开辟了湘鄂西、湘鄂川黔等革命根据地；他率领八路军第120师将士英勇杀寇，相继开辟了晋西北、冀中、晋绥等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中，他经略陕甘宁晋绥根据地，解放川西北和西南的广大地区。新中国成立后，他迅速稳定了西南局势，为人民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和正规化建设，建立了丰功伟绩。贺龙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革命的一生，光辉的一生。
一、艰苦逾恒，两把菜刀闹革命，北伐战争建奇功
因生活所迫，贺龙从13岁起就与乡友结伴，以赶马驮运盐巴、茶叶、木材等为生，常年奔波于湘鄂黔边界。1911年，15岁的贺龙向伙伴们宣称：“我们要搞刀枪，打皇帝。”不久，贺龙接受了孙中山先生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思想，年仅18岁就参加了中华革命党。1916年1月，贺龙“为了反对贪官污吏和苛捐杂税”，接受了组织湘西暴动任务。他带领十几名农村青年，相继偷袭了泥沙镇警备队和南北镇、皂市团防队，夺得60支长枪，组织了一支300余人的队伍，打出了“湘西讨袁独立军”的旗号。后与桑植、大庸、慈利、永顺、龙山等县万余人联合，曾两次攻陷石门县城。
为了真正“拉起队伍”，1916年2月，贺龙开始酝酿第二次夺枪起事。他奔走于韦家山、王家坪、刘家坪等村寨，说服21名青年农民，盟誓“兴兵讨袁”。3月，贺龙等以菜刀为武器举行起义，一举捣毁芭茅溪镇盐局，处决税警队长，缴获毛瑟枪12支。组织起“桑植讨袁护国民军”，贺龙被推举为总指挥。随后，他组织桑植周围五县农民暴动，一度占领了桑植、永顺、龙山县城。
此桥原为永安桥。桑植起义后，群众将其命名为“贺龙桥”。
孙中山在广州组织军政府，就任大元帅后，发起了“护法运动”。贺龙积极响应，辗转湘西各县。在桃花和慈利两县交界的两水井，他遇到了一个叫吴玉霖的老朋友。吴玉霖正好带了两把菜刀，要投奔贺龙，他们恰好在此相遇。而且凑巧的是，在两水井还遇上了坐着轿子，在四个卫兵保护下，到慈利上任的县长。贺龙和吴玉霖跟在轿子后面，到了偏僻之地，他们用两把菜刀，砍死了掉在后面的两个卫兵，夺了两支枪。在此基础上，贺龙很快组织起一支100余人70多条枪的队伍，参加了反对北洋军阀的援鄂战争。贺龙在后来参加七大时填写的履历上写道：“1917年，曾用两把菜刀，发展到百余人的队伍，任援鄂军第一路总司令所属之游击司令。”
贺龙于1922年7月被任命为川东边防军警卫旅旅长，担负长江上游的防务。8月，孙中山因陈炯明发动兵变而抵上海。贺龙闻讯，即派代表专程赴沪晋谒中山先生，表示愿为革命效力。12月，孙中山复信贺龙：“边徼久戍，艰苦逾恒，而壮志不渝，忠诚自矢，此真可谓干城之寄，当勉望于无穷者也。”1923年6月，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任命熊克武为四川讨贼军总司令。其时，贺龙正在熊克武麾下任第一混成旅旅长。在友军的配合下，贺龙率部于10月一举攻克重庆，受到孙中山通电嘉奖。11月，孙中山任命贺龙为四川讨贼军第1混成旅旅长兼川军第9混成旅旅长。他率部在友军的配合下，收复了涪陵，切断了长江上游的水上交通。面对北伐军的步步紧逼，吴佩孚不得不向日本人求援，用日本人的轮船运送弹药。贺龙得知此事后，亲自化装带领100多精壮战士，佯装要乘船登上日本货轮，当场打死船长等三人，活捉了两名日本轮机长，缴获子弹82万发，炮弹300多发。此举极大地增强了自己的实力，找到了日本帝国主义支持军阀的证据。
1923年，时任川军第九混成旅旅长的贺龙。
五卅运动爆发后，作为建国川军第1师中将师长，贺龙通电声援上海、长沙工人的爱国行动。不久，共产党员周逸群奉北伐军总政治部的指示，带领国民革命左翼宣传队抵达常德，贺龙表示热情欢迎，并接受其到部队开展工作。在周逸群的影响下，贺龙第一次提出了参加中国共产党的要求。
北伐军总司令部于1926年8月下达北伐总攻命令后，英勇异常的贺龙率先发兵，从慈利、石门、临澧出发，重占澧县，迫使湘军贺耀祖部宣布倒戈北伐；他挺进鄂西，占领公安，强渡长江，占领沙市，肃清了荆江南岸敌军；他挥师西进，力克宜昌，斩获敌军两个师。最后，贺龙部队因战功赫赫，为北伐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受到北伐军总司令部和前敌总指挥部的通电嘉奖。
