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新民:如何认识“历史真相”与立场密切相关——从一篇抄袭文章说起
前些年，出自某些专家学者之手的关于抗日战争的所谓“真相”的文章一度很热。特别是附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台湾历史教科书观点的文章受到不少人的热捧。在某些有影响力的网站上，几乎是每发一篇“真相”文章，评论区点赞的表示就纷至沓来，经常是达到90%以上。
这些点赞的网友到底是以历史事实为依据，还是以个人爱好为依据？带着这个疑问，笔者认真阅读了华人历史学家（含大陆、台湾和海外）的几本名气比较大的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书籍。其中中国近代史研究权威学者、美籍华人徐中约教授作的《中国近代史》引起了笔者的特别关注。
据该书扉页的推荐语和出版方的介绍，这部著作的英文本的初版于1970年在美国问世，第二年获得了美国加州“共和奖”，此后每五六年有一新版，2000年完成第六版。1978年牛津大学出版社纪念建社500周年(1478-1978)发表的文告中，列举了几十本名著，本书是其中之一。迄今为止，这部著作仍是美国本科学生学习中国近代史必读的书。这部著作成为欧美及东南亚等地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权威著作及最畅销的学术教科书，因而是一本极具深远影响的经典力作。第六版的中译本荣获第四届“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
对于笔者来说，特别引人注目的还有一点：中国人民大学的张鸣教授对此书推崇备至。他的推荐语印在书的封底上：“这本《中国近代史》……在中国大陆以外的史学界和凡是开中国近代史相关课程的大学生那里，几乎无人不知。直到今天，在西方大学图书馆里，此书仍然有很高的借阅频率，是学界公认的权威著作和教科书。”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另外一名经常发表关于历史文章的北大的知名法学教授，也对此书表示肯定。
对于这种历史“真相”，大家会怎么看？为此，笔者做了这样一个的测试：将该书中关于抗战时期延安的那一部分全文抄袭，作为本人的稿件，投给了当时颇有名气的《共识网》。看看那些网友对国际主流史学界的观点到底是什么态度。投稿时还特地告诉责任编辑（这位编辑经常向本人约稿）：此稿发布后，我会在一个适当的时候作出补充解释。
抄袭的部分为该书的第二十四章《中日战争，1937--1945年》之《延安经验与外国观察》（徐中约著：《中国近代史》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年1月 第474页-481页）。抄袭时将题目改为《历史拒绝假设：真实的延安岁月》。这部分至少可以使网友们了解到，国际主流史学界是怎样看待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中的表现的。在此顺便提一下，有兴趣的网友可以把书中的其他部分看完。
下面是抄袭文章的全文：
“1939年3月，共产党创建了他们自己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后来又建立了晋察冀绥边区政府。国共两党军队之间的摩擦开始越来越频繁发生。
在此后的抗战岁月里，国共冲突始终没有得到解决。虽然蒋一再宣称中共问题本质上是政治问题，因而应通过政治手段来解决，但他却派遣一大部分最精良的部队封锁了西北的共产党地区，其意图是——当对日战争结束后爆发内战即动用这部分部队。共产党方面也不停地扩充武装力量和民众组织，在根据地实施一些意义深远的纲领，为未来的对抗作准备。
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年)为毛主席和中共提供了非常难得的时间，整顿政党和军队，组织民众，创设新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毛主席正处在创造力的顶峰时期，他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形势和中国革命实践的特殊要求巧妙地结合了起来。所以，延安经验对于中国共产主义的发展来说就具有创新的意义；正是在延安经验中种下了毛主席最后胜利的种子。
延安道路的核心是完善群众路线和在农村加强革命的民族主义，这成为毛泽东思想的两大支柱。当然，这些思想在江西时期就已先行发展，但由于来自外部的国民党之不断进攻和来自内部的党内之不断倾轧，因此未能得到充分的表达。李立三、王明和博古等莫斯科培养的中国共产党人反对毛主席的政策，鼓吹倾向城市的苏联模式之无产阶级革命。现在，在延安，毛主席已解决了外来进攻和内部纷争，因此得以推行他自己的战略及发挥他自己的工作方法。这些战略与工作方法成为中国共产主义的特色标志。
