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中夏为何与党的“一大”失之交臂？
邓中夏，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思想家、理论家、宣传家，中国工人运动、学生运动与青年运动的杰出领袖。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他创造了诸多的“第一”：
第一个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革命知识分子；
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工人俱乐部；
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工人大学；
第一个提出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英明论断；
第一个提出工人阶级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领导者；
第一个提出香港一定要回归祖国；
第一个首倡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
第一个与王明路线斗争的中共领导人；
他亲自发动与领导的省港大罢工是世界革命史上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
他是党内工人运动的开拓者、中国工会的创建者、中国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决策者；
是最早批判陈独秀、彭述之右倾错误的第一人；
是最早提出工农联盟理论的第一人
……
邓中夏、毛泽东与辅社成员在陶然亭合影
邓中夏为何没有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大全国代表大会呢？
早在1920年3月，邓中夏就与范鸿劼、刘仁静、高君宇等十九人发起创建了中国第一个研究与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进步团体“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是北京共产党组织的前身，她的成立，为建党做了理论、思想与干部的准备。北京党组织成立后，邓中夏多次往返京沪，与上海党组织的陈独秀、李达、李汉俊等商讨南北建党的有关事项。
是年6月3日，共产国际代表魏金斯基与上海党组织商议，决定召开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上海党组织随即向北京、长沙、广州、济南等地党的组织发出信函，请各地务必派二人来沪参加会议。北京党组织接到函件后，当即在西城的辟柴胡同开会，推举去沪参会的代表。会上一致推举邓中夏与张国焘代表北京党组织赴会。但此前邓中夏早已与李大钊商定好了7月1日去南京筹备与主持“少年中国学会”南京年会的工作，时间上与上海党的会议有冲突。加之不久前已经应四川川东道尹之邀，答应去重庆“夏令讲学会”讲学，讲学时间也与上海党的会议有抵牾。于是邓中夏便以“工作忙不克分身”为由，辞谢了赴沪参会的委派，会议改选刘仁静与张国焘代表北京党组织赴沪参会。
邓中夏虽然辞谢了党的一大代表，但他充分认识到此次会议的重要性。于是他与刘仁静于6月18日来到西山碧云寺，租了一间厢房住下来，为北京党组织草拟一大的会议文件《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给中共一大的报告》，汇报北京党组织成立以来的工作成果及进展。
6月24日，邓中夏在《晨报·副刊》发表了白话组诗《西山读书杂诗》，诗中记载了他与刘仁静在碧云寺的状况：“魔心降伏了，四大皆空了。我们请出‘火神’马克思来了，一心专注在他身上了。”这组诗一共有十五首，分三天连载完。最后一首是这样写的：“雨霁了，我可走了。杨子的江色，西湖、洞庭湖的湖色，庐山、衡山的山色，和那巴东三峡的峡色，都在那儿等呢。西山，我们下次再见吧，我们下次见时，你又该换穿着什么服色呢？”诗中隐隐透露出他即将开始的主要行程：南京，少年中国学会年会；长沙，为湖南党组织演讲；重庆，夏令讲学会的讲学。
6月28日，邓中夏与刘仁静一同乘火车离京南下。刘仁静在南京下车，迳往东南大学参加“少年中国学会”年会。邓中夏则取道上海，来到法租界白尔路的博文女校，递交了北京党组织的会议文件，并看望李达和已经到会的毛泽东、何叔衡以及邓恩铭等部分代表，并与他们讨论会议的筹备、议程以及提案等事项。据参会的一大代表包惠僧回忆：
“我们住在当街的两间（房），中靠东的一间是张国焘、周佛海和我住的。中夏同志到重庆参加暑期讲习会路过上海，也在这里住了几天。……他（邓中夏）同每一个代表都交换过工作意见。他对于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的方式方法及提案内容提了不少的意见，起了一定的作用。”
7月2日，邓中夏离开上海到南京，主持少年中国学会的南京年会。4天后，南京年会结束，他再次来到博文女校，参与会议的筹备工作，并多次与参会的一大代表毛泽东、王尽美、张国焘、陈公博、周佛海、陈潭秋、包惠僧等人交换意见，对一大的召开提出自己的建议。直到7月10日，他才告别李达、毛泽东、邓恩铭等一大代表，与黄日葵、曹刍、倪文宙等人买舟西行，赴重庆“夏令讲学会”。讲学会结束后，他仍留在重庆，指导重庆二女师学生钟复光等人领导的“择师运动”，直到“择师运动”完全胜利才出川东下。
10月中旬，他应湖南党组织负责人毛泽东的邀请，来到长沙，于21、22日先后在第一师范附小教室及船山学社阅览室，向湖南党组织及新民学会会员作了题为《四川情状》及《无政府主义与共产主义之比较》的讲演。并在此时创作了气壮山河的诗作《过洞庭》：
莽莽洞庭湖，五日两飞渡。
雪浪拍长空，阴森疑鬼怒。
问今为何世？豺虎满道路。
禽狝歼除之，我行适我素。
莽莽洞庭湖，五日两飞渡。
秋水含落晖，彩霞如赤炷。
问将为何世？共产均贫富。
惨淡经营之，我行适我素。
邓中夏虽然与党的一大会议擦肩而过，但他对一大的贡献，有目共睹；他对中国共产党的成长与壮大做出的巨大贡献，将永远铭刻在中国革命的丰碑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