贺龙率部进驻武汉地区后，再次被委以“捍卫革命中心”的重任。1927年2月，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将贺龙部升编为独立第15师，贺龙任师长，周逸群任政治部主任。在第二次北伐中，贺龙所部更是连战皆捷，独立第15师也被誉为“异常奋勇”的“钢军”。1927年6月，武汉政府将独立第15师升编为国民革命军第20军，贺龙任军长，周逸群任政治部主任。
二、忠诚自矢，南昌起义总指挥，湘鄂大地建奇功
轰轰烈烈的第二次北伐战争，因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使全国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在大革命转入低潮时，贺龙忠诚自矢，坚决拥护共产党的主张，坚决执行共产党的决议，提出“所有在我部队里工作的共产党员一个也不要离开，继续安心工作。”他还把被反动派驱逐、通缉的共产党员、工人纠察队员、两湖农运骨干300多人收留到部队中，编入第20军教导团。为了东征讨蒋，贺龙于7月将部队开到黄石港，并及时召集连长以上军官会议，分析局势，表示要跟着共产党走革命的路。这一主张，得到全体军官的支持。当第20军行至九江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谭平山把党内酝酿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的计划告诉了贺龙。恰在此时，汪精卫也发来通知，让他和叶挺上庐山“参加军事会议”，实际准备解除他们的兵权。第4军参谋长叶剑英探知此阴谋后，与贺龙、叶挺密商，迅即移师南昌。
贺龙率部开进南昌城后，即与党的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会了面。周恩来通知贺龙，中共中央已决定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贺龙当即表示：我完全服从党的安排。随后，周恩来代表前敌委员会任命贺龙为起义军总指挥。7月30日下午4时，贺龙召开第20军团以上军官会议，传达前委的决定，作起义动员和明确作战方案。经过周密紧张的部署，8月1日凌晨2时，在中共前敌委员会和周恩来的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北伐军3万多人武装起义，勇敢地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宣布了人民军队的诞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实行武装夺取政权的新时期的开始。1957 年为纪念建军30周年，《解放军报》首次正式介绍南昌起义，提纲中领导人的排名为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周恩来在审阅时征求了朱德的意见，批示应在起义领导人中加上刘伯承，领导人的排名为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
第20军指挥部旧址。
南昌起义时贺龙使用的电话。
中共前委按照中央原定计划，率领起义军迅速挥戈南下，准备夺取广东，争取国际援助，再次举行北伐。尽管贺龙并不赞成这个决定，但是贺龙还是服从了中央的决定。8月3日，起义军开始撤离南昌，向南挺进。在这次远征中，面对艰巨的任务和艰难的处境，贺龙始终坚定、沉着。他亲自指挥壬田战斗，击溃军阀钱大钧的阻击，占领瑞金。随后在会昌战斗中，组织并率领第20军主力一部打得钱大钧部几乎全军覆没。9月初，在瑞金经周逸群、谭平山介绍，贺龙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终于实现了他长期以来的夙愿。入党后，忠诚自矢的贺龙立场更加坚定，斗争更加坚决，正如他说的：从此我指挥的军队是党的，我就是党的人了!党就是我的生命!
