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邓颖超与孩子剧团的情谊
抗战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广大少年儿童投身抗日救亡运动的洪流。他们以无比的勇敢和热情，在民族危难的关头担负起少年儿童抗日救国的责任，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一支重要力量。其中，被誉为“中国儿童界三大明星”之一的孩子剧团集革命、宣传和教育使命于一身，为抗战宣传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这期间，邓颖超和孩子剧团建立了深厚的情谊。她非常关心团员们的成长和教育，不仅给予精神上的鼓励，还多次探望并照顾孩子们的生活。她经常与周恩来一道为孩子剧团送去生活物资，确保孩子们在艰苦的环境下正常学习和演出。她称赞孩子剧团是“国宝”，高度肯定他们在抗战中所展现的爱国精神和责任意识。邓颖超与孩子剧团的交往，体现了老一辈革命家对年轻一代的期望和培养。邓颖超与孩子剧团的情谊，也成为中国抗日战争史中一段温馨且鼓舞人心的记忆。
一、武汉期间，多次看望孩子剧团
1937年8月13日，日军进犯上海，以沪东临青学校为主的一部分中小学生自发地在难民收容所进行抗日宣传活动。国难教育社中共地下党组织派吴新稼前往指导，并于9月3日成立孩子剧团。成立之初，孩子剧团仅有22人，年龄最大的张莺16岁，最小的吴培尼9岁，干事长吴新稼也不过19岁。虽然只是一群半大不小的孩子组成的团体，但孩子剧团却有着严明的纪律和完善的组织。
1938年，孩子剧团在武汉。
上海沦陷后，吴新稼率领孩子剧团离开上海，经南通、徐州、郑州，于1938年1月抵达武汉。由于近两个月的奔波劳累，孩子剧团到武汉不久，各种疾病集中暴发：有的“打摆子”，有的感冒发高烧，有的长了一身疥疮，有的闹肚子，还有的嗓子嘶哑到说不出话……疾病的折磨和生活上的拮据，让孩子们遭受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就在这时，时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副书记的周恩来和八路军办事处委托邓颖超等人去看望孩子剧团。
一见到团员们，邓颖超就像看见了久别的儿女，亲热地拉着孩子们的手说：“孩子们，你们好！周恩来同志要我们代表他和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们来看望你们，向大家问好！”孩子们高兴得跳了起来，室内顿时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有的团员拥向邓颖超的身边，紧紧握住她的手。女孩子流着热泪说：“感谢邓妈妈来看我们！”有的孩子喊道：“感谢周伯伯对我们的关心！”邓颖超抚摸着几个最小的孩子，替他们理好头发，摸摸他们的衣服和被褥，问大家穿得暖和不暖和，伙食怎么样，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她走到教室里用书桌搭起来的床铺跟前，一个一个地探望孩子，问得了什么病，得病几天了，到医院看过没有，胃口怎么样。邓颖超叮嘱大家要抓紧治病，不要着凉，要注意饮食卫生……
过了几天，邓颖超再次来探望团员们。孩子们一见到邓颖超，就纷纷围拢在她身边。她关心地问那几个生病的孩子痊愈没有。邓颖超还告诉孩子们，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以及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们从他们的零用钱中凑了几十元，托她带来送给孩子们治病和解决生活上的一些困难。当从“红小鬼”吴志坚的手中接过封装好的几十元钱的时候，团员们激动万分，禁不住热泪盈眶，紧紧握住邓颖超的手说感谢。团员们心里明白，周恩来和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们节衣缩食，送来的不仅仅是几十元钱，更是党的关怀与温暖。邓颖超勉励孩子们保重身体，继续做好抗日宣传工作。随后，她还给孩子们讲红军长征途中翻雪山、过草地和“红小鬼”的战斗故事。这次探望，既温暖了孩子们幼小的心灵，也加深了彼此间的情谊。
1938年，邓颖超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同孩子剧团团员在一起。
孩子剧团的到来也受到了武汉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1938年1月30日，八路军办事处举办专门的欢迎会，周恩来、叶挺、邓颖超、郭沫若等参会。欢迎会上，邓颖超向孩子剧团介绍与会嘉宾，并鼓励团员们克服困难，继续前进。周恩来高度赞扬孩子剧团不怕困难、顽强奋斗的精神，他用“救国、革命、创造”三种精神勉励大家。他还号召团员们“要一手打倒帝国主义，一手创造新中国”。
二、挫败敌人阴谋，赢得“反收编”斗争胜利