根据他的群众路线方法，毛主席热忱地关注农民的需要，开展土地改革和减租减息，促使农民全面地参与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组织。确实，陕西和边区的贫瘠刺激而非阻碍了‘农民激进主义’的诞生，而抗日战争则给予了革命的民族主义以新的动力。因此延安时期乃是一个最终夺取政权的壮大和准备时期。
根据合作和参与的原则，延安时期发起了六场大的运动；从中我们可以发现毛主席日后政策的许多主要特征：
1.采纳了‘精兵简政’原则，精减军队和政府机关。
2.推广‘下乡’运动，使知识分子及党员干部与工农相结合。
3.在不搞土改的地方实行减租减息，减少额度在25％到40％之间，以便使地租不超过田地年产量的三分之一。
4.推行互助合作运动，改组乡村经济。
5.推行‘组织性经济’，使各个组织和干部参加经营和体力劳动。
6.开展新式的教育运动，促使农业社会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改造。
这样，在政治、经济、战争和革命各方面开展的群众路线方法，在领导人和人民之间锻造了一条紧密的纽带，成为延安经验的核心。
在延安时期，毛主席花了很多时间就党和国家面临的问题及奠定最终胜利之基础的策略进行思考、理论化和写作。年届40多岁的他精力极其旺盛，每天工作十三、四个小时，经常熬夜到凌晨时分。1938年他曾几乎没有间断地工作九天九夜写就了《论持久战》一文，当脱稿时他已筋疲力尽。这段时间里他写的其他许多重要的著作有：《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12月)、《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1937年9月)、《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1937年l0月)、《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1938年5月)，《论持久战》(1938年5月)和《战争和战略问题》(1938年11月)。在大约两年的时间里，他撰写的论著有200页是关于战略方面，165页关于政治，55页关于哲学。此后，他还撰写了许多其他著名的作品，包括：《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整顿党的作风》(1942年2月)、《反对党八股》(1942年2月)、《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和《关于重庆谈判》(1945年10月)。1949年7月他写了另一部重要的著作：《论人民民主专政》。
这个拥有自己的领土、政府、纪律严明的政党和军队，以及卓越的领导层的‘另一个中国’之存在，吸引了外国人的好奇心，他们想亲眼一睹这个独立的政治实体到底与国统区有甚么不同。结果，一些外国来访者进入到中共控制的地区，并报道了他们的发现。
1936年7月，斯诺(Edgar Snow)冲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进入共区。此前他曾把中国的共产主义描述成一种‘农村共产主义’，但在他访问了延安并与毛主席交谈后，他把中国共产党提高到了生气勃勃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的地位。斯诺批驳了所谓中共不过是从属于莫斯科之傀儡的看法，断言中国人已发展了一种独一无二的、土生土长的共产主义。他的《西行漫记》是一部经典性的新闻体著作，它曾对美国大众关于红色中国的观念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在这部书中，斯诺把共产党人描述成俭朴的爱国者，而国民党人则是腐败的不可信赖者。
大多数外国记者都怀有对国民党反感和对中共倾心的感觉，只有一个天主教神甫比较明显地例外。虽然这些来访者中有些人抱有偏爱红色中国的先入为主的概念，但总体来说，他们代表着不同的政治信念。共产党人的活力、希望、诚实及对大众的关心，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毕恩来把国民党的‘封建中国’与共产党的‘民主中国’作了区分。美联社和《基督教科学箴言报》(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的斯坦恩把重庆称为‘哀怨之城’和‘一场噩梦’。从延安飞往重庆犹如‘从中国的一个世界到了另一个世界’。《时代生活》(Time—Life)的白修德描述延安人比中国其他任何地方的人都更‘强壮健康’，而合众社和纽约先驱论坛(New York Herald Tribune)的福尔曼则在1943年认为红军战士‘大约是我所曾见过的营养最好的部队’。