起义失败后，贺龙和刘伯承等离开部队，经香港转赴上海。但贺龙不甘心起义失败，到上海后，便放弃了去苏联学习的机会，主动向中共中央请缨，要求回湘鄂西重新组织武装。他说：还是枪杆子重要，有了枪杆子，事情就好办得多。根据党的指示，1928年3月，贺龙同周逸群等勇敢地潜入桑植县洪家关老家，利用亲族和旧部关系，一个月内即聚集了一支拥有3000多人的武装，打起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的旗号，由贺龙任军长，举行桑植起义，进占桑植县城，建立了中共桑植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在湘鄂边界的万山丛中，高高树起了第一面工农武装割据的战旗。
根据多次暴动失败的教训，贺龙进行了具体的总结，1928年冬，他着手整顿部队，建立基层党团组织，整肃纪律，清除意志不坚定者。这样，红4军不断壮大，终于建立了真正的革命武装，成为开展武装斗争的骨干力量。根据中共中央军事部的指示，贺龙和前委在1930年初，先后3次率部东进，经过4个月的艰苦转战，于7月上旬进至公安县，同周逸群、段德昌组建的红6军会师。两军在江凌县合编为红2军团，贺龙任总指挥兼第2军军长，周逸群任政治委员。最后，这支从湘鄂边成长起来的军队，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的主力之一，开辟的湘鄂西根据地，成为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战略区。
贺龙在湘鄂西时期用过的手枪和印章。
红2军团奉命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军后，贺龙任军长，邓中夏任政委。为支援洪湖苏区的反“围剿”作战，贺龙率部进入远安、荆门、当阳等地区，创建了以房县为中心的拥有20余万人口的鄂西北革命根据地。1932年1月，在地方武装配合下，贺龙指挥红3军向襄北发起攻势作战。利用敌军离开阵地不能打仗和不善雨天、黑天作战等弱点，采取奇袭和伏击、围点打援等战法，在王集、文家墩、陈家河等战斗中，接连获得重大胜利，使红3军主力发展到1.5万余人，挫败了国民党军对洪湖根据地第三次“围剿”。
当蒋介石调集约50万兵力于1932年6月对湘鄂西、鄂豫皖两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时，担任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的夏曦，顽固地执行“左”倾路线，在军事上由主张盲目进攻变为单纯防御，命令部队筑碉固守，号召“不让敌人蹂躏一寸土地”；在政治上进行大规模地肃反，采取逼供信的做法，错杀了一大批好干部，甚至取消政治机关，严重削弱了党的战斗力，致使红3军在洪湖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中遭到失败。1933年红3军不得不退出洪湖根据地，经过7千里的长途跋涉回到湘鄂边。失去了根据地，全军不得不“无目的无前途的流浪”，这使贺龙深刻认识到根据地的极端重要性。
为了创建根据地，贺龙率红3军进入了黔东。1934年10月，红3军与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的从湘赣突围远征的红6军团在贵州木黄胜利会师。在庆祝会师大会上，他高兴地说：会师，会师，会见老师。你们来自井冈山，那是毛主席、朱德总司令创造的苏区，是我贺龙和红3军学习的榜样。之后，红3军恢复第2军团的番号，贺龙仍任军团长，并统一指挥红2、红6军团。
三、英勇善战，长征路上智斗张国焘，抗日战场心中有“三条”
为策应中央红军长征和创建新的根据地，贺龙和任弼时指挥部队于1934年11月向湘西地区发起攻势作战。在永顺诱敌军龚仁杰、周燮卿、杨其昌的3个旅进入龙家寨，我部预伏在隘口两侧，突然袭击，大获全胜，史称“龙家寨大捷”。并乘胜攻克大庸、桑植、桃源、慈利等县城。在湘西攻势中，贺龙、任弼时等以运动战方式歼敌3个旅大部，调动和牵制了敌军11个师又两个旅的兵力，有力地策应了中央红军的突围和长征，同时创建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
蒋介石在围追堵截中央红军的同时，于1935年2月初，集中11个师又4个旅“围剿”湘鄂川黔边根据地。这时，遵义会议已结束了王明“左”倾机教条主义的领导，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贺龙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英勇善战的军事才能得到了充分发挥。同年4月中旬，红2、红6军团在永顺和桑植交界的陈家河、桃子溪一带连战皆捷，歼敌一个师又一个旅，扭转了被动局面。6月，贺龙集中优势兵力，围城打援，在忠堡地区全歼增援宣恩的张振汉部41师师部和1个旅，活捉敌纵队司令兼师长张振汉。8月，率部在板栗园地区设伏，全歼敌85师两个团，一个特务营和师部，击毙敌师长谢彬，创造了在敌战役纵深内速战速决歼灭敌人的模范战例。