孩子剧团在武汉开展了一系列的抗日宣传活动。他们在武汉市青年会演出《帮助咱们的游击队》《仁丹胡子》《捉汉奸》《街头》等抗日儿童剧，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为了争取多做工作，团员们还发动和组织武汉市的少年儿童参加抗日救亡活动。但是，国民党当局却百般刁难和阻挠他们的演出。一次，武汉国民党市党部和抗敌后援会的头目闯到团里，盘问团员们是怎样到八路军办事处去的，还威胁他们以后八路军办事处来人都要向市党部报告，并规定团员们的行动和演出要经他们的批准和备案。国民党的反动头目甚至污蔑孩子剧团是“耍猴戏的娃娃”，还策划着要将孩子剧团就地遣散。
一天，国民党市党部突然派人来通知，要收编孩子剧团，声称第二天早上八点钟派卡车来接团员，而且宿舍都已经准备好了，还命令团员们把全部行李都搬到市党部去……国民党市党部借口“收编”为名，意欲达到控制扼杀孩子剧团，最终遣散剧团的目的。这个如此突然的“通知”让团员们焦急万分。怎样解决这个严重的局面呢？吴新稼立刻向上级请示。最后，郭沫若建议请周恩来定夺。
孩子剧团。
吴新稼立刻来到八路军办事处，向邓颖超作了汇报。当时，周恩来外出未回。因事情紧急，邓颖超立即找来博古、叶挺、王明和孟庆树等商量解决办法。最后，大家建议等周恩来回来决定。周恩来回来后，连夜指示安排孩子剧团转移。第二天一早，在邓颖超的协调下，孩子剧团搭第一班轮船去石灰窑（黄石港）躲避。抵达黄石港后，团员们又投入到如火如荼的抗战宣传活动之中。万幸的是，在周恩来和邓颖超等人的帮助下，孩子剧团同国民党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挫败了敌人的阴谋，赢得了反“收编”斗争的胜利。
三、皖南事变后，帮助孩子剧团转移
抗战时期，邓颖超想方设法收养烈士子女，为他们提供良好的生活。她还联合妇女同胞在重庆建立保育院，拯救并培养在战争中流离失所、失去亲人和家园的难童们。1939年1月，历经千辛万苦的孩子剧团转移到重庆，驻扎在沙坪坝赖家桥的全家院子。期间，邓颖超和周恩来多次看望孩子们，嘘寒问暖，叮嘱大家锻炼身体，好好学习。
皖南事变爆发后，为加强对孩子剧团的控制，国民党当局曾三次下令将孩子剧团调归重庆市卫戍司令部管辖，强行改组并撤换孩子剧团原有各级领导干部。国民党还不断给第三厅施压，逼迫孩子剧团集体加入国民党，此举遭到全体成员反对。随后，蒋介石改派三青团骨干分子和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教官李清灿接管孩子剧团。第三厅中共地下党组织指示孩子剧团陆续转移疏散。周恩来和邓颖超高度重视，详细审查了名单，作出重要批示，按照团员的特点和年龄大小分期、分批解决：一部分团员报考国立戏剧学校和国立音乐专门学校学习；一部分团员分散到广东、昆明等地；一部分团员转移到郭沫若主持的文化工作委员会；还有一部分团员被输送到革命圣地延安。
孩子剧团在川北演出时自己动手搬运道具和行李。
在中共地下党的安排下，准备转移到延安的部分团员秘密来到位于重庆曾家岩五十号的周公馆生活。期间，邓颖超非常关心孩子们的生活，经常询问饭菜好不好，叮嘱孩子们要吃饱饭。她鼓励孩子们“到了延安要好好学习，提高思想政治觉悟”。她说：“将来建设祖国，就靠你们年轻人了。”她号召孩子们为了民族解放和民族复兴贡献出自己力量，并表示她现在要做的就是保护好这些祖国未来的花朵。经过短暂的相处，邓颖超和孩子们的情谊更浓了。
几天后，孩子们要与其他去延安的同志们坐车会合。出发时，周恩来让同志们排成队，他亲自领头，用身体当盾牌把孩子们夹在中间，保护孩子们转移。邓颖超则亲自压阵，走在队伍最后面，护送着孩子们走出周公馆。周恩来走到汽车前，打开车门，先让孩子们坐进去，然后关上车门。随后，他上车和孩子们挤坐在一起。这让布置在周公馆周围的国民党特务毫无办法，只好眼巴巴地望着远去的汽车卷起的缕缕烟尘……最后，邓颖超和周恩来亲自把孩子们护送到八路军办事处。1943年6月，孩子剧团和其他一百多人分乘四辆大卡车，驰行在川北的公路上，向着渴望已久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延安进发。一路上，邓颖超与沿途检查的宪兵和特务们周旋、交涉。在她的帮助下，孩子剧团顺利抵达延安。在邓颖超和周恩来的安排下，绝大部分在重庆的孩子剧团团员撤离完毕。至此，成立五年的孩子剧团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1940年秋，郭沫若、于立群及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部分工作人员于重庆市郊全家院子与孩子剧团团员合影。
抗战时期，孩子剧团的宣传声势之浩大、影响力之广前所未有。短短五年，孩子剧团行程两万多里，途经8个省市，演出30部戏剧，唱响80首抗战歌曲，演出场次多达500场。据统计，仅在抗战大后方的重庆，就约有45万人次观看过孩子剧团的演出。诚如郭沫若所说，孩子剧团是周总理领导的革命文艺队伍，他们“尽可以成为一部抗战的侧面史”。茅盾也称赞孩子剧团是“抗日战争血泊中产生的一朵奇花”，形象地道出了孩子剧团不平凡的经历。邓颖超的关爱是孩子剧团发展道路上的一盏明灯，她的帮助让孩子剧团在战火中迅速成长为一支旗帜鲜明、斗志坚定的抗战文艺宣传队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