用作比较的标准不是共产党中国与美国，而是重庆和延安。前者代表着‘旧中国’——死气沉沉、颓废衰微、自私自利、逆来顺受、对普通百姓漠不关心、贫穷落后、不讲人道，任人唯亲，而后者则代表‘新中国’——满怀希望、朝气蓬勃、效率卓著、斗志昂扬、纲纪严明、热情洋溢。斯诺称—颗红星正在中国上空冉冉升起，而白修德则认为国民政府正因其行为不当而失去天命，因其道德沦丧和滥施暴政而腐朽枯萎。虽然白修德‘不信任共产党的用心，也不希望看到中国被淹没在红色浪潮中’，但他还是认为国民党‘颓废衰微’而共产党则‘生气勃勃’——‘相形之下’后者‘光芒四射’。
回顾历史，人们会倾向于认为，这些外国报道者是一些新闻记者，他们写下所见所闻，而不像训练有素的政治学家们那样，有能力去精确地把握中共的理论本质和最终目标。这些记者们没有能力在民主的手段和中共的目的之间作出区分，也没能意识到统一战线政策只是推延了而非抛弃了夺取政权和世界革命的根本原则。
如同人们意料的那样，蒋中正叱责这些报道‘不公正……带有偏见’。毛主席也驳斥有关中国共产党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他向外国记者澄清说中共‘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永远是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是支持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主义者。斯诺据此报道称中共的改良主义倾向‘仅仅是一个非常暂时的事务’，其最终目标仍然是建立‘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概念的真正彻底的社会主义国家’。但尽管有毛主席的抗议和斯诺的报道，那种中国共产党是‘农村改革家’的形象还是无法从美国人的心目中消除。
外国观察家自然对俄国与中国共产党之联系的问题感兴趣，但他们只发现1937—1938年间有一个塔斯社记者在山西，1944年夏有三名俄国人在延安：两人是塔斯社记者，一人是外科医生，全都是经国民政府的准许到那里去的。西方记者很满意地看到那里没有甚么苏俄援助中国共产党的迹象。确实，毛主席在1945年4月的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称，中国的制度必须根据中国的历史来建立，正如俄国的制度是根据俄国历史建立起来一样。
经蒋中正批准进入共区的第一位美国军官是美国海军陆战队上尉卡尔逊(Evans F. Cadson)，此人曾于1927—1928年及1933—1935年间在中国担任过情报官。他是在1937年7月中日战争爆发后不久被派来考察中共的军事行动，并且颇为同情地把中共武装与美国革命战争时的民兵相提并论，赞扬他们的‘道德教训’做法，在他看来，这种做法意味着较高的政治觉悟、道德行为和官兵之间更加民主的情谊。他关于中共军队与人民之间紧密相连和‘有机结合’的报告同样地充满热情：‘八路军和人民如鱼得水’。
1943年初，史迪威(Joseph Stilwell)将军的政治顾问戴维斯(John P. Davies)建议派遣一个美国军事观察团前往中共控制区，但这个建议没有被史迪威采纳。戴维斯在1943年6月24日和1944年1月15日再次向史迪威和国务院递呈了他的建议；他指出中共军队是华北地区最有凝众力、纪律最严明也最有进取心的抗日部队，而华北也正是未来苏联参战时苏军最有可能进入的地区。向延安派遣一个美国使团可以搜集军事情报、判断苏联的意图，或许还可以消除俄国对中共的影响力。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总统虽然对这个建议很感兴趣，但由于蒋的反对，他将这件事搁置了起来。美国国务院外交官谢伟思(John s. Service)作了另一项提议，他报告说中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影响下中国境内最有活力的力量，建议华盛顿应利用中共来平衡苏联在中国和东亚的影响。最后，在1944年6月23日，罗斯福获得蒋中正同意，派一个军事观察团前往延安。
第一支美国派遣队于7月22日抵达中共的首都，第二支则在8月7日到达。这个团队被称为‘迪克西使团’，共有十八名成员，带队的是包瑞德(David D. Barrett)上校，他曾是一名汉语教官和派驻北京的武官。