在长征途中，面对国民党军优势兵力包围中，贺龙指挥部队采取忽南忽北，时东时西同敌人兜圈子的战术，与敌军周旋了一个多月，转战千里，终于3月下旬冲出包围圈，并痛歼敌军12个连，进占盘县地区。1936年3月底，贺龙等接到红军总司令部命令，要红2、红6军团北上与位于甘孜地区的红四方面军会师，面对途中敌人的围追堵截，他率部战严寒、忍饥饿、翻雪山，于7月初在甘孜实现了与红四方面军的胜利会师。
根据中革军委电令，红2、红6军团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委。在北上途中，红二方面军在四方面军左纵队之后跟进。为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贺龙同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进行了坚决斗争，他以向红2、红6军团介绍过雪山草地经验为名，巧妙地把32军要了过来。朱德后来回忆：“贺老总对付张国焘很有办法，不争不吵，向他要人要枪要子弹，硬是要过一个军来。张国焘对弼时、贺龙都有些害怕呢！一起北上，贺老总是有大功的。”1936年10月22日，贺龙率领二方面军在会宁将台堡与一方面军会师。毛泽东高兴地说：二、六军团在乌蒙山打转转，不要说敌人，连我们也被他们转昏了头。硬是转出来了嘛！出贵州、过乌江，我们一方面军付出了大代价。以后，他还说，贺龙是二方面军的一面旗帜。
在日本侵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后，贺龙于1937年8月出席在洛川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他坚决拥护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和开展独立自主山地游击战的方针，将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下辖第115、第120和第129师。贺龙被任命为第120师师长，萧克为副师长，关向应任政训处主任(10月改称政治委员)，全师共1．4万人。9月，贺龙、关向应等率领第120师主力，乘木船东渡黄河，奉命建立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为配合国民党军的忻口之战，贺龙率部袭击井坪、收复平鲁、威胁大同。各部队在雁门关附近伏击日军运输队，毁敌汽车36辆，歼敌500余人，收复了雁门关，切断了敌后方交通线，声威大振。
1937年8月，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贺龙任120师师长。
为配合友军作战，摧毁敌占交通线，贺龙等人于1938年2月，以师主力对同蒲铁路阳曲至忻县段开展破袭战，并以第716团袭扰太原日军机场。经10天奋战，全师攻占平社、田庄等车站7处，歼敌800余人，炸毁日军军运列车3列，破坏桥梁8座，拆毁铁路10余公里，切断了日军在同蒲铁路北段的交通。3月，日军万余人围攻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直接威胁陕北。贺龙率部集中兵力采取断其补给，迫其出逃，于运动中歼敌的战法，歼日伪军1.5万人，先后收复宁武、神池等7城。此次反围攻作战的胜利，对巩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具有重要的意义。毛泽东通电表彰：“努力奋战击破敌人整个进攻，取得伟大胜利，中央诸同志闻之极为兴奋。”阎锡山却怕共产党和八路军在他的地盘发展起来，便利用他在晋西北的优势力量与八路军对抗。当时，有人幻想通过对阎锡山让步的办法，维护统一战线。贺龙认为有碍于独立自主的抗日原则，尖锐地批评了这种现象。有人却向中央反映：贺龙的态度会破坏统一战线，并建议调贺龙去“学习”。毛泽东批评了这种意见，对贺龙作出了很高的评价：“贺老总有三条嘛：一，对敌斗争坚决；二，对党忠诚；三，联系群众。”
根据中共中央命令，1938年12月，贺龙和关向应率第120师主力东进冀中地区，统一领导了冀中区军民抗战，粉碎和摆脱了日军对抗日根据地的一次次围攻，巩固扩大了冀中抗日根据地。1939年4月，日军王牌27师团第3联队吉田大队进犯河间东北的齐会村。根据侦察，贺龙指挥部队迅速反包围敌人，并布置阻击，防其外逃，使敌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刻，贺龙在敌人施放毒气弹的情况下，仍坚持指挥战斗。经过两昼夜激战歼灭日军700余人，创造了平原作战大量歼敌的光辉范例。战后，中共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发表祝贺齐会大捷的社论说：“河间一役，我贺师英勇杀敌，战况剧烈空前，我方斩获极大，获得极大胜利。”“贺师长亲临前线指挥，身先士卒，奋不顾身，致中毒负伤。”“乃是抗日最前线的先进的民族英雄”。蒋介石也致电朱德：“俭申电悉，贺师长杀敌致果，奋不顾身，殊堪嘉奖！除宣战绩外，希转电慰勉为要。”