中共领袖们亲切地接待了迪克西使团，并于1944年8月底，谢伟思对毛主席作了那次被长期压住的著名采访。毛主席宣称他希望避免内战，但只有当美国人能够实施干预以迫使蒋中正接受妥协时才有可能。这样的干预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没有美国的援助，国民党是无法用武力压服中共的。内战‘在所难免但也不一定要爆发’，这最终要由美国人来决定。毛主席又补充说，无论怎样，美国自己先得将中国从日本解放出来，而在这一点上，他的军队之支持是至关重要的。战争的影响将在军事上以及在战后时期限制苏联的帮助。华府阅读了谢伟思的报告，但置之不理。美国继续扶持蒋作为中国合法政府的首脑，同时希望他能革新他的政权以求挫败中共。不过，美国希望在可能的条件下将中共的部队融合进对日本的战争。
戴维斯和谢伟思确信蒋消灭不了共产党，极有可能的是共产党打垮了他，除非国民党实行激烈的改革。1944年11月初，接替谢伟思在延安的戴维斯得出结论，‘共产党将在中国存在下去。中国的命运不是由蒋掌握，而是掌握在共产党手里。’戴维斯和谢伟思确信支持中共比支持国民党意义更大。他们考虑了各种选择，包括利用中共的民族主义特征尽可能地把中共与俄国人分隔开来。但在最后，他们相信蒋不会改革他的政权，而他们也担心美国会把蒋一脚踢开。戴维斯向华盛顿建议‘我们现在不应该抛弃蒋介石。在目前时刻这样做，我们将得不偿失。’
在这种模棱两可的背景下，美国驻华人员考虑暗中与中共建立关系，尽管蒋的反对是众所周知的。在延安的军方使团把共区称作是‘一个不同的国家’，‘延安是中国最现代的地方’。美国人一再注意到中共的民族主义和实用主义，在1944年秋，他们就预见到中共非常有可能取得最后胜利。就连那位以亲国民党立场著称的罗斯福总统驻华特使赫尔利(Patrick Hurley)也在1944年11月访问延安后评价说，中共是‘中国唯一真正的民主分子’，他们‘事实上不是共产党；他们正在为民主原则而奋斗。’高斯(Clarence Gauss)大使也认为他们可能赢得最后胜利；高斯主张‘退出中国政局，听凭它(国民政府)垮台，自行了结’。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魏德迈(Albert C. Wedemeyer)将军的一些参谋人员与战略情报局合作，决定向中共建议一项武装两万五千名游击队和更多民兵的计划。美国特种部队将前来训练这批人，并率领他们进攻一些由魏德迈选定的战略要点，所有中共军队将与魏德迈将军合作。但是，美国驻华情报机关中最保守、与国民党秘密警察渊源也最深的美国海军情报局将这一消息透露给了蒋。魏德迈和赫尔利都声称对这一计划的拟议一无所知而委过于包瑞德，包瑞德因此被剥夺了晋升准将的机会及被迫承受许多其他的屈辱。
延安的经验在中共历史上是极其重要的。就内部而言，它根据群众路线创立了一套新的社会政治制度，同时毛主席创造性地为他的革命运动奠定了理论基础。就外部而言，它吸引了一个美国军事观察团、一些美国国务院外交官和一个美国总统特使前来访问，另外还有大批外国记者前来采访。它实际上取得了一种半国际承认的地位。到1945年，延安控制着十八块根据地，共有一百万平方公里，约一亿人口。它拥有一百万党员和相同数量的武装力量。毛主席事实上建立了与国民政府争夺国家最高政权的另一个中国。按一位著名历史学家的观点，毛主席的政策中，没有哪一项比‘在抗战环境下的第二次统战政策’更有益于他的最后胜利。”
上面所述就是抄袭的全部内容。
文章在2013年5月8日上午发布后，我就看网友的反映。对此文表示“犯晕”的很快蹿升至90%，后来一直停留在95%。
我将此事的整个过程通过电子邮件告诉了《共识网》的那位责任编辑。但没有得到答复。但是通过这件事，使我得到这样的启示：一个人对任何问题，包括历史问题的看法，除了个人的“烙印”因素外，社会舆论导向起到的影响力是不可忽视的。这是因为多年以来，中国老百姓都习惯把发表在国内媒体上的文章视为党和政府的声音。既然党和政府的媒体能够发布那些“真相”，那我们有什么理由不相信那些“真相”呢？但是实际上这些年来，不少媒体发表的文章，早已逾越了《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确立的基本原则。这方面的例子太多，就不一一列举了。
后来笔者在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出版的《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时，发现该书有个判断很值得深思，这或许也可以解释前面那种热衷传播“真相”的深层次原因：
“当前的中国正面临着巨大的意识形态危机。文化机构被大规模地市场化，垄断资本掌控各类新媒体，西方的人文社会科学体系被原封不动地传经布道，一些学者将‘为富人说话’作为理所当然的信条。”
“任由社会主义虚无化的荒草不断地滋长，它很快就会覆盖过整个共和国的大厦。到那时，资本完成了它最后的使命，就是对于人的大脑的控制，而社会主义政权统治的意识形态也就随之瓦解了。”（见该书第189页）
最后想提一下，既要保障言论自由，又要防止所谓的“真相”横行无忌，还是寄希望国家的《新闻法》和《出版法》的早日出台。这个话题太大，就不在这里讨论了。