贺龙与关向应在晋西北。
贺龙和关向应率部在1940年参加了著名的百团大战，担负破击同蒲铁路和汾(阳)离(石)公路的任务，给予日军以沉重打击。为了统一陕甘宁和晋绥两个区域的军事指挥和军事建设，1942年下半年，西北军区改称晋绥军区后，贺龙仍任司令员，他积极响应党的号召，领导军民自力更生，开展大生产运动，打破敌人封锁，度过抗日战争的艰苦阶段。贺龙还领导军民开展“把敌人挤出去”的斗争，到1944年8月底，共“挤”掉日军据点128个，收复2685个村庄，解放36万多人口，多次粉碎日军的大“扫荡”。
在抗日战争中，贺龙指挥第120师和晋绥军区部队共作战近2万次，歼灭日伪军10万余人，粉碎日军多次“扫荡”，巩固了冀中抗日根据地，建立了晋绥抗日根据地，指挥部队参加对日本侵略军的大反攻，收复大片国土，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四、逐鹿华北，经略陕甘宁晋绥，驰援西北川西北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一面玩弄和平阴谋，一面进攻解放区，妄图抢夺胜利果实。1945年10月，国民党军第12战区傅作义部联合绥蒙伪军，沿平绥路向东推进，抢占绥东地区，企图进攻晋察冀解放区的重镇张家口、承德等地，控制平绥路。针对这一情况，我军为巩固以张家口为中心的军事重地，保证我东北各部队展开，中央军委决定晋察冀和晋绥军区集结主要兵力，共同发动绥远战役，歼灭傅部主力。遵照中央军委指示，在贺龙和聂荣臻的统一指挥下，先后攻占凉城、丰镇、集宁后，又率部向卓资山发起进攻，以分割穿插的战术，于25日歼灭国民党第67军新编26师4000余人，取得了自卫反击以来的首次重大胜利。
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后，以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发动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贺龙和聂荣臻根据中央军委关于首先消灭阎锡山部，切断大同与太原间的联系；孤立并相机夺取大同的指示，部署晋绥军区和晋察冀军区部队各一部，首先攻占了朔县、宁武、繁峙等地。不久，奉命组成晋北野战军司令部，统一指挥两军区部队发起晋北战役。先后攻克和收复崞县、五台、原平、定襄等10座城镇。共歼敌8千余人，控制了同蒲路忻县以北地段，使大同之敌陷于孤立。之后，贺龙又率部参加大同、集宁战役，毙伤俘国民党军1万多人。11月，国民党军集结重兵，企图进攻延安。贺龙奉命率领晋绥野战军第1纵队，西渡黄河，开赴陕甘宁边区；同时派第2纵队等部协同晋冀鲁豫军区第4纵队发起吕梁、汾孝战役。歼敌近3万人，推迟了胡宗南围攻延安的计划。
贺龙在分析战局。
面对蒋介石调集23万大军，向陕甘宁边区实行重点进攻，贺龙于1947年7月重新担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兼晋绥军区司令员和西北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统一领导陕甘宁和晋绥两地区的军事工作和财政经济建设。他积极动员了根据地党政军民的力量，克服一切困难，为前方筹措经费，运送粮草、被服、弹药，并不断组建新的兵团开赴西北战场。同时，贺龙和习仲勋、李井泉等指挥联防军所属15个军分区的地方兵团和民兵，在敌军侧翼和后方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协同兄弟部队沉重打击傅作义、阎锡山、胡宗南、马鸿逵、马步芳等部。从1946～1948年，共作战5700多次，歼敌12万余人，有力地配合了西北和全国解放战争，保障了中共中央后方基地的安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当天，贺龙作为开国元勋之一，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参加了开国盛典，后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不久，贺龙就奉命率领华北野战军第18兵团、第一野战军第7军、中原军区第19军等共13万余人，组成北线兵团，由陕入川，协同南线刘邓大军和第四野战军一部进军大西南。
贺龙遵照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拟定的：采取大迂回、大包围战术，断敌后路，首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之战略方针，第一阶段突而不破，钳制胡宗南兵力于秦岭一带，待刘邓大军从东、南方向逼近成都，截断敌向西康的退路，与刘邓大军形成包围，最后南北夹击，使敌变成瓮中之鳖。12月27日，我军一举解放成都，国民党军在大陆的最后一支主力全军覆灭。
五、坚贞不屈，大西南建功立业，固国防呕心沥血
西南军政委员会成立后，刘伯承任主席，贺龙、邓小平等任副主席。当时，在大西南战役中起义、投降、被俘的国民党部队达90万之众。贺龙根据中共西南局制定的“宜集不宜散，宜养不宜赶，集中整编，认真改造，分别对象，逐步处理，使之各得其所，不使散之四方，且不为蒋匪利用，扰乱社会”的方针，对上述部队分别进行了处理。他亲自到熊克武和刘文辉、邓锡侯等起义将领家中，开诚布公地讲明中共的政策，征求他们的意见。他还派出了由数千名干部组成的工作团到各起义部队，组织学习、教育和整编等工作。经过近一年的努力，起义部队的100多个番号，都光荣地编入了西南军区的序列，起义军官和几十万部队都得到了妥善安置。
1949年12月，贺龙奉命率第18兵团和第7军一部入川，解放大西南。
尽管如此，西南地区国民党军的许多残余小股部队、特务以及土匪仍煽动地主武装、袍哥组织，裹胁一部分群众，从1950年2月开始，掀起了颠覆新政权的大规模暴乱。贺龙和刘伯承等实施一元化剿匪方针，先后集中数十个师，采取“先腹内后边地，先交通要道后山区，先富庶地区后贫瘠地区”的作战部署，和“以集中对集中，以分散对分散，以隐蔽对隐蔽”的战术，充分动员当地群众，很快取得剿匪的决定性胜利。毛泽东在贺龙、邓小平的报告上批示：“路线正确，方法适当，剿匪八十五万人，缴枪四十余万支，成绩极大，甚为欣慰。望即通令所属予以嘉奖。”
西南局和西南军区接受和平解放西藏的任务后，贺龙很快就向中央和西南局提出了进军西藏的具体建议，并和刘、邓研究制定了昌都战役的具体方案。1950年10月，贺龙和邓小平指挥第18军和第14军一部及西北军区玉树部队发起了著名的昌都战役。在解放军的政治争取和军事打击之下，一举歼灭了反动藏军主力，打开了进藏门户，促进了西藏的和平解放，把五星红旗插上了世界屋脊。1955年9月，贺龙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并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行伍出身的贺龙于1959年9月，又出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国防工业委员会后，任命贺龙为主任，聂荣臻、李富春、薄一波等13人为委员。贺龙抓国防工业从调查研究入手，抓军工企业建设从产品质量入手。在广泛调查基础上，他提出了《关于我国国防工业建设的建议》，即著名的“三五八”规划——“三年开始突破尖端，五年大体形成体系，八年基本上达到独立完整。”他还对加强国防工业建设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贺龙认为，建立一个现代化的独立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是我国国防现代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体系必须早日建成，要奋力攀登军事技术高峰，早日制成导弹、核武器、新式飞机、舰艇、坦克、大炮，使人民解放军成为具有现代化装备的革命军队。
贺龙是中央军委排名第二的副主席，林彪生病后，他受中共中央之托，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他提出要加强部队的军事训练，提高杀敌本领，认为部队只有平时多训练，打起仗来，才能少流血。在训练中，要“巩固技术，提高战术，把战术和技术结合起来，战斗员要掌握新的技术”，“指挥员要提高战术指挥能力，各部门工作人员都要以提高自己业务为中心”进行训练。他不辞劳苦，殚精竭虑，常常深入训练现场，亲自检查一些兵种和军区组织的军事演习和训练，要求部队要苦练、巧练，一专多能，一兵多用，在训练中培养过硬的战斗作风。
1969年6月9日，贺龙被迫害致死。1974年，中共中央为贺龙恢复了名誉。1975年6月9日，周恩来抱病出席了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的贺龙骨灰安放仪式，高度评价了他英雄的一生，并在贺龙的遗像前深深地鞠了七个躬。1982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为贺龙同志彻底平反的决定》，充分肯定贺龙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革命的一生，光辉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